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他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家庭、家教、家风，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给爸爸八十八周岁生日的贺信》中，习近平感情至深地谈到，希望从父亲那里继承和吸取做人、做事、对信仰的执着追求、赤子情怀、俭朴生活等五个方面的高尚品质，并把这些可贵的品质概括为“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今天，重温习仲勋同志的家风，一是能够彰显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人格风范，二是能够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树立榜样，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习仲勋同志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曾先后多次赞誉他。在1943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晚年时的习仲勋仍然讲道：“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的确，始终顾全大局，以党的事业和革命事业为重，是习仲勋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1935年9月陕甘地区发生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包括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革命领导同志都被关押起来，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刀下留人”及时制止了这场错误的肃反。获救后的习仲勋对党发生的错误没有任何埋怨，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不同岗位上认真工作。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遭遇诬陷，蒙冤受屈长达16年。在这16年时间里，习仲勋始终没有动摇信念，一直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继续工作。特别是在“文革”中被监禁的近8年时间中，习仲勋以惊人的毅力在只有十几平米的房间中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正步走一万步，倒步走一万步，坚持了两千多个日夜。平反后，他闭口不谈个人的遭遇和坎坷，只说：“相信党，相信人民；为了国家，我愿意奉献全部的力量。”

习仲勋与家人合影。

同时，习仲勋还不忘言传身教，教导子女、家人。1960年习正宁刚好高中毕业，为了实现小时候就想当军人的梦想，他萌发了报考军事学院的念头。习仲勋知道这事后，叫来习正宁对他说：“现在中苏关系很紧张，苏联在科技上卡我们，压我们。我们要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你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去报考科技和理工大学，国家需要自己的科技人才。”父亲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正宁的内心，这种“为祖国学文化”的信念改变了习正宁的志向，让他主动放弃了报考军事学院的打算，而是选择了中国科技大学主修自动控制专业，逐渐成长为一名国家需要的科技人才。还有一次，夫人齐心在教导子女时说道：“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 2001年10月15日，习仲勋88岁寿宴，忙于公务的习近平难以脱身，就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习仲勋听完来信后说：“还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二、“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能变！”

习仲勋出生于陕西富平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苦难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是农民的儿子”，这是习仲勋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习仲勋都十分勤俭节约，吃饭不留心掉下饭渣儿，他会立刻捡起吃掉；洗过澡的水不舍得放掉，就把换下的衣服泡进去洗洗；自己的衣服和被褥是补丁叠着补丁。即使是在晚年休养期间，他仍坚持节俭过日子，每天都要嘱咐工作人员关掉不必要的电灯。对于习仲勋的这种节俭程度，有时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大理解，就会说一些诸如“现在条件好了”“时代不同了”等等话语，习仲勋听后就会大声地回应：“什么时代不同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能变！”习仲勋信守“勤俭兴邦”，他也是这样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的。

1958年，习仲勋和儿子在一起。

提起习仲勋的节约规矩，他的孩子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小时候同父亲一起进餐时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场景。对于穿戴，习仲勋要求他们简单朴素，并且还立下了一个“接力规矩”——“我们的孩子们小时候穿衣服都是姐姐们穿过弟弟们穿。”习近平当年就因为同学的笑话而不愿穿姐姐的鞋子，但习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因此，在国务院机关每年举办的带家属的活动中，就有人开玩笑说：“看哪个孩子穿得最朴素，肯定就是习副总理家的。”不仅孩子如此，习仲勋的夫人齐心也是朴素到了别人议论的地步，有人就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这样的议论换成别人难免会心里不舒服，但习仲勋却不这样看，他知道后笑着说：“土比洋好！”为了加深子女的艰苦奋斗意识，习仲勋还在院落里开了一处菜园子，亲自带孩子下地干活，加深他们对劳动、对土地的热爱。有一次，女儿安安踩到刚浇过水的菜地，弄得鞋子沾满泥巴，习仲勋就建议她：“干脆把鞋子脱下来，干活还利索点儿！”并笑着说，“劳动累人，但会让我们心里有收获！”安安后来深有体会地说：“通过劳动，我们的心灵深处根植下了劳动人民的本色。”

三、“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999年10月1日，习仲勋应邀出席国庆50周年大典。在光彩绚目的焰火照耀下，陪同领导对习老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习仲勋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习仲勋的一生，可以说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看得最为重要，他曾讲道：“我这一辈子人民不答应的事，我都不干，别人伤害老百姓我也不答应。”毛主席更是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主席时，有一次，一位大娘为家事告状到政府，一见到习仲勋就立马跪下哭诉道：“我娃不孝……”习仲勋连忙搀扶起来并安慰道：“我就是你儿子，有啥给我讲。”习仲勋不仅从群众中来，还坚持到群众中去。1978年，广东的“逃港潮”一时泛滥，习仲勋刚一上任就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经常与秘书一起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不认识，就家长里短地聊了起来，多方面了解当时广东的贫困。就这样，习仲勋从群众那里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找到了问题发生的根源。

1960年，习仲勋、齐心与子女、亲友在北海公园合影。

对于家人和子女，习仲勋要求他们离人民能近些就近些，与人民不离不弃、同甘共苦。早在革命年代，习仲勋就鼓励自己的妻子到基层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在他写给齐心的“革命两地书”中就说道：“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对于子女亦如此，习仲勋鼓励和敦促他们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习近平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于1969年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插队落户，一干就是七年，直到1975年10月才离开。这期间，习近平不仅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成为了梁家河村的带头人、致富人，真真切切地为人民办实事。习近平吃苦耐劳的品质，梁家河人记得十分真切。比如为了解决全村的吃水问题，习近平带领村民打井，即使是冬天也坚持打，习近平带头下到井里，水冰凉刺骨，两腿冻得毫无知觉，就这样习近平的腿落下了毛病，一到冬天就容易腿疼。七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对习近平来说影响是深远的，后来他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不仅如此，受习仲勋的影响，2002年习近平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是黄土地的儿子》的回忆文章，其中就写道：“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四、“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

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本色。在这方面，习仲勋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为政清廉，不谋私利。1978年，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热心主动地送给广东省委三台空调，其中一台指名要送给习仲勋。习仲勋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接受，于是工作人员就按照习仲勋的指示，把空调装到了省委会议室供大家享受。不仅如此，习仲勋还坚决做到不允许家人、亲属利用他的地位享用特权，力求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新中国成立后，为工作需要，党和国家为习仲勋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都配备了专车，为此习仲勋专门立下一条规矩：国家给我配的车，是为工作需要，家属和子女不能随便用车，特殊情况要用，要经过我批准。当时，齐心上下班比较远，有时碰到刮风下雨或下雪天，工作人员就提议用车接送一下，但习仲勋每次都不同意，还说“不能搞特殊化”。就这样，齐心一直坚持坐公交车上下班。当然，也有工作人员实在不忍心而破坏规矩的时候。有一次天气非常不好，又刚好是放学时间，工作人员就用车接了一次孩子，习仲勋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卫士长：“我的家属和子女不能随便用我的车，为什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今后再不能这样了。”齐桥桥小升初时，第一志愿报考了北京一〇一中学，但是成绩公布后相差了0.5分，以习仲勋的地位、资历，0.5分的差距打个招呼就能上，但习仲勋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借此考验了一番桥桥。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要不要我去打个招呼？”让习仲勋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桥桥明确地说：“考上哪儿就去哪儿。”就这样，桥桥就近到了她报考的第二志愿河北北京中学读书。桥桥在河北北京中学上学期间，正值习仲勋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报纸上会经常出现习仲勋的名字，而恰恰习姓又非常少见，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习桥桥与习仲勋的父女关系。为了避免学校因此照顾桥桥，习仲勋决定让她改随母姓“齐”，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从此，桥桥就一直随母亲姓。长大后，桥桥跟随父亲来到广东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办理了出国留学的各种手续，本以为会得到父亲的支持，但当她告诉父亲时，习仲勋却说：“现在对出国留学，社会上有些议论，我刚复出，你就出去，你认为合适吗？……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听到这话，桥桥欣然接受了父亲的意见，没有出国，而是一直在国内努力工作。习乾平从外交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1983年王光英筹建成立光大公司，因业务需要，想把学习法语专业的习乾平调到公司工作，习仲勋知道这事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并讲道：“……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习乾平对于不能调换工作一事感到非常委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习仲勋就对她讲：“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不仅对女儿要求严格，习仲勋对儿子的严格则几近苛刻。习正宁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在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陕西省户县的一个山区从事科研工作。1978年改革开放后，总后勤学院从日本进口了一批计算机，但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正宁是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刚好被选中，办好了调动手续准备赴京上班。但习仲勋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儿子调到北京，因为这时习仲勋刚刚复出，会被误认为是以权谋私。因此在正宁不知情的情况下，习仲勋就找到总后勤学院的领导让其撤销了调令。

五、“学会包容，懂得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团结为本、宽厚待人，是习仲勋一贯的作风。1956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约请邓宝珊到中南海丰泽园吃饭畅谈，其中就谈到了对习仲勋的评价。毛泽东说：“邓先生，你是可以‘通天’的，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和中央接头。”邓宝珊十分坦诚地说：“我在榆林十多年，过往延安多次，途经绥德和仲勋早有过接触，仲勋也去过榆林。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主席听后非常赞同地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正因此特点，习仲勋在他的七十余年革命生涯中长期与党的统战工作“打交道”，并作出了杰出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习仲勋以其稳重踏实、宽宏大量的人格魅力与许多党外人士都建立了良好关系。如习仲勋与被毛泽东称为“文伯兄”的张治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职前后加起来共事五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调回中央后，每周都要聚会一次，可见其关系密切。晚年习仲勋曾动情地对邓宝珊的儿子讲：“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真正能为我说话的就数你们的父亲和张治中了。”又如习仲勋与藏族领袖黄正清深交长达四十多年，黄正清曾撰文称二人是“挚友”、“知己”、“亲兄弟”。再如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习仲勋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建立了历久弥坚的深厚友谊，1978年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十世班禅也选择来广东休养，两人一见面，班禅就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

1960年，习仲勋、齐心与亲友在北海公园合影。

在教育子女方面，习仲勋要求他们“对人要宽宏大量”。习安安小时候不懂事，有一次养病在家吃饭的时候，因为鱼没有做熟，索性放下筷子不吃了，并口气不好地对厨师说：“老王叔叔，您的这个鱼怎么没做熟啊？”习仲勋听到立马停下来批评说：“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跟你王叔叔说话？”并教育道，“安安，你要学会包容，要懂得尊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安安听了当即就向王叔叔道了歉。毛泽东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对于曾伤害过自己的人，习仲勋也总是以宽容相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位同志经不住政治压力，写过关于揭发习仲勋的材料，在习仲勋平反复出后，他因心中有愧一直不敢面对习仲勋，而习仲勋得知他在住房上有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后，就指示有关部门给他解决，并在后来他生病住院期间，专程去看望他。这位同志感动得泪流满面，无以言表。还有一次习仲勋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碰到一位熟人，这位熟人曾违心讲过习仲勋一些不利的话，因此看到习仲勋就故意想躲避，但习仲勋见后就主动上前握手问候。对此，女儿听后十分不解“干嘛还理她？”习仲勋就说：“她一个妇道人家，有家有孩子，当初那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可以理解。”这是何等的宽厚仁慈！习仲勋对子女的这种言传身教，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习仲勋临终遗言：“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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