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命题，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首提首创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就明确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和锐利武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锐利武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不懈地进行彻里彻外的党的自我革命。

一、党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先进文化形态横空出世的。而建党学说，又是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构件。在建党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是：建立一个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特殊的政党，一个以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的自觉的不断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然而，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那些带着剥削阶级思想烙印，凭猎奇心理参与党内的学术达人，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进行曲解和篡改。从1847年《共产主义国际同盟》成立、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直到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相继去世的近半个世纪里，整个欧洲鲜有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行”的政党出现。马恩的故乡德国没有，马克思著书立说的英国没有，巴黎公社起义的法国没有，其他国家也没听说有。有的是一批批曲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政党。“就连马克思、恩格斯亲手创立的党，也在他们逝世后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册第583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倾其毕生精力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不得不分出极大精力，同各式各样的冒牌货进行坚决斗争，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科学性和纯洁性。正如恩格斯1882年10月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所说：“马克思和我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394页）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者和模范践行者。1898年，俄国共产党一成立，党内就处于思想理论上和政治方向上的对立和分裂状态。1901年，列宁首次提出从思想理论上建党的主张，并通过党内斗争于1903年团结、争取了俄国共产党中的大多数，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列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俄国社会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由理论第一次变为实践，干出了一番取得“庶民的胜利”改天换地的大事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之外，第二国际的那些党，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册第235页）从十月革命胜利，到苏共亡党国70多年的历史，众所周知不必赘述。17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昭示一条真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内部斗争，通过自我革命实现的。任何拒绝内部斗争和自我革命的党，都注定逃不出幼年夭折或半途而废的命运。

二、自我革命是成就中国共产党宏图伟业的决定性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就现实来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70多年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堪称通过自我革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执政党。党初创和幼年时期（1927—1934），党的章程、纲领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党的领导人由共产国际指定，党的行动由共产国际指挥……党在革命路上还没迈出第一步，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陈公博、周佛海就投向敌人的营垒。党的第一届到第六届的主要领导人，接二连三犯严重右倾或左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队伍面临被赶尽杀绝和溃散的危机时刻，革命星星之火险遭反革命恶浪浇灭的紧要关头，是被排斥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之外的毛泽东，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革命道路的同时，开辟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道路。

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质，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建一个真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军队的革命。从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途中的“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到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建立起一整套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制度；从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和警惕“糖衣炮弹”袭击的忠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到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一生都在狠抓党的自我革命。更令人感慨的是，毛泽东一生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表率和排头兵。例如，延安整风时，伤害和冤枉了一些干部，毛泽东向这些干部鞠躬致歉，果断予以纠正。一位农村妇女诅咒让雷劈死毛泽东，毛主席不仅严禁惩罚这位妇女，而是从自身工作上和党的政策上查找漏洞。“大跃进”时刮起浮夸风，本来由毛主席首先发现并着手纠正，却主动承担作为党主席的责任，于1961年底、1962年初，两次在全国性大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作自我批评。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毛主席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半年不沾肉蛋以致全身浮肿……不否认毛主席在狠抓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出现过急于求成和方式方法上的失误，但人类历史上就没有一蹴而就、没有失误的革命。总之，毛主席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三、深入理解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这一斩钉截铁的科学论断，深刻阐明了腐败的极端危害性，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腐败是一种历史痼疾。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痛陈明王朝一朝覆亡、李自成进北京40天失败的惨痛教训。1945年7月延安“窑洞对”，黄炎培提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两者都不约而同指向同一祸根——腐败。如果说，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是腐败生成、延续和不可根绝的沃土，那么，腐败—灭亡—再腐败—再灭亡的循环往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改朝换代的通律。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作为领导人民事业的核心力量，且已执政7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任由腐败这一毒瘤蔓延滋长，同样难逃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同样会对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造成致命威胁。

然而，党的十八大之前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在西风劲吹、一切向钱看大环境的影响下，一些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弹”轰击下纷纷倒下。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军队，井喷式出现的腐败分子成群结队，触目惊心，细思极恐的“老虎”遍地跑，“苍蝇”满天飞，公仆变老爷的腐败现象，成为人民群众最忧心的话题、党失信于民的最大祸根。这些年，绝大多数腐败分子是以经济犯罪的罪名被拿下的。其实经济犯罪只是表象，实质是思想上政治上走向了党的反面。这些思想上政治上走向党的反面的当权派，“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经济上贪婪无底线，买官卖官、滥用职权形成习惯，吃里扒外、卖国投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腐败分子掌控的权力，变质、变色、变味是必然的。记得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曾经说过，最高领导人一变，一切都可能会变。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权力一旦被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之流超级大老虎所窃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就有被断送的危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胆略和智慧，亲自谋划和指挥反腐败斗争，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挽救了党，挽救了人民军队，挽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挽救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很明显，这是最彻底的党的自我革命。

四、党的自我革命不止于反腐败斗争

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岁月，到巩固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在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对腐败和腐败分子一向视为敌我性质的矛盾，一向采取零容忍、严制裁的霹雳手段。但是党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赶考”的课程不是一门而是多门。党的自我革命要解决的最大量的问题，是有损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若干相关病毒和灰尘，而铲除扫除这些病毒和灰尘，主要采取思想教育，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途径。毛主席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党的自我革命，说到底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革命，是培育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的革命，是激励和增强勇于斗争、善于斗争本领的革命，是普遍、深入和持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改造运动。

以延安整风为例。延安整风是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毛泽东倡导、部署和发起的一场全党全军范围的自我革命。从毛主席发表的相关文献看，1937年9月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为延安整风的发端。尔后陆续发表的相关文献有：《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论政策》（1940年12月）、《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反对党八股》（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等等。这一系列极具问题针对性和导向性文献所阐发的光辉思想，构建起延安整风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要素、大系统。通过延安整风，党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端正了学风、党风和文风，提高了政策和策略水平，改进和增强了工作方法、工作能力，明确为人民服务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激发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使全党全军达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空前团结，战斗力实现了革命性跃升，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发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警言。几十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包括党风在内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80年前延安整风基本解决了的问题，大有花样翻新，春风吹又生，卷土又重来之势。如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理论脱离实际的诸多现象，党八股的恶劣文风，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小圈子倾向等等，在现实生活中不是随处可见吗？凡此种种，都属于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克服和纠正的范畴。新征程上，党的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与党的使命任务不相适应的矛盾，永远都属于通过党的自我革命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五、两个“永远在路上”的深远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的这两个重要观点，是对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党的事业伟大工程辩证统一规律的深刻揭示，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新性发展，也是对我们党宝贵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升华。我们党百年奋斗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创造的每一个辉煌，无不是靠从严治党、靠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硕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整个思想体系的完善、捍卫和发展，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建设，都要经过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毛泽东，曾于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三大革命；在1963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提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三大革命、三大实践是相互关联的社会革命的整体。它可以有先后、有重点的区别，但任何一项都不能缺。历史的经验表明，即使通过阶级斗争赢得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如果不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如果在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领域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不仅难以理直气壮地说马克思主义行，社会主义好，政治革命的成果也将难以巩固，甚至随时有倒退和复辟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党通过武装斗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悲惨命运之时，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达到巅峰之际。我们在保卫和巩固政权，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时，又处在攫取霸主地位的西方世界新技术革命酝酿和猛烈爆发之际。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工业和科技领域，比欧美落后200年，比日本落后80年，比印度也要落后几十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穷二白，几乎从零起步，在生产斗争和科学技术领域急追猛赶，取得了多项从无到有、从有到追、从追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惊艳世界的跨越式成就，但由于基础差，起步晚，至今仍存在多方面的短板。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也跨上了第二个百年的新征途。新征途上，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比以往会更加严峻和复杂，需要破解的独有难题会更加难以预料。例如，当前帝国主义视中国为头号对手，把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和技术活动全部武器化、战争化。面对帝国主义欲对我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末日疯狂，我们党要担负起领导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尤其是人民幸福指数诸方面都胜过资本主义的使命任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任务，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压力出动力。其中的核心动力就出自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只要中国共产党永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血性，兼济天下、环球同此凉热的胸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必然会进一步感动亿万人民群众这个“上帝”，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险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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