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方面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是一个重大理论判断和理论创新。学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一定讨论，主要集中于对部分相关文本的总结等方面。笔者认为，需要结合人类文明史、近现代思想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当代中国生动实践，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理论定位和独特价值。

一、现代化本义考

作为一个外来词汇，“现代”的英语表达为“modern”，16世纪后才逐渐广泛使用。“modern”在日语里一般被翻译成“近代”，“近代化”也是日语受欧化影响而衍生的词汇。故在中国近现代语境中，“现代化”和“近代化”往往混用。

马克思曾经用过“现代国家政权”“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等提法，但没有用“现代化”（modernize）这个词。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现代”概念，主要指工业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时代，与当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指的“现代”有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著作在“五四”之后译介至中国，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理解“现代”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代以来，已有较多报纸谈论“现代化”“近代化”。一些近代早期便在中国经营发行的英文期刊，如“The North China”“The China Press”等出现了较多有关世界各国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报道。据学界考察，“现代化”这个词主要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才逐渐在中国思想界流行，最早应出现于1922年。1922年３月，严既澄在《民铎》杂志上提到“近代化的孔家思想”。1922年和1923年，康白情和幼雄在《东方杂志》上分别谈及中国国民性以及美国军舰的“近代化”问题。同年４月，《东方杂志》发文称颂阿富汗启动的“现代化”改革模仿日本明治维新，是一个融政治、经济、税务、教育变革于一体的综合计划，文学家、翻译家夏丏尊在译介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也将“农业文明”向“商工文明”的时代转化概括为“中国的现代化”。1922年到1930年之间，“现代化”一词出现的概率日益增大，以《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这三家近代中国主要刊物为例，1932年这三家报纸所刊文章中出现“现代化”和“近代化”的频率分别是108次、100次、31次，1933年到1934年间则攀升到322次、170次、38次。1933年，《申报》专门设立了一个讨论现代化问题的专栏，面向全国征文，最终有26篇文章发表，内容涉及民主、法制、教育、人口素质、工业化等各方面现代化的内涵和实践要求，这便是著名的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此后，“现代化”一词在中国社会普遍流行起来。

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甚至学术流派，现代化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主要集中于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领域，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广泛使用“现代化”概念，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兴起的学术流派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便是将人类社会分为传统和现代——文艺复兴之前是以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文艺复兴之后则是以工业文明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

但是有关“现代化”的完整定义，理论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认识。S.N.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社会经济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在17世纪到19世纪就已于欧美各国完成，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将工业革命看成“现代化”的特征。吉尔伯特·罗兹曼将“现代化”看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变革的过程，认为“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塞缪尔·亨廷顿则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过程，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此外，西里尔·布莱克对“现代化”的定义则相对学理化：“所谓现代化……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正在发生着变化……‘现代化’的定义是：就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言，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或者超过了不可回转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如果无生命动力的比较少量的减少无法为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所‘弥补’或者如果不对社会作不可避免的、广泛的改革就无法弥补，那么这个社会或民族就现代化了。”他认为现代社会中整个社会运行动力的资源是无生命的，即以机械力而非人力和畜力作为社会主要的劳动力基础，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生产工具的出现，使得生物性劳动不断减少，社会机械化或工业化水平日益提高，故布莱克的核心观点是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

但上述“现代化”的定义多从外延功能而非从本质特征出发，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果单纯将“现代化”解释为一个过程或包含若干内容的事物，则无法与“封建化”等其他概念区分开来，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笔者认为，现代化是指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类高举科学主义大旗，最大限度利用科学，以征服自然力、获取一切资源为人类服务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本质是科学至上、理性主义。这个定义能够表明，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是科学至上的社会价值准则。在文艺复兴以前，人类社会崇拜的是自然力权威，无论是原始的图腾崇拜，还是后来的酋长崇拜、诸神崇拜、教主崇拜，本质上都是对神秘的自然力的崇拜，这是因为科学不发达，人们的现实生存能力有着强烈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西方，万能的“上帝”主宰了人们的命运上千年。在中国，神秘的“上天”管制人们活动的时间也甚为久远。处于这种崇拜价值观下的人类活动，便形成了所谓的传统社会。

近代以来，人类自从掌握科学、利用科学、发展科学之后，逐渐消除了对于自然界的恐惧，此后人类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是因为人类从自然力的长期束缚下得到了很大解放，尤其是生存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高扬的人本主义得到高度实现，人类不再简单匍匐于自然、神的意志之下。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就是通过科学的发展，提高了人类自身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能力，进而克服了自然界的约束。世界总人口从20世纪初的16亿猛增到现在的70亿，在不到100年时间里增加了近4倍，这主要归结于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

科学至上社会价值准则的出现使人类跨入现代社会，但科学绝不是万能的，终有一天，人类会采用一种更能造福普遍大众的价值准则。到那时，我们才可以宣布现代化阶段的终结，一种新的人类发展阶段——不妨简称为“后现代化阶段”，将会到来。然而，在目前及人类近期发展阶段中，现代化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

二、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一直以来，现代化都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直至今天，关于现代化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是否实现“现代化”不能仅从量化指标来看，一方面，指标的标准难以统一且可能不尽严谨，另一方面，量化指标仅关注相对直观的阶段性发展水平，却忽视了诸如文化意义、文明形态等层面的现代化意涵。因此，研究现代化发展水平时，一定要明晰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实践标准。

考察现代化的基本内容，首先需要回应的是如何衡量现代化水平高低的指标或体系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现代化的根本特征是科学至上的社会价值准则，在此基础上包含了三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现代化一定意味着社会生产力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准，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力发达的社会不一定充分实现了现代化，但是生产力落后肯定不能算是现代化国家。这是因为，只有生产力发达，科技才能发达，人类才能摆脱自然的束缚，实现相对于自然界的自由，“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据中国科技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从2015年的1.42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2.4万亿元左右，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2015年增长近一倍。2020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2.4万亿元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科技进步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向纵深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第二，社会平等自由、和谐稳定程度。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加看重自由的价值、追求自由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人们得到社会关爱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这种自由是人类逐渐减少社会对自己的束缚、实现真正属于人本身的自由。有学者基于190个城市的经验研究，证实了中国实行的以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增进农村居民福祉为宗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降低了农村居民犯罪的概率，从而降低了中国犯罪率。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犯罪率很低的国家之一，这与党和国家一直致力于推动提振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各项举措有密切关系。

第三，人们精神文化丰富的程度。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文化素质总体上比较高，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人们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本质上，现代化跟社会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性。2021年8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培育了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文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更好构筑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当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繁荣现实，更加佐证了党和国家对于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视，全面践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基本要求和实践标准。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论述与“四个现代化”概念的确立

深入考察“现代化”概念发展与理论定位，也需要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视野。不过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的文章中较少有“现代化”这一说法，使用比较多的是“现代”一词。在党内领导群体中最早讲述“现代化”的是瞿秋白，1931年秋，瞿秋白在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提出，“要发动新的文字革命……直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罗马化”。1933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告青年书》中说，“英帝国主义使广东的反动军队更‘现代化’”，实则是从反讽的意义上，批判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对革命力量的摧残。1934年1月，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社会经济的基础》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农民的肩上还和以前一样，全般担负着过去的封建式的或半封建式的剥削与束缚，虽然这些剥削与束缚，有些已‘现代化’了。但一些都没有减轻。资本主义把殖民地的乡村，包容在它的税收的和商业的工具的传统里，而且破坏了前资本主义的关系（例如农村公社的破坏）,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因此把农村从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与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不过给了农民一种货币的形式而已（如封建式徭役制和农产物交租代替以金钱纳税等等）。如此，更加重了农民的痛苦”，深入揭示了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中国农民的痛苦。概言之，当时所使用的“现代化”概念含义不尽一致，均要放入相应语境加以具体理解。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我们党较早探讨“现代化”问题并发展出符合中国社会需要的“现代化”意涵的重要代表人物。1938年1月7日，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战》一文中使用了“现代化的军事工业”“装备的现代化”“军队现代化”等说法。毛泽东在1938年5月撰写的《论持久战》中也用了“现代化”一词，明确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1939年，周恩来在《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一文中还使用了“近代化”概念，认为：“整个的中国东部，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中国的西部当然不如东部，尽管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国东部完全被敌人统治，我们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贫弱危困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敌人就能够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

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使用了与“现代化”相近的术语，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946年2月，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时对美国在技术上帮助中共军队的可能性表示感谢，表达出“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和民主的道路”的强烈意愿。1949年2月，毛泽东在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时也指出，“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

此后，毛泽东继续围绕“现代化”“集体化”“社会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强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同年4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也指出：“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这体现出对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迫切愿望。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有关“现代化”的基本认识取向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为之后进一步丰富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进一步就“现代化”问题形成了系列论述。仅《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一册提及“现代化”就多达12次，涉及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现代化的科学文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等若干方面，体现出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美好长远构想。

周恩来有关“现代化”的论述也非常多（见表1），且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中具有重要意义。1950年11月上中旬，周恩来曾三次召集刘伯承、陈士榘等陆军大学筹委会成员开会，磋商陆大的筹建事宜并指出：“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和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中初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具有标志性意义，他指出“现代化”要包括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四方面，而“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任务：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了“四个现代化”战略，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正式文章或讲话中提及“现代化”的频次，应该至少在四五十次以上。

综合而言，中国共产党人所言“现代化”与社会舆论界、新闻界有一种共频的关系，符合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在近代人们争相谈论“现代”议题的思潮中，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积极参与，对“现代化”进行了一定思考，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丰富元素，进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围绕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目标任务，进一步提出更加系统深入的现代化思想。就本质而言，“四个现代化”是全面、系统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与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根本一致，实际上是国家总体的发展战略和宏伟蓝图，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既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总体大势，也与建设现代化强国任务相辅相成。

四、两种文明路径、四种发展模式的全球现代化进程

从文艺复兴至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探索现代化进程，笔者认为，这些探索可以用两种文明路径、四种发展模式加以概括。前者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明路径，后者则主要指从文艺复兴以来走上现代化道路，或主动探索现代化的国家发展过程和发展特点，主要包括：自由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四种模式。

从产生情况看，世界各国现代化包括原发型现代化和后发型现代化两种，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既包括原发型的英国、法国、美国，也包括后发型的德国、日本、俄国等国家。其中，原发型现代化国家如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共同点，就是以地理大发现为突破口，以基督教、新教为人文精神，以殖民扩张作为原始资本积累的动力和途径。这些国家第一批进入世界富裕国家行列，催生了工业革命。此后，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等国开始效仿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一波现代化国家，成为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在一战前与原发型现代化国家共同形成了当时世界现代化国家的格局。但是，这些走上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实行殖民掠夺和殖民扩张，是一种实践上很“成功”而道德上非常野蛮的现代化路径。

非洲、拉美以及亚洲很多国家主要走的是农业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并非重点依托“增加无生命动力资源”，而最多是通过吸收、引进工业技术等方式增加生命动力资源，主要还是通过为工业化国家提供原料和一般加工业而获取改善性的生活资源。第三世界很多国家，如非洲的尼日尔、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加纳、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冈比亚、佛得角、乍得、中非、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加蓬、赤道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等国家，多属于此种发展类型，但总体上看，这些国家发展动力不足，依旧步履蹒跚。发展经济学曾提出“拉美现象”这一重要概念，即指很多拉美、非洲国家虽然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期，但社会问题仍十分严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现代化”。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多种，从现代化理论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制度保证、领土保证。“茉莉花革命”后，非洲原本基础相对较好的几个国家发展状况均不甚乐观：如南非在1994年实现白人和黑人共治权利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2012年后，南非经济出现负增长并不断下行，受国际经济形势衰退、出口萎缩等原因影响，南非通胀走低、经济萎靡不振，现在的南非已经不属于发达国家行列，除南非外，非洲很多国家至今甚至未能解决温饱问题。拉美发展资本主义比非洲更早，1492年葡萄牙、西班牙发现新大陆之后便开始对美洲殖民，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陆续爆发。1791—1804年，海地发生了反抗法国殖民者的革命，是南美最早进行共和制改革的国家，但二百多年过去，海地的失业率和赤贫率至今仍居高不下，截至2020年，海地人均GDP仅1253美元（而中国截至2021年人均GDP已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现在还是世界上最贫困、最混乱、人民生活最痛苦的国家，拉美其他国家大多也称不上现代化国家。此外，二战后还有一大批亚非拉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中独立出来，但第三波现代化中的这些国家很少能够实现现代化转型，更多挣扎在传统和现代化的边缘，长期走的是以农业、加工业为主的依附性发展道路。如印度在1947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而至2020年该国人均GDP仅1965美元，和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依然相去甚远。这些案例均说明，现代化一定需要符合本国发展特征，坚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和完善的政治经济体系制度。

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代表是苏联及其影响下的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诺伐克、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其基本社会经济特征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重工业优先发展，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证明了这一道路存在严重弊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综合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等特征，明显不同于前面三种形式。在短短七十余年间，新中国从“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跃升至2020年的101.6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9元增加到7.2万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三次产业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增加值之比由1952年的51.0：20.9：28.2调整为2020年的7.7：37.8：54.5，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9%。从各方面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无疑是成功者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在“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要抓手，继续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所践行的四种类型现代化道路来看，现代化并没有什么一劳永逸、定于一尊的路径。这几种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效果比较，更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条具有独特优势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极大改善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条件，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成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五、柳暗花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研究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将之放置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中来考察。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启了艰辛曲折的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总体上可分成六个阶段。

一是王朝危机与亡国危机交织下步履蹒跚的被动现代化历程。从1840年到1911年，晚清政府主持了被动走向现代化的部分改革，这一改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是不满于列强高傲姿态，维护国体尊严，另一方面是保持清政府自身统治。这一心态驱使下进行的现代化，不仅发展速度慢、举措不彻底且弊端丛生，最高决策层缺乏高瞻远瞩、坚强指挥，中间执行层推行不力、各有怀抱，改革实施拖泥带水、处处被动，各利益群体矛盾丛生，最终实际举措也未能改变民生凋敝现状，造成民心尽失，留下的这些惨痛教训，“其实也是清政府终究无法解决的难题”，说明晚清政府不可能完成现代化任务。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启动新政，本是为了挽救清政府垂危的命运，但最终被辛亥革命所推翻。

二是器物、制度、文化不断递进的现代化步骤。中国的现代化从总体内容上来说分成三个递进层次：从学习器物、西方的军事科技，到甲午战争之后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两个主要事件为代表，前者曾意图试行君主立宪，后者则学习模仿美国的共和制政治制度。但辛亥革命后不过一两年，现状就引起了士人非常强烈的失望情绪，各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纷纷涌现，“人人都觉得他四周的环境呈现出一种不满人意的现状，这种不满意的心理就是要求改造的原动力”。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群体，强调实行文化现代化，在知识界与社会民众合力推动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随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得以广泛传播。表面上看，当时中国社会提倡的是“以俄为师”，主要模仿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但也需要关注先进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员，基于中国现实需要选择、学习并使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形式的主体性和能动创造性。

三是并驾齐驱的两种现代化路径的探索。与西方国家、其他的亚非拉国家相比，中国现代化一个重要不同是先后有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的探索。1949年以前，中国总体上是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探索现代化建设，国民党也曾想通过地方政权改革、党务革新运动、金融证券改革等措施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但其根本上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长期困扰于党内派系斗争、未能创造实际有效的政治经济制度，最终走向经济崩溃、政权垮台，被实践证明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正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七十多年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事实深刻证明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和成功经验，“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

四是严重冷战两极对立格局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1949年之后七十多年间，我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也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历程，发生过严重失误，可见这一探索过程充满艰辛。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实事求是精神主导的改革开放等政策推动下，我国的现代化道路虽然艰难曲折，但最终“柳暗花明”。这一历程也与国际环境大背景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便面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严重对立的两极格局，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空前孤立、打击和压制，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心理和持续打压仍未停止，中国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独立探索。因此，改革开放前后两段历史时期虽然一些具体政策不尽相同，但是从总的国际环境而言，都是在冷战文化或东西方两极对立格局下进行现代化建设。

五是冷战结束后宽广坦荡的中国道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1990年代初期以来三十多年间，冷战局面得以消解，在这种国际环境中，中国果断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办经济自由贸易区，陆续和更多国家达成经济合作协定，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更加开阔、平坦的发展道路。至2009年，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基本上探索成型。

六是百年变局下大放异彩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在国际国内政策和环境等问题上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党和国家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理念，是“敏锐意识到新时代世界变局的特点而采取的占领战略制高点之策”，预示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更加光明、开阔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瑰丽夺目的光彩。但新时代、新变局也要求我们更谨慎、战略性地去思考下一步的发展方案，更准确地预测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党和人民呕心沥血投身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越来越大。

六、现代化困境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互相促进、相辅相成，蕴含着对人类文明史的深刻把握和理解，更提示当代研究者们应追溯人类文明史的相关内容，关注从古至今各类文明形态的发展情况和现实处境，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的特质与优势。

如前文所述，从文明路径和发展模式来看，欧美国家所走的自由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形态、拉美和非洲国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基础上形成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形态、苏联东欧国家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均存在一定结构性缺陷，并在现实实践中遭到了若干挫折。目前来看，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主要面临四方面困境。

第一，世界现代化发展进入瓶颈期，遭遇几乎无法解决的困境。首先，当今世界现代化国家数量仍相当有限。全球发达经济体共有40个，分别为：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中国香港、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中国澳门、马耳他、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波多黎各、圣马力诺、新加坡、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中国台湾、英国、美国，其中，亚洲只有6个发达经济体。全世界共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21个被世界公认为发达国家，分别包括：瑞典、美国、丹麦、芬兰、新加坡、日本、荷兰、比利时、德国、澳大利亚、韩国、法国、奥地利、瑞士、爱尔兰、挪威、加拿大、英国、以色列、新西兰、冰岛，仅占全世界国家数量的极小一部分，多数国家仍处于不发达、欠发达水平。因此，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现代化程度和样态极不均衡，从另一角度而言，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定于一尊的标准，必然需要探索新的形态和更加完善的方案。

第二，民族、宗教与现代化的矛盾，是目前现代化手段和方式无法解决的。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是科学与理性，尽管现在整体上科学水平日益提高，民族宗教矛盾却在某些区域呈现出愈发严重的趋势。据相关数据统计，1970年代末，全世界大致有2000个大大小小的民族。其中，人口在一亿以上的民族有七个，即汉人，印度斯坦人、美利坚人、俄罗斯人、孟加拉人、日本人和巴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40多亿的40%多，人口在一亿以下、千万以上的民族有55个、约15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在1000万以下、百万以上的民族有195个，约有7亿人，人口在100万以下、10万以上的民族有294个，约一亿人，其余1000多个小民族，人口总共约3500多万。有的小民族，多至千人，少的只有数百人，甚至二三十人。经过近40年的发展，目前全球有70多亿人口，民族还是2000多个，从这点来看，人类的同质化发展趋势其实并不明显，这与现代化可能会促进人类同质化发展的理论预设有一定距离。宗教方面，现代化标准实则以世俗化为基本特征，世俗化意味着去神教主义、去超自然力主义，可是现在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甚至在有些地区还因宗教问题引发了严重冲突。民族和宗教问题未能妥善解决，是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直至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仍战火不断。比如西亚、非洲拉美等地的国家和地区，部分尽管也进行了一定时间的现代化建设，但民族、宗教问题交织下的矛盾冲突仍非常严峻，且就目前来看，这一现状依然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完全解决。这些说明，单纯依赖移植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难以充分实现建设美好人类世界的理想。

第三，国家利益冲突日益严重。当今联合国会员国共有193个，全世界总共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家或地区相互之间发生过很多冲突与矛盾。有学者统计过，二战之后世界发生的较大规模战争就有60场左右。这说明现代化依然解决不了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难以完全实现世界秩序的稳定。

第四，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自从现代社会诞生以来，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在某些方面做了主人，但在某些方面一直还是匍匐在大自然的控制之下，最典型的就是生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无常。例如，作为世界上仍保留游牧传统的国家之一，蒙古国在过去80年中平均气温上升约2.25摄氏度，几乎是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速度的3倍，总土地面积的76.8％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并频繁发生沙尘暴灾害。2021年3月，该国遭受强沙尘暴袭击，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便是一个严峻的现实例证。

这些矛盾说明，我们今天长期奉为圭臬的欧美现代化文明形态，实际上是在20世纪之前人类文明史中影响相对较大的一种文明形态，但这样的文明形态在经过充分的世界化、国际化之后，再经过与日益兴盛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比较，尤其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这种血与火的考验之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西方文明实际效用有其局限性，绝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变真理。

结合人类文明史上其他文明的发展形态和现实困境可以看出，不能简单从其他文明形态逻辑出发来解释中国的文明发展形态。实践和理论逻辑告诉我们，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套文明体系、文明成果，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面对这样的文明新形态，我们必须要加以总结，并认真思考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

具体来看，中国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丰富的内涵，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欧美文明形态的价值观念，是在思想方面，以基督教、新教为基础，讲求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并在工业文明之后以机械化、工业化为特征，在政治方面，则建立了一套以三权分立、多党竞争选举，轮流执政、军队国家化、自由市场为体系的制度文明。相较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探索，形成的是一个既吸收借鉴西方文明形态又与之不同的文明形态。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为主要代表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在经济方面，我们形成了政府指导、法律保障、民众参与、国际互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文化方面，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自身本土文化和传统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将这些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融合在一起。在科技文明、生产发展等方面，中国人民则保持开放谦虚的态度，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文明成果，总体上形成了与世界形势相随，但同时又别具一格的文明形态。因此，及时总结这一文明新形态，并将之上升到更高的理论高度，以进一步光大和弘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绝对不能盲目学习西方、迷失自我，走上弯路歧路。

因此，在分析中国所代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时，一定要从以下四方面加以考虑：第一，走出西方中心论认识惯性的误区。在文艺复兴，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明中心论长期成为一种笼罩性的思维方式，而且在近代中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即便是当今的世界体系，基本上仍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划分，体现了这一文明形态和思维方式的霸权逻辑。实践已经证明，这一体系并不完全公平、公正，实际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不能享受西方文明的阳光雨露。

第二，真实凸显新时代中国文明形态的独特性。我们现在需要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所体现的独特之处进行系统总结，扬长避短、发扬光大其中的积极内容。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我们走中国道路的理性自觉，坚定走中国道路的前进步伐。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推动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更高程度地融合和升华。讲人类文明新形态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视野，因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文明的一些有益做法融到人类现代化文明的道路，其结果推动了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融合。

第四，充分发挥中国在世界现代化中间的示范作用。面对百年变局下“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命题，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传递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极具示范作用。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长期处于低迷徘徊状态，社会亦混乱不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相关理念和实践方式能够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宝贵借鉴。

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

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相当的独特魅力，既是党领导中国人民锐意探索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路径，也是人类近现代文明历史中所形成的必然，这已为历史和现实的生动实践所深刻印证。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其他现代化道路走不通的逻辑下探索形成的。正如上文所述，人类文明史上其他三种发展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根本不可能走通。首先，像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原发型现代化国家，曾经殖民过南美、非洲和亚洲很多地区，英国本土虽然只有24万平方公里，但通过殖民活动，其控制领域面积最广阔的时候，甚至达到三千多万平方公里，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近代以来旧中国没主权、任人宰割，新中国没有工业基础，也不可能选择殖民扩张的发展路径，所以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其次，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也不可行。农业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上来说，是通过依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初步发展。像被称为“亚洲四小虎”的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工业化其实并不强大，主要靠出口加工业和农贸业，但因为这些国家人口、面积相对有限，西方国家将其过剩的投资资源倾斜一部分，即能满足这些国家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这对于中国来说是行不通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已有5亿人口，到1980年代时，已达到10亿人口，现在已有14亿人口，不可能靠依赖其他国家资源倾斜的方式来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个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体制到1991年时已经基本失效、生机活力不再，很难成为理性合适的选择。

因此，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的选择是国际、国内、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和教训反思的结果。曾经有人问邓小平，中国的改革是不是可以用“威权主义”来进行理论概括，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们不要用什么新名词，我们就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这个做法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我们要大胆吸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但更应坚持中国特色、牢牢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和科学的理想信念。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设计非常独特。政治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以竞争性民主、选举性民主这种形式上的民主为价值追求，而是以实质性的人民民主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从而将民主的程序性、政治的正义性、治理的有效性结合起来，也使得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统一起来。经济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人类生产的目的性、社会性结合起来。在文化体系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将传统中国的文化和外来文化结合起来。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制度设计、指导思想上迥然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形态，具有光明、宽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深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