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就是公知党，民国就是公知时代，台湾就是公知省我们现在比较讨厌公知，包括公知这个词也贬义化。对一些公知的行为，公知的这种人，我们会进行一个批判。刚刚发生的就是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一个女教师就发表这种否定南京大屠杀，它其实也是一种公知言论，很典型的公知言论。然后很很很快受到这种舆论的、网上的批判，然后校方也回应，开除了。

为什么会出现公知现象？

首先，什么叫公知？它的核心特征就是崇尚西方，否定中国，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然后来去衡量中国。中国是错的，西方是对的，这是公知的典型特征。

那么公知它是什么时间出现的？它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后其实是第二波公知。那么第一波是出现在什么时候？是出现在民国的时候，那就是辛亥革命之后，整个民国时代可以讲就是一个公知时代。

这个民国时代的领导领导者是谁？是国民党。国民党其实就是一个公知党，所以他失败了。

国民党是崇尚西方的，然后主张全盘西化，无论是学术也好，无论是文化也好，包括制度。我们知道国民党它的制度也是民主这一套，包括搞选举，它是全盘西化的。这导致它是脱离中国的实际的，不尊重中国的实际，也不尊重中国的老百姓。脱离人民脱离实际，所以他失败了。

和他相对应是谁？是咱们的共产党。共产党我们讲的是什么？尤其是以毛主席为领导的共产党，讲的是“理论联系实际”。那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对国民党的这种全盘西化的一种否定，一种纠正。

当然共产党其实也是分成两个阶段的，那么第一个阶段它也是西化的，当然这个细化的对象不一样，是俄国、苏联。国民党西化的对象则是日本。国民党本身是受日本的影响的产物，整个国民党学习日本的一个产物。

在甲午海战败给日本之后，我们就出现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一个潮流，而且后来也出现了一股留学热，那就是年轻人到日本去留学。所以就是这些年轻人受日本的影响，所以才导致什么？导致辛亥革命，包括辛亥化运动。

就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是学习日本的结果。对这一点我们往往，包括我们的历史教材，似乎有意的淡化这一点，淡化日本的影响。我们可能会过分的去强调辛亥革命它的进步性，当然它是有它的进步性，但是它并不是完全进步的，不是没有问题的，但对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去展开的去讨论。

其实现在的公知，就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后遗症，或者它的副作用，是民国的时代的这种后遗症，它的副作用。但是我们没有去认真的去讨论这个事情，也没有去解决它。为什么没有解决？是因为我们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从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个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就是我们穷，我们的技术落后，所以过分的去放在这边上，我们其他的问题都忽略了。

辛亥革命它对我们引入西方，就是我们学习西方，然后提高我们的技术，那是有帮助的，我们更强调这一点，但是它的这种公知的属性，这种对我们文化的破坏的这种属性，让我们丧失文化信心的这一点，我们往往去忽略了。

现在我们到了这么一个新阶段，我们的经济也崛起了，遭遇了美国对我们打压，包括新冠疫情的经理，我们对西方的这种文化上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在重新的去审视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来回顾这些问题，譬如说我们为什么会讨厌公知？其实这个讨厌公知，也是随着我们经济的崛起，随着我们的文化的自信的提升，随着我们对西方的文化的这种不好的一面，卑鄙的一面，蛮夷的一面的重新的认识，才出现的。要解决公知问题，我们就要追溯它的起源。

我们就说晚清不好，其实晚清对西方的认识，反而是有它的合理的一面。晚清它是把技术和文化是分开的，只认可西方的技术，不认可西方的文化。你技术领先，我学习你，但是你的文化不行，你的文化是蛮夷。那么晚清为什么能够有底气说西方是蛮夷呢？也是基于我们传统的这种框架，就是义利之辩，华夷之辩。我们中国文化是以义理为核心的，我们讲义对吧，同时我们不否定利。义利之辨中正确的义利关系是，以义为本，以利为末，或者以义为体，以利为用。是这么一个概念。

晚清是基于义利之辨的框架，那也是华夷之辨的框架。华夷之辨其实就是义利之辨，它的区分标准是义利。我们说你是蛮夷，我们是华夏，这个标准它不是像现在西方，是基于宗教也好，基于肤色也好，基于民主，它不是，它是基于文化的。你讲理你就是华夏，你不讲理你就是蛮夷，很简单。

你比如说到后来，毛主席就说美国是不讲理，对吧？凡是能不讲理就不讲理，能讲一点理的话就是被逼的没办法了。这是毛主席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对美国的一个总结。不讲理就是蛮夷，其实毛主席对美国、西方的认知、看法和晚清是一样的，也是视其为蛮夷，也是将美国看成“纸老虎”的底气来源。毛主席和晚清人一样，骨子里、肺腑里瞧不上西方、美国。

晚清说你是蛮夷，其实说你不讲理对吧？你不讲理就是蛮夷。所以你的文化是蛮夷的，是落后的，你的技术是领先的，我就学你的技术，所以叫“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是日本不这么认为。我们中国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学西方的一半，技术的一半，但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他就认为你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错的，就是你只学一半是错的。

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技术领先，就是因为它文化领先。文化是根本，技术只是末梢。你必须学它的整体的文化，才能学它的技术，它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明治维新它的核心的原则是什么？脱亚入欧。脱亚就是脱中，因为日本以前是受中国的影响的，包括他的所谓的思想家，明治维新的思想家，早前也是学中国文化的，学儒家的，所以他对中国的经典也好，文化也好，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他一看，西方这个技术领先，就认为它是全部是领先的，整个西方文化是领先于中国文化的，然后他们就见异思迁，说中国不行，我要学西方。

而且他们把日本所特有的这种愚昧也好，专制也好，都错误地归因于儒家，认为儒家是日本学习西方的一个绊脚石，所以它是要脱亚入欧。入欧先要脱亚，脱亚就是脱离中国。所以它要否定中国的文化，包括否定儒儒家经典，否定孔子，都是从日本开始的，从明治维新开始的。它是基于这么一个逻辑。

甲午海战之后，我们又开始学日本，尤其是到戊戌变法之后，我又有个留学热，大批的年轻人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其实包括清政府也鼓励去，洋务派的这些官员，尤其是张之洞。张之洞当时还写了一个《劝学篇》，里边就鼓励年轻人到日本去留学。而且当时政府也制定一些政策，譬如拿到日本的学位直接给官职、岗位，相当于包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发现了一个大商机，开办了很多专门中国学生的课程和学校。

所以其实当时国内并不知道日本明治维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并不知道它里边是有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彻底否定中国制度的东西。正是清廷所鼓励的日本留学很快就摧毁了清廷自身。

留学热是从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开始，然后到1905年左右达到高潮，大概每年有1万多的学生到日本去。看看这个时间轴就很清楚，1905年1906年大概是高潮，然后1911年辛亥革命。就是这一批留学生他学成回国了，学生回国他们就搞事，就是干嘛？就是造反，彻底否定中国的制度，是辛亥革命，然后彻底否定中国的文化，新化运动。

所以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更具体的说，就是鼓励日本留学的结果，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力军都是留日学生、留日人员。整个民国时代的开启也是受日本影响的结果。

民国时代的领导者是谁？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受日本文化形成的。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国民党它其实就是一个公知党，它奉行的路线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全盘西化路线、脱亚入欧路线。国民党制度上也是完全采用的西方的民主，什么议会，什么选举。

我们明白这个背景，才能知道国民党是怎么回事，它就是一个公知党，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彻底否定中国制度，然后脱离人民，脱离实际，企图用西方的一套来改造中国。它走的这么一个路子。

那么咱们中国的文化和日本是不一样的。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有文化，日本无文化，依然是个蛮夷。日本的话尽管说学习中国化，但是他没有学到精髓。我们是有我们自身的文化的，即我们的义理文化，无论日本还是西方都是缺失义理的，都是蛮夷。因此，国民党的路子其实也就是蛮夷化，象孟子说的的“用夷变夏”。这样，国民党你就脱离中国实际，不尊重老百姓，你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是要不得民心的。

所以共产党是看到了这一点，尤其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看到这一点，那么共产党走了另外一个路线。什么路线？就是反公知反西化的路线。那么具体来讲就是毛主席提的“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然共产党其实也是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也是西化的。国民党学的是日本，走的是日本的路子，当然也是走的欧美的路子，因为日本也是学欧美。早期阶段的共产党学的是苏联、俄国，崇拜苏联，也是一种西化。

但当毛主席说你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就是要求，民国后所有的传入中国的西方理论，你都要中国化，你要服务于中国实际，你要服务于中国的人民，而不是相反说你在高高在上，你要改造中国。

当然这个时候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实际上它是包含着之前所传入中国的所有西方理论的。你要服务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人民，那么它就是把这个关系给要理顺，把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理顺，谁为主谁为客，谁服务谁。

而尊重中国实际、尊重人民，其实就是尊重中国文化；以中国实际、中国人民为中心，其实就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因为我们的文化的传承其实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学术线，一条线是实践线，但基石是实践线。

学术线是什么？读书，四书五经。那么实践线是什么？是实际的这种实践，尤其是基层的老百姓的实践。我们说我们的文化是义理，我们说讲理，讲理不是说你读了书才懂得讲理，你只要是在中国生长，受我们实践的这种熏陶，你就会懂得讲理，哪怕你没有读过书。

当毛主席说理论联系实际、尊重我们的实际、尊重实践、尊重人民，他其实就是在实践的路线上很好的继承了、很好的发扬了我们的义理文化。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国民党它是一个公知党。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是反公知化的，而更强调中国的实际、中国的人民，其实就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内核就是义理，就是四书五经讲的义理，也是尧舜之道。那么义理、尧舜之道依然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理念的内核，我们的制度的内核。

所以共产党是反公知化的，是继承传统的，所以成功了，因为得民心。

所谓的民国时代其实就是一个西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公知时代。所谓的民国大师都有公知化的特性。当然个公知化时代中也有反公知化因素，就是共产党。国共冲突的本质并不在资本共产，那只是表面的，而在公知反公知，而在西化反西化。

整个民国的话主导的一方是谁？是国民党。作为一个反对力量，共产党的实力在民国一直很弱，但在逐渐变强。当共产党强大到足以战胜国民党时，民国时代也就结束了，新中国成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从起源上来看，我们的公知是起源于辛亥革命，整个的民国时代就是一个公知时代，然后这个领导者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个公知党。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民党被赶到台湾，这样国民党的这种公知思想就在台湾落地生根。所以台湾就是来落实国民党的公知路线的一个实验区，我们拿一个省做试验了。试验的结果怎么样？就是目前的台湾现状。

我相信现在真正了解台湾的大陆人都是发自内心的讨厌、厌恶的，甚至憎恶，我们说它是“蛙岛”、“呆湾”、“一国两智”。这就是走公知路线的一个结果。如果说国民党在大陆成功，那么大陆就是一个大号的台湾。我相信每一个大陆人现在发自肺腑的不希望是这样。

所以，走彻底公知化，完全走公知路线将怎么样？台湾就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就是这样的。所以台湾就是一个公知省，台湾的文化就是彻底的公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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