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对用“说”欺负“做”釜底抽薪

吴  新

人类生存之本是“做”。人间正道是用“说”服务“做”。任何制造用“说”欺负“做”的利益结构的体制都必然祸国殃民。畸形科举制专门制造用“说”欺负“做”的利益结构，导致了中国落后挨打，几乎灭亡。许多人以为封建帝王时代结束了，历史就自动翻篇了，畸形科举制的弊端也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自动消失了。这完全错误。科举制废除了，文凭主义来了。名义不同，本质一样，仍然是只考核“说”不考核“做”；仍然是人为制造出必须用“说”欺负“做”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生存与社会和国家无关、只与有文凭（功名）就有特权的制度有关的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仍然是让这个寄生虫怪胎群体成为政权官员和决策层成员的唯一正规来源、专门让这些最没有在乎社会死活的自发需要的人管理社会、最没有在乎国家存亡的自发需要的人管理国家；仍然是让蛀虫造建筑，让狐狸看鸡圈。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文凭主义及一切畸形科举制的弊端也一样，你不认真根除，它决不会自动消失，照样要为非作歹，照样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大批一心与中国为敌的“公知”，照样要搞垮中国。

要避免中国内乱崩溃，就必须对畸形科举制和文凭主义釜底抽薪。更彻底地说，必须对一切制造用“说”欺负“做”的利益结构的东西釜底抽薪。在当前就是对文凭主义釜底抽薪。

第一，彻底消灭文凭主义。为此应该：

——必须彻底铲除文凭主义/畸形科举制延续千年最大最致命的弊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让全凭舞文弄墨优胜的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当官掌权。必须彻底打碎这些“精神贵族”的臭架子。教育、培养、任用、选拔人才必须既考核“说”又考核“做”，而且以“做”为主，绝不能只考核“说”不考核“做”（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做”是有利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行为，而非相反。）绝对不能允许靠用“说”欺负“做”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人当官掌权、参与决策、掌握舆论。

——绝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更不能放进不需要在乎国家社会命运的文凭主义特权制度既得利益者的一统天下里。应该把杜绝“三门干部”作为政绩考核硬指标。要把“没有文凭就没有发言权”变成“没有实践经历和实际成绩就没有发言权”。

——应该取消“没有文凭不得当干部”的规定，恢复从有实践经验有成就的工农兵群众中选拔和培养培训干部。这样的人没有后路，与国家社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国家社会一跨就什么都没了，绝不容忍国家垮台，把关意识强烈，应该成为干部队伍的主力。

——没有用“说”服务“做”的硬成就、全靠人文社科类文凭发迹的文人最靠不住。这类文凭迄今为止没有随科技发展而贬值的问题，拿到就能吃一辈子。有文凭就有后路，有后路就不在乎，不在乎国家社会死活就敢脑袋一热就为所欲为——苏联解体、“休克疗法”、乌克兰自废核武、“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为了民主，可以‘暂时’动乱”“销毁核武取信美国”……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不敢干的。这样的人一个都不能用。人文社科类文凭即使保留，也只能作为参考，除了显示读过多少年书外不应有任何其他功能，就像象汽车里程表除了显示跑过多少里路外没有任何其他功能。有这类文凭的干部不应在所有有文凭的干部中占多数。

——人文社科类的论文评价奖励不能由同行包办——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的评价从来不是主观说了算，最终要由客观的东西把关。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同样不能由主观说了算，同样最终要由客观的东西把关。涉及全社会的人文社科的东西是非好坏凭什么只由少数学者说了算？锥知道是不是集体偏航失误？谁知道是不是黑箱作业，集体作弊？

——严禁任何形式的以文凭为纽带或界线拉帮结派制造山头划分敌我。严禁任何形式的文凭歧视，包括实际凸显自己特权优越地位的“反智罪”和“迫害知识分子罪”。

第二，必须确保用“说”服务“做”

对搞人文社科的，用“说”服务“做”必须是硬任务，必须有考核硬指标。不达标者不任用，不服务者不得食。凡不能用公开、具体、经过实践证明的成果证明自己属于用“说”服务“做”阵营的一个也不能用——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军人不打仗该怎么办，不用“说”服务“做”就该怎么办，没理由特殊。工人出了废品、科技人员出了差错要追责；人文社科类专家学者出了馊主意、造成严重后果的同样要追责。总是判断失误、结论错误的必须下岗，自谋出路，绝不留情——既然你主张取消大锅饭、优胜劣汰，那就应该一视同仁，请君入瓮。

经济、政治、社会、哲学、历史、法律之类人文社科出成果时间没准，用“说”服务“做”不能迅速见效怎么办？好办，从此“自带饭票”（必须是自食其力，而不是靠国内外资本财团基金豢养、资助）——要么是业余爱好，要么是志愿者，要么是退休工农兵、工程技术人员发挥余热，来个“人生第二春”。

为什么？因为这类学科的性质决定不具备如下条件的人才不可能当真搞好这些行当：

第一，象搞自然科学基本理论一样，靠兴趣驱动而不是靠功利驱动。

第二，为整个社会着想，而不是仅仅为社会的某一部分着想，即：为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着想，而不是仅仅为少数“精英”的利益着想。

第三，有社会经验，无后顾之忧，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反复，耐得住“慢工出细活”。

第四，尊重实践，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实事求是，忌讳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投机取巧急于求成。

只有上述“自带饭票”的人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才可能避免把这类学术变成骗术牟利——这类人文社科本来就不应该跟自然科学、生产行业分道扬镳，而应该承前启后、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中学就搞文理分科，让毫无社会经验只有生存压力的小青年学这类人文社科纯粹误人子弟、逼人为谋生造假迎合，不是“公知”也变成“公知”了。

第三，严厉惩罚用“说”欺负“做”

——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角度看，中国革命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再造中华的巅峰之“做”。其正义性、正当性、正确性和合法性无可非议，不容质疑。这不仅是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而且是今日中国一切客观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摧毁这个基础，就意味着制造摧毁今日中国一切的大地震——颠覆中国政权、推翻中国已有的一切、制造大动乱、大崩溃、大破坏、历史大倒退、人口大灭杀的大地震。中国任何人、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否定、挑战、诽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性、正当性、正确性和合法性，实际效果都是在摧毁这个基础，制造这种毁灭中国的大地震——历史是过去，是既成事实，改变不了。所谓“改变历史”“改写历史”实际是改变现在，改变这个基础。而改变这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存在的基础就是犯罪——煽动颠覆政权罪，阴谋制造内战罪，内战宣传罪，教唆仇恨罪，教唆毁灭社会罪，阴谋反人类罪（如果是与中国革命有家仇的或有家仇的人的弟子，那就还要加上仇恨罪和报复社会罪）。千里长堤，不容蚁穴；三峡大坝，不容裂纹。国之根基，容不得任何这种公然犯滔天大罪的用“说”欺负“做”，应毫不犹豫坚决打击，必要时严厉镇压——这不是“破坏言论自由”。任何与行动相联系的言论都已经不再属于单纯的“言论”范畴，而是“行动”的组成部分——为行动服务的舆论煽动、信息传送、信息干扰、指挥协调。在这种足以毁灭中国的用“说”欺负“做”的犯罪中，“说”更不是“言论”，而是信息战、舆论战、超限战和战争宣传动员总体战的载体和手段，无权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受任何保护。不管这种“说”表面上如何委婉、如何隐晦，照样是杀机凶狠，笑里藏刀，照样不可容——“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鲁迅）

——对其他领域的用“说”欺负“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总原则必须是决不允许埋头实干的被啥也不干只有空谈的欺负。对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惩处。

——严禁人文社科类从业人员与资本勾结。因收到任何形式的好处（包括资助、补助、稿费）而制造对出资方单方面有利的学术报告、决策建议等应一律按刑事受贿罪和诈骗罪论处。如这类报告收取的资金来自境外，则不但犯有刑事受贿罪和诈骗罪，而且犯有叛国罪。

——应该让用“说”欺负“做”的劣行臭大街，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应将古往今来情节恶劣的用“说”欺负“做”典型编印成集，公布于众，作为中小学义务教育的反面教材，让这些劣迹这些人永远被钉上历史耻辱柱，遗臭万年——比如：陷害岳飞，烧毁郑和航海图，诬陷于谦、戚继光、袁崇焕，克扣北洋水师武器弹药经费，污蔑中国革命的烈士英雄，污蔑中国“劣等文化劣等人”，为秦桧、汪精卫和一切汉奸卖国贼翻案，鼓吹“要裤子不要核子”“原子弹还没有茶叶蛋管用”“不要用我交的税款造航空母舰”“中国应销毁核武取信美国”“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他妈的奇迹”“死亡快车”“起来，不愿做高铁奴隶的人们”“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带路党”……这样才能让所有这些用“说”欺负“做”典型的主谋、帮凶的名字和一切详细情况永远入被人熟知，以儆效尤。

“这是侵犯人权”“侵犯名誉权隐私权”——既然是公开行为，那谈何隐私？只记载一时一事，又不是盖棺论定一生一世，凭什么做得记载不得？既然敢做，那就必须承担后果——究竟是几个祸国殃民的文人“公知”的道貌岸然假模假式重要，还是避免再落后挨打、防止火烧圆明园、旅顺大屠杀、八国联军、“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南京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三光、“七．三一”之类惨案重演重要？

“庆父不去，鲁难未已”；粪坑不填，苍蝇不断；文凭主义/畸形科举制不除，“公知”/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不绝；用“说”欺负“做”祸国殃民之根不绝；中国内斗内耗、落后挨打之源不绝；分裂内乱是早晚的事。在资本全球化、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的今天，中国与世隔绝时代才有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客观大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只要内乱分裂，必定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万丈深渊、万劫不复。所有中国人都面临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二选一”：一边是文凭主义和文凭主义赋予的少数“精英”“公知”的特权；一边是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孰轻孰重？何去何从？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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