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成都领馆关闭的不同反映看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

张志坤

　　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关闭了，这是中国政府针对美国强令中国关闭驻休斯顿领事馆之举所采取的报复措施，也就是说，中国大致上进行了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反击。对此，国内国外有怎样的反映呢?

　　国际反映的真实情况笔者不得而知，但国内的反响倒可以管窥一二。简单地归纳起来，大致上出现有如下三种反响：

　　其一，热烈拥护庆祝

　　自从传出美国强令中国三天之内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馆的消息以来，中国广大民众就纷纷在网络媒体上议论表态，说这是好事，十分有利于推动与促进中国的觉醒与崛起。当中国决定报复、发起反击的时候，他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原因不外乎一是举措正确，二是反击有力，因而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表达这一情绪情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有人在美国成都领事馆前燃放鞭炮，在中国的文化伦理中，此举表达欢喜庆祝之意，也有送走瘟神迎来吉祥的意蕴。

　　上述这种态度，是绝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的态度，笔者身边每十个人中，大概八九个以上都是这种心态，概率相当大。

　　其二，满怀忧虑心酸

　　与大众热烈拥护庆祝的态度相对照，中国的一些资产精英及其代表学者们或者忧心忡忡，或者满腹酸楚：他们忧心于今后还能不能同美国做贸易赚钱，忧心于在美在西方的财产身家，也忧心于今后还能不能得到西方的技术;他们还很酸楚，酸楚于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曾经的圣地与乐土今后将很难再履，当年故人笙歌的美景今后也将也不复再现…总之，他们同西方之间的好日子大抵是一去不复返了。这怎能不能他们满怀忧虑与满腹辛酸呢?

　　所以，在这些人看来，不管是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馆也好，还是中国关闭美国住成都领事馆也罢，统统都属于中美关系的大悲剧、大不幸，都十分令人伤心。

　　这样的一种心态与情绪，弥漫在各路网络新媒体自媒体上，几乎随处可见。这些中国人占比不大，但绝对数也不少。

　　其三，愤懑反对咒骂

　　与大众热烈拥护庆祝的态度相对立，还有一些人对中国关闭美国驻成都领馆之举相当愤懑，他们极力反对中国此举，对这一做法拐弯抹角地进行咒骂鞭笞。他们大声质问说，中国有什么本事同美国斗争，有什么资格同美国对抗!他们认为，“中美关系是所有关系中的关键和核心，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证明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没有成本优势与美国对抗”，对此“你不服不行”!他们认定，“能够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国，这个现实我们必须要接受”，对此还是“你不服不行”!因此，他们坚决反对中国同美国霸权做任何形式、任何性质的斗争，坚决主张不管美国霸权怎样对待中国，中国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搞好同美国的关系，他们因此咒骂中国民众，难道美国关闭一个驻休斯顿领馆都不能忍受吗?

　　他们当然不敢直接指责中国政府，而只能指桑骂槐，把矛盾对准爱国民众，恶狠狠地咒骂说，“他们特别喜欢高举爱国的大旗为自己博眼球”，但“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慷慨激昂的爱国者最后成了卖国贼，而历史书上的许多卖国贼今天回头再看却是能够为国担当的人”，并举出李鸿章为例，说李鸿章反对同日本开战，因为“只有李鸿章知道战争必败，以及战败带来的严重后果”，说清朝战败之后，“又是李鸿章出使日本去谈判，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甲午战争的损失降到最低”，等等，最后追问，“清流派和李鸿章，到底谁才更爱国，谁才是专家?”

　　显然，他们认为李鸿章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需要的是李鸿章，不但需要历史上的李鸿章，更需要、更渴望当代中国的李鸿章。

　　因此，他们就使劲地咒骂本文前述的第一种人，说反美反霸热情是盲目自大，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中美差距有多大，等等。按照他们的逻辑，像伊朗朝鲜这些蕞尔小国，不管美国怎样强暴凌辱，都根本不该同美国对抗，而早就该上吊自杀了，至于中国，虽然不至于上吊，那也应该跪在地上任凭美国殴打，或者老老实实当一个小三，躺下来张开大腿供美国强暴。

　　显然，这些人不管披着怎样华丽的外衣，有着怎样吓人的头衔(凡是有关散布这类观点的文章，必定先要在引文中把这些人耀眼的光环使劲地炫耀一番)，他们都代表了当代中国的亲美势力。这些人在中国属于极少数。

　　仅仅关闭美国成都领馆一个反击举措就引发中国各阶层舆论情感的大分裂，就相当露骨暴露当今中国政治生态的严峻性。这样一种分裂性的社会反映带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呢?

　　启示之一：中美之间的斗争必将继续向纵深挺进，迄今为止的贸易战、舆论战乃至关闭领馆战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更浩大、更惊心动魄的战略斗争中还将在今后持续展开，由此相对应，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思想舆论与情感的对立也将日趋严重;

　　启示之二：中国同美国霸权之间的战略斗争属于民族矛盾，这个民族矛盾正快速上升成为中国社会和当前中国社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催化社会发生新的分化分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的组合。上述三种势力中，第一种劳动大众爱国势力不会因主要矛盾出现大的变化，但第二种、第三种势力则将发生大分崩、大改组，一部分可能成为新时代的蒋介石，一部分就难免沦为当代中国的汪精卫。道理十分简单，既然李鸿章能够复活，比李鸿章晚死几十年的汪精卫的复活的活力理所当然更强大。

　　启示之三：在上述社会与历史主要矛盾及政治生态持续变化之下，中国政治结构重塑的可能性将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课题。这也意味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世界剧变，中国也可能剧变;中国的剧变不仅仅是经济面貌剧变，更将是政治与战略面貌的剧变。中国需要新一轮历史性的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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