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愈发将中国视为不仅是美国的竞争者，还是与苏联不相伯仲的敌人。虽然美国的反华言辞并非新鲜事，但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极大强化并放大了这种言辞，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厚的经济纽带、广泛的科教合作，而且中国秉承着不干涉美国内政的原则。

华盛顿著名的反华人物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以及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剑道。这些人士使用冷战语言，将中国妖魔化为一个威胁颠覆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极权主义政权。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正通过使用高压战术，试图遏制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崛起，如敦促盟友不要购买中国生产的高科技产品或向中国出口高科技。

无论中国如何做，这些批评人士都会对中国心怀敌意，这不禁令人回想起上世纪80、90年代，当时的美国将经济强国日本视为一个主要的国家安全威胁，即使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未被指控存在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与此类似的是，只要美国给中国贴上“对等竞争者”的标签，它就会将中国视为威胁，即便中国的领导人迎合美国的要求。

眼下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就是一个显著例证。如果美国未能达成所愿，它就会出台关税和制裁措施。可以认为，为提出毫无谈判余地的要求，美国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外交手段。

这种做法反映了共和、民主两党共有的基本设想，那就是，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全球主导地位。冷战结束时，大部分美国外交界人士都认为，是针对苏联的敌对政策最终获胜。因此，美国开始加倍倾向于使用军力，并自诩为“责无旁贷的国家”，有权在任何时间、地点以任何方式采取行动。

这些美国精英们鼓吹“自由主义霸权”大战略。但是，虽然旨在推行自由主义价值观，但这一战略其实是高度的修正主义，因为它寻求重塑各国国内政治。结果是，美国发动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战争，造就了失败国家（如利比亚），或带来了长期占领（如阿富汗）。

正如亚妮内·R·韦德尔在其著作《影子精英》中写道，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们沉迷于这套议程，因为这美化他们的自我价值，提升他们的地位，甚至还能令他们发家致富。整日现身美国电视节目、鼓吹政权更迭的的所谓专家们通常都有未向世人披露的利益冲突，如持有得益于美国军购合同的私人公司股份。

如今，美国是世界上领先的武器出口国，每年在军事上的开支接近1万亿美元，比第二到第十名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而这一数字还未包括实际的战争开支，这笔钱已经高达数十万亿美元。

干预主义通过夸大威胁被贩卖给美国民众和美国盟友。它的支持者们深知，通过制造恐慌、不安全感和脆弱性——通常借助于容易受摆布的媒体——他们就能获得授权去抗击这些外国“敌人”。通过对持不同意见的美国外交界人士施压，使其顺从他们的好战叙事，这套把戏得到了完善。

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则通常得不到在主流媒体发声的渠道，并被排除在重要会议之外。批评人士还有可能成为人格诽谤的牺牲品。例如，美国女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就因指出以色列的支持者成功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而被冠以“反犹”的罪名。

对美国来说，针对中国采取冷战姿态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样的政策将损害全球经济，抑制贸易，刺激激烈的军事竞争，进而增加美国与崛起的中国之间出现“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两个大国之间的敌对还将危害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的全球合作。

我们需要新的国际关系范式来避免出现这种结果。眼下，美国政策的运作原则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并非毫无道理。但除非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认定，帮助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共同目标符合美国的长久利益，否则他们的意向将招致灾难。

美国在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方面面临着关键选择。在这个新时代里，和平的迫切胜过战争之王。但我们不能心存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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