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李锐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反党分子。其堕落在于世界观长期未能得到改造。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当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当中的极其粗鄙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这种人不单对党和人民，而且对所有阶级和政治集团都是潜在的祸害，因为他除了个人私利外，不会忠诚于任何东西。西方敌对势力垂青他、收买他、利用他、抬高他，足见其品位之低与无人可用的末路光景。李锐现象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们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必须重提改造世界观的口号，必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

李锐是怎样的一个“共产党员”？

李锐走了，但是关于他的思考并未结束。

据百度，李锐于“1934年至1937年，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从事学生运动工作。1937年至1940年，到北平接党的关系。”至于他的具体入党时间，词条显然做了模糊化处理，或者说是李锐自己根本就说不清楚。但是既然接上了党的关系，就得承认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党龄，则至少要从1940年算起。由此，我们还得认定他是一个资深的共产党员。

然而，他又是怎样的一个共产党员呢？

他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不能消灭的，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从苏联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都是“专制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被他加上了另一个恶谥——“权贵社会主义”。

他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断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一场灾难，“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他呼吁“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列宁主义意义上的‘专政’，不论是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西方的所谓宪政民主。他说：上世纪80年代末，“普世规律失效，我的忧虑是何时宪政大开张？”他对西方“宪政”痴迷之深，以至于成为死不瞑目的追求：“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不止一次地对党旗上的镰刀、斧头表示厌恶。他扬言“中共是封建的传统，要得到清算”。为达到清算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他用深文周纳、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等等手法编造谣言，恶毒攻击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抹黑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其语言之下流简直不堪入目。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断言“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真理”。“马克思搞的这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这个就不对了。”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两大支柱之一的剩余价值学说，“也不完全对”。他主张从宪法中剔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什么怎能“依靠这些东西？西方宪法没有主义的，不管这个玩意的。”

　　他反对改革开放，主张经济改革私有化，政治改革普世价值化。他否定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诬蔑“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还是条子经济，还是领导人说了算”。

　　以上所列，仅仅是李锐荒谬言论的“沧海一粟”，但是却足以表明，他是一个反党的“共产党员”，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反党分子。

李锐现象产生的社会思想根源

　　李锐的反党言论，因其没有任何理论、文化的含量，粗俗不堪类同泼妇骂街，根本不值一驳。我们要思考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奇葩”？

　　记得大概是2012年，我曾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请教：怎么说李锐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为什么会堕落成反党分子呢？老同志答道：“他属于世界观始终没有改造好的人。”我又问：那他当初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呢？老同志淡淡地说：“革命的同路人。”

　　老同志的话一语中的！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李锐于1917年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大官僚家庭。据他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所述，他的父亲曾经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1912年当选众议员，后来追随孙中山到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可以认定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政治人物。一个人在学龄前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主要来自家庭。应当说，封建地主阶级的等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都会给少年李锐打上思想的烙印，但是烙印更深的恐怕还是来自其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然而，人一旦进入学校和社会，家庭的影响尽管还在，但主要是接受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影响。李锐说，“我母亲就跟我说过，父亲认为，将来天下是共产党的，所以我从小就左倾。”这个话的可信度不大。其父于1922年去世，也就是说，其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以后就有了这样英明的预言，这对于一个早期国民党人来说，有多大的可能性呢？但是青年李锐接受过左翼影响却是极有可能的。据他自己说，“我那时参加共产党……就是因为日本侵略，就是要救亡。”他又说，那时“主要对蒋介石不满，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抵抗，而且搞独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就认为中国要民主，要强盛，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青年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出于救亡的动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动机。至于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最高纲领，他是不懂或者根本不顾的。也就是说，他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地来看，这并不是什么应当受到指责的错误。当时投奔革命的，参加共产党的，有不少都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想的。例如和李锐一样先后去延安的丁玲、欧阳山等。但是丁玲、欧阳山等在革命实践的洗礼中，在与工农兵的结合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了思想升华和世界观的转变，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而李锐则不然，他在革命队伍中非但未能实现世界观的转变，反而出现了思想的滑波。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其实，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当中，也是可以再划分不同的类别的：一类是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主义者，一类是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例如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主义者。他们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可以将个人利益以至生死置之度外，演出推动历史进步的极为壮烈的一幕，因而赢得中华民族的永恒敬仰。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实现思想再进步的概率很大，早期的丁玲、欧阳山等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李锐，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什么叫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呢？就是把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实现个人私利的一种手段，也就是从利己主义出发而认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日本侵略者妨碍了我的个人利益，我就反对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封建独裁政权妨碍了我的个人利益，我就反对蒋介石封建独裁政权。至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前途，对比他的个人私利来说，则是相当次要的。

　　那么，好了。共产党不是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吗？我们正好一路，于是他可以参加中国共产党。但是，当共产党要消灭剥削和特权，实现最广大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及其他一切利益的时候，当共产党要求共产党员为了这样的崇高目标而牺牲个人利益以至生命的时候，李锐就不舒服了，就颓唐了，就开始分道扬镀了。特别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包括局部的和全国的）以后，他看到这里非但不是他所憧憬的对他优渥有加的资产阶级理想王国，而且还曾在几次运动中受到过冲击，于是那种失望、愤恨、仇视的情绪便呈几何级数地迅速增长。

　　不过，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他还必须混迹于共产党内，因此他的这种反党情绪在相当时间内、多数情况下是隐忍的。非但隐忍，而且往往还要作出拥护党、爱戴领袖的姿态。例如在1977年，他为了寻求尽快“解放”，在写给两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信中，既“诚恳”地检讨了1937年变节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又着意强调说：“现为表白自己在秦城八年对党、对主席仍是一片丹心，特附上当时作的若干首很平庸的诗词，请您过目。”“关于歌颂主席的诗有许多首，为了便于记忆语录，还作了二三百句《语录歌》(五言一韵到底)。”

然而，“世事茫茫难自料”。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共产主义大失败的叫嚣，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神话，世界历史已经终结的判言，一时间黑压压铺天盖地，大有吞噬日月、翻覆乾坤之势。在我们国内，一股反对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应运而生，而且愈演愈烈。这些东西反映到我们党内，就是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治党不严的问题日益突出，以至于先后有两个总书记因为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栽了跟头。

阶级的偏见有时候真的很可怕。李锐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分子，总是要高估反动力量而低估进步力量，总是摸不到客观规律而以为历史会按照他们的愿望发展，于是他认定共产党失败的大局已定，而且似无再变的可能，于是他撕掉伪装，并且以其一贯的“风头欲”迅速地冲到潮头之上，靠信口雌黄、撒泼耍赖成为名噪一时的反党急先锋。

　　大家都知道，1959年在庐山上受到处分的人当中，李锐的地位最低，但处分最重。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党籍的，只有他一个。为什么呢？吴冷西在《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一文中隐约透露了消息：1959年10月17日，毛主席找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谈话，说你们四人在庐山上的问题属于基本正确、但有些右倾观点，或者是有正确观点也有右倾思想这两类。谈到李锐，毛主席说：他跟你们不同，是另一种人。至于是什么人，吴冷西可能考虑到公开发表的缘故，有意隐去未说。2017年，一位老同志为我解开了这个谜底。他说：吴冷西曾当面告诉他，毛主席说李锐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可见早在60年前，毛主席就以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锐利眼光，从蛛丝马迹中看透了李锐的反动本质。

　　俄国有个诗人，叫叶赛宁，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他由反对旧俄的宗法制度而拥护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曾经在诗中热情赞美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但是当他看到革命的结果并不如他浪漫的想象，便陷入苦闷，终至自杀。对于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我们一方面惋惜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一方面又不能不对他的人格表示尊重。相比之下，我们的李锐是没有这样的尊严和勇气的。他为了个人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翻云覆雨，可以朝秦暮楚，可以出卖组织和同志，可以蔑视一切道德底线，可以由日本侵略的反对者变成日本侵略的辩护者……可见在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当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货色，换句学术性的话说，是一个极其粗鄙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当年，周小舟曾指斥他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赵高或周佛海。其实，这色毫无廉耻的人等，不单对党和人民，而且对所有阶级和政治集团都是潜在的祸害，因为他除了个人私利外，不会忠诚于任何东西。西方敌对势力垂青他、收买他、利用他、抬高他，足见其品位之低与无人可用的末路光景。

李锐现象的教训

　　李锐现象的出现，玷污了我们党的形象，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气焰，干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其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一是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所谓李锐现象，就是 “老党员”反党的现象。我们在这里谈论李锐，只是在解剖一只麻雀。在这只麻雀的旁边，还有一堆麻雀。他们外靠西方敌对势力，有恃无恐；内联“第五纵队”，彼此呼应，叽喳鼓噪，搅得意识形态领域很不安宁。

我国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这样一片红色热土上，李锐之流居然能够折腾成气候，岂非咄咄怪事？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丧失了斗争精神。我们党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却怕当战士如污秽、躲避斗争如瘟疫。他们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老想在国内外树立开明绅士的形象，因而总是以一种乡愿的作风来对待意识形态领域及其他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斗争，两边讨好、四面结缘、八面玲珑，其结果是姑息养奸、自毁长城。“乡愿，德之贼也”，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对于乡愿的深刻批判，在历史经过两千多年进步以后，作为共产党人的这些领导干部，仍然以充当乡愿为聪明、为谋身之道，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倒退吗？须知，对于错误的反动的东西的仁慈，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正是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消极倾向，习近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振聋发聩地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当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作为一面镜子，看看自己有无懦夫心态和庸人习气；都应当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作为号角，勇敢起来，向着一切腐朽、反动的东西进行刺刀见红的战斗，而不能再唱招招落空的《三岔口》。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只要我们的相关领导干部硬起来，就能激发、鼓舞广大人民群众捍卫党、捍卫党的历史、捍卫党的事业的热情，从而陷李锐之流的歪理邪说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二是必须重提改造世界观的口号。李锐们在世界观上出了问题，从主观上说，就是放弃或拒绝改造的结果。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曾经用通俗的语言讲过一个深刻的哲理：“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自觉，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总是在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总是把“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立身格言贯彻始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永葆朝气蓬勃的生命力、牢不可破的凝聚力和无往不胜的战斗力。然而，“改造世界观”这一正确的命题后来却被极左倾向所利用，成为某些人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借口。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事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由反对极左倾向而连同“改造世界观”的命题一起否定，以至于有的领导干部公开主张我们党要放党员一马，不要对党员的精神境界提出那么高的要求。这种把婴孩和污水一起泼掉的做法是非常愚蠢、非常有害的。危害之一，就是让李锐之流放弃或拒绝改造世界观的人如鱼得水，使得他们那些昔日被压抑的腐朽思想迅速发酵，最终导致他们在思想政治上的结构性腐败。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面临更多的风险与挑战。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分化组合，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的激烈较量，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攻势更加凶猛，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锋更加频繁。而在我们国内，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凸显。我们党正面临思想文化多元多变的严峻考验。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党就势必会由思想上的涣散走向组织上的涣散。社会上可以存在思想多元化，但我们党内绝不能搞思想多元化。全党的思想必须统一，必须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改造世界观的任务同样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迫切而重要；因此，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落到实处，必须让每个党员干部在灵魂深处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提出问题，李锐们之后还会成批量地出现张锐、王锐、赵锐，不断地从内部给我们党制造麻烦。

三是必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李锐是一个典型的拥有特殊资格的“党员”。他不知天高地厚，像数落小孩子一样妄议中央；他无视组织劝说，与西方敌对势力频通款曲，变着法地接受境外敌对媒体采访，并通过女儿把谣言散布到海外；他践踏党格国格，把1000多万字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资料偷运出国，为西方敌对势力提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炮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无法无天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李锐曾誓言死后拒绝覆盖共产党党党旗，拒绝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其对共产党决绝如此，按照常人准则，就应当学习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榜样，退出共产党，放弃共产党给予的一切待遇。但是他偏不，他要别出心裁，搞一个“东食西宿”的升级版。“东食西宿”中的那个女孩，无非是“聪明”一点，想来个两个婆家兼嫁：东家富有我在东家吃，西家小伙漂亮我就在西家住，但是她毕竟未曾想去毁了谁家。而李锐则不然，他是既吃共产党的饭，也砸共产党的锅；又靠砸共产党的锅，去吃西方敌对势力的饭——撑腰、喝彩及其他或明或暗的实惠。对于这些卑劣行径，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这个人运气很好。一个老伴照顾生活，一个女儿让我历史留名（引者注：指在他与境外敌对媒体之间穿针引线）。”这是多么得意、多么张狂！在这意色扬扬的背后，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藐视和玩弄。他简直是在拿我们党的厚道当猴儿耍！这不能不说是欺人太甚！

　　俗话说教育不是万能的。对于李锐这类“党员”，我们的党组织不是没有教育过，但是毫无效果，因为在他看来，他至少要比我们党高明100倍。对于这类执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党员”，必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必须清除出党。如果纵容这些特殊资格的“党员”胡作非为，就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比照效应”。什么叫“比照效应”？就是他这样干挺好，我也可以这样干。如此一来，又怎能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须知思想政治上的腐败，有时比经济生活上的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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