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新闻舆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苑秀丽

201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聚焦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体现对新闻传媒的高度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最前沿、最有影响力的阵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但是，当前关于西方新闻舆论的错误认识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思想、中国的新闻舆论状况、党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这些错误观点主要有：马克思在早期就肯定了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新闻自由，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新闻事业的客观要求，只有实行市场化，完全开放媒体市场才能实现新闻自由，西方的市场化实现了新闻自由，中国也应当完全开放新闻传媒市场;西方新闻传媒已经实现了“去政治化”，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新闻传媒是错误的，也应该“去政治化”;西方的新闻传媒能够坚持客观性原则，不为任何人的意志所左右，不被任何力量所动摇;等等。如何辨明、评析这些关于西方新闻舆论的纷乱认识呢?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作指导，辨清西方新闻舆论乱象，揭示其真相。本文通过对这些观点的辨别、评析，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自由的基本认识，揭示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洞察西方新闻舆论的真相。

一、透视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真面目

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和十月革命前的列宁全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马克思强调新闻出版自由的普遍性，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是“普遍的权利”和“普遍自由”，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特权”。该研究者写道：“‘十月革命’前，列宁的新闻思想中出版自由思想占据重要地位。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列宁通常把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这六项公民的自由权利合称为‘政治自由’)评价相当高。他说：‘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足、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比利时‘政治自由早就成了公民的财富’等等。”该研究者认为，列宁“掌握政权后，只想搞专政，就猛批新闻自由”。这些认识是对马克思、列宁新闻自由思想的错误解读。

马克思和列宁对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既肯定其进步性，也揭露其局限性和弊端。有研究者就指出：“对国内很多拿新闻自由说事的人来说，不但列宁早被否定或遗忘，而且他们心中的马克思也只是那个反对普鲁士新闻检查的马克思，而不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占有和支配的马克思。”在马克思看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用以宣传思想、引导舆论、夺取政权的武器。新闻自由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阶级性、虚伪性。新闻自由到底应该遵从哪一个等级的要求呢?哪一个等级要求的新闻自由权利能够代表“每一个人”的、“普遍的权利”呢?马克思认为，“普遍的和广泛的观点几乎完全不存在”。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不同阶级的存在，并不存在普遍的、一致的新闻自由要求，也不可能实现每一个人的、普遍的新闻自由。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资产阶级在掌权后虽然在法律上承认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但为维护其阶级利益，却依靠自己拥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限制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的权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在其反对封建社会和王权的斗争中，被迫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要求了一种武器——结社权、出版自由等等，现在，当受骗的人民已不再利用这种武器去拥护资产阶级而流露出要利用它去反对资产阶级这种危险意图的时候，难道不应当把人民手中的这种武器摧毁吗?”马克思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还是资本的自由。当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基本稳固后，近代新闻业便成为资本家赚钱的工具。

列宁对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认识是前后一致的。列宁盛赞出版自由是一个伟大的口号，“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同时列宁揭示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他认为，由于出版对经济的要求，对资本的依赖，出版自由依然是少数人的自由，是富人的自由，“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列宁深刻洞察到新闻舆论中的对立。在资产阶级武力进攻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同时，资产阶级报刊和通讯社等新闻舆论机构对苏维埃俄国进行诽谤、攻击，散布谣言，片面报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决定了新闻出版领域也必然存在对立与斗争。

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舆论的现状来看，新闻自由并没有实现。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对新闻舆论的管控是无处不在的，媒体的自由采访、自由通讯常常会受到政府或其他政治力量的限制、干涉和阻挠。比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对战地新闻报道提出很多限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要求媒体记者和新闻报道必须维护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念，他们必须配合政府从正面报道战争。在2003年美国“特工门”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任意践踏：披露这一事件的《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斯·米勒因拒绝向法院透露秘密消息来源被判处藐视法庭罪入狱。2013年5月，美国司法部秘密窃取美联社记者和编辑2个月的电话通话记录，以寻找向美联社提供秘密消息的人。

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决定了新闻自由无法实现。尽管西方新闻媒体自我标榜“对事实负责”“为公众服务”，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新闻传媒归私人所有，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决定和影响新闻传媒的立场和取向，会对记者进行严格管控和干涉。比如，《华尔街日报》于2007年被传媒大亨默多克买下，默多克以利用媒体影响政界和商界著称。2017年前后，数十名记者、编辑及其他员工离开了《华尔街日报》，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默多克与特朗普的紧密关系影响了该报的立场，无法进行公正的报道。默多克的立场使该报对特朗普不利的报道、文章无法发表。

西方新闻传媒并不是一种绝对自由、独立和批判的社会力量，不是“第四权力”，记者不是“无冕之王”。在西方世界，新闻传媒同总统等政治力量、大资本家的妥协，对不良现象的包庇才是常态。西方新闻媒体、记者有批评权，他们可以对政府的政策、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公众人物的表现，或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但是，这有非常严格的限度，他们往往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不得不屈服于政府、政党、大资本以及市场，约束和控制新闻舆论。这才是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的现实。

所以说，在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只能是纸面上的、形式上的自由，广大民众无法真正享有。“一些西方国家不管是争取还是限制新闻自由，都出于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需要。也正因为此，新闻自由有时作为一种目的，有时它又作为一种手段。当要从敌对者手中争取新闻自由的时候，它是一种目的，他们会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当自己争得了新闻自由的时候，它便成了一种维护自身利益、实现更高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手段。”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幌子遮蔽了西方新闻舆论的真相和本质，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

二、西方的新闻传媒市场化并没有实现新闻自由

有研究者提出，新闻传媒要做到“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要摆脱外界干涉。必须首先要在经济上实现独立。使媒体在经济上实现独立，唯一的办法只有深化媒体市场化改革，摆脱其他利益集团的绑架，才能为媒体提供经济保障从而使其言论自由”。但是，西方新闻传媒的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新闻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传媒的市场化就是私有化、资本化，市场化限制甚至剥夺了民众的话语权，民众的新闻自由依然无法实现。

马克思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出版受到经济的制约。1847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杂志》，但是，当时工人政党不仅面临的政治环境恶劣，而且经济力量也十分薄弱，新闻出版需要钱，工人报刊很难长期存在并发挥巨大影响力。列宁也揭示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

在当代资本主义新闻传媒市场化下，兴办和经营新闻传媒需要大量的资金，普通民众根本无法负担。“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资本的垄断，已使绝大多数人丧失了这种自由的权利。他们无力进入需要巨额资金的传播领域，无力确保自己的言行能够自由地发表和传播，也无力拒绝强加给他们的、来自垄断传媒的少数人的声音。人们发现，随着垄断的加剧，以往美妙的新闻自由仅仅成为资本拥有者的‘自由’和‘护身符’了，而大众则在资本这一现实力量的制约下，实际上已丧失了所谓的‘新闻自由’。”面对这样的现实，有研究者提出：“新闻自由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言论表达的自由，而在于谁的自由——是媒体拥有者的自由，还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谁的需要——是商业牟利和资本积累的需要，还是人民言论表达的需要?”在大资本、大财团控制新闻传媒的西方国家，“没有能力拥有媒体或成为广告商的广大民众在媒体上的表达权利，包括这些媒体所雇佣的新闻工作者的表达权利，就会从属于媒体所有者的私人产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权力，从而导致少数‘豪民’或‘豪民’阶级劫持人民的出版自由权利”。市场新闻业的发展把新闻自由越来越归属到一小部分富有的资本家手中。

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并不能使新闻传媒成为“社会公器”，成为监督国家的“第四权力”，市场方式运作并不能保证新闻传媒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西方的市场化条件下，新闻业越来越变成了“市场新闻业”“商业新闻业”，这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的运营方式。西方新闻传媒以营利为目的，它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会与商业机构、经济组织、广告主、政治集团等沆瀣一气。大财团控制下的新闻传媒往往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毫不顾忌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比如，在记者的观点或报道与新闻传媒公司发生分歧时，记者不得不服从公司和老板的利益。记者史蒂夫·威尔森、简·阿克勒有一次报道了美国牛奶公司供应的危险因素，这触犯了广告商的利益，最终两位记者遭到福克斯电视台的解雇。为了获取商业利益，新闻传媒不仅会向经济势力低头，也会向政治力量低头。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旗下的《世界新闻报》为代表的新闻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为追求商业收入，获得“爆炸性信息”，有时不惜采用非法窃听、钱色贿赂等手段获取独家内幕消息，“窃听门”事件等一系列丑闻使媒体的公信力大大受损。可以看到，在市场化条件下所谓新闻传媒是“第四权力”根本就不是现实，是对资本自由的一种粉饰。

有研究者还洞察到更多的问题：“市场新闻业由于以‘市场’和‘利润’为指针，不仅使传媒组织不能与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保持距离，进而还规训了组织内部的新闻从业者，使新闻的独立性成为空中楼阁。”在市场化条件之下，西方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逾越底线、丧失操守的现象不断上演，他们常常凭借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在利益的驱动下，选择新闻、策划新闻、制造新闻。西方新闻人变成了新闻商人，新闻作品变成了新闻商品，虚假新闻、有偿新闻、公关新闻、广告新闻、低级趣味的新闻泛滥，新闻传媒越来越成为赚钱的工具。

西方新闻传媒市场化的现实告诉我们，当市场化大行其道时，民众的新闻自由权利被大资本、大财团肆意践踏和滥用的现象比比皆是，新闻的真实性、独立性、客观性，以及民众的新闻自由是无法实现的。

三、并不存在“去政治化”的西方新闻传媒

西方新闻传媒中政治因素依然存在并发挥影响，并不存在“去政治化”。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闻舆论领域的政治因素被一些表面现象遮蔽了。“广告商资助的牟利新闻不但成了新闻业的‘自然’状态，而且几乎成了‘自由的新闻业’的代名词。与此同时，政府补贴的新闻业成了‘不自由’的新闻业的代名词”。透视西方新闻传媒纷繁复杂的表象，可以看到当代西方新闻传媒领域依然是各种政治力量控制、影响和斗争的场域。

马克思主义认为，新闻传媒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马克思看到资产阶级报刊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确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选择，报刊的政治态度背后还存在着各种收买和贿赂行为。资产阶级国家报刊公开变化政治态度很常见，有时报刊出于政治的动机，完全不反映人民的思想和情绪。“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注意对报刊进行阶级分析和党派属性的判断，承认报刊与政治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报刊的每篇报道、每项活动都与阶级、党派有关，都具有政治性质。报刊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通常决定着报刊的政治态度，但是，这种利益也可能使报刊的政治态度相当模糊。”在资本主义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新闻传媒成为强有力的政治报道和政治宣传工具，对政治信息的巨大需求曾促进了整个新闻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

当代西方新闻传媒依然能够发挥独特的政治作用。一方面，新闻传媒具有多种社会功能，能够传播新闻、反映舆情、提供娱乐、服务经济等，为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提供一种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新闻传媒属于精神产品的提供者，对社会舆论、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的塑造、引导和控制作用，其中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塑造力也是新闻传媒的重要功能。新闻传媒在新闻的选择、加工和刊载过程中可以表达特定的观念和意图，发挥宣传引导作用。在娱乐内容的选择和提供中也能够灌输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容、价值引导内容。因此，各个国家各个利益集团或组织都把新闻传媒作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挥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当前，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一国国内，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传媒的“政治化”依然存在。从全球来看，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政治分歧和斗争，表现在新闻舆论领域中同样异常激烈尖锐。2013年6月，美国中情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媒体披露与曝光包括“棱镜”项目在内的美国政府多个秘密监视项目，让世界看到了美国所谓的“互联网自由”“信息自由流动”话语的虚伪。西方宣扬的“新闻自由”并没有抹去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从国际上看政治对新闻的塑造和影响，甚至可以认为新闻业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国际新闻传播并不仅仅是信息传播，其中还包含着政治表达。国与国之间不同的社会制度、阶级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使新闻传媒领域也充斥着阶级分野和意识形态分歧。西方新闻传媒在全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高度一致，暴露出西方新闻传媒否认其政治性的虚伪性。一些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报道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持咄咄逼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攻势，都明显地表现出西方新闻传媒的政治性功能。

在西方国家的新闻传媒领域，政治性一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现代西方新闻传媒多为资本控制，不可能不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新闻媒体自身也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例如，在关涉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对外战争等重大问题时，美国主流媒体总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在政治博弈时刻，比如总统大选时，媒体的政治性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主流新闻传媒都会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立场或政党倾向。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英国一些有影响的右翼报纸和电视台与英国政府配合默契，制造舆论，为出兵伊拉克摇旗呐喊。因此，西方新闻传媒领域依然是各种政治力量表达自己、影响民众、争夺权利的场域，我们不能简单化西方政党、政府与西方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

四、西方新闻传媒难以践行客观性原则

有研究者提出，新闻的客观性原理是“西方新闻业界的职业规范和报道规则”。客观性的理念“一直能雄踞美国乃至西方新闻报道规范之中流”，“客观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和主导地位，体现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的发展壮大”。的确，在新闻传播理论中客观性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新闻客观性就是拒绝个人或组织的偏见影响他们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处理、评价，以独立公正的立场去认识事实并反映事实”。客观性原则追求客观、公正、真实，一些西方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也积极倡导这一原则，但是，实际上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在现实中，“报刊传播新闻除了受到不可避免的自然因素(媒介本身的限制、事件发展过程和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空间传递的限制等等)的影响外，还受到政治(阶级、党派、政府、政客等等)、经济、文化传统等的影响或牵制”。西方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很难践行客观性原则。

从理论上讲，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应该坚持客观的立场去展现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但是，在现实中，每一家西方新闻传媒都不可能是“无心”的传播者，他们总会宣传自己认可的一些观念、主张，总是在践行自己的传播立场、价值取向，进行某种观念的传扬。不同的社会成员也有不同的立场、利益和表达需要，新闻传媒从业者也不例外。毛泽东揭示了这一点：“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

一些人宣称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传媒是社会公共平台、社会公器，以为社会大众服务、履行社会责任为基本目标。西方新闻传媒也宣称自己是独立的、客观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者和维护者。但现实是，西方各个新闻传媒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会受到其他各种社会力量的影响，它们会与政治力量、商业力量合谋，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传媒会受到国家、政党、政治集团的利用和影响。一些媒体宣扬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但实际上他们却常常抛开客观报道原则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新闻传媒往往立足于政治、党派的利益选择性地报道新闻，呈现给民众的是经过加工的新闻内容，这时的新闻是很不客观的。比如，各国主流媒体往往都是维护本国战略利益，配合军事行动的舆论工具;在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社会活动、政治选举中，一些新闻媒体实际上是政府、政党、某些利益集团的附庸。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国际报道也充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偏见。1999年5月，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中国严厉谴责这一行为，美国政府却声称是误炸，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支持政府，在报道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和倾向性让新闻的客观性原则毫无立足之地。

经济压力也是能否进行客观公正的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影响和制约因素。新闻传媒在市场运作过程中必然要受到发行、广告等因素的影响，需要面对来自广告商等方面的商业压力，为了经济利益，新闻传媒机构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的时候难免会有失客观。

有人认为，职业新闻工作者应该遵循以新闻为本位的传播原则和要求，用新闻职业伦理、职业道德原则约束和规范自己，应该保持客观性。但是，从西方新闻从业者的个体层面来看，情况也很复杂。在从业者内部，存在不同的利益考量和期待追求，有专业追求、宣传追求、利益追求、名望追求等。对于个体，这些因素的影响往往相互交织。在西方新闻媒体客观真实、新闻自由的幌子下，常常出现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无视职业规范，摒弃社会责任，损害广大民众权益的事件，比如，假新闻、有偿新闻等，这些表现让我们看到西方新闻传媒的公正、客观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根本实现不了。

 “并非说西方媒体都不讲客观，都不尊重事实，只是想说明，他们出于利益的需要和价值观的驱使，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背弃新闻报道的一些基本原则来表达其政治倾向。”总之，那种认为西方新闻传媒能够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不被任何力量所控制，不为任何利益所动摇进行客观报道、传播事实、公正评价，只是一些人的想象和美化。

五、结  语

一些人在理想化、神化西方新闻舆论的同时，对中国的新闻舆论却百般挑剔、指责和攻击，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过时了，不适用中国了;新闻传媒的双重属性功能的确立，表明党对新闻传媒工作的领导不再是必须了;新闻传媒的市场化、“去政治化”是大势所趋，党管媒体是不民主的表现，不再需要党管媒体，等等。面对这些非议和攻击，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立场和主张，为辨清错误认识，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思想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2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阐述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是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定位和明确要求。面对关于西方新闻舆论的纷乱认识，我们特别应当做到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辨析关于西方新闻舆论的错误认识，推进新闻舆论事业的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闻舆论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当下中国，新闻传媒领域面临多样化、多元化的挑战，新闻舆论日益成为斗争的前沿阵地、主战场。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舆论形势、国际传媒间的激烈竞争、西方新闻观的负面影响，以及我国新闻传媒领域存在的问题等都对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出了挑战。“信息”“受众”“客观性”“去政治化”“市场化”等貌似中性的词语的流行，商业主义新闻观念、专业新闻主义观念的影响，让一些人质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否具有解释力，是否还有必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洞察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本质，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新闻观的影响，认清西方新闻传媒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站稳立场，筑牢思想防线，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明确，挺直腰杆，发出声音。

对西方新闻舆论的错误认识也影响到如何认识党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方面存在一些糊涂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人对“党管媒体”缺乏科学的认识，认识不到党的领导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的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不能管得太多，应该允许新闻媒体自由发展，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需要干涉;有的人鼓吹“去政治化”，认为党的领导使新闻传媒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政治性色彩，应该“去官方化”“去政治化”;有的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应该都交给市场，允许“私人办报”，全面实行新闻传媒的市场化，只有市场化才能实现新闻舆论的自由、公正;等等。在这些认识中，有的是糊涂认识，有的则怀有明确的意图，其目的在于根本否定党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领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我们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和要求，为新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政治立场，从国家战略、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指明党的领导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在新闻舆论的大潮中，我们党发挥着“领航者”的作用。新闻舆论工作一定要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和阵地意识，确保把新闻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要求“党管媒体”切实做到想管、会管、敢管。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勇于主动“亮剑”，不能任由一些错误观点、敌对力量肆虐泛滥、扰乱人心。面对一些人缺少政治判断和鉴别能力，在大是大非面前糊里糊涂，他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者做新闻舆论的战士，在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上不做“开明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爱惜羽毛，而是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守好党的新闻舆论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际国内现实，对关系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战略性问题的认识，对于我们观察、评判当前新闻舆论领域多样多元的态势提供了科学指导。我们要努力做到“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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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童兵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读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5]杨保军：《新闻观念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6]杜飞进：《挺起新闻舆论工作的精神脊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光明日报》2016年4月18日。

[7]杨祖增：《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观点、导向和方法》，《观察与思考》2016年第10期。

[8]李良荣等：《当代西方新闻媒体》，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9]《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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