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为什么需要权威?
为什么需要权威?
葛元仁
插队期间(1968-1975),自己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有一个被公认的带头人?于是大量阅读马列的原著,希望从中找到答案。
一次在学习恩格斯写于1872年10月—1873年3月的《论权威》时,看到他以社会生产事实为依据所得出的一定的权威是必要的结论,使我非常信服。
我所在的生产大队一共1600多人,8600多亩地,分为六个生产队,每年都要民主选举生产队长。但总有几个组织协调能力强,办事公道的庄稼把式连选连任,尽管其中不乏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武断的人。我到群众中去了解:为什么要选他们?乡亲们告诉我,他们能够带领大家把农活安排好,把庄稼种好,每年增加口粮和收入,大家服他。原来在乡亲们的眼里他们就是农业生产的权威。这就使我领悟到,不是谁想当权威就能够当权威的。只有能够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获得群众认可的人才能成为权威。
一个简单的农业生产尚且需要权威,何况复杂的各类工业生产呢?尤其是全国性的生产和社会建设,就更需要有权威来指挥协调了。当年,共产党的代表人物毛主席、周总理就是权威,因为他们带领党和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翻身做了主人,使一个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称为“东亚病夫”、“一穷二白”落后的中国成为了社会生活欣欣向荣、工业体系完整、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使人民看到了美好生活的前景。所以人民信任他们,服从他们的指挥,形成了全国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勇拼搏的局面。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原因,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指明了方向。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权威,自然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崇拜。甚至严肃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敬佩他们。
列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工农兵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三次武装进攻和国内的叛乱,使苏俄的经济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 为苏联日后的强大,人民的幸福生活打下了基础。人民至今还在怀念他,崇拜他,他的陵墓至今还保存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上,供人民瞻仰。
斯大林遵循列宁的遗愿,坚持马列主义的原则,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了强大的工业国,带领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使苏联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成为了能够和美帝国主义抗衡的世界第二大强国。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有错误;尽管无产阶级的叛徒赫鲁晓夫之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长期对他妖魔化,但2017年在著名的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一项调查中,俄罗斯人在回答“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时,仍然把斯大林放在第一位。说明斯大林至今都是俄国人民崇拜的对象。
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更是取得了世界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不要说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崇拜他,连帝国主义头子都不得不崇拜他,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污蔑、抹黑、攻击毛泽东,但“毛泽东热”却一浪高过一浪。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评价者。人民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因为他们创造的理论是真理,他们的行动为人民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利益。
历史反复说明,只有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才能获得人民真心的拥戴。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从严治党,大刀阔斧地反腐倡廉,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工具,惩治贪官污吏,打击黑恶势力,获得了全体人民的拥护和赞扬。并且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越来越占优势,校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
然而现在却有人妄图颠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地位,这就使我想起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所说的:“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在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中国这艘航船要想到达胜利彼岸,难道能够不听船长的吗?看来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就如恩格斯对“反权威主义者”批判时指出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恩格斯还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在阶级社会消亡之前,这种权威是不可能消灭的。
这也使我想起插队时学习过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早就讲明白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列宁说:“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看看列宁的这段论述,不知提出问题的人有何感想?下面的论述更值得我们思考 。“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坏蛋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斥责他们是叛徒。现代(20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某些先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中纷纷出现了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只顾自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正在这么做吗?
看来,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要从严治党,遵守党的纪律,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指出:“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列宁的论述,是因为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任务还很艰巨,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能不严格党的纪律,更不能没有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的领袖人物。
正如列宁说的:“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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