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沈聪(以下简称记者)：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改制、普世价值和儒化中国等等。您能否结合这些现象，谈谈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思潮泛滥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北京大学梁柱教授(以下简称梁柱)：早在改革之初，就出现要求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逆流，受到邓小平同志严厉的批评和抵制。但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各种错误思潮纷纷登场，轮番进攻。虽然它们多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出现，却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思潮，因为它们都是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的。如新自由主义就是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主要特征，诱导走上西化、分化的道路，成为某个大国的附庸。又如民主社会主义，既用民主来指责共产党执政下的政权不民主，又用非科学社会主义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以图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再如历史虚无主义则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全面否定党的领导和党的领袖，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道。所以说，它们的攻击目标和自己的政治诉求都是不加隐晦的。这种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而是一种历史现象。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要从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背景中寻找原因。首先，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形势下的一种历史现象。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急剧转入低潮，这不能不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走向。其实，革命低潮的出现并不可怕，因为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的，暂时的失败是不能够改变历史所昭示的发展方向的。但可怕的是，因为低潮的到来，革命队伍中会有一些历史的短视者，把这种暂时的失败绝对化、凝固化，他们会因此惊慌失措，丧失信心，甚至另找出路。正是这种理想信念的失落，使他们转向西方祈求所谓的“普世价值”。所以，各种错误思潮的涌动，不时泛起，是同这些年来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理想信念失落紧密相关的。这是值得我们密切注意的。其次，反映了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某种逆向发展诉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之后，正当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社会上就出现一股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他们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在思想理论领域提出了所谓“告别革命”“告别乌托邦”“告别主流意识形态”的口号。他们提出的改革观的主张就是：在经济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全面彻底地实行私有化;在政治上鼓吹多元化，要求实行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显然，这种改革观的实质，就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和价值观，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都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否则就会亡党亡国。再次，是对西方反共势力企图通过“颜色革命”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呼应。西方反共势力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企图是一贯的、公开的、露骨的。他们所谓的攻心战主要是开展思想理论攻势，进行文化思想渗透。而这种文化思想渗透的目标主要是集中在妄图摧毁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瓦解人们对它的信仰。与此同时，他们还极力物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共分子，培育他们需要的“第五纵队”。这些正是各种错误思潮长期以来兴风作浪的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

　　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弱化带来的问题和危害?

　　梁柱：在这方面，前苏联的解体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位被称作“苏共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面，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并将它推向了极端。他们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进而把矛头直指列宁和十月革命。诬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阴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式的专制独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制造了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皇、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这样完全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这个世界第二强国不费一兵一卒而轰然倒塌，而这时却没有一个人出来维护自己的党，这个历史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

　　能否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弱化。这不但使各种错误思潮泛滥，横行无阻，严重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引起了群众严重不满;而且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些应当坚守的舆论阵地，不但不敢亮剑，失去了话语权，有的还为错误思潮提供活动舞台，丧失了自己的领导权、管理权。这种情况也是前些年各种错误思潮一再兴风作浪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要深刻认识人民群众是相信真理、拥护真理的，只要我们敢于坚持真理，善于表达真理，真理就一定能够战胜谬误，也一定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心。我们一定要坚守好、发展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良好局面，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期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路径

　　记者：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要求全党要切实做好思想理论准备工作、组织准备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如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梁柱：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的全面性布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方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可靠路径。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因为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不但已经被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所证明，而且也为我们党内揭露出来的严重腐败现象和理想信念失落现象所警示。我们只有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保证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关于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题中之义。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性时强调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载入国家宪法的，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面从严治党依靠教育，也靠制度。”要加强党内教育，引导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从根本上扭转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甚至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错误倾向，真正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坚定自己的信念，这样才能真正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要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坚守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要深切理解只有掌握话语权，才能有主动权，才能保证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要有纪律保证。重新修订并于2016年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是含糊不得的。

　　这里还要指出，我们要清醒地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将会是长期的，这是因为国内外敌对势力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同时也同我们某些干部或是思想观念上同他们沆瀣一气，或是故作“开明派”，不守土、不负责，甚至助桀为虐有关。

　　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站好岗放好哨

　　记者：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每当我们党和国家建设发展顺利、面临喜事大事盛事的重要时刻，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要兴风作浪、制造麻烦，社会上的噪音杂音也会增多。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如何保持政治定力，打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为党的十九大召开创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氛围?

　　梁柱：你说得很对。这是国际霸权主义对别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搞“颜色革命”惯用的手法，他们往往是利用这种时机，利用或制造矛盾，通过小恩小惠鼓动群众上街，搞“街头政治”，而最终目标是要颠覆现有政权。国内一小撮反共分子同样如此，他们散布各种谣言，蛊惑人心，制造事端。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要保持政治定力，沉着应对。那么，这种政治定力来自哪里呢?首先是要不忘初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党的历史，是风雨兼程为人民的历史，是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命运，所以我们党的事业是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只要我们永远不改变这个初衷，永远同人民群众保持鱼水和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们就一定能获得胜利的源泉。同时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们应对任何艰难复杂局面、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再就是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勇于担当，增强自己的政治敏锐性，为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站好岗、放好哨，创造良好而健康的政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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