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们的书斋学问，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没能为打跑日寇出力;在民不聊生的时候没为改善民生艰难出谋划策，无用，就是无用，何必为之大吹喇叭?不过呢，所谓言论自由，有人吹，那也由他，但是硬伤斑斑还要夹枪带棒，那就很值得警惕了。

请看奇文：

【林杰：从《南渡北归》看“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cb1a610102xixn.html

这是个给“民国大师”们吹喇叭的帖子，此林杰先生乃是在澳大利亚留学回国的法学硕士。为了给民国的一切吹喇叭，必须首先对现在的大陆狠狠地才上几脚，这是套路，是民国拥趸们一定要用的套路，所以，这个帖子里先有这样一句话“先声夺人”：

【画家黄永玉曾形容当下的学界是“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

看，林先生说了大陆教授太多太滥，而且还有欺世盗名之辈多多。

于此，我先说“教授满街走”。

现在的中国大陆，教授就是多，有教授头衔得来太容易的原因。不过这未必就是坏事百分百。因为教授多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多了，大学开的课程从科目的数量，和细化的程度来讲，也比早先时候多得多，细的多，专业教授也就多了么!还有，大学生也比早先多了很多，如此这般地水涨船高，教授也多了么!教授满街走虽有夸张，目前的教授评议机制虽然有问题，可是教授数量多也应该有合理的一面，其背后是新中国在高等教育以及更基础的全民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积累和进步。

关于大学生的人数，试举几个数字说一下，2007年-2013年全国参加高考的高中生人数分别是：

【2007年1010万人;2008年1050万人;2009年1020万人;2010年957万人;2011年933万人;2012年915万人;2013年912万人】

以现在“产业化的高等教育”现状而言，正牌的、野鸡的大学加在一起，总的升学率总不下于30%。那么，每年进大学的学生在300万没问题，加上往年的“学姐”、“师兄”，整个中国没有上千万的大学生不可能吧?那么，水涨船高，教授满街那是自然。又有教育部数字，2015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人数：3700万(四舍五入以万为单位)。

可作比较的是民国时候1932年-1933年全国的大专院校的注册学生人数42710人;1933年-1934年，这个人数是46785人。

另外，据相关专业论文研究，新中国以来，特别是头几十年，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例大幅上升，这意味着占全国人口比例最大的农村人口开始享受到高等教育，意味着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的巨大教育成就，而不是像民国那样，让高等教育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教育资源垄断在那些个所谓“大师”手里。这也为后续的教育、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据物理学家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领衔的“中国教育精英大数据库”显示，在1906-1952年间，超过60%的教育精英都是地方精英、商人子弟，并且仅集中在江浙、珠三角一带；而在1953-1993年间，近一半的教育精英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子弟。新中国与民国教育相比孰优孰劣，哪个惠及了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一目了然！

新中国大学生生源变化：农村占比大幅提升

两下比较，无论是绝对人数，还是相对人口占比，民国时候的大学生就是少得很多，根本没法同新中国的全民教育成就相比。那么，给民国大学生授课的民国教授稀缺度可比熊猫不奇怪。

至于说现在“大师多如狗”，那是吹喇叭的货色太多了;有为民国“大师”吹喇叭的，也有为现在大陆的“大师”吹喇叭的，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比谁高尚。这并不能说大陆现在的教育水准和学术层次就比不上民国，更不等于现在的中国百姓就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就分不清真学者与假学者的区别。虽说现在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有很多水分和花架子，可是从教育界、学术界的总体情况来看，现在总比民国强太多。不值得给民国高唱“哈利路亚”。

林先生还有话：

【近年来，学术腐败成了社会热点，如院士论文造假，选评请托，锦衣玉食下的教授们，整日纠结于功名利禄。从为老总开培训班到性侵女学生到论文造假，简直是斯文扫地，千年以来之傲然文风荡然无存矣。文人无行，果然。酗酒、嫖妓、包二奶、偷香、吸毒，美其名曰学阮籍猖狂、长歌当哭、放荡不羁，或谓之寻找灵感。无名世著作，有鸣世举措，欺人自欺。】

看，当下的大陆高等学界乱象一片啊，对比起来，是不是民国比较好一些呢?

关于这样的乱象，我请林先生看一下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民国学术界的腐败和堕落和现在的乱象很有相通之处，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就可以作证据!如果民国学术界的普遍糜烂、腐朽没有达到被正直人士不能容忍下去的地步，钱钟书先生会写《围城》大加讽刺鞭挞么?如方鸿渐买文凭;如李梅亭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如韩学愈学历造假;汪处厚依附官僚;高松年的学阀做派……等等等等，都写着明白嘛!林杰先生痛心疾首的当下的学界腐败，在民国时候就很寻常!而且，我们还要知道，林先生所不齿的现在的学界腐败，也是在最近几十年多起来的，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民国形象变得越来越高大光辉，成为知识精英们向往的“黄金时代”，在不少方面有向民国看齐的趋势。有这样的大环境，现在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界出些不知廉耻的学术贩子，出一些丧尽天良欺凌女性的禽兽，很不可理解么?大陆学界向民国学得太多了，学校的风气堕落不难理解！

林先生以为然否?

尤其要注意的是，校园里欺凌女性的禽兽之所以越来越多，和林先生这些齐刷刷向西看的法学家、法律工作者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他们从西边引来了“先进的”、“人性化”的法治理念，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犯罪分子的惩戒力度是有所减弱的，甚至于很多法律工作者还经常替他们竭力辩护。

也就在这样的“人性化”之下，校园里针对女性的侵害事件中，大学教授们的犯罪成本是很低的，甚至于还是零成本的。不但在大学，在小学对幼女进行残害的禽兽也很多，这样罪大恶极、毫无人伦的禽兽，有哪个被处决?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这位林先生，如果您海归之后，在您秉承的法制理念中，对校园禽兽是要重判杀头呢，还是“人性化”地处理呢?!

以上是林先生痛踩大陆的两脚，我全力辩护之。接下来要看林先生给“民国大师”、“民国学术”吹喇叭的腔调了。在林先生的喇叭腔里有这么一个怪腔调：

【民国学术的星空，群星璀璨，影响中国近百年。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灿烂的时期之一，呈现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民国的学术，实在算不上什么群星璀璨！那些“民国大师”的能耐高不过清朝的考据儒生!阎若璩做《尚书古文疏证》，把《伪古文尚书》从千三百年中高居的儒学圣典的神坛上拉下，揭露它伪书的本来面目，试问，哪一位“民国大师”有这个能耐?

戴震做《孟子字义疏证》，把程朱理学踢打的破破烂烂，问一下，哪个“民国大师”有这个能耐?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哪一个“民国大师”不服?哪一个“民国大师”敢挑战?

前清学者戴震

倘若按着民国拥趸们的逻辑，只要某人在民国时期生活过，哪怕他的学问根底是前清，那他也是“民国大师”;那么，生活在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也是清朝的学问人了，那么这个老先生就是清朝考据学的大宗师，他写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哪一个“民国大师”写得出?

王夫之老夫子那煌煌巨著《读通鉴论》、《宋论》，“民国大师”谁能做得出?

其实呢，能耐做不到清儒的水平倒也罢了，可还就是有“民国大师”开学术倒车自立门户，自号“新儒家”，要接替宋明理学那些腐儒们，把这个中国学问里的异类学问接续下去。可笑!

那位林杰先生，那位也许将来要海归的林杰先生，你对民国的文史学术水平的高下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估测，你就敢说“是中国学术史上最灿烂的时期之一”?“民国大师”的能耐连清朝群儒的成就都盖不过，你就敢说“影响中国近百年”?

“民国大师”绝大部分是做文史类学问的，在这些学问里，那些“大师”们实在比不上清儒!不过，民国时期也不是没有特出的贡献——顾颉刚先生领军的“古史辩派”才是民国时期真正能拿出手的成就!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才是民国时期真正的大学问!但是，这位顾先生，是不在《南渡北归》所极力推崇的“大师”之列的!因为他没有类似岳南推崇的那些“大师”们的“血泪故事”，不足以借他来攻击土共、新政权，替民国大吹喇叭，所以自然就不是岳南先生浓墨重彩精心勾描的“大师”神坛上的一员，其真正有水平的成就自然就被林先生无视。看来，这位林先生不过是给《南渡北归》友情站街的，怪不得尽说胡话!

接下来，这位林杰先生又有这样的怪调调：

【有人考证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期有三个：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清末民初。】

我要问，是什么样的人考证出“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期有三个：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清末民初”?此人为谁?你该给个尊姓大名吧?征引别人结论不说是谁，也不说在哪一本著述，这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该有的素质么?你怎么这么目中无人?该不是你先生自己杜撰的吧?

不错，春秋战国时候，是国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代，谁都要承认;但是，魏晋南北朝么，很不敢苟同!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段里，有个“永嘉之乱”，那是一场文化大浩劫，用《经典释文·叙录》的话说：

【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亡】

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洛阳，大肆烧掠，西晋皇宫藏书被付之一炬，这在国史上是极有名的文化大浩劫，堪比秦朝焚书。说那个时候是什么“学术最繁荣”起码有一半是胡说八道，文化的载体——在秦火浩劫中被偷偷藏起来免于毁灭的先秦古籍，两汉年间从民间发现整理的珍贵的传世文献，以及汉儒们整理幸存断简残编的成果，还有汉儒们对古籍做的训诂、阐释文献都被烧个精光，所谓的学术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学术会繁荣?《伪古文尚书》就是借着那个文化大浩劫形成的文明断层空白时段窜上儒门圣典的神位的!真伪不辩就是那时候学术水准的真实反映!可见那个时候学术水平的低下!既没有事实根据，而且说话连逻辑都不讲了，这就是这位林先生的中国文史常识的水平!魏晋南北朝居然是中国学术最繁荣时期?

不过呢，魏晋南北朝也确实有些学问繁荣起来，比如用道家学问“格致”翻译印度佛学的中国佛学、比如引入道家学问阐释儒家经典的“玄学”。但是，这两样学问，和春秋战国时候的学问远远不能比肩!且不说水准高下，就说起因动机上的高下就是天上地下的区别：

春秋战国时候的学问，出发点是如何使天下由大乱变大治。所以，道家老祖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儒门圣人孔子高举“克己复礼”大旗，号召大家都遵守周礼，把周天子当回事，天下也就太平了;墨子主张“非攻、兼爱”以求天下安定;法家力倡耕战、中央集权，用铁和血消灭诸侯割据达到天下一统……春秋战国的学问就是这个路数，是治理天下的学问。魏晋南北朝的佛学也好，玄学也罢，甚至于“神灭论”、“神不灭论”……这些学问的动机根本没有治理天下归于太平的宏大气势，远不如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子百家那么堂皇正大!充其量是“智力体操”!实乃无用之学!无用之学固然没有分量，如果有些学问误国那就很可恨了!比如“魏晋清谈”。对这个学问，林先生极力推崇的陈寅恪有很不客气的批评：

【清谈误国事西晋灭亡原因之一。那时候的西晋官场是，一面奢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此风不到西晋最后灭亡，不能终止。】

林先生赞不绝口的魏晋南北朝的学术，很不上台面!能把这路不上台面的货色和春秋战国的学问放在一起等齐比肩，呼之曰：“学术最繁荣的时期”，是无知，也是无耻!

民国的学术，具体来讲“民国大师”们的学术，且不说比不过清儒，就说是不是有治理天下、驱逐外夷、恢复中华的现实功用呢?是不是?有没有?陈寅恪的学问能助力抗战?傅斯年的能耐能御敌?胡适的“新文化”能把租界收回?梅贻琦能不能阻止日寇不去对重庆轰炸……?中国的学问传统里，向来有“经世致用”的治世取向，请问林先生，《南渡北归》里的“大师”们的学问有几个是研究这个的？抗战时候，他们的学问对抗战有什么用处么?还不都是关起门来的“书斋学问”?

我当然不是说，“大师”们不该研究那些学问，我是说当时的国难要求每一个聪明智慧之士都应该把脑筋放在怎样驱逐日寇上。至于说“书斋学问”，留到和平之后，国家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时候好好研究，那样不好么?史实告诉我们，“民国大师”那么干的没几个!“经世致用”的优秀传统，在他们大部分人身上不起作用!这样的学问，有什么意思?!能和春秋战国时候胸怀“治世”抱负的诸子们的学问比肩么?窃以为，他们的学问对抗战的贡献似乎不如兵工厂一个车工!更甚至于还不如送鸡毛信、放倒“消息树”的儿童团的小孩子，他们可是实打实地为抗战做了贡献!

“民国大师”们的书斋学问，相对于抗战救国的大危局，不过是“小道”，《论语》里子夏夫子说的“小道”：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用处不大的学问——“小道”也很有钻研的空间，但是，钻研过分反而会忘了做学问的“经世致用”的初衷，那就失去做学问的本意了！有大志向的人是不会做这路学问的!为抗战做贡献的时候到了，固然大学不能做军校，中国不能变兵营，但是除了对维护国土完整有大用的边疆历史地理类的学问，那些无关抗战的学问，还是让位给如何凝聚军心民心驱除日寇吧!此乃救国王道!

当然，“民国大师”们，绝大部分都是文史学者，让他们学习造枪造炮制备炸药太难为人，但是，发挥所长，研究日本这个敌人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气质、精神内核、社会风俗，这也是大有作为、对抗战有益的事情，有哪位“大师”这么做了?当年林则徐去广东禁烟，一到广州，就全力搜集外文报刊、书籍，并安排人手进行翻译，以求尽快了解最大的鸦片王国——英国的底细，好在日后与英国发生对抗甚至于战争时候，做到知己知彼。这是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学者该有的治学风范！

林则徐与他主编的《四洲志》

可是那些“民国大师”呢?“九一八”之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毕露，那时候的“民国大师”们可曾把研究方向转向对日本的研究?有么?倒是“大师”之外的报人王芸生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对比之下，日本人可是研究中国一千多年了!把中国里里外外、大卸八块地研究了一千多年。国难当头、国难进行时候，我们那些“民国大师”有精研日本的没有?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说“大师之后无大师”，可是我倒觉得，现在国内研究日本，研究怎么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学者，哪怕是网络上的草根，都比“民国大师”高明！高明之处在于研究方向比“民国大师”对头，也有“民国大师”所不及的见识。这才是有用的学问!做学问，不能只管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

再看林先生的怪调调：

【而之所以有此(学术)繁荣局面得益于政治权威的破碎，使得统一的思想被来自四面八方思潮的冲击。社会的大变革使得着思想浪潮汹涌起伏。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理想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真理之光无畏于权威。因为在两个稳定时代之间的激荡是最适合新思想成长的土壤。】

文字里的“政治权威的破碎”意味着统一的中国不复存在，大治变为大乱，这样一来，人的思想“自由”了，也就能接收四面八方的外来思想了，学术也就繁荣了。

这个话我觉得是不寒而栗，倘若天下大乱的时候学术繁荣才有可能，那么如果有可能，是否为了学术繁荣应该心里盼着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倒霉的是老百姓，如果为了学术繁荣，能使学术精英们有独创成果名垂青史，那么是否应该老百姓付出代价？养活学术精英的是老百姓，为了学术精英们能有成就，让老百姓在天下大乱的时候生不如死……这，简直不是人话!作为中国老百姓，有必要养活这路学术精英?还不如把这路学术精英给早早地踢出中国，再也别回中国祸害中国百姓!

就说春秋战国时候的学术繁荣，固然是在那个大乱的世道有的，但是那样的学术、思想的根基却是华夏文化圈里固有的东西被各种持论不同者分别发展之后形成的学术繁荣。这些学术在春秋战国时候是判然有别，但是，进入大一统时代后，还是能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发展后的华夏文化形态——两汉经学，在这个新的华夏文化形态有一个很堂皇的治世主张——大一统!这就是春秋战国时候诸子百家们追求的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在两汉经学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魏晋南北朝时候在中国生了根的外国学问——佛家学术里，有这样高扬大一统的文化学说没有?!引入道家学问阐释儒学经典的玄学里有没有这样的堂皇主张?新起的道教文化里“大一统”的成分有么?这些学问敌得过两汉时候的“公羊家”么?

统一，就是结束战乱不休、人民苦难的第一良药。可是，“政治权威破碎”，“思想自由”之后催生出的魏晋南北朝的所谓学术，对中国的统一功用不大!不是所有的“思想自由”、“学术繁荣”都是对国对民有好处的!中国有过很多无用之学，魏晋学术是这样，再往近了说，书斋学问类型的“民国学术”就是个显例!而且，进一步对照史实，天下大乱才有学术繁荣，胡说八道!有清一代的考据学就是在“乾嘉”时代，中国尚称安定的时候才有的学问黄金时期，那样的学问“民国大师”、“民国学术”不能比肩!

切莫乱吹喇叭!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争的是结束战乱、天下大治之道

再按着林先生的说法，只有“政治权威破碎”才有学术繁荣，那么，我还想说一下他推崇的魏晋南北朝学术。佛教学术是跟着佛教大兴而繁荣的，而佛教在南北朝大兴，在北方来说是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凭借“政治权威”大力弘扬的结果。佛教学术实际上也是依凭“政治权威”而繁荣的;在南方，佛教兴盛，佛门学术昌明是南朝那些崇信佛教的上层权势人物大力推进的缘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梁武帝萧衍，身体力行，利用举国之力大兴佛教、佛学，并且四次把自己当个物件施舍给和尚庙，大臣们每次都用一亿万钱从和尚那里赎回这个浆糊灌顶的萧衍!这也是佛教、佛家学术借着“政治权威”得以繁荣的活例啊!

可见，这个林杰先生说的“(学术)繁荣局面得益于政治权威的破碎”确是胡说八道!大吹喇叭，很不应该!

话说回来，无论“民国学术”有用无用，也都是咱中华学术，对治世无用的学问，怡情养性也是管用的，“民国大师”的书我也有，我也看，一来为了解闷，二来上论坛和人扔砖吐口水图个高兴还是很有意思的。民国学问么…………也就那样吧，不值得大吹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