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蹊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成就了中国共产党

——为纪念建党96周年而作 

文林墨客

作者按：在中国共产党迎来96华诞之际，作为一个具有51年党龄的老党员，最好的纪念就是写一篇有助于党成长进步的文章。该文也许没有多少新意，有些人不愿意看，但足以表达我的一份敬党、爱党之情，护党、卫党之义。

我生于旧社会，长在新中国。虽然没有经历民主革命的血雨腥风，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成长进步的艰难历程。应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们可能更多地从微观的角度评价党的成败得失，就会看到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果从宏观角度评价党的成长进步，就会看到许多令人惊叹的地方。例如，在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攻势之下，相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纷纷被演变以失败而告终，而中国共产党则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西方国家遭受经济危机蹂躏而饱受折磨走向衰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时采取措施迅速走出危机，并抓住机遇使中国迅速崛起，综合国力大幅提高，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在当代世界乱象丛生战乱频仍，许多国家的人民饱受战乱、灾荒之苦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精心治国理政，竭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使人民享受着和平发展的灿烂阳光;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收入持续下降的时候，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持续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新的政策红利，使就业率稳中有升，收入连年增长，中国游客成为各国最受欢迎的人;放眼世界，许多国家仍然处于贫困落后状态，急需有人拉一把的时候，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春风化雨般的温暖，使得许多国家趋之若鹜，唯恐搭不上这趟顺风车;改革开放前，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方面处于先进状态，而我国均处于落后状况，所以引发了大规模出国求学求职热潮。然而曾几何时，许多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求学求职;改革开放初期，国外境外资金雄厚、技术和管理先进、高层次人才较多，而我国则严重缺乏资金、先进技术、管理模式、高层次人才，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到处搞招商引资，为此我们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让国外企业和人才有利可图。然而现在许多国外的企业、人才不请自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于这些巨大变化，我们有些国人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往往只看细枝末节，而看不到本质和主流。究其原因，不是故意而为，就是思维偏差。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遮遮掩掩，而要光明正大、敢于亮剑、有责任担当。在我入党的那个年代，能入党是很光荣的事情，是相当令人羡慕的，党员甚至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人们要求入党的愿望是相当强烈的。公开亮明自己的党员身份，是很自然的事情。现在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有些共产党员害怕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好像做党员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岂不是咄咄怪事!我们党是执政党啊!又不是“地下党”;我们是执政党的党员，又不是“地下工作者”。你怕的是那门子的事呀!我们所有的改革发展成就、人民享有的安宁环境和幸福生活，不都是我们党领导的结果吗?我们应该为有这样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而高兴和自豪，作为执政党的党员应该理直气壮才对!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另外，还有人对我们党的历史或虚无或割裂或歪曲或抹黑的行为，也很值得我们警惕。

我之所以写作此文，意思很明确，就是要为我们党点赞，让某些人睁开眼睛看事实，对比中国与别国的变化，从而增强对我们党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做党员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自1921年建党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6个年头。期间，有无数的激流险滩、惊涛骇浪，使之面临失败边缘、凶险境地，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都能屹立不倒?而且越战越勇，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胜利?不断攀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高峰?令当今世界为之赞叹!甚至为战略对手所折服?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研究、探索。依笔者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长盛不衰的秘诀，就是简简单单四个字：“理论创新”。

一、理论探索的艰辛永志难忘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国家、面对着贫困交加的人民，纷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自己现成的理论可供利用，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国外引进。当时引进了许多思想理论：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列宁主义等等。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列宁主义，并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来对待。这说明，中国人开始对理论的功能有了初步地认识。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列宁主义，并开始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人接受这个理论。当中国工人阶级接受了这个理论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中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是扭转乾坤的新开端。在参加党的一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曾发出惊人预言：“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有可能统治中国。”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开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制定党的纲领、谋划革命任务、确定斗争策略、开展工农运动，迎来了第一次革命的高潮。令人遗憾的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缺乏足够的理论思维能力、缺乏应对复杂斗争的思想准备，最终导致轰轰烈烈地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搞清楚革命的首要问题，导致第一次大革命遭遇失败。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必然导致从政治上的不成熟。第一次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从其思想根源上来分析，就是作为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没能很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科学方法，深刻分析迫在眉睫的关于中国革命的诸多现实问题。其中，事关革命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即“孰敌孰友”问题，党内高层竟然没有搞清楚。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高层领导，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毫无警惕国民党内右翼势力的反共动向，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以张国焘为代表的高层领导，只注意工人运动，不注意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同样忘记了农民，分不清谁是我们的革命主力。当时，只有毛泽东同志头脑清醒，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早在192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就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他深刻地洞察到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只可惜毛泽东同志当时不是党的最高决策者，无法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倾向。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事关革命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没有搞清楚。例如，对革命领导权问题、对军队的争取问题，也都缺乏足够认识。加之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和反潮流精神，受制于并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

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理论创新能力严重欠缺。虽然他主编的《新青年》成为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的主阵地，但是他本人并没能透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更没有很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因而拿不出解决革命棘手问题的战略思路和策略主张。虽然从党的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但是他并没有经过严酷的革命锤炼和斗争洗礼，书生气还比较浓，“书生造反”的特征还比较明显。后来被党开除后组织“托派”小团体，为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长达4年时间，但始终没能成长为具有成熟的政治头脑、科学的创新思维、善于凝聚革命力量、熟悉战略指导、勇于挑战权威的领袖人物。以致于使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纵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翼势力、限制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面对国民党咄咄逼人的反革命浪潮，共产党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和策略，犯了极为严重的右倾路线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第一次灭顶之灾。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巨大损失。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锐减;群众运动遭到严厉镇压，许多革命骨干遭到杀害，迫使革命转入低潮。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有31万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又投入了新的斗争。

在中国革命最黑暗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预见性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从黑暗中看到光明、从失败中看到胜利。这种永不服输、永不言败的精神，使之成为一盏照耀革命航程的思想灯塔。其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认识到没有掌握枪杆子是其致命伤。因而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发动了秋收起义，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共产党人发动了武装起义，陆续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局面，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头脑发热，错误地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连续犯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4年时间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红区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白区的革命力量损失了100%，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断送了中国共产党。

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中国的国情特点、没有搞清楚革命的特殊难度，导致革命事业又一次遭受灭顶之灾。从思想根源上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连续三次犯“左”倾路线错误，就是因为党的高层领导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指南，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没有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做深入调查，没有对中国国情做深刻剖析。因而没有看清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如此强大：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国家军队和地方武装、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庞大资源、掌握着新闻舆论工具。还十分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之下，从人家手里夺取国家政权谈何容易!

无论是瞿秋白、李立三，还是王明，都把中国革命看得太简单了。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很快就会到来，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说，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当作纸老虎，没毛病，但面对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盲目出击，冒险御敌，只能是以卵击石，自我毁灭。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都没有成为具有很高的理论创新能力、战略设计能力、洞察应变能力、斗争指挥技巧、并为全党所认可的领导核心。

正是这两次毁灭性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尝尽了苦头。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视共产党为阻力和障碍，必予竭力清除之;国内有国民党正规军、地方军阀、地主武装、土匪恶霸的围剿，必予竭力消灭之;党外有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其代理人的瞎指挥，必然内毁之。党内有路线斗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肃反扩大化、内奸破坏、叛徒出卖，必然内耗之。

尝尽了苦头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思失败的内因：一是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开展工农运动、进行武装斗争都没有错，错在缺乏一个具有“独特理论主张、成熟政治定力、勇于责任担当、超凡人格魅力”的中央领导核心。直到1935年，通过遵义会议才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同志才开始成为全党的“核心领袖”，从此全党开始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二是感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错，错在如何使用上，错在使用过程中没有独立创制自己的理论体系上。直到1938年，毛泽东同志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从此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理论创新的胜利坦途。

二、理论创新的旗帜永远高扬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另辟蹊径”。意思是说，另外开辟一条 “路径”。它告诉人们一个即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当一条路走不通时，就不能顽固坚持，非要一条道走到黑，而是要换一条路走，也许更容易走通了。这个道理就是创新。“另辟蹊径”从横向描述了理论创新，要求理论创新展示其“创新”的全部内涵。

笔者认为，另辟蹊径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浓缩。首先，它要求人们认识旧蹊径之错误和新蹊径之正确。这是另辟蹊径的前提。其次，它要求人们发现和找到新的蹊径。这是另辟蹊径的关键。再次，它要求人们突破和实现蹊径。这是另辟蹊径的结局。中国共产党在96年的历史上共有四次“另辟蹊径”，都取得了成功。

第一次“另辟蹊径”。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盲目学习苏联，走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这条路。为此，我们党搞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上海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结果到处碰壁，不断失败，损失惨重。

当革命遭受巨大阻力和障碍的时候，就要寻找突破口，冲破这个阻力，扫除这种障碍。这个突破口就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这个薄弱环节在哪里呢?当时我们党内许多高层领导都聚集在中心城市里热衷于工人运动，因而找不到薄弱环节，使之无法突破革命的阻力和障碍。唯独毛泽东同志“众人独醉我独醒”，反其道而行之。是他多次深入农村，教育农民、启蒙农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成为我们党当年最熟悉农村、最熟知农民的高层领导。毛泽东同志经过多年对农村的研究，认为广大的农村是国民党统治鞭长莫及的地方，而农民中又蕴含着巨大的革命能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革命的突破口。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换了一条路径，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结果就取得了成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非凡创新之道。

第二次“另辟蹊径”。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盲目学习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型的政治经济体制。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党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财政经济极度分散、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运用高度集中的体制，确实解决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问题。也就是说，这种体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还是管用的。但是，随着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其弊端就逐步暴露出来。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感觉越来越困难。

毛泽东同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比其他人较早发现问题、并着手解决问题。从1956年2月14日起，毛泽东主席开始听取30多个部委的汇报，从中理出了十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并于同年4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5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论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讲到了最关键的两点：一是如何对待马列主义问题。他明确地指出：对马列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二是如何对待苏联经验问题。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得弯路，你还想走?”他的论述告诉我们一个深刻地道理： 照抄照搬从来不能取得成功，更不可能创新，只有结合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才是人间正道，才是胜利坦途。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又一次清醒的创新之道。

第三次 “另辟蹊径”。 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又一次犯了“左”的错误，遭遇了惨重的损失。这种状况了证明了“左”的路走不通，需要重新开辟出一条新路。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着又一次历史转折关头。人们纷纷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紧迫问题。是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主张。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开辟了一条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路。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这就是邓小平同志的超常创新之道。

第四次“另辟蹊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迅速崛起时期，面对美国和日本凭借其海上优势力量，设置双重岛链、遏制海峡咽喉、妄图围堵中国出海通道，阻断中国的海上贸易航线，打乱中国经济超快发展的良好势头。习近平总书记清醒地意识到“另辟蹊径”的极端重要性。在其主政的第二年就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公开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巧妙地运用历史形成的贸易线路为现实国际经贸发展成功开路。其实，在习近平总书记刚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时候，很少有人能看透其中蕴含的玄机。直到现在，人们才看清楚其巧妙之处就在于，通过修建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绕过新加坡和美国扼守的马六甲海峡，缩短海上贸易航线；连接中欧铁路班列，开辟陆路贸易大通道。既能为中国规避美日的海上封堵，继续我们的货畅其流，又帮助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繁荣各国经济。既是一箭双雕的好棋，也是以巧破千斤的典范。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独特创新之道。

中国有一句新话：叫作“与时俱进”。意思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要跟随前进。最初提出“以时俱进”这个概念的是江泽民同志。他认为以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必由之路。这一认识，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不断延伸发展提供了科学根据。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应当随着历史进程的展开、形势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从纵向描述了理论创新，要求理论创新必须持续延伸发展，充分展示其蓬勃的生命力。

笔者认为，“与时俱进”是本质论与持续性的融合。首先，它要求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显著特征。这是“与时俱进”的前提。其次，它要求人们解放旧思想、批判旧观念。这是“与时俱进”的关键。再次，它要求人们总结新经验、概括新理论。这是“与时俱进”的结局。

毛泽东同志找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理论创新之路，成功创制了我们党第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并通过党的七大将其载入党章，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其后，我们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理论创新之法沿用至今。中国共产党在96年的历史上共有四次“与时俱进”，都成功地创制了新理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第一次“与时俱进”。经历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的破坏以后，中国已经被先进国家越拉越远，处于一种相对“贫困落后”的状态。邓小平同志主政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重新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上一条以“共同富裕”为终极目的中兴之路。也就是要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奋斗目标的重大而长远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老一辈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开始了一系列“改变传统、改变历史”的大动作。精心设计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远见卓识地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以超常气魄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以非凡勇气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全球视野科学地判断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些理论和策略主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形象。

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清晰地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就从根本上清晰地回答了中国人民的期待。在这里，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获得了全党的认可，并通过党的十五大将其载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第一次与时俱进，是我们党第二次系统的理论创新。

第二次“与时俱进”。理论上的连续性，对我们党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党果断平息了西方蓄意挑起的和平演变风波之后，中国又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在这种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党组建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当时，我们党内出现的资产阶自由化思潮还没有肃清，许多党员严重缺乏抵制西方和平演变的意识，特别是在那场严重政治风波中中央出现了两种声音，使许多人处于迷惘状态。本人亲身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人们的思想状态我是感同身受。没有那种经历的人往往有些主观臆断，很难反映出那种真实状况。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首要而紧迫的问题，是解决中国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问题，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战略目标的问题。

江泽民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逝世的情况下反复强调：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庄严宣布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高举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不动摇，决定继续走由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当时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被全党所认可，并通过党的十六大载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第三次系统的理论创新。

第三次“与时俱进”。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所遇到的影响发展全局的问题，就是经济和社会均遇到发展不科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发展，经济与社会的不和谐发展”这两个影响发展全局、涉及长远发展的重大而紧迫问题。如何解决这些事关全局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呢?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力以赴予以解决的首要问题。

他们在审视以往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时，发现我们在发展导向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以至于引起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矛盾加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问题的解决，使之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全新认识和高度概括，是一次精彩的理论升华。这个新的理论体系为全党所认可，并通过党的十八大将其纳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其中。这是我们党第四次系统的理论创新。

第四次“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大组建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从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的五年时间看，他所遇到的国内外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多变。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如何解决这些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重大问题呢?习近平总书记用五年时间的辉煌政绩，做出了明确而精彩的回答。不但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他首先遇到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一是政治性质的问题：党的作风不端问题、党内腐败严重问题、党的治理机制构建问题、治国理政的理论创制问题;二是经济性质的问题：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破解经济贸易发展瓶颈问题;三是涉外性质的问题：中国发展崛起的外部环境问题、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问题、中国安全体制健全完善问题。这些问题带有根本性、长远性、关键性。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一句空话。而解决了这些问题，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总览全局，解析重点、谋划高点、抓住要点、突破难点，使问题有条不紊地逐一解决、使危机有惊无险地逐一化解。他善于总结新的经验、概括新的观点、升华新的理念、创制新的理论体系，使问题转化为理念、使理念转化为规则、使规则转化为行为。习近平总书记不失时机地发表各种重要讲话、发表各类文章，阐述党的主张、解析党的政策、推动党的事业、造福中国人民、惠及世界各国人民，从中提炼出许多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这些新的思想理论已经过实践检验，并为全党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笔者曾经发表过相关文章概述了他的理论体系，并将其命名为“中华民族复兴理论”，这里不再赘述。我们期待党的十九大将其科学理论体系公之于世。这是我们党第五次系统的理论创新。

我们的结论：主要集中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正是有了理论创新，我们党才能够持续接受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我们党就会像苏联共产党那样走上自我毁灭之路。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法宝。我们只能坚持使用而决不能丢掉抛弃。只要中国共产党尚存于世，就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改革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新的理论体系源源不断地接续下去。三是党的“核心领袖”是理论创新的舵手。仔细研究我们党96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独特现象：只有党的“核心领袖”，才有资格创制带有鲜明个性的理论体系，并使之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应该是具有规律性的认知，至少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是如此。在今后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党还要高扬“理论创新”这面伟大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奋勇前进。

(2017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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