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对象：何毅亭，陕西省汉中一中初中学生，1968年12月至1971年4月在汉中市铺镇公社姜埧大队插队。1971年5月招工进入汉中通用机械厂工作。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现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7年1月1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对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知青生活，我们已分别采访了梁家河的村民和一些北京插队知青，了解和掌握了他知青生活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现在，我们想从宏观上了解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以便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我们了解到您当年也是“老三届”插队知青，请您谈谈那时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何毅亭：你们这个想法和思路很好，了解了整个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确实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那七年知青岁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差不多10年。这个时期，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是探索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并把它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推动偏远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那些时候政策上也比较稳定，就是国家倡导、本人自愿。整个说来，这一时期上山下乡规模很小，人数不多，从1955年到1966年全国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约120万人。

另一个时期，就是从1967年到1978年，大概也是10年。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全国共有1600多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其中，首当其冲的是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三届城镇初、高中生约400万人。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就属于这400万“老三届”知青，我就主要说说这个时期的情况。

那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甘肃省会宁县一些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关键是传达了毛主席一条最新指示，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突出报道了各地知青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满腔豪情下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消息，在全国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那时候毛主席的权威达到他一生的顶点，他的话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他老人家一声令下，立即在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

毛主席当时为何要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策呢？

1966年“文革”兴起之后，大学停止了招生，中学停了课，工厂不招工。到了1968年，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实际已成为城镇剩余劳动力。因为“老三届”中学生没有离开学校，依此类推，1966年毕业的及以后几年毕业的小学生就进不了中学，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也不能及时进入小学。这种状况积累到1968年已经非常严重。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中、小学生，这么长的时间，正常的教学秩序却得不到恢复，大、中、小学都是乱糟糟的，这种现象与“文革”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使整个国家的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在这种背景下，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成为解决中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手段，也成为毛主席设想的“文革”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必须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

在毛主席看来，知青上山下乡是改造青年学生、“反修防修”的有效途径。“文革”兴起的时候，以广大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成为整个运动冲锋陷阵的先锋，他们得到毛主席的热情支持。毛主席当时特别指示，不准组织工农反学生，要求劝阻工农不要干预学生。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到了1968年夏天，毛主席对红卫兵的一些行为越来越失望。这年7月27日，他派军宣队配合北京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制止那里发生的武斗。7月28日凌晨，毛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同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了整整5个小时，对他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特别是搞派性争斗甚至武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对“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进行改造”。1968年12月，毛主席进一步作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策。《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把这一决策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战斗号令”，是“实现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上山下乡全面动员，除去充分利用宣传系统，还广泛利用单位、学校、街道、邻里、家庭等多种组织关系，形成了上山下乡光荣、不上山下乡可耻的政治氛围。

我当时是陕西省汉中一中的初中学生。从1966年6月份开始，学校因为搞文化革命就停课了，从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到“全面夺权”和“斗、批、改”，随着运动的发展学校形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派仗打得很凶，最后甚至发展到武斗。大多数学生包括我在内，后来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派仗，成为逍遥派，基本上不到学校去了，不少人甚至长期不照面。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公布，所有学生闻风而动，不约而同都齐刷刷聚到了学校，打听和忙乎上山下乡的事。那个时候，地方和学校的革委会安置学生上山下乡还真是雷厉风行，这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那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每个学生到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几天功夫方案全搞定了。这样，我们那里大多数学生在1969年元旦前就到了各自的生产队，晚一些的也都在1969年元月到了插队的农村。我是1969年元旦前走的，去的是本市的铺镇公社姜埧大队。后来国家明确，1962年以后插队的城镇知青，工龄从插队起连续计算，于是我填个人简历表时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就写“1968年12月”。

现在回想起来，就那么几天、十几天，顶多也就一个月左右，全国那么多“老三届”城镇中学生，就这么迅速地离开了长期生活的城市，离开了父母家人，“打起背包就出发”，奔向了原本陌生的农村。这真是一个奇迹。从那时到现在，48年过去了，当年青春年少的“老三届”知青，如今年龄最小的也都60岁开外，基本上退出了工作岗位或淡出了社会生活。当年，他们在农村度过了人生道路上一段特殊的时光，有艰辛也有欢畅，有付出也有收获。上山下乡的磨炼使他们由稚嫩趋于老练，由狂热趋于清醒，由天真烂漫趋于沉稳老成。所有这些，为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上山下乡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涉及全国众多家庭和亿万人的一桩大事，作为一个年代的历史符号，永远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采访组：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对“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增加了了解。您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都属于“老三届”知青。您能否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总体情况，谈谈对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的认识。

何毅亭：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放到当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背景、大格局中来观察，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三个最”，就是：他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知青;他插队的陕北是全国插队知青中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他是插队知青中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

为什么说他是“年龄最小”的知青呢？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1968年底上山下乡的时候，年龄最大的老高三即高中66届学生一般是二十一二岁，年龄最小的老初一即初中68届学生一般是十六七岁。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属于老初一学生，上山下乡时只有十五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知青，在当年400万“老三届”知青中，年龄无疑是最小的，人数自然是相当少的。

之所以说他插队去的是最艰苦的地方，这需要从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地点和安置方式说起。当年“老三届”上山下乡，从安置地点来说，有跨省安置、本省内跨地区安置、本地区内跨县安置、本县就地安置四种。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在本省安置，而且大部分是就地安置。跨省安置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浙江、四川、江苏等人口稠密省份，这些地方的知青除了在本直辖市、本省安置插队外，还被安置到外省、区。北京“老三届”中学生，绝大多数安置到了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吉林、云南等地，其中2.6万多人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习近平总书记就属于到延安插队的这一拨知青。

从知青安置方式来说，那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到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林场、农场、牧场、草场等单位当农业工人。另一种是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这是最主要的安置方式。同样是上山下乡，到兵团等单位的知青和插队知青的境况有明显差别。兵团知青，身份属于国营企业农工，每月拿固定工资，多的30多元、少的也20多元，而且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享受部分劳保福利，物质生活能得到基本保证，所以到兵团成为知青的首选。但是，兵团接收知青时政审标准比较严格，家庭出身不好或家庭政治背景不好的知青很难进入兵团。插队知青，要靠自己挣工分吃饭，多数知青的日工值只有几角钱。因此，一半左右的插队知青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需要父母接济。我当年插队的地方，条件算比较好的，一年干下来，扣除口粮钱一般有几十元收入，马马虎虎能够自食其力。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村，地处黄土高原，无疑属于全国插队知青中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前几年因为工作原因我去过梁家河，那里山大沟深，交通落后，土地贫瘠，降雨很少，自然条件很差。知青插队那个年代，这里没有电，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劳动用的还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老镢头，老百姓吃水、烧柴、照明等都有很多困难。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打下的粮食还填不饱肚子。我曾问过当年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窑洞住了六年的北京知青雷平生：插队时梁家河一个工日值多少钱？雷平生说，刚下去的头一年即1968年，每个工日值是一角一分钱，到了1969年是一角二分钱，涨了一分钱。我们也是插过队的人，可以想到的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15岁少年，孤身来到那被群山阻隔、多风少雨的荒僻之地，劳动和生活中有多少困难、多少问题需要他去面对、去解决!

还有一个“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农村一待就是七年，属于全国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当年我们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谁也不知道究竟要在农村待多久。除了有些知青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外，绝大多数知青在心底里并不情愿在农村待一辈子。好在到了1969年冬天，我们那里开始有知青应征入伍，使广大知青对未来看到了希望。1970年以后特别是1971年、1972年以后，通过应征入伍、招工进厂、推荐上大学等多种方式走出农村的知青越来越多，到1972年底基本上都离开了农村。我在农村待了差不多两年半后，招工进了工厂。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农村却待了七年，这在“老三届”知青中绝对是很少的。最近我看了一些有关延安北京知青的材料，了解到1969年到延安插队的北京“老三届”知青共26200人，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到1972年共在北京知青中招工8387人，提干1179人，征兵553人，上学648人，病退、困退回京1188人，这样共走了11955人。1973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征兵、上学11709人。1974年，招工、招干、招生等769人，回京472人。1975年，招工、招生250人，回京455人。这样到1975年末，整个延安地区仍待在农村的北京知青只有590人，占26200名北京知青的2.3%，而且这590人中不少知青是因为已与当地农民结婚而留下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到1974年就剩下他和雷平生两人，雷平生1974年10月被推荐录取上了延安大学后，整个大队就只剩他一个知青了。他不仅是梁家河大队插队知青中走得最晚的，也是延川县乃至整个延安地区北京知青中离开农村最晚的极少数人之一，到1975年10月才被推荐录取上了清华大学。

对我们插队知青来说，一起插队的同学和校友，或入伍、或招工、或招干、或上学、或通过其他途径陆陆续续、一个一个地走了，自己却仍然留在农村，昔日热闹的知青宿舍变成了冰房冷灶，那个心情的确是挺复杂、挺焦虑的。我们从梁家河的知青和村民中了解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却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仍然是该干活干活、该读书读书，仍然是执着地一如既往地申请入党，不仅入了党还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这种从容，这种坚韧，这种任随“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的淡定，让我们这些当年插过队的人由衷地感佩。

采访组：听您这么一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属于“老三届”中年龄最小、插队地方最苦、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知青这些结论，听下来确实是这么回事。请您再谈谈，总书记这七年知青岁月，在哪些方面对他后来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

何毅亭：“年龄最小、地方最苦、时间最长”，这“三个最”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生涯的鲜明印记。总书记这七年知青岁月，是他离开学校和家庭走向社会的人生第一站，也是他人生旅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站，无疑对他后来的成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结合我自己的插队经历和体会，我认为陕北七年在总书记整个成长经历中的重大意义和重大影响，可能在以下这些方面是很突出很重要的。

首先，陕北高原那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劳动生活，锻造了他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和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知青从城市到农村，从过去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到普遍艰苦的生存环境，从以往基本没参加过多少体力劳动到长年累月地干各种农活，从生活等依靠父母家人到生活、工作完全自理，所有这些转变的跨度还是相当大的，知青们面对的各方面考验也是相当大的。对相当多的知青来说，特别是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知青来说，到农村插队所经受的磨炼从心理到体力都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

我插队期间有两件事至今印象深刻。一件是下乡半年左右即1969年6月，正是“双抢”季节，队里的知青同农民一起既要抢收小麦等夏粮，又要进行插秧等秋粮的种植，累得都有些吃不消了。记得我第一次到村外四五里远的麦地担麦捆，那时我身高只有1.6米多一点，体重才80多斤，肩膀上没什么肉，那种两头尖、中间方的“尖担”把肩膀压磨得又红又肿，中途又不能歇息，我硬是咬着牙一趟一趟地坚持了下来。另一件事是往国家粮库送缴村里的公粮。我双手从背后托着装了近200斤稻谷的麻袋，沿着一条宽约50公分、厚约10公分的木板，一步一步向10米左右高的粮仓挪步，随着木板上下有些晃动，我的双腿不时地打闪、发软，随时都有摔下木板的可能。像缴公粮这样的重活，“双抢”这样的苦活，还有像在水利建设工地、铁路建设工地抡铁锤打炮眼和点雷管爆破这样的险活，插队期间干过不少。

由此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插队，他受过的那些苦、遇到的那些困难，根本不是我们那里的知青能比的。总书记当年从首都北京来到陕北，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巨大反差，比我们这些在当地插队的知青要大得多。陕北把干农活称为“受苦”，把农民叫作“受苦人”，可见农民、农村生存之艰难。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出生在陕北，都是陕北人。他们为什么率众造反？最根本的还不是因为这里太苦、太穷，穷则思变，穷则揭竿而起嘛!知青插队那个时候，也正是因为陕北自然环境严酷、劳动生活艰苦，有的北京知青刚来不久就被吓走了。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当时有的北京女知青实在受不了陕北高强度的劳动，就嫁给了当地农民，这样可以少干一些强度大的农活。

习近平总书记多年后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回忆：离开京城到陕北，最初感到很孤独，而且年龄又小，因此没有长期待下去的观念，别的知青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后来受到姨姨、姨夫的教育，很快融入了陕北农村新的环境，自觉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闯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成了村里的壮劳力和种地的好把式。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和农民告诉我们，插队那些年，近平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险活都干过，而且都抢着干，从来“不撒尖”，意思是不偷懒。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陕北七年，锤炼了他坚韧不拔、坚毅刚强的性格，铸造了他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情怀。有知青“这碗酒垫底”，以后人生岁月中遇到的各种风浪和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正如总书记回顾插队经历时所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二是，七年知青经历让他真正接了地气，了解了国情，贴近了人民，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冷暖和甘苦，培育了他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插队知青与兵团、农场、林场知青有所不同的是，他们一下去就直接到了各个村、各个生产队，同土地结合在一起，同农民摸爬滚打在一起，这使知青们能够深入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了解当时中国最底层、最真实的一面。

记得我们那个大队的知青刚到村里时，近一个月时间都是到农民家轮流吃派饭，生产队几十户农民几乎吃遍了，这倒使我们直观地了解到一点村情、民情。我们看到了农民住的都是低矮的茅草房，看到了各家屋子里除了几件破旧家具外再没有什么，看到了有的农民为了节省一点煤油钱天一黑没什么事就上床休息，还看到了农村缺医少药、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现状，如此等等让我们刚到农村就受到某种冲击和教育。接下来，在长年累月的艰苦生活磨砺中，在与农民群众的朝夕相处中，我们实实在在体验到了稼穑之苦和衣食之难，读懂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内涵，切身感受到了农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的不易，也感受到了他们为生存、为过上好日子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对我们阅读社会这部无字大书、增加对国情的了解，对我们后来的成长和发展，都奠定了坚实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历练了七年，黄土地上父老乡亲们终年劳动却难以温饱的生存现状，留给他的记忆我想一定是刻骨铭心的，这种体验和感受自然比我们这些在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插队的知青要深刻得多、独到得多，也难忘得多。他同样是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回忆说：刚到农村的时候，一到春耕时节经常有要饭的来。当时在一些北京知青的概念里，觉得要饭的都是不好的，甚至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给他们吃的东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岂不知当地老百姓有“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的说法，到了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情况，是知青们在农村生活了一段后才了解到的。对当地群众贫困状况的这种了解，让总书记那时就知道老百姓最缺少什么、最需要什么、最期待什么，也催生他、促使他尽力为乡亲们多办些实事。在梁家河，他组织带领群众修道路、打淤地坝、办铁业社、建代销点、打大口井、发展沼气，以自己的实干苦干引领群众向过上好光景奋进。延安时期，习仲勋被毛主席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父辈革命家的可贵品格，在陕北七年插队生活锻炼中，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脱胎换骨为群众眼里“吃苦耐劳的好后生”，一心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领路人。多年后他说：陕北七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三是，延安的红色历史文化和陕北人民豁达、包容、厚道、质朴、奉献的集体人格，滋养了他崇高的政治理念，铸造了他不变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的延安地区，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地，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地，也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地。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这28年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我们党以延安为中心，在这块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伟大传奇。延安如此丰富而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内涵，自然会对北京知青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巨大的正能量，尤其对总书记这样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弟会产生强烈的感染和滋养作用。

我们大家都知道，总书记的父亲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母亲也是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老干部。他血液里流淌着红色基因，对共产党有与生俱来的崇敬感和亲近感。上山下乡到陕北，在父辈们长期战斗过的黄土地上劳动生活，到宝塔山、延河边流连沉思，瞻仰伟人和革命领袖们当年办公和居住的土窑洞等革命旧址，聆听当年参加过革命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八路讲述父辈们的青春往事……这样的点点滴滴，这样的所见所闻，使他对父辈们创业的艰难有了实地的了解，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有了直观的理解，对从小接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和革命理想教育增强了感性认识，对延安这片养育了中国革命的黄土地产生了特殊感情。这种精神上的滋养，心灵上的洗礼，思想上的升华，不仅奠定了他接受插队生活艰苦磨炼的思想基础，更坚定了他信仰和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他先后写了八份入团申请书，写了十份入党申请书。执着的追求，艰苦的磨炼，群众的信服，终于使他入党的愿望得到批准，而且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后来说：十五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茫、彷徨;二十二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都是黄土地的儿子。

我好几次到陕北，登高望远，黄土高原雄浑苍茫，群山环绕，充满神奇。这块厚重的黄土地，曾经以博大的胸怀接纳过转战了大半个中国的工农红军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演绎红色革命传奇的大舞台;三十多年后，这里同样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两万六千名少小离家的北京知青，成为这批中学生接受青春洗礼的地方。梁家河的知青告诉我，陕北人民勤劳善良，厚道质朴，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不会说高深的道理，但他们从心底里感到这些远离父母的北京知青不容易，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真情关照、呵护北京知青，手把手地教他们种地、拾柴、做饭，帮助他们度过插队初期的生活、劳动等关口，知青们从中感受到了陕北人民的温暖。这么多年过去了，北京知青说起延安，普遍认为延安人民可亲可爱，他们与延安人民结下的不解之情永远值得怀念。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是作为“黑帮子弟”到陕北插队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父母政治状况等因素给一些知青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但陕北的父老乡亲评价知青，更注重知青本人在插队时的表现和作为。正因为这样，他当年才能入党，才能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才能被推荐上大学。总书记在谈起这些往事时充满感情地说：延安人民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当年，我人走了，但是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四是，插队七年他利用农村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坚持读书学习，积淀了丰厚的知识文化理论素养。当年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知青，高中生的比例只占很少一部分，大多数是初中生，其中1967届、1968届初中生因为“文革”中断了学业，未能受到完整的初中阶段教育。用现在的标准看，把我们这样的初中生称为“知识青年”，我们是不够格的。当年知青这种教育和文化知识上的缺失，在当时那样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年代并不凸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这越来越成为知青们的一块“硬伤”。正因为如此，“老三届”知青离开农村返城工作后，从事高科技、高级经贸活动的人员比例极小，大多数人从事的是普通的熟练劳动。

到农村插队，客观上为知青提供了读书自学的环境。那个年代，插队知青生活虽然清苦，但同兵团知青相比，政治上比较宽松，行动上比较自由，参加劳动多少、回家探亲的次数和探亲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知青本人。客观地说，那时插队知青读书学习的时间还是充裕的。特别是秋收秋种以后到来年春耕前这一段“冬闲”时间，农活较少，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学习。但那时是“文革”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甚嚣尘上。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上今后前途和出路虚无渺茫等原因，而且年龄大一些的知青还面临婚恋等现实问题，因此不少知青基本放弃了读书学习。当然，还是有相当一些知青信奉“开卷有益”的古训，把读书学习作为丰富插队生活、充实精神世界、提高自身素养的方式和途径，找各种书籍，利用晚上和农闲时间阅读学习。我在农村两年多，比较感兴趣、也读得比较多的是历史和政治类书籍，包括一些中外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的传记，还有一些国内外文学名著。像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黎澍撰写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胡绳撰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及反映德国纳粹历史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等，就是在插队时读的。恢复高考后，我报考了大学文科，文史、地理和政治基本没花多少工夫都考出了高分，最后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

习近平总书记酷爱读书学习，这是同他接触过的人都熟知的。当年到陕北插队，他只带了两个行李箱，里面装的全是书。陕北七年，他始终坚持苦读深思，经常挑灯夜读到凌晨。关于总书记当年插队时读书学习的情况，你们已经采访了梁家河的不少村民和北京知青，他们是亲历者，讲了很多生动鲜活的所见所闻，《学习时报》都刊发了。看了你们的采访，我感到他插队期间读过的书，无论数量还是涉及的范围，都远远超过了我们。总书记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个要求他在陕北插队时就做到了。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坚持读书学习，积淀了总书记丰厚的文化素养、知识素养、道德素养和理论素养。这些年，我有幸在不同场合多次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在讲话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充满自信，越听越觉得有味道、有特点、有内容，越听越爱听、越想听。他这种学识，这种修养，这种格局，是他多年磨一剑的结果，梁家河七年的学习积累自然是很重要的。

采访组：刚才您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陕北七年在习近平总书记整个成长经历中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听后很受启发。您是我们最后一个采访者，在结束这个采访之际，请您最后再总结性讲讲。

何毅亭：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这段话所蕴涵的思想，充满了实践论和辩证法。回过头来观察分析，陕北七年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人生第一站，是他读懂人生、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起点。在这里，他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收获到一部不著一字却可以受用终生的人生宝典。这些对他以后的成长和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离开梁家河以后，他进入清华大学这个最高学府学习知识、开阔视野。大学出来后又进入高层领导机关工作，进一步提升了眼界、增长了才干。紧接着沉到县里直接当县委书记这样的“一线总指挥”，一直在县、市、省重要领导岗位做实际工作。陕北七年，清华四年，军委机关三年，正定三年，福建十七年，浙江五年，上海近一年，中央高层五年，之后在党的十八大当选党的总书记。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下层军官到军委主席。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的西部、中部、东部地区都待过，党和国家各个领导层级都干过，农民、大学生、军人、干部都当过。这么丰富的阅历，在这么多重要领导岗位上历练过，有这么长时间的实践积累，所有这些都是干好领导工作的宝贵财富。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评价说：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浓郁革命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苦难历史和曲折经历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新的伟大斗争中确立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重大国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这个评价高屋建瓴、精辟准确，完全符合实际。你们也知道，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重大政治决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重大政治决定，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实践基础，它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显现出来。

《学习时报》用采访实录的形式反映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选题很好，形式新颖。你们深入基层一线，同梁家河那些当年与总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乡亲和知青面对面对话。受访者讲当年那些真实的故事，娓娓道来，语言生动朴实，内容真实可信，把总书记青少年时期踏踏实实干事业的感人事迹生动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了人民领袖确实来自人民，人民领袖确实是为了人民。我注意到了，你们的采访实录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反响很好，对于干部、群众增强“四个意识”，发挥了正能量。

再往多里说一点，你们这个系列采访实录，对如何更好地宣介我们党的领导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个创新尝试。对党的领导人的宣介，既需要专题著作和理论文章，也需要根据新形势下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和认可程度，在形式和内容上作一些改进与创新，让读者真正愿意看你的东西，并且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受到教育、受到启发、受到感染。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的打造新的话语体系的问题。我觉得你们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是有益的。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们党的领袖人物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非凡经历，以及他们的经历所蕴涵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把他们人生中一段一段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通过多种形式奉献给读者，奉献给人民，奉献给历史，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非凡经历，你们已经讲了他的知青故事，如果有可能你们把后面的故事接着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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