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的所谓“理论创新”是什么东东？

千钧棒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去年在中央党校培训班上的讲话提出“政党功能转变论”，主张中共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向所谓的“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

王长江在那个讲话中大放厥词——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起初不是“帮助老百姓掌权”，而是“把老百姓弄到自己身边”“破坏和捣乱”。

他称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攻击中共开国领袖们“拍脑门”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制度，攻击新中国三十年自我封闭，攻击雷锋写日记是为了给人看，攻击毛泽东搞垮所有对手却搞不好经济等，从而对新中国历史和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制度根基进行全盘否定。

他认为，中共应该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他鼓吹西方民主法治，暗示中国GCD专制独裁。王长江进而鼓吹、美化西方三权分立、多党轮替、公民社会，否定阶级斗争，质疑党管媒体，他宣称：“政府被老百姓不信任了，垮掉怎么办，多危险，垮掉没有关系，他下台你上去，这不很简单吗，有这么大的力度，他下台我上”；

他还宣称：共产党不允许代表市场力量、资本力量的“社会组织”发展，“执政到这个份上那不就等于失败了吗？”

接下来，王长江矛头对准党管舆论，党管媒体，同时鼓吹西方拥有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

这样系统性地从立党根基、制度根基、道路选择、党的领袖与历史进行造谣否定抹黑的言论，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在正式授课时讲出来，令人极为震惊，立刻引起网民公愤。网民纷纷指责王长江反党推墙。中央党校教授如此胡作非为，是否应该受到一点监管？

去年12月，他从党建部主任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他一边“很高兴”，一边“咬牙切齿”——

【“党建人都觉得腰是直的，骨头是硬的。有这个基础，即使换了领导班子，党建部也依旧能够一如既往地健康向前发展。”

……

大家知道，前不久，我遭到了一些人有组织有预谋的围攻，这番围攻还进一步延伸为对整个中央党校和党校系统的围攻，变成了对改革开放路线的否定。

……

这件事本身，我自信过一、二十年再评价也不算晚。我感到遗憾的只是，一些领导干部居然对他们的观点表示认同。在我看来，这说明，即使是那些领导干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对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党内民主、法治国家、党建科学化、政党现代化这样一些问题不但认不清，甚至连基本常识都不掌握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靠什么来保证党和国家的下一步发展不跑偏？我想，在这方面，我们理论工作者有责任。要担起责任，就不能不在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上下更大的功夫。

当今时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可以预料，在今后若干年，时代将会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字里行间，人们清楚地听出来的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嚎叫。

本以为这应该是他的绝唱了，没想到，在今年“两会”期间，他仍然在为了他以及他们那种人的“未竟事业”摇唇鼓舌。

也许是由于前面两件事，他把自己弄得臭名远扬的原因吧，这次收敛多了，没有前两次那么露骨和赤裸裸，而且他的高超的忽悠术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他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矛盾，社会意识裂痕加深，社会共识越来越薄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有的还明显对立。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理论创新不够，政治学理论创新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前改革在浅水区，很多问题被绕过去了，但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有的问题不得不碰，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

【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成绩很大，但顺应经济发展的创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没有跟上来。经济发展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而政治学理论则基本没有摆脱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解释框架，两者发生激烈矛盾，导致社会共识淡薄，阻碍了改革进程。】

【到底是顺应市场的逻辑，去改变行政体制中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东西，还是改不动的就不改了？我认为必须“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使它更顺应市场经济发展。】

【在经济领域，首先要明晰产权制度，到底用一种什么观念看待产权。过去强调更多的是要个人服从集体，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少了“神圣”二字，就可以看出差距。产权的观念在逐渐转变，逐渐顺应市场经济的逻辑。第二是法治，大家应该达成一种默契，一旦出现矛盾必须服从法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公平正义。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比如首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如何选举、决策、监督。民主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经济发展之后会对民主起到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成果要用民主来固定住。民主不一定是最科学的，但民主是大家选择的结果，风险由大家来承担，制度风险也就降低了。如果民主长期滞后，会导致经济发展变形，比如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用民主制度来固定，导致财富分配出现问题，有权者就会捞取更多利益，形成权贵资本。我们怎样防止这种陷阱？民主制度是良药。】

当然，平心而论，他的这次虽然仍然是通过忽悠的方式大放厥词，但是与上两次有所不同，上两次属于以中央党校教授的身份公开与党中央，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叫板，属于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的行为，而这次是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发表意见，哪怕是错误的观点，它也许也有发表出来的权利，但是，我们也有对他的观点进行评论的权利。

这一次王长江不提“转变”了，因为太明显了，給自己的主张换了个包装，改提“创新”了，硬要把他们那一小撮人的歪理邪说塞进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里面，美其名曰“理论创新”。

他这个所谓的“理论创新”是什么东东呢？我们不妨从他接受财新网采访时的那些话的字里行间寻找答案。

他认为“社会矛盾，社会意识裂痕加深，社会共识越来越薄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有的还明显对立。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理论创新不够”。

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自由派基本上控制了话语权，那么所谓的与他们这些人的分歧和对立来自何方呢？

来自“富起来”的人以外的大多数人，人们质疑作为资本的代言人的公知的歪理邪说，而且这不仅仅是所谓的“理论之争”，而是大多数人和一小部分人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也是民生的基本要求和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造成的对立，如果不是这种来自底层的大多数人的反对，恐怕王长江之流早实现他们的目的了。本来是现实的利益冲突问题，王长江却认为是“理论创新不够”导致的？什么意思，大概王长江认为，只要执政党的理论按照他王长江之流的意思进行“创新”，再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大多数民众就会在权力面前屈服了，够天真的!

那么按照王长江之流的意思，又应该如何“创新”呢？王长江告诉人们：“顺应经济发展的创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没有跟上来。经济发展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而政治学理论则基本没有摆脱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解释框架。”

请注意王长江是如何瞒天过海的，他认为只有进行“摆脱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学理论的“创新”才能够顺应经济发展。那么什么叫“顺应经济发展的创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呢？这与作为我们党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又是什么关系呢？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请注意，这时候小平同志还健在)。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第三，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第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第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第八，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第九，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概括起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手段和方法，不是区别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志。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二者之间不存在着根本矛盾。第三，计划和市场要结合。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1、突破了过去公认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代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观念,认为它们都是经济手段.

2、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它们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存在着复杂经济关系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更显著的优势和较高的效率.但两者都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如计划经济不能有效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会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等.　　3、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但是,它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经济体制则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从上面的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发表以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决策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而不是体现什么别的社会制度的特征，更加不是王长江所说的什么的“顺应经济发展的创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王长江这仍然是在玩弄偷换概念的忽悠术，把适用于西方的经济制度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偷换成为“顺应经济发展的”的理论，主张按照他开的药方，就算是“创新”了。而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王长江鼓吹的“顺应经济发展的”的理论完全是两码事，王长江的歪理邪说本身就是对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修正和否定。

理论问题解决了，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王长江在吹响冲锋号——

“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使它更顺应市场经济发展。

请注意，这也是王长江作为政治骗子其忽悠术比其他公知高明的地方，其实他的说法跟公知们整天嚷嚷的要“推进符合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在这里换成了另外一个概念——行政体制改革，出于策略，他没有对此进行明确界定，究竟他要推进的这个“改革”的对象或者说客体是“国体”、“政体”还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领导方式”呢？他没有明说，这并不是他无意中的疏忽，而是为了下面进一步的偷换概念打基础。终于图穷匕见——

在经济领域，他强调用与过去的“更多的是要个人服从集体，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同的，对待“私有财产”的观念的“逐渐转变”和“明晰产权制度”，“逐渐顺应市场经济的逻辑”。

在法律领域，他主张“一旦出现矛盾必须服从法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公平正义”。由于他的这句话没有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所以这句话在这个特定的语言环境里面是用来打掩护的正确的废话。下面的才是他的最核心的观点——

在政治领域，他认为“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比如首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如何选举、决策、监督。”“从党内民主”开始以后应该做些什么呢？他不告诉你，你懂的。

请注意，在这里他已经把偷偷把作为一般的政治术语的“民主”的概念偷换成为西方的所谓民主宪政制度，他下面进一步论述实现这种所谓的“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民主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经济发展之后会对民主起到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成果要用民主来固定住。民主不一定是最科学的，但民主是大家选择的结果，风险由大家来承担，制度风险也就降低了。如果民主长期滞后，会导致经济发展变形，比如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用民主制度来固定，导致财富分配出现问题，有权者就会捞取更多利益，形成权贵资本。我们怎样防止这种陷阱？民主制度是良药。】

王长江之流最可笑而又最可爱的地方在于，在他八本正经地忽悠人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看清楚了问题的实质和知道他是在欺骗，而他和他们还在喋喋不休地忽悠，最终的结果是，别人没有欺骗着，倒是欺骗了自己，让自己深信不疑，这是忽悠的最高境界。

大多数人不上当，请王长江之流不要怨天尤人，怪什么人们被“洗脑”，大多数人之所以不接受他的“理论创新”的成果，要怪就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个反面教员太称职了，在反面教员面前，广大民众想不觉悟也难。在经历了美国的2016年大选以后，王长江还想用这一套忽悠人，的确有点不知今夕何年的味道了。

请王长江你就别用什么“相互促进”和“固定住”之类的术语忽悠人了，就请你直接回答，美国算是标准的“民主制度”吧？它跟美国的市场经济是如何个“相互促进”法？你所说的“经济发展”是美国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美国垄断资本的荷包涨了还是民众的生活改善了？如果是美国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么美国的经济的走下坡路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民众的生活改善了，“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如果真的是如同你所说的那样，所谓的“民粹主义”思潮为什么能够在美国和西方国家里面那么拥有市场？以至于促成了特朗普当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

在美国，根据美联储前几年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显示，美国底层家庭的财富，只占前年美国整体财富的1%，而最富有的5%美国人，却享有整体财富的63%。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曾任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办公室主任(ChiefofStaff)的劳伦斯•威尔克森(LawrenceWilkerson)前年在接受拉脱维亚Baltkom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

【美国的政治决定在极少数人手中，他认为乌克兰危机是美国未能阻止北约东扩造成的结果，并警告各方不要挑起新的世界大战，他还表示中东目前的动荡局面是美国外交政策造成的，当年入侵伊拉克不符合法律程序。】

威尔克森对Baltkom广播电台说，

【美国的政治由大约400人决定，他们掌握着数万亿美元的资产，在幕后操控美国政府的决策。

“因此，政权掌握在约占美国总人口0.001%的人的手中。”威尔克森对Baltkom广播电台强调说：“这是巨大的不平等。”】

王长江不是说“民主制度是良药”吗？那么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一的程度而且用“用民主制度来固定”以后还会“导致财富分配出现问题，有权者就会捞取更多利益”呢，或者是有钱人控制权力，形成权贵资本呢？说好的“防止这种陷阱”的灵丹妙药呢？

其实，虽然在这里王长江跟前两次讲话相比，谨慎多了，隐晦多了，不提执政党性质的改变了，改提执政党指导思想的“创新”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药还是那毒药，但是包装改变了，把适用于西方的经济制度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偷换成为“顺应经济发展的”的理论；把党中央坚持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诬蔑为“基本没有摆脱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解释框架”；打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旗号推销所谓的“宪政民主”的黑货，叫嚷“首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如何选举、决策、监督，再慢慢一步步推进；经济上通过对待“私有财产”的观念的“逐渐转变”和“明晰产权制度”，“逐渐顺应市场经济的逻辑”——逐步实现私有化；并且通过他的“成果固定”论和倒打一耙的惯用伎俩，把权贵资本形成的原因归因于中国现行的体制和社会制度，最后图穷匕见——“‘民主制度’是良药”。

其实，王长江之流的体制内的自由派与那些不遗余力推进中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一小撮人是一丘之貉，所不同的是，公知是明火执仗要推翻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王长江之流则是打着拥护执政党的旗号，里应外合，积极推动把执政党和现行社会制度演变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所需要的性质。这就是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