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我深受启发和鼓舞。我想就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的原则，谈谈看法。我认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个原则：要敢于继承

　　发展，首先要继承。没有继承，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源;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流。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这个关系必须明确，必须摆正。

　　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落脚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对于中国梦的愿景，我们充满信心;但是，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必须而且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来加以回答和解读，对此，我们也应该充满信心。如果我们的解读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南辕北辙，背道而驰，那就谈不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发展，当然要发展，也会加入中国元素和时代元素，甚至也不拒绝对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具有科学成分的理论和工具加以借鉴。但是不论怎么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只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着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必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的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习近平同志的话，对于如何继承，继承什么，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按照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同理，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根本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政治经济学。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只要商品、货币、市场经济还存在，劳动价值论就不会过时。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剩余价值论依然没有过时。因此，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必须继承，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此外，商品拜物教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两大部类理论，利润平均化理论，地租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满着丰富的科学思想，我们为什么不能继承呢?

　　我之所以要强调“敢于继承”，是因为在继承的问题上，现在是“羞于继承”，甚至是“不屑于继承”。所以，在“继承”这个词的前面，我加上了“敢于”这个形容词。

第二个原则：要科学创新

　　发展呼唤着创新，没有创新，发展就是空话。理论创新的依据在于实践，实践创新的成果必然形成理论。那么，为什么要讲“科学创新”呢?要创新，当然就不会和前人一样，但“不一样”仅仅是创新的外在要求。并不是说，只要我们说了马克思没说过的话，就是理论创新。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当然要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的话，但是，这些话是不是理论创新，还要历史来检验。

　　就科学本身的要求来讲，理论创新的内在标准有两点：一是能不能客地把握和解读现实?二是能不能科学地预测未来?只有能“客观把握现实”，并且“准确预测未来”的理论创新，才是科学创新。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来客观地把握当代经济现实和经济问题，不能科学地预测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变化;或者，我们把握当代经济现实和经济问题的逻辑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那么，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就得不到认可，我们就难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即使你创新出一堆名词概念，构建起宏大的理论体系，那也只能是自欺欺人而已。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学界进行了努力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和进展。然而，除去阉割、歪曲甚至颠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谓“创新”之外，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面临着现实的压力和艰巨的任务。说压力，是因为当代很多现实问题，亟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科学的把握和解读;说艰巨，是因为在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的确有待深化和推进。

　　如何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重大课题。我认为，不仅要把“创新”置于原则的高度来加以强调，而且应当把“科学创新”上升到原则的高度来加以强调。应当看到，要推动科学创新，除了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外，我们必须直面现实的矛盾。这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要直面矛盾

　　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前提。不敢直面问题，创新就无法展开，无法深化。只有直面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前进。那么，什么是问题?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毛泽东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

　　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也形成了很多重大理论成果，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常态，新型城镇化，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两点论，等等。但是我认为，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回避改革开放现实中的矛盾，比如：(1)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最近发生的任志强事件，窃以为本质上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冲突);(2)发展生产力与两极分化的矛盾;(3)经济增长与生产过剩的矛盾。等等。

　　这些矛盾如何定性，如何定位?可以讨论。但是，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是客观的，也是必须正视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基本的矛盾还是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发展变化，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发展变化。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这些矛盾的内在必然性是能够得到科学把握和解读的。或许是为了平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与现实矛盾之间的关系，寻求某种理论上的和谐，人们有意识地在回避这些矛盾。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这些矛盾客观存在着、演化着，却并没有很好地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把握和解读。这就大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说服力。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本质隐藏在矛盾之中，只有对现实存在的矛盾做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说明和预测，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才会体现出鲜活的生命力，才会具有强大的科学说服力。

第四个原则：要强化灌输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今天，我认为，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宣传教育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是“学术自由竞争的结果”——这不是事实!比如就高校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妖魔化，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说服力，而恰恰是高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以及科研导向上，制定各种显规则和潜规则，封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果，是人为运作的结果。

　　学术竞争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背后总有立场的选择。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学术自由是相对的，高校并不存在纯粹的学术自由真空，尤其是社会科学，并不存在绝对“中立”的学术。现实清楚地表明，学术竞争的背后一定有意识形态的选边站队，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的很多高校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奉为主流范式，打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选边站队的典型注脚。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左”的产物，是“空洞”的说教，对学生没有吸引力。现在还搞那套宣传教育，不合时宜。这种说法好象很“务实”，其实要么糊涂，要么别有用心。过去乃至现在的思想教育确实存在简单化和教条化的问题，但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青年人没有吸引力，而是在于：(1)我们究竟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来客观把握现实的发展和变化的?(2)那些指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说教”的人，用心究竟何在?

　　不要轻视灌输的作用。潜移默化、点滴渗透的“涓滴效应”，就来自于日常“说教”。多年来，普世价值全方位渗透从反面证明，理想信念的灌输是何等重要。有人对灌输很不以为然，认为讲理想，灌输信念是搞“形式”，“走过场”。我认为，千万不要低估了“形式”和“过场”。其实，普世价值就非常重视“形式”和“过场”，他们强调“程序正义”到了痴迷的程度。“程序”也就是“形式”，以至于“法律形式主义”成了不容质疑的真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形式很重要，灌输很重要!

　　如果连“形式”和“过场”的马克思主义都噤若寒蝉，不敢明说，那还侈谈什么“实质上”和“内容上”的马克思主义呢?灌输是个中性词，没有褒贬的意思。关键在于你灌输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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