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全面从严治党，与时俱进建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重大课题。回答解决这一问题，要不断总结和运用我 们党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同时也要借鉴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共产党作为历史上最先进、最能代表人类前进方向的政党，必须超越一般的“政 党现代化”，探索自身建设规律以及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本规律。这是一条最重要的经验。马克思说过：“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 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0页）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如何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同 时又坚持“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呢？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

　　一、党的指导思想要不断丰富发展，同时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理论根基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是政党的生命和灵魂，是政党制定其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石。指导思想的理论根基和基本原则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更改和替代，往往意味着 政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指导思想的具体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真正先进的政党，必须在坚持其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 以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践为着眼点，积极进行思想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党的指导思想以新的时代内容和民族特色。

　　纵观世界上一些政党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必须谨防和抵制以下两种倾向：

　　一是抛弃根基，改旗易帜。主要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迎合政治需要，随波逐流，抛弃党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搞折中主义和“去意识形态化”。西欧的一些 共产党、社民党在指导思想及意识形态上的演变就是如此。这样做，由于与体制内右翼政党思想主张的趋同，使得这些左翼政党陷入严峻的身份特征危机，传统选民 流失，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基础，于是在政治竞争中纷纷落败。实践表明，放弃自己理论根基和基本原则的政党，最终必将因丧失自己的身份特征而日渐衰微。苏东 剧变前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新道路”改革，法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所谓“新共产主义”改革，就使得这些原本很有政治影响力的政党，逐步沦为边缘化 政党。

　　二是思想僵化，活力泯灭。主要是不能结合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进行理论创新，曾经正确的指导思想变成固守的教条，曾经先进有为的政党变成僵化保守的 政党。这种情况，邓小平在30多年前就尖锐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 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先是犯僵化教条的错误，后来又犯了改旗易帜的错误，最终导致了这种“亡党亡 国”的后果。

　　二、党的纲领要不断与时俱进，同时必须始终保证党纲党章不沦为“泛众条款”

　　党的纲领是政党的旗帜，是评判一个政党的基本依据。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第一，党纲必须清晰、明确。列宁强调：“党纲应当包括绝对不可反驳 的和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党纲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确凿无疑的东西”就是党的性质、最终目标、根本任务、组织原则等内容。第二，党纲是最高纲 领和阶段性纲领的统一。既应包括规定最终目标的最高纲领，也包括反映政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基本主张和主要任务的阶段性纲领。最高纲领规定着阶段性纲领的方 向和原则，必须作为主线贯彻始终；阶段性纲领要适应一个时期的发展形势和运动水平，提出符合时代发展和实际需要的路线和政策，但不能偏离最高纲领规定的方 向和目标。第三，党纲必须根据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完善。阶段性纲领必须与时俱进，应因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进行调整和修改，使政党顺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 制定切合实际要求的路线方针政策。

　　一个成熟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党纲既要贯穿“确凿无疑”的、规定自己性质和方向的内容，又要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发展性。二者有机统 一。失去前者，党纲就成为实用的“泛众条款”，政党必然遭遇“身份危机”，迷失方向；失去后者，党纲就成为无用的僵化教条，政党必然丧失生机，无所作为。

　　世界各国政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党纲党章的调整修改都是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西方包括社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些左翼政党，刻意迎合“中间选 民”，在理论纲领上呈现明显的“中间化”发展趋向，实际上向右翼政党靠拢，自身特色越来越弱，遭遇“身份危机”，在纲领上甚至与右翼政党别无二致，在实践 中直接导致了选民的摇摆不定以及政党传统支持者的大量流失，一些原来很有实力的政党现在已经沦为边缘化的党派。相反，一些具有鲜明政治主张的激进政党，如 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瑞典民主党、美国茶党等右翼平民主义政党，以及法国新的反资本主义党等激进左翼政党在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这也从另个侧面 说明了政党理论纲领有自身特色的重要。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纲党章的性质和内容与其他政党有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很大程度上首先体现在党的纲领章程的先进上，是党的旗帜 和鲜明标示，其党纲党章应该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而不能成为人云亦云的“泛众条款”。恩格斯就曾提出要保持党纲先进性的问题，认为不能把只顾眼前利益而忽 视运动长远发展的东西纳入党纲，不能盲目迎合某些党派、利益团体和个人。恩格斯指出，“为了迎合这些人而放弃任何党纲，是不能带领他们前进的”。（《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02页）他还指出，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不管它最初具有什么形式，都必须朝着预先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共有16次党纲党章的重要修改，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在修改过程中同时坚持一以 贯之的核心内容，即“确凿无疑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共产主义目标、民主集中制原则等，这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非马克思 主义政党相区分的根本特征。

　　三、党的基础要不断巩固，同时不断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个政党要争取执政或实现长期执政，必须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党，都努力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空间，虽然具体做法不尽 相同。总的看，努力适应时代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变化，不断进行战略策略调整以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寻求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拓展生存发展空间，是世界政党 调整变革的普遍趋势。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一方面，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是保持先进性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党 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其拓展社会基础的目的、内容和方式，与其他类型的政党有实质性的区别。我们党应借鉴国外政党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妥善处理好阶级性和群众 性、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要坚持和公开申明自己的阶级性，以始终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为前提。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政党是阶级的组织，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重要区别，就是不掩饰和公开申明自己的阶级性，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曾指 出：“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 历史和实践证明，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公开申明阶级性，不是损害而是有利于获得社会支持和群众基础，不是损害而是有利于推进党领导的事业。其阶级基础 与群众基础交融交织、密不可分。

　　国外许多政党之所以掩盖或根本不再提自己是“阶级的党”，而声称自己是“超越阶级的党”、“全民的党”，这主要是为了赢得选举的实用之策、权宜 之计。观其效果，有的政党获得暂时的或阶段性选举胜利从而上台执政，但难以跳出政党交替、成败轮回的“周期律”。比如，西方国家一些共产党等左翼政党，为 了得到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接受，普遍提出“人民党”、“全民党”的口号，有的还在包括特权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中谋求支持力量。一些本来有影响力的共产 党组织，像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也在调整变革中放弃“先锋党”、“领导党”的身份，强调自己从阶级的党变化为“全民的党”，“每个人的党”，虽然 也能在某次选举中增加些选票，但由于变得同其他政党别无二致，结果被逐渐边缘化而难有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后，欧洲社会民主党通过“第三条道路”、 “全民党”化的变革而掀起了“左翼政党复兴潮”，到本世纪初则纷纷下台、风光难继。其中有些政党更是一蹶不振，逐渐边缘化。

　　可见，西方许多政党都是在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环境下，以选举上台为目的，力图扩大选民人数和社会支持率，刻意扮演“超阶级政党”的角色，将阶级 性与群众性的关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而中国共产党是要永葆先进性和长期执政。为此，就必须在不断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的过程中，始终公开申明自己 的阶级属性，始终发挥“先锋队”和“领导党”的作用，并正确处理阶级性与群众性的关系。

　　二是要做到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的有机结合，不可偏执或偏废一端。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阶级基 础是立党之基，群众基础是力量之源，二者有机统一，不可偏废。一方面，要在巩固阶级基础上有新的作为。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保证其主人翁地位的实现 和提升。要正确认识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工人阶级变化及其新特点，比如工人阶级的构成成分、队伍规模、从业领域、工作生活方式等发生的新变 化，以新的眼光、新的办法促进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实现、先进性的保持、领导阶级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要在扩大群众基础上有新的作为。相信社会主义是亿 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充分发挥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增强党的代表性、广泛性和开放性。

　　要注意和克服三种错误倾向：一是狭隘的“关门主义”倾向。借口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而将各领域各行业许多优秀分子排斥在党外，这样会使党变成 孤立封闭的宗派。二是肤浅的“人多势众”倾向。认为应降低入党条件和标准，只要党员数量多了，社会基础就广泛了，力量就增强了。这样会使党变为庞杂涣散的 泛众团体。三是西方的“全民党”倾向。彻底否认党的阶级性，认为“现代政党”就是“全体国民的党”，必须超越“过时的阶级观点和偏见”等。以上错误倾向和 做法，都会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遭到破坏，损害党的先进性和领导地位。

　　我们看看国外一些共产党的做法和变化。经过“欧洲共产主义”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次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认识 和态度，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阶级理论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除少数党外，多数党的变革取向表现为弱化自身的工人阶级立场，淡化党的阶级意 识形态色彩，逐渐在抛弃一些带有鲜明激进特征的观点和主张。这种“去阶级化”取向很大程度上是为党的议会斗争服务的。在当代西方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的条件下，进行相关理论政策调整变革，是各国共产党在新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从整体上看，这种发展取向使共产党失去特点和特色，从而弱化自己的阶级 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选民的流失，在实践中原本属于共产党的大量底层阶级选民转而倒戈投向更具激进特点的极左翼或极右翼政党。

　　四、党内民主建设要不断加强，同时必须始终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

　　当前在世界政党发展过程中，提倡和实践党的民主化，是政党组织运行机制建设的普遍趋向和潮流。一些国外政党在发展党内民主过程中，也存在一个普 遍的问题，就是过分泛化的公开和民主引发党内争论不休、分歧丛生、派别林立、内讧不断，造成党的分裂，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和力量。我们要从我们党自身的性质 和宗旨出发，积极探索符合世情、国情、党情的党内民主建设内容和形式。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强调：

　　一是发展党内民主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辩证关系。要明确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 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从 这个意义上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团结和统一也是党的生命。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没有党的团结和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党就会一事无 成。

　　二是发展党内民主必须防止极端民主化倾向。极端民主化倾向的表现，比如有的认为党内民主就应是各个派别间无条件地自由辩论，就是国外一些政党内 部的那种“争吵的自由”、“任何言论的自由”、“反对派的自由”；有的认为党内民主就是党内自由选举，结果应是国外一些政党那样是“一些人代替另一些 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达到了党内民主的目的，等等。这样的所谓“党内民主”，必然削弱党的领导和威信，必须加以抵制和反对。

　　五、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不断提高，同时必须始终坚持执政为民的宗旨

　　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必然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密不可分，相辅 相成。一个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党，必然是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符合广大人民意愿的执政能力强的政党。离开执政能力来讲先进性和纯洁性，会陷入空想 和侈谈；而一个执政能力强的政党，必然要实现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离开先进性和纯洁性来讲执政能力，会陷入实用主义和迷途。这是我们党将执政能力建设和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同时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两大主线的根本原因。

　　国外一些政党之所以失去民心、执政失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教训值得汲取：

　　一是经济发展滞后，造成执政危机。人们评判一个政党的成败得失，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其执政期间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经济发展搞不好，就失去了执政 的物质基础，丧失执政信誉。我们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执政，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发展经济是硬道理，无论如何，都要千方百计地发展经济，不断巩固我们党 执政的物质基础。

　　二是社会公平失衡，导致社会基础不稳。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是一个执政党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重要保证。即使在执政期间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但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不能解决好公平公正问题，也不能完全保证执政地位的稳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执政党认同度的上升。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注意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对于巩固执政地位更为关键。

　　三是腐败现象泛滥，侵蚀政党执政根基。腐败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和危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腐败更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惩治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向腐败开战，是我们党必须要打赢的一场硬仗。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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