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旁听庭审的网民透露，洪振快律师拿出习仲勋的题词来回应郭松民对其历史虚无主义的指责。本文考证说明，习仲勋所肯定的《炎黄春秋》，与今日的《炎黄春秋》完全不同。今后，有关部门要关闭炎黄春秋时，它也不适合再拿出此题词。

一、《炎黄春秋》的前十年：一个中间偏左的阵地

1、杂志主办方：一个中偏左的研究会

2、1991-2001杂志活动：偏左人士重点参与

3、1991-2001杂志发文：许多正面评价毛、为毛辟谣文章

4、1991-2001杂志作者：许多偏左人士

二、《炎黄春秋》在2002：变质的开端

1、开始突破《历史决议》，抹黑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

2、办刊立场发生转变：为政改而历史虚无

3、人事变化：任仲夷出任顾问

三、习仲勋同志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前言

近日，《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洪振快起诉郭松民、梅新育。根据旁听庭审的网民透露，当郭松民批评《炎黄春秋》是搞历史虚无主义大本营时，对方律师拿出习仲勋的批示：“《炎黄春秋》办得不错”来做回应。这种举动被网友反问称：这是丹书铁券吗？你们不是反封建余孽吗？近年来，每当相关部门要对《炎黄春秋》进行关闭处理时，杜导正屡次将习仲勋题词拿出来当挡箭牌；当《炎黄春秋》遭到舆论谴责、批判之时，一些力挺《炎黄春秋》的右翼学者也将习仲勋同志的题词高高挂出。事实上，习仲勋所肯定的《炎黄春秋》，并不是今日的《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创办于1991年，起初十年是一份中间偏左的杂志。其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为薄一波，第一任会长是周谷城，第二任会长是程思远，这些人对毛泽东同志都有着极高的评价。左翼著名阵地《中流》主编魏巍是则副会长之一，著名左翼人士李运昌、李力安是重要顾问之一。

我国80年代的学界、思想界，均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影响和侵蚀。然而，《炎黄春秋》杂志在90年代办刊时，却几乎没有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从1991年到2001年，《炎黄春秋》发表了许多正面评价毛泽东、为毛泽东辟谣的文章，团结了诸如薄一波、李德生、阴法唐、水静、莫文骅、郑天翔、伍修权、喻权域、周谷城、马仲扬、王朝柱、张素华等一批热爱毛泽东、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士为其撰稿。在这十年里，《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整体上坚持马列主义，坚持1981年《历史决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抹黑烈士、否定中共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即便存在，也是凤毛麟角。

值得注意的是，魏巍、李力安、喻权域是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等诸多左翼媒体的重要支持者。可见，《炎黄春秋》此时表现出来的立场中间偏左，受到一些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志的欢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1年2月25日，习仲勋同志为《炎黄春秋》题词称：“炎黄春秋 办得不错”。同年，张爱萍同志也称赞《炎黄春秋》说：“我很喜欢看《炎黄春秋》，《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希望《炎黄春秋》越办越好。”张爱萍同志是南街村的积极宣传者。有知情者向北斗深度智库（bdsdzk）透露：“《炎黄春秋》2000年之前确实办得不错，杜导正多次参加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活动，郑天翔、杨沫等不少热爱毛主席的老人都曾和他欢晤，杜甚至一度比较左。”

但是，从2002年开始，《炎黄春秋》发生了变质。该杂志开始试图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的方向是：废除人民民主专政、落实宪政，为胡赵翻案，批判邓小平不进行胡赵政改，重点参照欧美政治制度。作为这个立场变质的直接反应，2002年该杂志就连续发表了一批抹黑毛泽东、突破历史决议底线、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此后，《炎黄春秋》上刊登的呼吁宪政改革、美化西方制度、丑化共产党历史、攻击抹黑毛泽东的文章越来越多。这显然与习仲勋同志本人的一贯立场和认识完全对立。习仲勋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未来只能属于社会主义，不能属于资本主义”。

《炎黄春秋》之所以会在2002年变质，有几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杜导正等人的思想到2002年前后才变得很右；第二种情况则是杜导正等人思想本来就很右，但是对杂志的主导力不够，受到薄一波、魏巍等人的限制，不得不在2002年以前韬光养晦；第三种情况是杜导正思想很右，在杂志内部的权力也很大，但为了扩大杂志影响，不得不在2002年以前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包容性的平台，从而欺骗了很多中间或左翼的群体。

无论如何，2002年以后，既然《炎黄春秋》自己选择了变质，抛弃了《炎黄春秋》前十年的办刊宗旨，那就应当将习仲勋同志的题词一并撤掉。否则，有网友认为，继续将热爱毛主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习仲勋同志的题词挂在变质后为推动宪政改革搞历史虚无主义的《炎黄春秋》的办公室内，实在是对习仲勋同志的羞辱。90年代的《炎黄春秋》应当肯定，2002年之后的变质了的《炎黄春秋》，多次发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和宪法，相关部门应当依照四项基本原则、依照宪法予以处理。

下文做详细分析。

 

一、《炎黄春秋》的前十年：一个中间偏左的阵地

1、杂志主办方：一个中偏左的研究会

《炎黄春秋》的前身是《中华英烈》，由温济泽创办。1989年下半年，刊物进行整顿，《中华英烈》找不到挂靠单位。1990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开始筹备，需要办一份会刊，《中华英烈》就挂靠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旗下，刊物更名为《炎黄春秋》。

1991年5月10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薄一波、李政道任名誉会长，周谷城任会长，萧克任执行会长，著名左翼阵地《中流》主编魏巍是副会长之一。1998年6月7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名誉会长为薄一波、李政道、杨振宁，推选萧克为第一会长，费孝通、程思远为会长。魏巍、金冲及是副会长之一。

从人事构成上看，在《炎黄春秋》的前十年中，其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由热爱毛泽东同志、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偏左人士维持。

（1）两任名誉会长薄一波

薄一波，国务院原副总理，连续担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曾为前十年的《炎黄春秋》撰文，对毛泽东同志有深厚的感情。198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在韶山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在中国，毛主席不仅仅教育了咱们这一代人，其中当然包括我在内，对后一代、后几代也有重要的教育作用，今后仍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留言簿上，他写道：“永远按照你所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写完，他说：“我只想说这个。”

薄一波还坚定地认为，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我想，一个人的一生，如果能为人民办成一件大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毛主席却起码办成了足以影响中国或世界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他的伟大就可想而知了。是的，毛泽东同志的晚年，的确犯了严重的错误，但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不是完人，却是一代伟人，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2）第一任会长周谷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周谷城，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为前十年的《炎黄春秋》撰稿。

周谷城对毛泽东评价很高，“主席很谦逊。我们和他在一起，像和老同事们在一起一样，一点儿感不到有什么特别，一点儿感不到有什么拘谨。”、“主席很好学。他念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但是，主席的念书，并不是为了念书而念书，主席的念书是为了中国的革命，是为了中国六万万劳动人民。主席说：‘工业比较好搞，农业比较难搞。’因此， 主席为了中国的五万万农民兄弟，就啃了一本土壤学又一本土壤学。 主席年岁这么大了，每天还要念两个小时的英文。主席因为好学，当然也就博学。他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出色的历史学家。他讲起历史来，古今中外，头头是道， 连我这个所谓全国闻名的历史学家，在他的面前，也只得认输。”

他的儿子周骏羽说：“他自始至终都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他和毛主席是有感情的，这辈子毛主席能够把他当做朋友，他觉得蛮光荣、蛮骄傲、蛮自豪。他认为毛主席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从一个世界级领袖人物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和毛主席的人品、人格和他的伟大来比拟。”

（3）第二任会长程思远

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任会长程思远，政治活动家。青年时代投笔从戎。逐步成为桂系的核心人物。他捭阖纵横于蒋介石、李宗仁之间，参与筹划了反蒋、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逼蒋下野、与共产党和谈等重大历史事件。曾为前十年的《炎黄春秋》撰文。

程思远著有《我的回忆》一书，回忆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国民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趣的是，2009年，《炎黄春秋》特约编委杨天石竟然认为程思远的回忆错了，杨试图证明《论持久战》的观点首先出自国民党，以借此抹黑、贬损毛泽东。

2、1991-2001杂志活动：偏左人士重点参与

1991-2001年，《炎黄春秋》所主办、协办并报道的活动中，大多有著名左翼人士出席，并作为活动的重要头面人物。这里仅举两例：

1992年第4期，《炎黄春秋》报道了该杂志主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研讨会，其中，重点报道了伍修权同志的发言：“伍修权同志深情回忆了自己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成长道路，表达了一个跟随毛泽东革命几十年的老兵的心情和感想，赞扬《讲话》精神鼓舞、教育、启发人民继承、发言了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革命传统。”

伍修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对毛泽东的热爱，可以从他的《回顾革命史，难忘毛泽东》（收录于《缅怀毛泽东》一书）一文中看出。该文写道：“中国革命中的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活动几乎都与毛泽东紧密相连着。我们的成就和失误，许多都是执行他的指示的结果；同样，他的功勋和遗憾，其中不少也有我们的份。他去世以后，国内外常有人贬低、攻击或否定他，我对此是不能赞同的。因为我们跟毛泽东干了半个世纪，否定他不仅否定了我们自己，更否定了他和我们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1998年1月16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京顾问、理事、会员新春联谊会，在文津俱乐部举行，《炎黄春秋》1998年第3期报道。出席会议的重点报道了顾问李运昌、李力安等人。

李运昌，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交通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专职），国务院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1年，李运昌与郑天翔一起上书中央，建议中央慎重对待私营企业主。文中写道：“如果让私营企业主入了党，这些人不仅在组织上破坏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也必然在思想上、政治上用他们那一套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影响和改造我们党，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篡夺党的领导权。现在，有些地方，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进入党内，有些占据了领导岗位，有的地方的党组织已经变质，发生了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在这些地方，普通的工农群众已感到寒心，开始疏远党。如果中央不强调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反而放开口子，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必然会引起党的某些肌体更严重的变质。”

李力安，原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向往毛泽东》（由毛泽东旗帜网组织出版）丛书总顾问、原中顾委秘书长。在《向往毛泽东》座谈会上，李力安同志在发言中回顾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回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历程，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做一个人，不管是做什么工作的，都要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李老说，使他自己受益终生的是毛主席的《矛盾论》，在工作中、生活中碰到矛盾需要解决，按照《矛盾论》中的教导，就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李力安同志最后强调说，为了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是不可替代的。

3、1991-2001杂志发文：许多正面评价毛、为毛辟谣文章

从1991年到2001年，《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大多为历史研究类文章，其中，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大多符合1981年《历史决议》的评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刊发了许多为毛泽东同志辟谣的文章。北斗深度智库（bdsdzk）通过梳理，现仅举例如下：

如：1993年第3期，发表舒云《毛泽东和他的警卫》，该文称：“按说，新中国的警卫力量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上都是薄弱的。但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大的暗杀事件，连美国也连连夸奖中国的警卫创造了世界奇迹。”

1993年第12期，发表王凡、刘东平《潇洒莫如毛泽东—林克谈毛泽东印象》，该文称：“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此一领域到彼一领域，毛泽东自由跨越，相互映证，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以资鉴伟大的事业，并感染着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1994年第1期，发表刘棨林《一个贴身卫士眼中的毛泽东》一文，记载了毛泽东的平等待人、关心同志、尽公不顾私等生活细节。

1994年第2期，发表徐焰（现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来稿《“毛泽东热”中的文坛造假风》，文章为毛泽东辩护，替毛泽东打假，文章称：“在近年来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如同产品成为名牌即有假冒，借‘领袖热’谋利并不惜造假的现象也在文坛出现。有的人凭想象编造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活动和言论，并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专门杜撰‘决策内幕’和生活‘揭秘’。这些历史赝品，再经某些小报和‘剪刀作者’、‘复印机作者’以讹传讹，更是谬种广布。”

1994年第12期，发表穆欣《毛泽东诗词手迹掺假了吗？》一文，专门为毛泽东诗词手迹辟谣。

……

一直到2000年、2001年，发布的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大多符合《历史决议》。

如2000年第12期，封面文章是柯华老同志的《我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历》，不单记载了笔者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经历，还多处记载并表达了笔者对毛主席的深刻印象和正面评价：“毛主席的话多么亲切，真是诲人不倦啊”、“特别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林老的谈话以及延安各界真情待人，上下平等，官兵一致，民主活跃，生动活泼，歌声四起的充满活力的气氛在进步同学中，甚至有时在公开场合广为宣传。”

2001年第3期，发表曹慕尧《聆听毛泽东在延安的五次讲话》，该文写到：“毛泽东的欢迎词和陈云的讲话，时间都非常短，却使我受益匪浅。“喜从天降”这个富有诗意的新鲜标题，极其形象化地表达了当时当地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

第3期，发表王永钦文章《“四人帮”组阁与毛周长沙决策》，该文写到：“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的‘长沙决策’，打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美梦，对中国未来形势的稳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其意义是深远的。”

第4期，发表《毛泽东“引兵井冈”考》，该文称：“迎着十月的秋风，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毛泽东领导这支宝贵的工农武装和方圆诸县的民众，坚持战斗在这块湘赣边界的土地上。”

第6期，发表姜平《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主张与实践》、第5期庹平的《古田会议前的朱德、毛泽东》，均对毛泽东同志有十分正面的评价。

第11期，发表刘青霞、白炳书《郭洪涛回忆三迎毛泽东》，该文称：“郭老回忆说：3月25日上午，我怀着兴奋的心情，随列车到达高碑店站不久，中央领导同志乘坐的汽车就来到高碑店，我见到的毛主席还是当年在延安见到的那样，自信、潇洒。”

4、1991-2001杂志作者：许多偏左人士

1991年-2001年，为《炎黄春秋》撰写稿件的许多人为热爱毛泽东同志、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左翼人士。北斗深度智库（bdsdzk）通过梳理，现仅举例如下：

李德生，曾在1993年第11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一文。李德生，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对毛主席十分热爱，2004年，“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1周年暨《真实的毛泽东》一书座谈会”在京举行，李德生同其他热爱毛主席的老同志郑天翔、魏巍等一同出席。

阴法唐，曾在1992年第3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邓小平与和平解放西藏》一文。著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家。邓力群曾经这样回忆过阴法唐：“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喻权域，曾为《炎黄春秋》撰写过多篇稿件。喻权域，原《真理的追求》主编之一，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高级编辑，原《人民日报》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原秘书长，著名左翼人士，著名左翼网站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站支持者。

2007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喻权域作为第一提案人，向大会提交了《反汉奸法》提案，要求全国人大制定《反汉奸法》，依法制裁甚嚣尘上的汉奸言行。

喻权域在抵制国企私有化、揭批新西山会议和揭批民主社会主义谬论的斗争中，他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郑天翔。在《炎黄春秋》1997年第9期上发表过《在首都建设规划上敢于坚持不同意见的陈干》一文。郑天翔是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著名左翼人士。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4周年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6周年，写《论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一文，文章写道：“共产党员不论在任何形势下，思想上必须‘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否则，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否则，人民的政权就会变质，党也会变质。”

2003年，郑天翔与魏巍、邓力群、喻权域等八位同志上书中央，建议在全国各地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莫文骅，曾为《炎黄春秋》撰写过多篇稿件。莫文骅，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为纪念毛泽东一百年诞辰写下《永不磨灭的怀念》，称当下“更须毛泽东思想来指导”：

“1993年12月26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这个跟随他工作、战斗、生活了大半辈子，并有幸直接接受过他的工作领导，聆听过他的教导的人，更是心情激动，倍增怀念!”

“现在，世界风云变幻，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而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更须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要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我生活在这个世纪，能参加复杂多变的非常艰苦危难的斗争，而又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胜利，是幸福的；在我有生之晚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周年是我的幸福。谨把一些经历和体会真实地写出来，作为幸福的回忆和由衷的怀念!”

水静，杨尚奎夫人，水静从1992年起就为《炎黄春秋》撰写过多篇稿件。水静是一个十分热爱毛主席的人，她在回忆毛主席的文章中写道：

【主席从不在交谈对象面前显现伟大，他是以一个普通老者的形象与人交往。或者说，主席总是让你分享他的伟大，总是力图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他平等相处的人，他对人尊重，待人平等。

我的荣幸就在于，我认识了一个感情丰富、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毛泽东。这不仅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反而更使我感到他的伟大！】

陈敦德，曾在1993年第8期上发表《北戴河：毛泽东急召叶飞上将密谈》一文。陈敦德，著名作家，电影编剧，对毛泽东十分热爱，2009年中青新闻网报道了陈敦德对毛泽东的“五个肯定”：【“五个肯定”是陈老从80年代开始研究毛泽东之后的转变。“毛泽东的功勋是不可埋没的”，陈老字正腔圆地说。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带领中国人民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带领中国人民制造原子弹、带领中国人民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带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主席这五大功勋便是陈敦德先生对毛主席的“五大肯定”。“这五大功勋是不可埋没的，与我年轻时候对毛泽东的四个质疑相比，孰轻孰重，想必每个人都会得出相同的答案。”陈老语气中透露着一种无可辩驳的坚定。在陈老看来，毛泽东的功勋对于中国有着不可否认的巨大影响，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又何尝不能被原谅。】

马仲扬，曾为《炎黄春秋》撰写过多篇稿件。马仲扬，原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积极抵制胡赵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西方国家对我国和平演变的危险性。

1987年4月6日到12日在中宣部的支持下，《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120多人参加的一个“组稿会议”。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会上号召大家拿起笔来，携起手来，迎接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挑战。《红旗》杂志总编熊复在讲话中首先表示，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感到极大的鼓舞。要求理论和文艺两条战线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老作家刘白羽阐述从1979年3月到1987年春天共有五个回合的斗争。马仲扬强调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危险性。

贺茂之，曾为《炎黄春秋》撰写多篇稿件。贺茂之，笔名东方鹤。曾任空军装备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少将军衔。两次荣立三等功。著有长篇传记《张爱萍传》（上、下），在著作中宣传南街村：

“张老对南街村特别有感情。视察南街村回京后，他就满怀热情地宣传、推介南街村；凡是有人去拜访，他就极力建议他们到南街村看看；凡是看到南街村有新变化、有新举措，他就写信或打电话表示祝贺。张老对中国大地上绽放的这株‘豫南花’情有独钟啊!”这是张爱萍的秘书，当年陪同老将军视察南街的贺茂之少将后来重访南街村时讲的话。

当然，在1991-2001年期间，为《炎黄春秋》撰稿的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士，远远不止上述这些人物，如汪东兴、张玉凤、张素华、王朝柱、荣维木、乔还田、欧阳毅、陈干群、穆欣、黄济人、杨肇林等人，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二、《炎黄春秋》在2002：变质的开端

1、开始突破《历史决议》，抹黑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

上一节提到，《炎黄春秋》从1991年起，一直到2001年，其文章整体上符合1981年的《历史决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但是，从2002年起，这一切发生了质的变化。

2002年第5期，《炎黄春秋》发表钟沛璋《鲁迅假若活在1957年》一文，未经考证就引用周海婴的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记载，达到丑化、抹黑毛泽东的目的。

第6期，发表钟沛璋《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随想》,该文突破了《历史决议》的底线，对毛泽东及共产党在建国后的成绩做了全盘否定，包括否定三大改造，该文称：“当时我国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写信给毛泽东，对过早提出工商业改造表示很不理解，但是毛没有听取这样善意的批评。”“建国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民主建设任务步履维艰，专政职能的实施则出现了重大失误。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敌我矛盾，‘文化大革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至提出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专政。”

第6期，发表汪澍白《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创见与失误》一文，突破《历史决议》底线，给三大改造扣上“左”的帽子，进行了全盘否定：“毛泽东于此时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并向刘少奇作出了尖锐批评，主要是套用了他并不十分稔熟的苏联模式，却完全背离了他与党中央长期以来精心建构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但毛的话却是不容违抗的向‘左’转的号令。”

第7期，发表吴小龙《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此文攻击抹黑毛泽东，暗示50年代以后，毛泽东将留在国内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全部整死。

第10期，发表李一蠡《从民粹主义想到的》一文，攻击毛泽东为民粹主义，并认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错误早在1951年就存在。

2002年第12期，发表黄宗英的《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造谣称鲁迅如果活着毛泽东会整他。这篇文章中关于毛泽东谈鲁迅的这段话纯粹是孤证，根本不能够作为严谨的史实使用。《炎黄春秋》此时为了达到丑化毛泽东同志的目的，在刊物上高规格地发表了这篇极不严肃的文章。

由上可以看出，从2002年起，《炎黄春秋》开始集中发文抹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起了历史虚无主义，并突破1981年的《历史决议》底线，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的成绩开始予以全盘否定。

2、办刊立场发生转变：为政改而虚无历史

《炎黄春秋》为什么从2002年起开始变质？搞起了历史虚无主义？

北斗深度智库（bdsdzk）在梳理《炎黄春秋》历年的文章时发现，该杂志的办刊宗旨在2002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2年以后，该杂志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为旨归，并且，该杂志已经预设好了政改的方向和立场：废除人民民主专政、落实宪政，为胡赵翻案，批判邓小平不进行胡赵政改，重点参照欧美政治制度。确立了这个立场和方向之后，《炎黄春秋》必须集中火力批判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所以，该杂志搞起了历史虚无主义。与2002年以前的办刊风格截然相反。

我们可以从2001年到2003年的新年致辞中发现《炎黄春秋》办刊宗旨的变化。

2001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封面文章中，除了一篇几位学者对《炎黄春秋》的建言之外，均为历史题材的文章。当年，《炎黄春秋》编辑部的新年献词中，对该杂志的定位也主要在历史层面上进行表述：“本刊以主要篇幅评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期读者从中得到某些历史知识和教益。”[1]
 

2002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封面文章中，依旧均为历史题材类文章。翻看当年《炎黄春秋》编辑部的新年献词可以发现，通篇都在讨论有关“历史研究”的话题。[2]

到了2003年，情况发生了改变。2003年第1期的封面文章头条，赫然推荐了李锐的《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该文明确要求废除“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宪政”。在2003年《炎黄春秋》编辑部的新年寄语中，一反之前只谈历史不谈政治的习惯，开篇就是“一个多月前，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在开头和结尾处，响亮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号召。这是符合世界潮流，顺应人民意愿的主张，本刊编辑部热诚拥护。”

在2003年的这篇《新年寄语》中，《炎黄春秋》编辑部还披露了该杂志在2002年就在做变质工作：“在过去的一年里，本刊介绍了各类政治体制运行的历史经验，民主的和专制的，中国的和西方的，成功的和失败的，近当代的和古代的。”[3]
 

也就是说，在2002年，《炎黄春秋》就开始做一些“变质”的尝试。这个变质，可以集中体现在2002年第4期该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的一篇文章中。2002年第4期，《炎黄春秋》刊登杜导正文章《独立思考在晚年--欧远方逝世周年祭》，借助对欧远方逝世周年的纪念，表达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等意见，并希望“步子迈大些”。问题是，政改的方向是什么？杜导正在文中唯独重点并正面地谈及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制衡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行文中，杜导正不惜笔墨地赞许了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但一提到邓小平的政治思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核心），杜导正就完全不予评价，只是说“有些意见”，这与杜导正大力肯定欧美政治制度形成鲜明对比。[4]

这个变质，也可以反映在上面所列举的2002年《炎黄春秋》刊发的多篇抹黑攻击毛泽东、突破《历史决议》底线、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因为预设了历史研究的政治立场，所以就一定会导致在历史研究中选择性使用材料甚至伪造材料，搞历史虚无主义，从而得出与自己的政治立场相契合的结论。从2002年至今的《炎黄春秋》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例证。

不过，即便是在2002年，《炎黄春秋》的这种“变质”也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知觉。《真理的追求》主编、著名左翼学者喻权域依旧在2002年第3期的《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为红军辟谣的文章。[5]

2003年，《炎黄春秋》确立推动民主宪政改革的这个宗旨之后，再也不曾动摇。2004年的新年献词中，《炎黄春秋》称将对民主政治“锲而不舍地追随到底”。2005年的新年献词中，《炎黄春秋》称，新一年的办刊思路就是“兢兢业业地去完成（民主化）这一使命”……

3、人事变化：任仲夷出任顾问

2003年对《炎黄春秋》来讲，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任仲夷出任该杂志顾问。这个人事变化对该杂志起到了相当不好的影响。

一直与任仲夷关系密切的李锐这样介绍任仲夷：“他是坚决赞成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同步进行的……经常发表意见，不管是六si事件也好，赵ziyang的问题也好，他都是站在一个讲公道话的立场。而且他非常勇敢赞成三权分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他在南方有极大的影响。”

杜导正的女儿杜明明于2007年在香港《明报月刊》七月刊发表《改革先锋：任仲夷》一文记载：“任老和爸爸的观点极为接近，……任老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爸爸都是亲自编辑的。爸爸尊敬他、爱戴他，彼此并不相见恨晚，……2004年7月，任仲夷写成了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他在长途电话里对爸爸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动，全文发表。’”

《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一文发表在《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文中极力鼓吹赵ziyang，不断强调赵ziyang的“功不可没”，“抹杀不了”：“胡耀邦、赵ziyang也功不可没，提广东改革开放，不能不提他们。这是历史，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同时，为了替赵ziyang翻案，任仲夷明确指责邓小平不搞胡赵政治改革的错误，任仲夷称，“邓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

这篇文章，也可看作是该杂志从2002年变质之后的一篇指导性文章。

此后，李锐也加入《炎黄春秋》的顾问组，并公开要求批评邓小平。2009年4月15日，李锐在《苹guo日报》发表《纪念胡耀邦》一文，称：“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做过总结，对邓小平也应当照此办理。”有网民评论认为，李锐的这个“历史决议”，当然不是为了纠正改革开放的一些偏差，而是要彻底否定邓小平同志的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殖民化的资本主义改革方向。

李锐在《怀念同赵ziyang的交往》中称赵ziyang是他们的“榜样”，号召“大家努力完成”赵ziyang的“遗志”。这个大家，显然首先包括《炎黄春秋》。

李锐的原话为：“赵ziyang去世一周年了，他没有完成的遗志：推动中国走上民主和法治即现代化的轨道，还有待大家努力完成。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说明，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老是跛足前行，不仅腐败丛生，种种危机将继续发展，国家前途仍令人担忧。赵ziyang曾为我们做出榜样。”

《炎黄春秋》也不断发文为赵ziyang正名，批评邓小平对胡赵的处理，批评邓小平在政治改革上的不足。

2010年第6期，《炎黄春秋》刊登该社社长杜导正《扭秧歌也是前进》一文，认为胡耀邦、赵ziyang“接近群众倾听诉求，遏制贪官，缓解贫富悬殊”，学者奚兆永认为，这是在暗示胡赵路线为改革的进步方向，试探中央，试图为胡赵翻案。

2010年第4期，《炎黄春秋》刊登《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认为“耀邦同志的纯真与赤诚，实在是可敬、可爱、可叹!”，并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该文称，“当时流传这么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ziyang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胡耀邦最后所受到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处理”，“人民和历史都不能容忍违反民主和法制的事情发生。”

三、习仲勋同志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2002年5月24日）祖籍河南省邓州市，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以来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 。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79年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1980年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同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 1983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参观韶山后写道：“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摘自《中华魂》2003年第12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韶山感言寄语》
 

 习仲勋副委员长生前为韶山题词：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必须树立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

【中央提出第一抓经济建设，第二抓思想建设。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这是一个原则。过去在困难条件下要思想先行，现在条件好了，仍然要思想先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仅没有过时，现在、今后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摘自《习仲勋在1981年新华社五十周年庆祝会讲话》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青年们必须树立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才能象我们的英勇前驱者们一样，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和对待历史发展、社会变革以及人生历程中的种种问题，才能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真正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光荣建设者。】——摘自《习仲勋在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4年5月4日》

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延安精神

【今天，在进行新的长征中，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大力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摘自《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1978•12》

未来只能属于社会主义，不能属于资本主义

【任何背离历史潮流的“个人设计”、“个人奋斗”，终归会落空、会失败。青年们决不能求助于幻想，不能指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恩赐，他们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大量不可克服的困难，我们要努力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但是我们切不可认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还能给我们任何出路。未来只能属于社会主义，不能属于资本主义。】－－摘自《习仲勋在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4年5月4日》

毛时代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辉煌胜利，集体体制和环节需改革，改革不能草率从事

【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行的一些具体体制和办法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还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加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自身的任何弊端和缺陷都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摘自《习仲勋在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84年5月4日》

【改革需要多方论证，有计划、有领导地、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决不能草率从事。】－－摘自《习仲勋同志在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先进团支部代表会上的讲话    1981年11月23日》

恢复和发扬五六十年代良好的社会风尚

【我国青年历来有崇仰革命英雄，争当先进人物的传统美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曾经是普遍的人人赞颂的社会风尚。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这种良好的社会风尚，使先进人物在祖国的灿烂阳光下茁壮成长。】－－摘自《习仲勋同志在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先进团支部代表会上的讲话 1981年11月23日》

注释：

[1]（http://www.yhcqw.com/html/tg/2008/327/0832711150K1A40267255BE27A59EF0HC.html）

[2]（http://www.yhcqw.com/html/tg/2008/49/084910654I9KE154379112129BJ3G6C8.html）

[3]http://www.yhcqw.com/html/bdc/2008/411/08411154432C1JB381759F7E1EHH662DG5.html

[4]http://www.yhcqw.com/html/hyp/2008/49/084916756GI78I6177888481FC32F1A4.html

[5]http://www.yhcqw.com/html/qsp/2008/49/084914242151K5B596J536H5K92D8D70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