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有关部门正在进行“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并从报道中得知主管部门对此的一些设想、安排和征询意见。据此特提以下意见和建议。同时，2015年即将到来，也兼对2015年经济发展与改革提几点的意见

一、关于编制“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和指导思想问题

    五年规划是实现党和国家长远发展和最终目标的具体安排，就是坚持和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虽然是长远目标，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现小康奋斗目标，无疑是当前首要的任务，“十三五”规划当然要围绕2021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要求。而小康目标(和包括建国10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只是过渡阶段，是实现最终目标的一个步骤和旅程，是为实现长远目标铺路和打基础的。因此，每个五年规划必须与党和国家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但从有关部门编制“十三五”规划的安排看，看不到这种结合。

    这里涉及到编制“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用别的什么思想为指导。

    比如，从“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的课题看，虽然题目不少，而且很多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是须要研究和解决的。但是可以说，这些课题大多是各个国家普遍存在和都需解决的“共性”问题，看不出中国特点，特别是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也就是看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区别，如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巩固和加强，包括如何坚持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何发展和强化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等这样重要的问题就没有专题研究。

    又如，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规划主管部门仍然是着力于速度和数量诉求，要求GDP保持中高型的发展速度，要努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特别强调用世界银行关于“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注一  来说教和武装各地方的

    规划部门注二 片面追求GDP的人均数量来忽略和掩盖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必然产生的两极分化后果。这在“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的课题中，没有安排我国应如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得到映证。

    再如，五年规划本是国家的宏观规划，通过规划采取部署和举措，以期实现社会供给与需求总量之间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结构之间的平衡，避免相互之间的失调。社会总量之间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平衡，是马克思总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序竞争必然发生危机的教训而发现有计划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提出社会再生产理论。据此编制宏观计划是社会主义国家遵循马克思有计划发展和社会再生产理论而进行的成功实践，而且我国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老前辈的领导和主持下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有效的建树。然而，在“十三五”规划编制的安排中，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和实践看不到了，看到的只是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政府放权和市场竞争，如“竞争性领域将少编或不编规划”等。

    总之，马克思主义不多，新自由主义不少。我们希望改变这种状况，遵循

    党章(我国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然要遵循党的章程和宗旨)和宪法的规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十三五”规划的编制，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

二、关于应抓的重点和主要内容问题

    按照宪法规定的要求，根据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存在的主要矛盾，我们建议“十三五”规划应抓住以下问题研究和解决作为突出的重点内容：

    1、切实做大做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一意见，这些年来，不仅我们上报了二十多期《建言》和专题报告，而且广大百姓提的意见更多(只要上网搜索就有上万)，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只要深入到基层调查就能听到)。但是并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相反，看到的只有国企向外企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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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这种“理论”早已遭到各国反对新自由主义学者们的批判，指出它是“伪命题”和“伪理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既非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过渡的必然结果，更非一切国家都会必然产生的普遍规律”；“拉美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经济停滞而出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实际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和影响所造成的”。我国学者还进一步指出：世界银行佐利克们向我们抛出“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企图我们不要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用以引诱中国接受其私有化的毒计而诱导我们改革离开社会主义方向的一束‘橄榄枝’。”(以上引语均见百度搜索。)

    注二：请见今年4月各媒体关于国家发改委召开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新闻发布会的报道。

    企“开放”、“再开放”的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让外资私资越来越多地向国有企业“投资”、“参股”、“并购”，迫使国企出卖产权，退让市场，致使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已经降到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低的水平，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严重削弱，成为当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这是有违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的。如果继续下去，社会主义前途必然不保。因此，从现在起，必须调整政策，在继续保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发展城乡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做大做强现有国有企业，并有计划发展新的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对社会经济的主导作用；废止那些限制和削弱国有经济发展壮大的文件；非公有制的发展不能再通过国有经济的退让和缩减来达到，而是走自身改革提高的自我发展之路。

    2、扭转两极分化，切实走共同富裕之路。我国GDP增数虽快，总量位于世界第二，但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基尼系数，无论官方公布的数据(接近0.5)，或是民间的测算(0.6-0.7)，都大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以下)；财富占有，全国0.4%的富有者人口，掌握全国70%的财富(世行2006年报告)，全国80%低收入人口，只占有全国20%的财富；私人拥有5千万元以上财产的，全国有2 .7万多人，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尚有1.5亿人；薪酬的年收入，高者达数百万至数千万元，而一般劳动者只有两三万元。这种状况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极不相符。长此下去，GDP再多，即使达到世界第一，除了外资赚得盆满钵满和再出现一批资产阶级而外，对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有什么意义呢！邓小平同志提出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已经三十多年，早该提到日程上了。因此，从现在起应当大力抓好社会收入分配工作，扭转两极分化，切实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3、坚持内需为主的方针，调整外经格局。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是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内需无限。但是，现实的内需却长期不足，特别是广大农村，生产力发展严重落后，农村购买力非常低下。之所以如此，在于我们的发展没有根据我国的这一国情，偏离了内需为主的方针。另一方面，又把有限的资源过多用于满足外需上。诚然，我们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必要的，要扩大对外开放无疑是对的，要发挥我国对世界经济影响力也不错，问题是要把握好度，既要掌握分寸，依情而变，又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由于过度，以致发生了对外依存度过大，使我受外需波动的制约多，耗费的资源过量，出口退税的负担重，而换来的外汇只能买美国国债，并落入美元陷阱，加大了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增加了国内许多经济社会矛盾。这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坚持内需为主，调整外经政策和格局，势在必行。

    4、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尽早建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应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这里的关键在于西部地区的发展。而西部地区后进又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就要求改变当前各地区都争着加快发展的齐头并进做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抓主要矛盾的思想，集中力量，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首先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

    5、进一步克服GDP挂帅，切实把经济调整到位；同时大力治理污染，恢复生态平衡。这是我国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而调好经济，治好污染，必须进一步克服GDP挂帅，否则，必然是句空话。

以上既是我们对编制“十三五”规划的意见，也是我们对2015年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建议。

 三、关于规划的编制依靠谁的问题

    看到媒体的报道，对此有两个问题令人不可思议：

    一是“亚洲开发银行与发改委合作编制‘十三五’规划”(见今年9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与此相联系的，有媒体还报道有的地方和部门将他们自己承担的“十三五”规划编制任务承包或委托给外国咨询公司来编制。

    二是规划主管部门邀请反共反马列反毛泽东的顽固份子茅于轼作高级专家听取他对编制“十三五”规划的“意见”。(见该部门的官方网站)

    这关系到我们规划的编制究竟依靠什么人的问题。

    我们的规划是反映共产党意志的文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实施纲领。非马克思主义指导、非共产党领导的外国银行和外国公司能赞同我们的主张吗？更不要说顽固的反共份子。这是起码的阶级常识。这样做，不仅不能编出反映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的正确规划，而且会造成思想混乱，不利我们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这是一种不讲党性和领导失职的错误，应当立即纠正，明文制止，永不再犯。

   编制规划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应当由党性强的同志来组织和参加。

    不能只资本及其代言人的意见，要真正依靠广大人民，到基层去听取意见。

    不能光听那些崇拜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们的意见，要多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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