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杰出代表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举世公认的突出贡献，也提供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经验启示。认真考察、研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及其经验启示，对于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一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表现在许多方面，就其较为突出的方面而言，至少有如下几点：

　　第一，率先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就在客观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于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其历史条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有别于列宁所处的时期。一方面，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要使革命顺利发展并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成功地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通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此而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时代发展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将这样一个客观要求及时地、明确地提出来，变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却不是简单的事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当时，在马克思主义要不要中国化以及怎样中国化等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教条主义的主张，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主张，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如果说，第一种主张的主要代表是王明，那么第二种主张的杰出代表则是毛泽东。

　　毛泽东正是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准确把握时代的脉博，顺应形势的客观要求，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思想，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在这里，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和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本本主义，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还指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样一些重要思想，特别是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为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石。

　　1938年9月到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关系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来。《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率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本标志。

后来，毛泽东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场合，多次谈论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比如，1941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地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反对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7]“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具有丰富的内涵。综观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至少包括互相联系着的四个方面。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即使主要根据欧洲国家情况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变为适合中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成为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即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鲜化，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地得以丰富和发展，从而永葆其生机和活力。

　　毛泽东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作出全面深刻的说明，这一事实，表明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的这一贡献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主动性，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哲学总结和论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底蕴，其认识，其实践，都离不开哲学理论的支撑。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特别是为了排除教条主义错误的干扰，毛泽东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哲学总结和论证。毛泽东的总结和论证表现在对一对对哲学范畴关系的说明上。其中，对以下几对关系的说明，尤为重要和突出。

　　其一，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这集中表现在《实践论》一文中。该书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特别是论证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之后，毛泽东概括地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一论述，被人们概括为“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集中表明了实践第一的观点。

　　其二，一般（普遍性）与特殊（特殊性）的关系。这集中表现在《矛盾论》一文中。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和僵化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这一论述，被人们概括为“特殊—一般—特殊”的公式，集中表明了认识论上一般与特殊的相互联结的观点。

　　其三，群众与领导的关系。这集中表现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论述，被人们概括为“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集中表明了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

　　其四，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集中表现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一论述，被人们概括为“物质—精神—物质”的公式，集中表明了物质与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观点。

　　毛泽东对于以上关系的说明，特别是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对于正确指导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确立、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指明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为了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巨大努力。

　　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专门对各种妨碍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错误思想进行了纠正。其中，明确地批评了主观主义。他认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主观主义的重要方法，一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二是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这样一些思想，已带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萌芽。

　　到了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唯上”、“唯书”的保守路线，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前者是本本主义、主观主义路线；后者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表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本形成。

　　1937年，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践论》从理论上论述了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地揭示了只有在正确解决知和行的关系的基础上，也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从规律上论述了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理论，在揭示认识经过“两个阶段”、“两个飞跃”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这些思想，有力地批判了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对于全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消除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矛盾论》论述了辩证矛盾即对立统一的道理；提出了一个系统和过程相统一的具体矛盾理论；揭示了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建构了具体矛盾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一切，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为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做到实事求是指明了方向。可以说，《实践论》《矛盾论》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1年和1942年，在党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进一步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把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两种思想路线作了鲜明的对照，明确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明确、最深刻的说明和发挥。通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此后，毛泽东继续坚持、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使在其晚年，在总结实践中失误的教训时，也把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放在重要位置上。如在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恢复实事求是传统，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毛泽东确立、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与毛泽东确立、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关；而在其中遇到的挫折，发生的失误，也都与违背、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紧密的联系。

　　第四，带领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实践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践行者。从实践上说，他带领全党，从多方面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在实践中不断开创新路子。

　　其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怎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和牢固的工农联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首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确定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然后开辟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极其复杂的新课题。面对这一课题，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形态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的战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其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根据中国特点，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使社会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其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我们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全面进行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应当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毛泽东的积极探索是分不开的。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观点是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的。

　　第五，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中，与开创新道路的实践相适应，毛泽东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的贡献最突出，这也正是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这一科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开始萌芽。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参与对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领导的同时积极在理论上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同时也是较为系统的回答。这些著作成为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代表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前半期，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践上开创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同时，在理论上形成了许多符合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总结实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集中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建立一支人民军队问题，党的思想路线等重要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体现这些理论问题的著作，则成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代表作。

　　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造，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概括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并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总起来看，在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已经基本在理论和实践上得以解决。正如刘少奇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阐述了关于帝国主义本性以及战略、策略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观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等等。这一切，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不要四面出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理论，关于通过互助合作把个体农民引上集体化道路的理论，关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工业化的理论等等。

　　从195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思想在曲折中发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这些著作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发展的代表作。尽管毛泽东晚年有过理论上的失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

二

　　当我们考察了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之后，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如此重大贡献。换言之，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应当说，这是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在我们看来，撇开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国际背景、国内条件、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等方面不说，从毛泽东个人主观条件来看，以下几方面是不应该忽视的。

　　第一，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对于人的思想认识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对于调节人的行为习惯和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任何人的世界观，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毛泽东的世界观，最初也是不科学的。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15]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错误的、旧的东西，尽快完成世界观由不科学到科学的转变。具体地说，毛泽东完成世界观转变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各不相同、又互相衔接的阶段：第一阶段，1913年至1918年6月，即在长沙求学时期，经历了从客观唯心主义的“无我论”，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并以二元论为契机，开始向唯物主义的转化，而其基本哲学倾向，则是以“唯我论”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这种“唯我论”世界观在伦理观上集中表现为个人主义；在历史观上强调个人的价值。第二阶段，1918年至1919年，即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这一转变的标志在于：唯物主义思想原则基本确立，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强调讨论各种理论，应该傍着活事件；唯物史观开始萌芽，不仅注意从经济因素考察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而且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第三阶段，1919年至1921年，即毛泽东参加驱逐张敬尧运动和自治运动的时期，世界观转变完成。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阶段的情况说，“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完成世界观转变的标志是：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思想原则，更加自觉地把从实际出发当作改造中国的指导方针；强调实践在社会改造中的意义，认识到实际的运动比理论更为重要；在历史观上，确立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青年毛泽东科学世界观的确立，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世界观基础。

　　第二，顽强的奋斗精神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显示出独立自主、敢想敢干的品质和强烈的自尊、自信。他曾豪迈地宣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与他的同窗好友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向苍茫大地宣告了谁主沉浮的宏大志向，并且大声疾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种奋斗精神，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成为职业革命家后，也有增无减。与此相联系，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不争、守成、世故、圆滑等种种心理，多不赞同，对怯懦、变节、屈服等现象，更是深恶痛绝。对中国历史上至大至刚、视死如归的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极为推崇。他赞扬“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毛泽东对这种宝贵品质和坚贞气节所表示的由衷的钦佩，正是他的斗争精神的自然抒发。

　　对毛泽东而言，困难和挫折的挑战能激起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去拼搏。每当革命事业遇到严重挫折、个人遭到不公正待遇，受到不合理的讽刺和打击，他都能保持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泰然处之，勇于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亦善于鼓舞身边那些一度盲目悲观的同志重新振作起来，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可以说，毛泽东是从逆境中造就出来的伟人，奋发斗争和乐观进取一直是他人生的主旋律。1935年，《共产国际》杂志发表介绍毛泽东的文章，指出：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精神、卓越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惊人勇敢、博学和无穷的天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优秀品质。这一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的事实。这种顽强奋斗精神，促使毛泽东能够排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艰难险阻。

　　第三，优良的学风

　　毛泽东的优良学风，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好学深思。毛泽东具有极为强烈的求知欲，是一个读书不知疲倦的人。平常，他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生病休养时，也读书不辍。他用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真正实现了“决心学习，至死不休”的信条，毛泽东喜欢读书，但又不尽信书。他边读书，边思考，并且常常是不动笔墨不看书。他读书时，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了大量的批语，表达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早年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在仅有10万字的书面上，就留下了1.2万多字的批注。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书，独立思考，而且不耻下问，乐于向他人质疑问难并努力创造一些共学的条件。二是重视读无字之书。读无字之书，就是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也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早在学生时代，他就认识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后来，他曾多次强调读无字之书的重要性。为了读无字之书，他多次利用假期，积极地开展“游学”活动。参加革命后，就更加自觉地面向社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是中国共产党内调查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成为他长期奉行的信条。三是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早年，毛泽东主张，研究学理，应该傍着活的事件讨论。后来，对于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为什么要以及怎样联系实际等一系列问题，他都做了很好的说明。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就理论的掌握而言，他比同时代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理解和把握，要快得多、深刻得多、牢固得多、准确得多。特别在理论的应用即使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方面，他更少学究气。例如，在其论著中，很少照抄照搬前人论述，更多的是以自己生动的语言对实际问题做出的富有说服力的说明。邓小平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是毛泽东良好学风的正确说明。这种良好的学风，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卓越贡献的重要条件。

　　第四，优化的知识结构

　　毛泽东优良的学风，使他建立了独特的知识结构。总的说来，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广博与精深的统一。毛泽东知识的广博是众所周知的。从其读书所涉猎的范围或领域看，他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历史、逻辑学、美学、宗教学、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等等。可以说，毛泽东是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毛泽东的知识不仅广博，而且在某些方面又颇为精深。其中，历史知识是最佳的部分。毛泽东对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了如指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共领导人中，就是在近代革命家中，也是不多见的。与历史知识相联系，哲学知识在毛泽东知识结构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此外，古代文学知识、军事知识等，毛泽东的造诣都是很深的。二是有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毛泽东是在经过对各种思想流派和革命学说进行探讨、比较之后，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而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真理，他便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丰富和武装自己的头脑。据说，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毛泽东在延安就读了几十遍。通过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成为他知识结构中的重要内容。应当特别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读的马列著作，从数量上说，并不比同时代有些人如蔡和森、邓中夏甚至包括陈独秀、王明等人多，但是，由于他重视读无字之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所以，他更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说，在质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优越得多。三是实际知识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毛泽东知识结构中，使同时代许多人望尘莫及的，是具有极为丰富的实际知识。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中国国情的知识，另一方面，是关于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从总体上来说，是合理的、优化的。其广博性，使他开阔了视野，站得高，看得远，使其能深刻理解、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其对于历史、哲学、军事等知识的精深性，不仅能帮助他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且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形象化和通俗化。其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使他能正确而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其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并重，一方面，由于有书本知识，可以使实际知识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有实际的知识，可以使书本知识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本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当然，毛泽东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和优化是相对的。事实上，其中也有某些不足或缺欠，他自己曾说，他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他的知识很少。对于经济问题，他认为自己是懵懵懂懂、不甚了了。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和行为受到限制。在他的晚年，在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走了弯路，不能说与此无关。

　　第五，杰出的创新意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创造性的工程，没有一定的创造精神是难以实现的。毛泽东之所以能为这项“工程”做出卓著的贡献，他具有的杰出的创新意识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意识，最重要的，就是看他是否敢于怀疑，不惧权威，独立思考，勇于批判。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就表现出独立思考、反对迷信、绝不盲从的良好习惯和品质。他常对同学讲，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演讲，都要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都必须反复的思考、批判分析，真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应该抛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在读《韩昌黎文集》时，凡是他认为道理对的、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等批语；相反，他认为道理讲得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打叉划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并不因为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一位古文大家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就不问青红皂白，盲目崇拜，一概接受。在学术研究上，毛泽东主张争辩、反对独断。他认为，只有打破对古人、死人的迷信，提供不同意见的论说和争辩，才能发展新思想，创造新事物，获得更多的真理。

　　毛泽东的创新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要反对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真正的理论家，要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各方面作出合乎实际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他甚至还提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口号。总之，毛泽东勇于开拓进取，善于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可以说，富于创新意识是毛泽东鲜明的个性。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重大贡献这一结果，就其本身而言，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以上只是几个主要方面。这几个方面是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共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它们不仅使毛泽东敢于“化”、能够“化”、善于“化”，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增强了他的吸引力、凝聚力、感染力，使全党、全国人民都自觉地团结在他的周围，齐心协力地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1993年，江泽民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在回顾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之后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他“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这些说明和评价，是合乎事实的、中肯的。充分地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以毛泽东为榜样，继续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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