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优势所在

    中外思想界都在讨论“中国模式”，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概括，但许多人似乎都忘却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民主集中制，殊不知这正是“中国模式”最核心的制度优势。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因此而有效地组织起来。 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性。人大制度不仅体现了人民民主，即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也包括实现人民民主的制度形式即代表制民主和协商民主制度。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集中性。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既要有程序性的民主形式，也要有能将各种程序民主统合起来的制度安排，在我国，这种统合程序民主的安排，具体体现为党的领导和议行合一。三是民主集中制的决定性作用。民主集中制既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既能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又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这种从历史而来、在现实中管用的制度，正是中国成功的法宝，其优势在国家治理比较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9月30日）

    王广：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没有过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随着苏东剧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相对低潮期，一些西方学者迫不及待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然彻底失败，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人类历史的终结。在国内学界，经济学研究中的新自由主义、历史学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政治学研究中的宪政民主思潮等互为表里，在不同领域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政治学而论，阶级、革命、人民民主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概念和学术话语体系，似乎成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而宪政民主、三权分立、普选制度成为一部分学者追逐著述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国家学说好像已成为明日黄花。然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真的过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起源、本质、性质、类型、职能和命运等根本问题，构筑起一座宏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国家问题的指南。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基础上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依然没有过时，人民民主专政依然是我们国家不可动摇的国体。最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把握时代要求，统揽国际国内大势，开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焕发出真理的时代光芒。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9日）

    闫鸣：净化“生态”，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首先，文艺属于人民，是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核心观点，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文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其次，“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了铜臭气。”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的文艺创作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良风气，有的文艺作品脱离现实、虚无缥缈，有的文艺作品美丑不分甚至以丑为美、拿无聊当有趣，还有的文艺作品甚至大肆宣扬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的文艺作品日益侵蚀我们健康的文艺肌体和民族精神，不仅败坏道德风气、瓦解社会凝聚力，甚至成为滋生“四风”、腐败等社会问题的渊薮。第三，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勇立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正风反腐的时代潮头，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以净化“生态”的宏大视野，重塑是非荣辱善恶美丑的价值取向，构建廉荣贪耻、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10月16日）

    张颐武：周小平的意义

    从《不要辜负我们的时代》开始，周小平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思考自己、时代和中国的命运。这些文章引发了互联网上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周小平的文章最重要的特点是他对中国的认同，这也是引起诸多年轻人共鸣的最关键方面。他其实是找到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共同情感和选择。这种认同是文化和情感的归属，但更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这里他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尽管中国还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需要反思批评和切实的改变，但正是由于一百多年来中国前辈们的奋斗，尤其是近30年来的艰苦努力和高速发展，今天的中国才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中国要向前走，就不能否定前辈艰难的奋斗和努力。所以他在批评的同时，还记住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而骄傲，还要向那些在中国发展中付出了辛劳、甚至牺牲了生命的人们致敬。二是中国不能乱，中国的发展只能是渐进有序的，只能是在今天的基础上不断地追求卓越，绝不应该推倒重来。他和他的同代人并不是仅仅生活在玫瑰色的幻想之中，那些人道危机和生存灾难，那些失败的苦痛都让他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启悟。只有避免最坏的问题，我们才可能追求最好的结果。周小平希望中国有更远大的前程，国家梦想的实现，其实也为个人梦想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平台。他明白这个国家是他最后的依靠，他不能让这个国家变成伊拉克、利比亚或乌克兰，为此他愿意站出来写作。这其实是这个年轻人的责任感之所在。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10月13日）

    《环球时报》：把民主放到了一个正常的位置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9月底出版，在全球学术界颇受关注。这位曾在1989年称西方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结”的著名学者，根据20多年的观察做了大摆幅的理论调整，他在新书中把“强政府”的重要性放在了首位，认为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者的顺序至关重要，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遭到失败，非洲许多地方就是在这里出了问题，民主加剧、而不是修正了现存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但法治和民主问责较弱，但中国的顺序是正确的。“民主”成为冷战后全球政治舞台上最突出的一面“圣旗”，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及社会秩序毁在了这面旗帜之下，但对它的绝对膜拜仍弥漫在很多国家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反对对民主的质疑。福山作为“历史终结论”的著述者，现在公开阐明民主既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并引起全球的注意，他的修正和突破因此具有了广泛意义。他把民主放到了一个正常的位置，让它回归到社会的体系中。一个国家的成功只能是综合成功，是相对好的选择，甚至是对更坏选择的避免。这回答了很多人的困惑。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10月14日）

    郑永年：地缘政治和民主秩序问题

    在今天的世界，追求民主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但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因为“民主化”，而使得政治陷入无政府状态。可以说，在这个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政治挑战，便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今天人们似乎更多地谈论政治治理问题，但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远远超出了治理问题。很简单，治理问题只是国内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而地缘政治则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制度，必须符合这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地缘政治秩序。在世界范围内，民主仍然在变动过程之中。民主仍然在向非民主的国家传播，但一些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则出现倒退或者回潮，也有国家在民主和非民主政体（例如军人政权和专制）之间摇摆。辅助于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的，便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扩张对民主化的推动力，甚至比地缘政治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来研究如何扩张民主，但往往对这个过程中所包含的危机注意不够。总体说来，从西方到非西方，民主越来越不具备社会文化基础，在民主内容越来越微弱的同时越来越形式化，也就是西方所普遍定义的多党制和选举。在很多国家，除了多党制和选举，就根本不存在民主的其他重要内容。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10月10日）

    [美]福山：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制度的质量

    在一个缺乏能力的国家，无论是民主还是市场，都不能正常地开花结果。但是，这样的国家也能够在没有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好处的情况下，产生许多现代性的优点。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正是这种传统在经历了一个世纪衰落后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正在回到历史中去以证明自己，即便没有西方民主和法治的传统所带来的好处，它也能创建一个有能力的政府。让美国成为一个成功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正在走向衰败。权力的分散总是在为僵局创造可能性。但是，两大变化已经让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一是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两极分化，二是强大的利益集团在遇到他们不喜欢的政策时对于否决权的行使。美国已经堕落为一个“相互否决”的国家。不仅几乎无力解决众多的严肃问题，如非法移民和生活水平的停滞；甚至还有可能已经退化为“新世袭民主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世袭王朝握有大量的选票，政治内幕的交易者用权力换取支持。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