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托马斯·皮凯迪的著作《21世纪的资本论》的主要观点，认为这一研究在说明资本主义不平等程度上有重要意义。但是，这本书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因此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并提出有效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政策主张。

关键词：托马斯·皮凯迪  21世纪的资本论  马克思

作者：齐昊，马萨诸塞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迪（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的资本论》在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度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专门撰写书评宣传此书。[①][②]《经济学文献》称赞此书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③]

    这本书虽以“资本”命名，且皮凯迪也在书中把马克思当成理论上的对手，但他采用的是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借鉴马克思的《资本论》。皮凯迪甚至坦言：“我从来没有真正读过《资本论》。”[④]所以，皮凯迪在书中评价马克思时或许只能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的流行偏见，比如“马克思完全忽视了持久性的技术进步和稳定的生产率增长”，[⑤]再如 “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利润率下降的观点从实际历史情况来看是错误的”。[⑥]那么，没有马克思，这本《21世纪的资本论》是如何论资本的？

1.       《21世纪的资本论》的主要观点

    这本书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作者看来，一切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财富都是资本，所以作者所讨论的资本分配实际上指的是财富的分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本要通过剥削劳动力获得剩余价值进行积累，而分配是从属于资本积累的一个过程。与马克思对资本的严格界定相比，皮凯迪的财富概念就禁不起推敲了。财富既包括资本家的厂房也包括工人自用的住房，这样皮凯迪实际上是在把不同性质的东西进行加总和比较。用财富作为研究基本对象或许在数据收集方面比较容易，并且对于表现不平等的程度也的确有意义，但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来说则是隔靴搔痒。

    皮凯迪十几年来一直研究不平等问题。他及其合作者通过整理收入退税和财产税的数据来取得收入和财产的微观数据。以往关于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数据通常来自抽样调查，而这种结果会低估不平等的程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富人会瞒报收入和财产，另一方面是因为最富裕的阶层往往在调查样本中代表性不足。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亿万富豪并没有进入研究视野，也缺乏关于这些人财产和收入的具体数据。皮凯迪等人利用税收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研究的这两个缺点，并把最富裕的阶层从幕后推到了台前。

    仅从表现资本主义历史上不平等的演变，这本书就在理论和政策上具有重要贡献。第一个贡献就是以事实批判了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的流行观点。二战以后，以“库兹涅茨曲线”为名的流行观点认为不平等的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自动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种观点试图在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中给资本主义带来希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头三十年的确出现了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趋势，仿佛是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自动产生的结果。然而皮凯迪认为，这一时期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是个特例，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萧条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规模再分配政策的结果。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等保守势力的上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次回到不平等程度持续恶化的长期趋势中。

    皮凯迪认为，从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来看，不平等程度的演变没有什么固定的趋势，既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持续恶化，也不像库兹涅兹所认为的那样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好转。马克思和库兹涅茨分别作为皮凯迪左边和右边的理论对手，但不幸都是皮凯迪的假想敌。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程度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且马克思不会否认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相对增强资本主义出现不平等程度缓和的时期。而库兹涅茨并不认为不平等程度会自动好转，而是认为“民主社会”的立法和政策是逆转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力量，且库兹涅茨还明确认为不平等程度究竟如何变化这一问题是没有固定答案的。[⑦]虽然马克思和库兹涅茨都是皮凯迪的假想敌，这本书却恰恰证明了他们分别在十九和二十世纪所做出的理论假设的现实性。

    掌握了数据，说话就有分量。皮凯迪对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的不平等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大危机与大萧条以及国家大规模的再分配政策来缓解的；再如，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过去三十年不平等程度的严重恶化密切相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人需要举债生活，债务膨胀与监管的缺乏使金融市场越来越不稳定；还有，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沉痛打击富人的财富，危机爆发短短几年之后，最富裕阶层所占收入的比重就得以恢复并继续上升。

    同时，这本书也用事实纠正了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若干错误。从新古典理论来看，不平等问题实际上从属于效率问题，而凡是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有效率的，凡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所导致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新古典理论假设分配的依据是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所以不平等程度加剧一定是不同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差距增大了。说到不平等问题，新古典理论言必称技术变革、技能需求的变化和全球化，理由是这些因素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工资差异增大。结果，新古典理论造成了两个“忽视”：一是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资本由谁占有并不直接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二是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的分配而片面重视工资差异。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矛盾焦点，而普通劳动者（包括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成为问题焦点乃至罪魁祸首。

    对于新古典理论的上述“传统”，皮凯迪做出了有限的纠正。第一，资本占有的不平等已经极为严重，且这种不平等在缺乏遗产税的有效调节下会通过子孙继承下去，威胁社会的流动性和民主性。第二，与大萧条时期相比，过去三十年出现了新的现象：美国最富有阶层的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显著提高。过去三十年，美国最富有1%的阶层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幅增长，大部分是由高层管理人员的巨额薪酬所导致的。皮凯迪认为这些“超级经理”的巨额薪酬不能用边际生产力理论得到解释，而实际上是收入税率下调后高管与股东博弈的结果。[⑧]

    不仅如此，新古典理论以原子化的个人为分析对象，并认为个人收入通常来自多种要素，以此为由抛弃了以要素分配为核心的古典范式。皮凯迪不采用新古典的基本方法，而是把国民收入中的资本份额与劳动份额放在分析的核心。他这样做有其理论缘由和事实依据：皮凯迪继承了库兹涅茨的传统，即用最富裕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来直观表示不平等的程度；并且他发现，由于资本性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更加不平等，越富裕的阶层的收入中资本性收入的比例就越大，所以资本份额与整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通常是正向相关的。因此，分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如何变化就要分析资本份额与劳动份额如何变化。

     这本书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诸多不足。除了片面领会理论对手的思想之外，这本书建立在新古典理论之上，但却要解释新古典理论所无法明确解释的命题，结果就给读者造成片面 倚重数据而逻辑论证不足的经验主义印象。

2.       《21世纪的资本论》的逻辑

皮凯迪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了有限纠正，但其理论的主要部分仍然是新古典的。为了解释资本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会越来越高，皮凯迪使用了以下这个恒等式：

 式（1）中，是资本份额，是资本收益率，是资本和收入之比。

       利用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长期和短期的均衡关系，皮凯迪认为在长期中趋近于，其中是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率。皮凯迪进一步认为，由于趋于下降，且如果下降得没有快，因此资本和收入之比将趋于上升，而资本份额也将趋于上升。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资本份额的上升也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

      对于财富的不平等，皮凯迪依赖于不等式，即财富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长期来看，除了战后头三十年，这个不等式都成立）。这个不等式说明，假定财富所有者的储蓄率达到一定的水平，财富增长就可以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所以财富的集中程度就会越来越高。

     上述两个逻辑分别解释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机制，且两个逻辑分别依赖于趋于下降和，但这两个规律又从何而来？实际上是皮凯迪从历史数据中观察并推测出来的，背后没有逻辑上自洽的解释。这又与新古典理论一脉相承。从新古典理论来看，储蓄率取决于原子化个人为了最大化效用所做出的选择，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储蓄率，而资本收益率取决于生产函数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对于上述两个逻辑所组成的简单模型而言，这些背后的决定因素都是外生的，并且皮凯迪用历史数据对这些外生因素进行限定以保证得到趋于下降和这两个条件。

    理论决定了政策主张。皮凯迪预测，在本世纪随着资本和收入之比的持续上升不平等程度还要加深。因此，皮凯迪建议实行累进式收入税（对美国来说，对超过50万或100万美元的年收入建议征收80%的收入税）和累进式财产税。为此，皮凯迪还建议加强国际合作防止资本外逃。通过征税缓和不平等问题的政策与其理论是一致的：既然不平等是一系列外生因素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没有根本性问题，那么不平等就只能通过外生的税收政策来加以调节了。固然，比起谈税色变的保守势力，皮凯迪的政策主张有其进步性，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不平等问题是一系列外生因素所决定的，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矛盾？如果是后者，解决不平等问题应该收税，还是应该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过去三十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平等程度的加剧，那么分析的起点或许应该是资本和劳动权力上的变化。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把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的变化归因于资本和劳动之间权力的失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正是资本利用技术、失业、全球化、反劳工政策等各种手段打击工人的结果。[⑨]并且，金融化的过程也加剧了不平等的程度。在皮凯迪那里作为结果的资本份额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这里确是资本与劳动权力变化的直接体现；在皮凯迪那里由外生因素决定的储蓄率、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在马克思主义这里都与资本份额（或劳动份额及其背后的权力对比）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而都是内生决定的。

    在政策主张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不触动资本的权力地位就无法解决（或缓和）不平等问题。一本书能够产生的政治影响终究是有限的。皮凯迪的政策主张能产生多大影响，最终取决于这些国家资本与劳动的权力对比和斗争。正如皮凯迪所认识到的，战后头三十年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巨大社会变化的结果。没有这些社会变化，资本主义恐怕难以自我修正，那么皮凯迪的这本书就不是医治资本主义顽疾的良方，而或许只是对资本主义结局的预言。

3.       西方学界对《21世纪的资本论》的评价

    对于这样一本以主流面目出现却触动神经的书，西方学界有着不同的评价。

     克鲁格曼等自由派经济学家对此书高度赞扬，而保守派经济学家如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则提出了一些狡辩式的批评。罗格夫认为，皮凯迪仅仅关注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但没有看到国家间不平等程度的缩小，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⑩]萨默斯认为，资本收入份额并不会随着资本积累长期上升，因此资本主义下不平等程度并不会长期加剧。萨默斯否认资本主义长期矛盾的存在，并把不平等问题的矛盾转移到全球化和技术变化上来。[11]对于征税的政策建议，自由派经济学家赞同其必要性但怀疑其可行性，而保守派经济学家认为征税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对此书，西方左派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意见。大卫·哈维认为，皮凯迪仅仅陈述了利润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事实却没有揭示其原因。同时，哈维认为皮凯迪对资本的定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资本不是“资产”而是剥削、积累的过程。由于这一理论错误，哈维认为皮凯迪计算利润率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只有处于流通中的资本才是资本，而资本主义会迫使一部分资本退出流通、限制处于流通中的资本量来维持流通资本的利润率。[12]

       托马斯·帕利（Thomas Palley）认为，皮凯迪的理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看不到造成不平等的经济制度和权力结构，只能提出征税这种幼稚的政策建议。[13]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认为，征税等再分配政策事倍功半，而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改造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方式消除初次分配的不平等。[14]

     安德鲁·克里曼（Andrew Kliman）的看法则比较特别。克里曼一直坚持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的长期矛盾，否认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趋势。克里曼认为，皮凯迪的研究在政治上把矛头指向1%，使人们过于关注不平等问题而忽视底层人民的失业、贫困等问题。克里曼还认为，皮凯迪的研究只考虑税前收入，没有考虑税后和转移性收入，不是以个人或家庭而是以“纳税单位”为研究对象，所以其所揭示的不平等恶化的趋势也并不可靠。[15]

    《21世纪的资本论》能够引起各方的热烈评价，主要原因或许是皮凯迪以合适的身份在合适的时间说出了“合适的”观点。

    合适的身份是指皮凯迪长期从事不平等研究，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都承认皮凯迪的学术贡献。此书出版之后，保守势力的智囊们不得不做出回应，但却提不出任何像样的反驳意见，无奈只能指责皮凯迪是个“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冷战思维让读者提高警惕。保守势力甚至呼唤米尔顿·弗里德曼式的英雄人物重出江湖，期待有人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批判凯恩斯主义那样回击皮凯迪的研究。总的来看，保守势力在政治上、学术上、舆论上都处在极为孤立的位置。

    合适的时间是指2007年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激增。尽管近几年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年轻人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大量劳动力由于找不到工作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依靠举债、救济生活，生活水平停滞乃至倒退。谁是这一社会现状的罪魁祸首？社会矛盾如何解决？这是美国工人阶级包括所谓“中间阶级”亟待解答的问题。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而皮凯迪及其合作者的早期研究恰恰为这一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皮凯迪的研究受到工人、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

    “合适的”观点是指皮凯迪指出不平等问题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并且将来很可能延续，但却没有深究不平等问题的制度根源，也不对资本主义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批判。实际上，皮凯迪对不平等问题的揭露在西方并不新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左翼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坚持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及其根源。左翼研究不仅有理而且有据，从学术严格性上也不逊于皮凯迪的研究。皮凯迪的研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面貌出现，自然能得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呼应。然而，这种新古典的面貌也给这本书带来了诸多问题。或许，只有从马克思的角度理解皮凯迪所揭示的事实才能真正体现《21世纪的资本论》的意义。

     没有马克思，皮凯迪的“资本”实际上成为纷繁复杂的事实和没有头绪的混沌。皮凯迪把性质不同的财富统称为“资本”，所以也就无法对有关财富的重要经济变量做出逻辑自洽的解释，只能从数据中寻找证据。但是，资本如何增殖、如何分化出不同职能的资本、如何分配剩余价值、为什么会发生危机——这些问题都不能仅凭数据来回答，而必须像马克思那样通过理论和现实的相互印证来探寻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21世纪的资本论》恐怕只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静态描述，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动态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皮凯迪的书仅是完成于二十一世纪，而马克思的书则是写给二十一世纪。

     同样，没有马克思，没有对资本积累机制及其矛盾的分析，仅从数据也无法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皮凯迪和库兹涅茨一样强调税收在历史上对扭转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但历史上资本积累遇到了怎样的历史困境才迫使国家通过税收实行大规模再分配？对于这一问题皮凯迪则不去回答，所以他所提出的税收政策也就显得迂腐且缺乏可行性。从历史来看，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再分配离不开危机对资本积累的破坏、对资本家权力的打击、工人力量的高涨以及社会主义的威胁。不借鉴马克思式的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分析方式，这也就造成了在缺乏上述历史条件的情况下空谈大规模再分配。

4.       《21世纪的资本论》的现实意义

    这本书所揭示的一个重要事实是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并没有彻底打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最富裕阶层的利益。如果我们从这一事实来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趋势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还在苟延残喘，危机和衰退并没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分水岭。皮凯迪的研究以雄辩的事实奠定了未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策讨论的基调。然而，由于最富裕阶层对舆论和政治的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缺乏动机和能力来实行高额收入税和全球统一的财产税。可以预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将处在不平等问题恶化与新自由主义的没落之间的尖锐矛盾之中，由不平等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会进一步发展乃至激化，而新自由主义的没落也将拖累各国经济整体陷入低迷之中。

    我国同样面临严峻的不平等问题。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报告，我国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全国家庭三分之一的财产。[16]对比皮凯迪的数据可以发现，我国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已经和美国不相上下，高于英国和法国，并远高于瑞典。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法通过征税实行再分配而只能任由矛盾激化、经济低迷，而我国则不能随波逐流陷入同样的长期困境中。与别国相比，我国有更多且更有效的办法缓解不平等问题：一是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使利润合理集中到国家手中为人民的整体利益服务；二是加强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以及合法权利的保护，提高劳动者在工资和劳动条件上的谈判力；三是对过高的收入和财产（如最富裕的1%）征收高额收入税和财产税，同时严格遏制资本外逃。《21世纪的资本论》揭示了一幅悲观的长期历史图景，只有采取超越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办法才能避免这幅图景在我国出现。

Capital without Marx: A Review on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book,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by Thomas Piketty. I suggest that Piketty’s book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in showing the degree of inequality throughout the capitalist history. Piketty’s study, however, is based on 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thus it cannot find the law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neither can it propose an effect policy proposal for resolving the inequality problem.

Key words: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Karl Marx

Author: Hao Qi, PhD candidate at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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