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主义相关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探讨较少。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发达国家不同，特别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应用，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的发展，信息化和网络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向全球的扩张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客观上要求生产关系也随之变化。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劳资关系、资本间关系等方面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全面私有化但效果甚微、强资本与弱劳工的阶级关系、不断加深的对外依附、不断加剧的“数字鸿沟”等新特征。但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如预期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而使失业率、贫困率上升、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带来了接二连三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危机，导致了经济的下滑，甚至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发展理念的提出、政府作用的回归、南南合作的加强等新趋势，但也面临着难以摆脱的对外依附、难以克服的贫富分化、难以摆脱的贫穷动荡等挑战，发展中国家应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私有化

    作   者  王娜，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讲师

    目前，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即以美国、欧洲为主的发达国家，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即亚非拉地区的资本主义探讨较少。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曾有三次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进行集中讨论：第一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局限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等一些零散的新闻评论中。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将创造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将从宗主国不断扩张，瓦解殖民地原有的社会形态，最终取代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次主要是列宁、卢森堡、希法亭等帝国主义理论者，卢森堡在《资本积累》中从再生产理论出发说明由于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资本主义必须通过向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扩张来求得生存，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中从金融资本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必然性。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则从垄断这一根本特征出发揭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性，指出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②]前两次讨论虽然涉及落后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但是主要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出发，探讨资本主义宗主国向全球扩张中对殖民地带来的影响及殖民地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探讨充满辩证思维，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性，同时强烈地谴责资本主义宗主国对外扩张过程中对殖民地残酷的统治与剥削；但另一方面也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认为宗主国在扩张的过程中也不自觉地推动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革命。

    二战后，随着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并走上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受到了普遍的关注，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展开了第三次集中的讨论。巴兰的《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最早系统探讨不发达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他认为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相反，资本主义与封建关系的结合造成了双重的剥削、变本加厉的腐败和更加明目张胆的不公正。[③]以弗兰克、阿明、沃勒斯坦等“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此进行了更加充分的阐述，他们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中心大都市与边缘卫星城的两极分化格局，一方面，少数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军事、政治等资源上具有支配地位，通过从多数欠发达国家剥削经济剩余而获得发展，而另一方面，多数不发达国家在贸易、金融、技术各方面都仰仗中心国家，形成对中心国家的“依附”。20世纪70年代，沃勒斯坦等人吸收并发展了依附理论，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体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具有“中心——半外围——外围”的层级结构，最上层是主要生产高利润、高技术、高工资的多样产品的中心国，最下层是主要生产低利润、低技术、低工资且种类不多产品的外围过，介于其间的则是相对于中心处于外围位置，相对于外围则俨然中心、间距被剥削与剥削者角色的半外围国家。这三级结构避免了两极分化可能造成的尖锐对立，从而巩固了世界体系。对此，以布伦纳为代表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传统的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在对经济发达和欠发达的讨论中，过分强调了造成欠发达的外部因素，而忽略了其内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同时，哈里斯从新兴工业国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从实证的角度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外围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可能性，从而肯定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

    二战后“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虽然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首次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指出了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是不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源，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这对当时刚刚独立或即将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觉醒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同时忽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受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本质的驱使，具有客观必然性，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同时也不自觉地促进落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点上资本主义也具有进步意义。而对此提出批评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切中要害，但却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性采取一边倒的支持态度，没有看到它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所带来的破坏，因此也具有片面性。从实践的发展来看，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遭遇发展困难，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非洲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于是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精心策划下，新自由主义在拉美、非洲、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开始推行，一场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那么，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又出现了哪些新的特征？未来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本文主要在前面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围绕这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与发达国家的区别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宗主国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对应的生产关系，也就是今天的发达国家。那么，如果将马克思的分析视角由宗主国内部转移到殖民地内部，即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与发达国家有什么区别吗？

1.从资本主义的产生来讲，发达国家是内部驱动型，而发展中国家是外部引致型

    从资本主义产生来讲，发达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国内部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然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当时封建的生产关系，从而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则是首先在殖民统治时期受到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发达国家在当地建立殖民统治的同时，还大量兴建铁路、公路、港口等，强迫当地居民生产一种或几种供出口的农矿产品，按其需要实行“国际分工”，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其原材料和商品销售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不是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内部自发形成，而是完全按照宗主国的需要，纳入到宗主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发展中国家既无法选择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也无权管理本国的经济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殖民体系随之土崩瓦解。其中有些国家选择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有些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些选择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而进入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新自由主义思想不断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实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发育并不完全，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与封建经济、部落氏族经济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形成极为复杂。

2.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讲，发达国家是自主发展型，而发展中国家是对外依附型

    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经过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由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于生产，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到一切生产部门。可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关系，随后以资本为核心向全世界不断进行扩张，建立了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的基础上，由于独立后纷纷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不可避免地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经济上依赖于发达国家。两者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完全处于不同的地位。正如沃勒斯坦和阿明等人早已指出的那样，现存的世界体系已经分裂为中心与外围两大部分，中心地区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外围地区则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外围国家日益依附于中心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正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之上的。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推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的依附程度也随之加深。

二、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特征

    20世纪7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应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的发展，信息化和网络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向全球的扩张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于是，发展中国家不仅仅成为发达国家原材料的主要来源地和商品的重要输出地，同时也成为廉价劳动力的提供地，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关系也随之变化，于是，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全面推行，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劳资关系、资本间关系等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新的变化，这里主要围绕这几方面探讨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出现的新特征。

1.全面私有化但效果甚微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启了私有化的进程（见表1），典型的如拉丁美洲，通过私有化获得的收益来偿还部分债务。1974年智利首先开始，仅一年时间，325家在阿连德政府时期被国有化的企业被无偿退还给原主人，1975年之后，另外207家国有企业被相继私有化[④]。墨西哥在1988-1994年完成了除石油部门之外的主要国有企业部门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数量从1155家锐减到219家。阿根廷在1990-1994年间有115家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巴西在1991-2001年间有119家企业转制。[⑤]私有化的领域从各个行业全面展开，从农业、渔业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到石油、天然气及矿业等资源性行业，再到交通运输、供水等基础设施服务，以及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行业。除此之外，亚

表1 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交易量和收益表[⑥]（1977-2004）

地区	私有化交易量		私有化收益
	总交易量	公开上市/交易量	总收益（百万美元）	公开上市/收益（百万美元）
亚洲	569	0.53	322459.60	0.85
拉丁美洲	501	0.14	154499.00	0.21
中东和北非	185	0.61	20767.39	0.64
撒哈拉以南和非洲	156	0.30	7930.07	0.33

    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行私有化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希望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促进竞争从而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希望精简政府部门，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国有企业也可以更有效率的运作，法国和意大利都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是解决国有企业症结的灵丹妙药；其次政府只能将盈利或者具有盈利潜力的企业私有化，除此之外，私有企业便毫无兴趣，再次，私有化往往对国有企业的员工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私有企业也会为了利益最大化而牺牲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所以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通过私有化带来预期的经济发展，而且私有资产从新的生产性投资转移到购置业已存在的国有企业，还有可能减缓经济增长，而不是加速经济增长。即使通过私有化暂时缓解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财政赤字问题而延迟了财政危机，但是在中长期却因为失去了盈利的国有企业所带来的收入而导致财政恶化。

    我们从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过程中看到仅仅变更所有权并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成功。私有化改革需要完善的法制环境、价格政策以及促进和鼓励私有企业参与的特定环境。企业的发展涉及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良性竞争以及公共利益保护的问题，仅仅以私有企业来取代国有企业是行不通的。

2.强资本与弱劳工的阶级关系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劳资关系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在拉美几乎所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进行了重要的劳动法变革，国家在在劳资关系的变化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包括在雇佣和解雇环节，用固定期限合同来代替无固定期限合同，通过降低遣散费和其他解雇成本使得解雇更加容易，降低企业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将退休金制度私有化。其实质都是削弱国家对劳动者的保护，打击工会力量，提高资本的统治力。在“强资本、弱劳工”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于发达国家，出现了高就业、低工资的局面（见表2和表3）。“1820年，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平均收入之比为2.5：1，现在则接近10：1。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收入比例已经由3:1扩大到接近18：1。”[⑦]“在最富有的国家里，人民的消费额是最穷困国家消费的400倍。也就是说，瑞士居民一天的消费比莫桑比克居民一年的消费还要多。然而，这还是平均值。富国大工业企业的经理们一天的收入高于穷国百姓一生的收入。企业主的收入更高：以为南非矿产主的年收入为20亿美元，它相当于500万乍得居民年收入的三倍。[⑧]”

表2 世界人口就业率（%）

	1991年	2000年	2008年
全球	62.5	61.6	61.1
发展中国家	64.6	63.3	62.5
发达国家	56.5	56.6	56.1

表3 就业人口日工资低于1.25美元的比率（%）

	1991年	2000年	2008年
全球	43.3	31.4	18.0
发展中国家	56.3	39.5	22.2
发达国家	0.4	0.3	0.2

资料来源：联合国千年发展报告（2009）<The Millenium Developmet Goals Report 2009<

    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不惜以牺牲本国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为代价，展开“低工资竞赛”（race to bottom）。虽然这可能解决了一定的就业问题，却导致了劳动环境恶劣以及劳动者的福利缺失；虽然这可能实现发展中国家期望的经济增长，却导致国内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工人的日益不满。然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资本规避风险的本性便会显现，迅速从发展中国家撤离。众所周知的2008年金融危机中，根据 2009-2010 年世界竞争力报告，2007 年全球直接投资为 1.9 万亿美元，到了 2008 年下降 了15%，2009 年这种下降趋势还在持续。当发展中国家失去了资本的依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便游离出来，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迫使失业人员接受更低的酬劳，并给就业工人带来巨大的压力。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个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⑨]

3. 不断加深的对外依附

    发展中国家在实行一系列私有化改革之后，使本国经济的资本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私人资本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主体。同时颁布新外资法，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增加外资投资领域，所以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国资本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1990年开始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和存量均大幅度上升（见图1和2），1990-2012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从89.25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2438.61亿美元，增长了27.3倍，存量从1113.73亿美元上升到23106.3亿美元，增长了20.75倍；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其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从215.41 亿美元上升到4447.32亿美元，增长了20.6倍，存量从3125.26亿美元上升到49402.69亿美元，增长了15.8倍；非洲地区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从28.46亿美元上升到500.41亿，增长了17.6倍，存量从608.49亿美元上升到6296.32亿美元，增长了10.3倍。施奈德和索斯凯斯认为，在拉美“国内大企业（即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TNCs）主导着商业结构并决定经济的总体方向。”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内容所分析的那样，外国资本的流入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就连发展中国家政府所预期通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所带动本国的技术进步也很少出现。因为“集团公司没有动力冒险进行大量研发，因为它们所处的并不是创新导向型市场…跨国公司在拉美也没有什么研发动力，因为对它们而言，通常直接带来技术更有效率。”[⑩]

数据来源：联合国亚太经委会基础数据库

图1  发展中国家FDI流量（百万美元）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联合国亚太经委会基础数据库

图1发展中国家FDI存量（百万美元）变化图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放弃内向型的、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实行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全方位对外开放本国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1985-1995年问，拉美平均关税税率从44．6%降至13.1%，最高税率从83.7%降至41%；非关税限制所涉及的商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3.8%降至11.4%，多重汇率制基本取消[11]。而在东南亚，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均为WTO成员国，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均大幅削减了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算术平均关税率低于10%，按贸易额加权的算术平均关税率也都低于5%；泰国的平均关税率也只有15%左右。80年代中期后，席卷西方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在东南亚四国的影响也开始显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均以放松政府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加速金融国际化为特征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12]。

     国际资本的主导以及国内市场的开放使发展中国家完全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然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并没有随之减弱，反而不断加深。除了传统的全球商品市场依然存在“中心-外围”的格局，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也呈现出“中心-外围”的产业格局。发达国家是主要的发包方，其中美国占全球市场的64%，欧洲占18%，日本占10%，其他国家所占份额则不到10%。[13]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服务外包业务中的获利也远不相同。按照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进行测算，美国公司离岸外包每支付一美元所获得的收益是发展中国家承包公司所收益的三倍多。这又进一步地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在货币市场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用货币优势，绑架债权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为61.7%。美国利用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大做文章，或者使美元贬值，或者逼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以此来减轻美国还债压力。因此有学者提出在近现代从殖民国和宗主国中争得民族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纷纷在经济上又情愿不情愿地重新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随着其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重新依附，其政治和文化呈现出一种既独立又直接或间接依附的十分复杂的“后殖民状态”（postcolonial condition）。安琪·霍格威特则强调指出，尽管后殖民状态的形式在非洲、阿拉伯、东亚和拉丁美洲四大地区有所不同，但正是全球资本主义把这些地区纳入“后殖民的世界”，使它们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呈现出一种既有本国传统又有殖民痕迹的“杂合”状态（hybridity and hybridization）。[14]

4. 不断加剧的“数字鸿沟”

    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日益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充分利用生产力的变革给本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反而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导致了信息时代所特有的“数字鸿沟”[15]。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在享受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离开信息产品整个经济生活、甚至社会生活几乎都无法运转，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这几年手机、互联网等信息产品的普及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望尘莫及。特别是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目前正致力于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哪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去享受信息社会所带来的变化！不仅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正在进一步加剧，而且从信息社会的意义上来说，两者的数字鸿沟也变得日益明显。根据国际电信联盟2012年版《电信改革趋势》报告，工业化国家的固定宽带普及率达到26%，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4.8%的普及率。发展中国家宽带价格相对较高，2010年年末非洲固定宽带业务的平局费用相当于月收入的290%。[16]正如皮帕·诺里斯所说“处在技术变革前沿的富裕国家进一步增强了它们在新知识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但网络的好处远没有普遍渗透到南方国家和中东欧国家，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最贫穷国家，则完全是一片空白。”[17]

    数字鸿沟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治世界的新霸权。美国被看作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领导核心”，现有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和美国控制的互联网核心技术为美国称霸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美国享有对全球13个“根服务器”的控制权，其中1个主根服务器和9个辅根服务器都在美国，另外3个辅根服务器分别在英国、瑞典和日本。由此可见互联网完全被发达国家所控制，而美国又是其中的核心霸主。这样就在信息世界里形成了很多人所说的“信息殖民主义”。互联网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美国将网络外交作为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的辅助工具和输出美国价值观的新载体，对其他国家起到潜移默化的改造作用，这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要警惕和提防的。

三、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新趋势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如预期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而使失业率、贫困率上升、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带来了接二连三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危机，导致了经济的下滑，甚至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纷纷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评，极力突破发达国家施加的外部制约，努力构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迹象。

1.新的发展理念的提出

    曾经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今已经遭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虽然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各异，发展程度不同，很难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的发展模式。但是，越来越多的执政者以及学者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注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共识。

    二战之后，曾有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在拉美经委会工作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发展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想，对拉美各国政府制定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如今，拉美学者纷纷批评新自由主义政策，形成以“后新自由主义[18]”“新发展主义”[19]“新结构主义”[20]为代表的思想，日益成为拉丁美洲新的发展战略。尤其是拉美政权的一系列变化，以1998年12月统一社会党领袖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为标志，“目前，拉美已经有 3/4 的国家政权掌握在左翼或者倾向左翼的领导人手中。”[21]“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拉美的政局相对比较稳定，地区政治体制相对巩固、地区国家发展理念务实，求稳定、促变革、谋发展的政治主张已成为地区主流。”

    近年来由于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发达国家自身遭到重创，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因此许多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在遭到巨大的经济冲击后，纷纷调整经济发展政策。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以外向型为主，长期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贸易陷入困境，在这种形势下政府积极发挥主动作用，转变发展理念，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扩大内需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在非洲的领袖和学者在看到西方模式受到重创而像“金砖四国”的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时，也开始主张非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由自己决定。尼日利亚学者费米·阿科莫拉夫认为，“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只能依靠本民族的努力和决心。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正在成为非洲领导人的主流意识。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肯尼亚、纳米比亚、南非等国先后提出“向东看”。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指出：“中国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强国。中国是这种转变的模范。这给了非洲以希望，让我们知道把我们的国家从可怕的贫穷带到发展的道路上去是可能的。有了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行动，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中国那样。”自主自强的信念正在转化为非洲发展的指导原则。[22]

    未来除了个别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美国的国家仍将继续深化资本主义的改革，大部分的国家以新自由主义“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恐难持续。

2.政府作用的回归

    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足的劳动力大军，但是一直以来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整合能力及政府执政能力，再加上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生产要素未能服务于国家建设。因此，在新的世纪，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重新审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莉西亚·巴尔塞纳就认为“拉美地区需要的是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面向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劳动政策、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一种结构改革。而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应该重新加强政府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市场的确发挥着其自身的重要作用，但这是不够的。”[23]目前，一些拉美国家已经开始启动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规划，如按照墨西哥2013年-2018年联邦政府投资计划，未来六年将投资至少3160亿元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领域计划；巴西2012年推出总金额达1330亿雷亚尔的经济刺激计划等。在对外政策上，一方面继续强化贸易多元化，通过开拓新市场以促进出口，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也有所强化，在限制进口的同时对外国投资也作出种种限制，以保护本国工业。在金融方面，有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汇兑和资金保护措施，以保护本国金融市场。

    而近年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推出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积极调整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2010年10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经济转型计划(ETP)”，该计划包括131项入口点计划、12个国家关键经济领域、60个具有潜力的商机，预计到2020年将创造330万个就业机会，将人均收入由目前的7500美元升至15000美元，实现进入高收入国家的目标。2012年3月，泰国政府提出未来五年将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拟投资约720亿美元，以提高泰国的长期竞争力和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2011年5月，印尼政府推出了“2011－2025年印尼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根据该规划，印尼政府将重点发展“六大经济走廊”，调整和振兴十大产业，力争实现在2025年跻身世界十大经济强国的远景目标[24]。

    而一直饱受政权动荡影响的非洲大陆，一些国家也在努力建构现代国家政治与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形成，国内民众对国家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增强，非洲人民的自尊、自信、自立意识，各国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爱国情感与政治责任感等文化与心理方面的现代发展要素等等，都在过去数十年非洲各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中缓慢但却有力的积累和成长起来，这正是近年来非洲大陆整体上进入相对稳定与快速的经济发展时期的根本原因。

3.南南合作不断加强

   目前，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保持着与发达国家紧密的贸易、投资往来，另一方面正在不断加强区域内贸易以及积极拓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形成新型的南南合作关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区域亚太地区（2012年超过欧洲），2000-2012年间区域内出口的比重已经由43%上升到50.7%，进口保持在51%左右，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内贸易占绝大部分，目前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区域内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比重由27.4上升到34.6%，进口由24.4%上升到27.1%（见表一，表二）。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中，与美国的贸易比重正在下降，出口由18.1%下降到11.7%，进口由11.3%下降到6.9%，目前亚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虽然仍以贸易为主要支撑，但是正在努力实现贸易往来的多元化，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并积极发展区域内贸易。作为东南亚区域性组织的东盟十国，拥有443.6万平方公里，6亿人口、2万多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世界上人口第三大的国家和地区（仅次于中国、印度），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仅次于欧盟、美国、中国、日本、巴西），发展中国家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中国和巴西）和亚洲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中国和日本）。截至2012年9月，东盟各成员国提议中的自由贸易协定为46个，正在协商中的自由贸易协定为41个，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为98个，总数达185个。

表4  2000、2008、2012年亚太地区出口地的分布[25]   （货物出口所占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亚太经委会统计，基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来自于WITS数据库（2013年5月获取）

表5  2000、2008、2012年亚太地区进口地的分布[26]   （货物进口所占的百分比）

   拉丁美洲，虽然“泛美联盟”——美洲国家组织成立较早，但是现已发展成为发布美国意志的讲坛。美国所热心的不是拉美各国人民的利益，而是美国自己的私利，即把欧洲国家的经济势力排挤出西半球，使拉美地区成为美国的商品销售地和原料供给地。目前，虽然美国仍然是拉美地区（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所占的比重正在下降，2000-2012年间，美国占该地区的出口比重已经由60%下降到40%，进口比重已经由50%下降到31%。[27]2010 年 2 月，在墨西哥坎昆第一次召开了有32 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参加而没有美国参加的“团结峰会”，明确提出组建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并宣称“拉美人民将一起创造新的历史”。[28]2011年12月，拉美和加勒比全部33个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举行会议，宣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正式成立。这一地区国土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人口5.9亿，国内生产总值逾6万亿美元，森林覆盖率超过50%，拥有世界30%的淡水资源，是全球重要的粮食、能源生产和出口地，具备优越的资源禀赋。

    非洲大陆也拥有多个区域性组织，包括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东共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等。2008年，东南非共同市场、东共体和南共体举行了首次三方峰会，三方同意致力建立覆盖26个非洲国家、超过5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来自西共体的领导人日前也达成一致，将从2015年开始执行单一的关税制度。相比而言，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目前区域整合的进程比较慢。据悉，自从东共体执行关税同盟后，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提升了50%；而东南非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也从2000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200亿美元。[29]

    2014年，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第六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五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发展中国家首次自主创立多边金融机构，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加强的合作在不同程度上都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说明发展中国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四、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面临的挑战

    虽然发展中国家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并在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希望通过加强政府的作用和南南合作可以独立自主地实现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难以摆脱的对外依附。目前，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在资本、技术、军事、政治等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它可以充分利用全世界的生产要素将生产成本降至最低，并将商品和服务输出到世界各地，从而缓解本国内部生产过剩的危机。发达国家还可以利用货币金融制度的优势，通过货币杠杆、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工具将金融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虽然可以在资本主义不自觉的推动下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但是在资本、技术、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劣势地位使之难以摆脱依附地位。

    第二，难以克服的贫富分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使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了大部分的财富聚集在少部分人的手中，贫富差距拉大，如拉美，在十五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其中十个国家2002年的基尼系数高于1990年。而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中的基尼系数在90年代后也不断上升，印度由0.308上升至0.339，印尼由0.292上升到0.381，而目前马来西亚（0.462）和菲律宾（0.43）仍然是亚太地区不平等较为严重的地区。进入二十一世纪，各国均积极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公平，虽然这些努力有所成效，但政策的调整并没有改变私有制的性质，而且政策的效果受制于经济增长水平的变动，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未来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将长期存在。

    第三，难以消除的贫穷动荡。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世界贫穷的所在地，不安与动荡将长期并存。目前，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有四分之三集中于非洲大陆，贫困与饥饿、战乱与冲突依然是这块大陆普遍存在的状态。虽然经过多方努力，但联合国拟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在非洲众多国家都远未实现，严重的失业、文盲、疾病、环境恶化等基本民生问题并未有根本的改善。同时，近年来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带有依靠资源、能源、初级产品出口拉动的特点，在此资源主导型增长模式下，GDP增长对于普通民众生活改善和国家经济结构提升的作用往往并不明显。而在外部干涉与强权介入也让一些非洲国家安全局势十分严重，分裂、崩溃危机明显加剧。[30]

因此，发展中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将长期面临发达国家也就是资本力量的干扰和阻挠，发展中国家应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New Features and Trends of Capitalis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ng 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capitalism is mainly concentrate in American, Europe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while l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especially with the continuous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productivit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s improving significant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network create convenient conditions to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which also require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change. Therefo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neo-liberalism has swept across the world, the ownership, labor-capital relations and inter-capital rel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ke a new change. For example,  the full privatization but the effect is minimal, the class relations of strong capital and weak labor, the deepening foreign dependence, the intensifying "digital divide" and other new features. However, neo-liberalism did not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expected, but made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the poverty rate higher, exacerbate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brought successive debt crisis,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 led to a decline in the economy, and even led to social unrest. Therefor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capitalis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ws the new trends. Such as proposing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the regression of government roles, strengthening South-South cooperation, etc. But the developing counties are also facing the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external dependence, overcome the wealth differentiation, get rid of poverty and turbulence and other challenges. Therefor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prepare for a long struggle.

Keywords :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italism; neo-liberalism; privatization

Author: Wang Na, Lectur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