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 树立终生廉洁、终生为民的鸿鹄之志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指出，领导干部要带领地方摆脱贫困，必须牢固树立终生廉洁、终生为民的鸿鹄之志。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要靠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得民心。这是一条真理。他提出要讲四句话：第一句话，“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第二句话，“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不能又当官，又想发财。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第三句话，“寸心不昧，万法皆明”。第四句话，“为官一场，造福一方”。当干部的宗旨就是奉献。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提出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目标，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廉洁的政府、清明的政风。领导干部一要过好自我关，二要过好人情关。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温床，即滥用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腐败变质。要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要抓住重点、常抓不懈，让人民群众看到我们是动真格的，敢碰硬的，是真正要惩治腐败的。为官有四要。一是为官之本，在于造福人民；二是为官之理，在于奉献；三是为官之德，在于清廉；四是为官之义，在于明法，也就是秉公办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根据自己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的体会提出，古人把理政治国之道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高度重视领导者的修养问题。在实践中提高修养，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是共产党人建功立业应遵循的重要原则。他提出，领导者要具备五方面的修养。一要有党性观念。共产党的党性集中表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要有度量。“天下之事未尝不败于专而成于共”。一个人的成就大小看才能，才能发挥得如何则看他的度量。三要有气节。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风亮节。在原则性问题上讲气节，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讲策略。四要讲诚实。要把实事求是精神贯彻到为人处世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五要有气魄。领导者要有快刀斩乱麻的气魄，不能犹豫不决、当断不断，要果断、大胆、正确地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5日）

    张维为：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

    实际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病在非西方世界早就暴露显形：西方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继续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政府职能，结果这次“调整”只能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告终；西方 90年代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也以彻底失败告终，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有限理性”的。此外，今天这个世界上，“看不见的手”已经包括了大量虚假的“看不见的手”。今天是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上用于投机的资金数十倍于世界贸易总额。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必要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中国所有的资产都可能被西方投机大鳄洗劫一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西方许多人士就开始反思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英国女王曾询问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场关于金融危机的反思。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9月22日）

    《环球时报》社评：莫让“宪政”之争干扰推进依法治国

    近年的“宪政”之争已经有一段时间。宪政这个词有其字面含义，也有历史含义和一些人在中国舆论场上自造的含义。它的字面含义同法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等很接近，它们彼此的细微差别对普通人来说并不具有政治意义。因此，前段时间可能有一些人是从推进法治的善意角度，强调宪政。然而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只认宪政，贬低依法治国。他们经常在强调宪政的时候，把坚持党的领导放到对立面，从而逐渐形成宪政之下的特有含义。他们所说的宪政已经同社会主义法治无关，成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特指，或者暗示。宪政本来是个中性词，与依法治国混用未尝不可。然而“自由派”围绕它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大合唱改变了这一情况。应当说，那些人把这个词给异化了，招来了主流社会对这个词非正常使用的警惕。在上述真实的背景下，官方没有使用宪政的提法，而是按照改革30多年业已形成的传统强调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建设，是恰当的。如果掉入宪政之争的陷阱，会带来大量思想混乱，中国依法治国的制度建设，就有滑向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等政治纠葛的可能。新中国1954年就制定了第一部宪法，60年间，对宪法进行过数次修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庄严宣示要忠于宪法，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既是中国正在开展的实践，也是改革要不断强化的国家目标。在中国主流社会里，围绕宪法、法治这些概念的共识是强大的，思路也是清晰的，宪政之争却在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强行拉走，将加强法治建设的主张搞成政治上的脑筋急转弯。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9月12日）

    詹勇：反腐是一场必须赢的价值观较量

    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最可怕的腐败，正是社会价值观的腐蚀堕落。正风反腐进行到今天的地步，不仅事关政治生态净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当前“不敢腐”初见成效，接下来还要向“不能腐”和“不想腐”迈进。要实现这样的跨越，既靠制度建设，也靠思想改造。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为用，才能激发出最强劲的正能量。 “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纵览兴衰治乱，学者们常常有此感喟。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是荡涤更是唤醒，是除弊更是拯救，惟有建构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文化，廉洁政治、清正风气才会成为社会常态。这是我们输不起的价值观较量，更是我们必须赢得的未来。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9月23日）

    强世功：反腐败更要反对政治上的腐败

    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由于党的领导干部在法律上有多少不法作为，而是由于他们整体上的政治堕落和腐败。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实际上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政治腐败。当前，不少人都说反腐面临两难格局，因为从不法的角度来反腐，可能为数相当多的干部有不法现象。这是由于中国转型期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如果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反腐败就可以走出两难境地。首先，当前大面积不法的根源在于官员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领导干部。然后要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区分了之后，反腐败就不能只盯着不法，而要有政治观念，有政治大局观。反腐要与整顿党的思想作风、清理党的干部队伍这些政治任务结合起来。从法律上看，腐败问题可以定义为是法治问题。但是，要在中国建立法治，必须走中国道路，而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法治的“法律帝国模式”。不顾中国实际，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第9期）

    向志强 袁星洁： 如何提高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力

    如何提高我国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力，以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力和软实力？第一，要制造对自己更有利的国际新闻话语，重视本土化网络传播，用其他国家和地区愿意看、看得懂的语言和故事报道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与创新实践；通过更迅速、准确、充分、深入的报道弥合东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阻隔，增强亲和力，不断提升中国信息的原创率、首发率、覆盖率与点击率，培养对象国家和地区受众的忠诚度和社会精英受众比例。第二，要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新闻议程，主动设置国内外议程。第三，要发挥互联网“天然”的民意表达场所的传播特性，传递民间意愿，表达观点主张；要充分发挥学界、跨国企业、NGO组织等民间力量，向西方传递中国的民意影响。第四，要夺回“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这些基本概念的定义权。第五，要制造更多有利于我国议程的媒体事件。将国际舆论斗争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巧妙地避开矛盾与冲突，将本国利益融入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在引发共鸣、建立共识的基础上针对性地设置话题，形成话语优势和舆论引导。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9月20日）

    孟威：媒体融合是传媒变革的关键议题

    近年，传统媒体的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等影响力指标缩水，经营效果、市场占有率面临严峻挑战，“夹缝中生存”步履艰难。而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兴媒体形态的抢滩占位，布局了新的意见空间和舆论场域。舆情调查显示，热点舆论中2/3源于网络事件，传统媒体只占不足1/3的份额，且首发新闻一般离不开网络的推动。在公共领域，新媒体正取代传统媒体，发挥议程设置、组织动员、舆论公器的强大效应。同时，依托于“关系”、“链接”的长尾效应进一步改变了用户对“主流”的定位和评价指标，塑造了新的媒体消费习惯。 基于我国媒体融合态势，目前可选取四个方面作为着力点。第一，以改革创新精神实现采编流程再造，推动一体化融合。第二，打破媒体产业边界构建立体化传播，以新型主流媒体、新型媒体集团实现新媒体、全媒体时代的传播引领。第三，破除思维定式，建立科学、有效的媒体管理体系。第四，克服“恐慌”借力发力，锤炼、培养人才队伍，做强新型媒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