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程恩富 侯为民

　　当前，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可能性和走向均与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实际上都渗透在或者说反映在下列七大社会思潮之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折衷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这里的社会思潮是一个中性概念，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也算其中的一种思潮。

　　一、六大社会思潮及其评析

　　在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中，除了传统的思想观念仍在发生作用，也常常会涌起各种新流行的、或旧思想经过包装的思想流派，在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思想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也不例外。当前典型的传统思潮主要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等流派;在包装过的思想流派中以民主社会主义和折衷马克思主义最为典型。相对而言，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的盛行，更反映出思想界斗争的激烈化。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思想流派，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三个化”。

　　第一，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的非调控化(自由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金融、贸易和投资等一切都自由化，让私人垄断集团及其寡头自由掌控国内外经济、媒体、教育和政治等。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为了达到政府不干预经济的目的，他们同时主张小政府、弱政府。当然，我们也主张小政府，但是要建立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国家的功能作用要大，人大政府的作用要强。比如中国现在党政部门太大，应该实行大部制，应当大大地压缩党政部门，这是笔者20年来一贯的主张。而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人员要少，机构要小、作用要小。无论是打着改良自由主义，还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名义，新自由主义都避免不了其理论所固有的原始的、简单化特征。[1]57其背后的真实目的，则是希望垄断组织的作用大。

　　第二，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主张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第一代表人物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教授。他主张土地、企业、学校、邮政、矿山、公共设施和交通铁路统统要搞私有化。

　　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福利个人化。他们反对建立福利国家，反对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这是中外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典型特点。但是中外的学术界以前没有这样概括。在中国，他们反对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等。

　　中国赞成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的人数不多，但以北京大学张维迎和姚洋教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实践中具有长久的历史，近年来在中国日益活跃。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如下主张：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提倡社会主义思想构成和来源的多样性。他们把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都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和构成，将多种思想观点熔为一炉，冠之为“多元化”和“思想民主”。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杂烩。

　　第二，在政治制度上，他们主张多党竞选和轮流执政制。他们宣称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宣称共产党一党执政无法反腐败，主张包容一切阶级而应当不提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主张共产党员可以信教。

第三，在经济制度上，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声称生产资料主体结构不是衡量社会性质的标准，强调不要区分公有制与私有制。他们主张在维持私有制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并维护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贬低邓小平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共同富裕思想。在最终目标上，他们认为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的空想。

　　在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国防大学辛子凌、中国人民大学谢韬教授等，代表性刊物是《炎黄春秋》;代表性网站是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网(该网自称又名为中国资产阶级网)。

　　(三)新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是近年新生的思想流派，与新自由主义相比，新左派至少有如下两大主要特点：

　　第一，新左派批判全球化。他们认为，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而自由主义者坚持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内部，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改革要同步推行新自由主义。

　　第二，新左派批判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是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彻底地背离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再分配理念是无情的、不道德的。而在新自由主义者的歪曲性视野中，市场并不是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不合乎西方的政治权利不平等是腐败、权钱交易的结果，经济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是专制。

　　新左派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通过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来不断地吸引公众注意，从而影响经济政治文化。不少新左派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其中一些仍在海外居住。新左派的主要理论阵地之一是“乌有之乡”。其主要创办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副教授，是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博士，不过他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但又赞成公有制，激烈反对新自由主义。

　　尽管新左派往往试图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说话，他们的某些批评和政策主张，实际上也难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但是某些讨论和论著曾不断产生积极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例如，留学美国的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曾用西方的博弈论，用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以南街村为例来论证为什么集体经济会有高效率，并强调毛泽东时代“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早于西方的后福特主义管理理念。

　　(四)复古主义思潮。复古主义又称崇古思潮，主张以中国“先王”、“古圣”为最高人格理想，以古代社会为理想社会，目前几乎渗透到中国意识形态的每一领域，成了一股上升的思潮。

　　复古主义者推崇古圣先贤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念。他们赞扬孔子的“仁政”、“泛爱众”等重民思想，崇尚道家的自然人生、超脱与自由的精神境界，主张用大力发展佛教和基督教等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他们认为近现代西方理论不行，马克思主义也属于近现代西方的理论，都过时了，而前两千年左右的中国古代儒释道等思想是中国自有的，治理当代中国必须以此为指导。推崇古圣先贤的伦理观，认为完美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仁义礼智信和天下为公等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完全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

复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邓小军、蒋庆。邓小军著有《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结论是儒家思想在本质上，即在内在理路与核心逻辑上与民主思想具有一致性，故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可以而且应当合乎逻辑地结合。蒋庆被誉为大陆新儒学最雄辩的民间代言人，出版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年)。蒋庆认为，中国儒学除了心性儒学传统之外还存在一个政治儒学传统，而这一政治儒学传统乃是足以代替西方政治传统解决中国目前政治需要的伟大资源。他是在批驳邓小军的基础上阐明这一观点的。蒋庆认为，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之间的结合包括“当不当”和“能不能”两个方面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既不当结合也不能结合。

　　有的崇尚复古主义的大商人，甚至提出移民国外几亿人去占领国际市场的建言。事实上，儒学不能够也不应当在政治(或国家)层面上去复兴，而只能够和应当在社会和个人的伦理层面上去复兴，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之中。国学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复古主义肯定是行不通的。新加坡是以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为基础和主导，外加一些儒家的传统和举措，并非就是儒学治国。

　　(五)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折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把矛盾双方不分主次地并列起来、把根本对立的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混同起来的理论和思维方法。

　　有的经济学教授在给省部级领导讲课时赞扬私有制的优越性;把自私自利看成是人的本性，赞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并只承认人的自私可以导致社会协作与公共福利的增加;片面强调效率而完全忽视公平。[2]11－13其观点完全代表有产者，对受剥削的劳动者冷漠无情。笔者之一在《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上撰文，阐述了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有的四大理论假设，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3]16－29对之进行了批判。其实，西方已有日渐增多的文献探讨利他经济人假设和理论模型，利他经济人假设对制度安排、诚信建设和荣辱观教育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更可以导致社会协作与公共福利的增加。

　　由于这位教授在倡导用现代经济学驾驭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时候，没说反对马克思主义，还在文末贴了一段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将其归为折衷马克思主义。

　　又有一位哲学教授在其“所有制问题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1]一文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目的，调整和改变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这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强调我们不必过分关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问题，而应更多注意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成果能够为绝大多数人所共享。这里的大多数人所共享，即共同富裕，是撇开了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抽象的共同富裕。这位哲学教授还有关于两个劳动价值论等言论和文章，貌似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思想解放，实质上曲解了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公有制比重下降真的不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吗?不必讳言，当前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中，国有经济下降到不足1/3，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已上升到2/3，这势必造成社会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邓小平晚年告诫我们，“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4]1317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5]71可见，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态度也是一贯和明确的。所谓“公有制比重下降不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的说法，是解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消蚀剂。

　还有一位党建教授在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著文认为，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党的利益的存在，才好客观地研究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人民的利益和他的代表者——党的利益的关系，把党的利益摆在恰当的位置上。[2]他的这种说法显然与《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相违背。《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党章》指出，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折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中央党校的王东京、董德刚和王长江教授等，他们都是中央领导批评过的学科带头人。

　　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科学发展走向中，折衷马克思主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商榷对象之一。要搞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对日渐盛行的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评析。

　　(六)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有一篇文章主题是《誓死捍卫毛泽东旗帜》，可以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方面代表性看法。其核心观点是：

　　第一，必须重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人民捍卫宪法和党章，核心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立党立国之本，执政兴国之基，创新发展之源。

　　第二，必须公正评价晚年毛泽东。毛主席的晚年，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执著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而奉献出自己全部生命的最光辉的晚年。重新公正评价晚年毛泽东，根本问题是重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党绝对绕不过去的、也绝然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由于种种极其复杂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严重错误，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原则和精神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必须大力学习宣传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特别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几代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社会上层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一年冷过一年。

　　第四，必须严厉打击妖魔化毛泽东的邪恶势力。人民是毛主席心中的上帝，毛主席是人民心中的红太阳。30多年来，尽管彻底否定了晚年毛泽东，但是在民间社会，人民群众自发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毛泽东热”，老百姓以各种方式开展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但是，某些所谓精英却一再对抗主流民意，妖魔化毛主席的反动思潮一波接一波，李锐、袁腾飞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3]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克思主义统计学家李成瑞(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和白阳(山西省干部)等，代表性媒体就是毛泽东旗帜网，该网以“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为网站宣言。该网汇聚了不少党内外的老干部、老学者等。

　　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积极意义，在于猛烈批判了一些右翼错误思潮，特别是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折衷马克思主义。但有些批判有过头的现象，特别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做法，而且他们喜欢采用大批判形式，上纲上线。一些老年人士跟踪国内外的文献较少，批判有余，创新不足。

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价值取向

　　在一些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理论方面，创新马克思主义与党中央是真正一致的。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地位。当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指导思想的提法有所不同，越南是以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为指导，古巴以马列主义与何塞·马蒂思想为指导，朝鲜以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为指导。笔者认为，中国在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的提法上应该统一为一句话——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而不是越来越长，引起某些中外人士反感甚至讥笑。

　　第二，在政治制度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现阶段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而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及其执政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正确处理党内外各种关系的政治准则。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党、人大和政府三者关系，充分发扬政党民主和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不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法律体系，而是要真正创新和实现“人民至上”而非“寡头至上”的制度超越。

　　第三，在经济制度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社会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中形成质与量的优势。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要兼顾公有资本比重及其吸纳劳动者就业比重。[6]33－34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具有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结构，以质与量都占优势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并以此为基础实行“公私共进”而非“公退私进”的战略调整，这对于强国富民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初级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成分，而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或经济成分。

　　第四，在奋斗目标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并最终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无(生产资料)私有制、无商品经济、无阶级和无战争的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制度创新历程。

　　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一代表人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笔者也被认为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杂志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刊物，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摘》比较集中反映新马派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网等也及时反映了新马派的理论动态。

笔者认为，中国理论创新、理论研究或政策制定最终应根据国情而定，但还须对“世情”有所了解。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涉及发展的重要举措，应该是先了解世情和国情，再作一定规范，然后去试点或推行。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比如先进行心中无数的试点，或者根据长官已有意志进行肯定性的所谓试点，那么很有可能处于无法、无规章的境况，推广起来往往会留下一大堆让人头疼的后遗症和弊端。总之，创新马克思主义要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学术原则下，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进行“综合创新”。我们强调，中国在21世纪发展的社会主义及其科学方向，必须重点发展和完善“制度体系”。[4]

　　第一，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这“四位一体经济制度”。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由于目前中国生产力不发达，还不能实现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发展各种私有制经济的同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邓小平曾富有远见地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7]621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7]236。江泽民也指出：“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5]71只有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以此为基础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才能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为人民民主提供经济基础，加速实现进入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第二，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五位一体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创新和发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要维护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改善民主集中制原则，改进政党、人大和政府等各种重要关系和权力制衡，圆满实现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效有序领导。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面前，工人阶级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仍然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在多种社会阶级和阶层出现和并存的新格局下，共产党仍然必须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现阶段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科学的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及其执政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正确处理党内外各种关系的政治准则。

　　第三，在文化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包容多样性的文化传播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制度，以文化产业为主体、发展公益性文化的企事业制度，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制度，以党政责任为主体、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文化调节制度这“五位一体文化制度”。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完善用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实践，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应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占指导地位。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结合起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科学体系，具有强大的持久的学术生命力和实践引导力。

　　第四，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为特质的社会管理制度，以均等化和城乡统筹为基石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和可持续为内涵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国家主导、多方协调与个人维权为特征的群众权益维护制度，以预防和应急并重、社会化和市场化协同、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结合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这“五位一体社会制度”，继续共建共享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环境。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应当指出，由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使得社会上一些对社会主义缺乏了解，又对中国现实不满的人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与专制之间划了等号。如果我们仅仅去批判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虚伪，而不去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制度，那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铲除西方自由民主在我国存在的土壤。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武器之一，就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在人民自由民主、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强民富等方面持续做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就，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当前，在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深入落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和生态“六位一体”各个层面的科学发展观的新形势下，我们完全有条件和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如果步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之后尘，必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中国决不能重蹈覆辙。

　　最后应当指出，中国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能否在学界成为主流，将决定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命运。

　　参考文献：

　　[1]朱富强．复杂自由主义的信念及其政策主张——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简单化倾向及“新兴”自由主义之批判[J]．海派经济学，2011(3)．

　　[2]王东京．澄清经济学的三大问题[J]．中国改革，2006(9)．

　　[3]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4]冷溶，等．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中国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何干强．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观点[M]．海派经济学，2010(2)．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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