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夕，学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种种建言纷纷登台，尤以吴敬琏的《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一书特别引起关注，它被评为我国国家图书馆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光明日报》也做了报道和宣传。但在学界引起了强烈质疑，许多学者提出批评意见。

    吴敬琏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体制是一种“榨取性体制”，改革开放改变了这种体制，市场化改革是中国能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他反对“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论”，认为中国的成就并不是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力量，而是来源于民间创业活动的开拓，它们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的最基础的推动力量，但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表现在党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虽然国有经济在经济活动总量中并不占优势，但它仍然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本世纪初期以来改革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倾向，这就使中国经济的半统制、半市场混合体制的消极方面更加强化。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过度干预恰恰是导致目前多种社会矛盾的原因，政府官员拥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这些导致了一方面中国无法完成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则导致了腐败丛生。中国有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进而沦为权贵资本主义的风险，认为只有进一步市场化，从威权发展模式改革为民主发展模式，中国才能有出路。

    吴敬琏的这些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周新城提出，吴敬琏故意妖魔化国有企业，无视公有制在保证我国经济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也无视党关于坚持公有制的一贯主张。在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的重要创造，忽视市场经济必然和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这一客观事实，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否定政府作用。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早已成为人人喊打的目标，而吴敬琏却仍然坚持这些内容。

    杨承训认为，吴敬琏用“市场化”偷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无视中国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编造谎言夸大改革中的问题，甚至将私人资本的行贿活动、私人资本对国有资本的吞噬和过度市场化与私有化造成的两极分化推到政府和国有企业头上，是非常错误的。

    宗寒认为吴敬琏将新中国的前30年说的一团漆黑、描述成“苦难年代”、“巨大灾难年代”是完全无视历史事实，抹杀这30年的巨大成就。这三十年中中国的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的很多探索正是建立在这30年的基础之上的。刻意歪曲历史的倾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丁冰认为，吴敬琏一方面推崇所谓“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又推崇欧美式的市场经济，这二者是自相矛盾的。欧美式的市场经济正是最不公平、最不公正的市场经济。而且指出吴敬琏所说的国有企业的垄断、与民争利根本站不住脚，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导致的是外资经济对这些领域的控制，在政策倾斜方面实际上是非公有制经济享受了更多的倾斜政策。

    陶玉批评说：目前理论界有种观点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形态”，最终要使政府逐步退出微观经济运动领域，专注于公共服务的提供。建立“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所向往”的欧美模式，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种错误十分明显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梁柱批评《重启改革议程》说：该书劈头就提出“中国再度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颇有煽情作用。本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特别是闭幕不久的十八大，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明确回答。但吴敬琏并不认同，却要危言耸听，另找出路。该书中立论的前提设定是违背事实的。其前提设定之一是“1949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使普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受难。”“是一种‘国将不国’的深重危机”。梁柱对此进行了系统辩驳。还批评该书设定的另一前提是：国有制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已经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主要障碍”。认为坚持公有制是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束缚。梁柱指出：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所谓‘重启改革议程’必然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不难看到作者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处。”

    何干强等的批评意见更尖锐。他们说：一些以“改革”出名的学者，一贯大造所谓“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最近出了《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的书，集中体现了他们改革的指导思想。该书用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改革前的新中国进行根本的否定，说那是“苦难年代”，“民不聊生”，“绝不是一个平等社会”，是“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体制’”。同时宣称，改革不能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指导，而需要用民主社会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理论做指导，因为“马克思关于整个社会将演变为一个‘社会大工厂’的预言也没有实现”。认为伯恩施坦“开启社会民主主义先河”。“欧美模式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所共有”，“现代经济学”是“反映这种经济类型运动规律的”。“布鲁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必然要求放弃任何形式的所有制教条，未来市场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该书主张“国退民进”“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最活跃部分，推动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何干强等对此批评说：“就是这样一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马克思主义的书”竟然获得图书奖，作者还受到中央报刊采访宣传！

    刘国光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而不是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系。目前有一种错误观点，对我们的改革目标进行歪曲，如果对此错误观点不进行警惕和批判，就可能对我国下一步的改革走向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观点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目前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仍然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改革开放的成就完全归功于市场化的进展，所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政府干预过度、市场化不够。两极分化等社会矛盾的根源主要是由于政府权力过大，贪腐过于严重，下一步改革是要削弱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市场化是解决一定问题的灵丹妙药。这种观点是大家批判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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