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反五公——政府应对“公费讲座”作出刚性规范
自十八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高度评价,相信会在未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然而,与反腐败相生相连的还有反浪费工作,浪费在我们这个国家很普遍,很习以为常,尤其是公款浪费很严重,需要进行特别的规范和治理。
浪费的范围很广,很难明细以列,不妨先从政府等公姓部门的“公费讲座”说起。
请“高人”讲座的主要公姓单位有:政府机关,各级学校,国有企业,科研院所等。这些单位请人讲座,花的都是公款,请的人数和支出数都不小,暂时还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公款开讲座不在公众瞩目的位置,更没有引起公众的反对,实质上,它跟三公消费一样,花的都是大家的钱。
哪些人忙于讲座呢?归纳起来主要有:当红的公知,当红的明星,当红的官方智囊,当红的媒体宠儿,当红的“家”(啥类型都有),当红的海归等。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公知”并非指公共知识分子,而是特指一批反动知识分子。如今的电视记者、主持人、大报纸记者等已经红得发紫,央视、凤凰卫视、南方系等传媒窝里的大V们香得一塌糊涂。当前,执政党正在开展意识形态的国际化斗争,同时也正在设法理清国内的意识形态纠缠,特别很遗憾的是,“公费讲座”的讲客99%皆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对立面,他们的目标就颠覆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公家却出钱让对手们打到执政党内部撬墙脚,可不可笑?
公款请名人讲座,到底讲些什么?过去,一说讲座,多指与学术相关的新知识推介,现在,讲扎实有用的学术已经不吃香了,不值钱,这类讲座也有,费用很低,听者也寡。真正能够吸引听众且收费很高的讲座是“反骨讲座”,讲政治,你必须讲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讲欧美政治,否则没人听;讲文化,你必须讲欧洲文艺复兴后的文化,必须讲与红色文化对立的文化,否则没人请;讲经济,你必须讲市场经济,必须讲私有化的经济,必须讲丑化国企的经济,必须讲两极分化的经济,否则没人学;讲历史,你必须讲否定共产党的历史,你必须讲否定毛泽东的历史,你必须讲美化侵略者的历史,你必须讲与官方历史完全相反的历史,否则没人信。总之一句话:官方出钱请来讲座的高人,一定是要反现实的,一定是要反共反毛反社反正统的,不反骨的专家不值钱。
公费开讲的花费到底有多大的数额?从总数上讲应该不大,因为中国实在太大,能够当红的又只有那么多。总数不大,并不意味着就不应该引起重视,据说在2010年的时候,一位演讲型经济学家红到什么程度呢?政府请他讲座要排队,出场费最高炒到30万,很吓人的。一般性的名人讲座,各种费用相加,每次支出也应该不会低于5至10万元,一个小小的凤凰卫视记者到内地讲座都可以搞个全国巡回,能够请得动的地方政府还感觉很有面子似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真正到地方讲些实实在在有利经济社会发展的专家,领导是不会搭理他们的。
非常可笑的是,某些讲客,拿到10万口水费,然后又拿出5万献“爱心”,帮助穷苦孩子读完义务教育,再捐几本书,高调宣传一下,显得公家和私家都很有爱心一样。其实呢?你把10万全投入到穷孩子身上不是更好吗?听一场喷口水讲座有意义吗?没有。有些地方,一提贫困户低保,就大吐苦水喊穷,一提兴修水利,就高喊财政缺钱,一请明星演出大腕演讲,给个几万几十万,眼都不眨一下。某些红得发紫的“公知”甚至是“省一号”的座上宾,顶级说客,别小看他们。关于总费用的问题,要民间统计具体数字恐怕很难,希望官有个统计。
说了这么多,笔者就想表达一种观点:反骨的有偿讲座是一种公款浪费,政府需要进行严格规范,否则,就是侵犯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你私人出钱请谁喷口水都可以,但是,只要是涉公姓的单位就不能乱花钱,就不能花政府的钱来反政府,不能让其花中国的钱来反中国。
怎么规范?大概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讲座费的限额。采用封顶法,每场讲座费最高不超过全国城镇月人均工资,公共事务不是商业行为,所花的每一分钱不是财政的钱就是职工的钱,你一次讲座拿一月的平均工资,应该也是算很高的了,不满意可以不讲。有人怕钱出少了,请不到大牌。我想说的是,这些常年混吃混喝的演讲客没几个搞学问的,你不请,他们会主动联系你,靠演讲赚名气的都不是中国真正的精英。如果有些单位执意出高价,那就谁听讲谁掏钱。
主讲人的筛选。私人私企开讲坛,请谁去都有自由。但是,姓“公”的单位就不能这样搞自由主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是:花公钱不能反公。有些讲客,拿着国企的口水费,宣扬对国企进行私改,荒唐得不行。大家别小看全国到处洗脑的讲客,他们在网络上很有名,在现实生活中影响也很大,洗脑的效果很好,整个社会的反骨性很突出,与他们的宣传紧密相关。
讲座内容的筛选。公办讲座,不能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应该有针对性,没有特别针对性的讲座一律不允许开讲,你国企请个明星去讲成功经历有何意义?政府请教授去讲国学有何意义?司法部门请专家讲日本文化有何意义?县政府请公知去讲新自由主义是何目的?农业部门请茅于轼这样的人讲绿色农业业不是扯蛋吗?
交叉讲座应该受到限制。公姓单位之间交叉讲座很普遍,上下级之间,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今天,我办个讲座请你,明天,你办个讲座回请我,打着“学术交流、业务交流、经验交流”的幌子,其实是相互送礼,你开我的红包一万,我回的红包肯定不会少于一万,下级开讲座,请上级领导主讲,红包更大,讲完以后,下级可能还有机会获得提升,又不算行贿受贿,公开讲座公开拿钱。公姓单位交叉讲座可以搞,但必须是免费讲座,只能以正常出差的差旅费报销,谁多花钱谁负责。
老百姓反对“三公消费”多是指对政府而言的,如果扩大到所有公姓单位,实际上应该反对“五公消费”: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款用车,公款读书,公款讲座。前三个方面,近两年有较大遏制,后面两个方面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五公消费”还应该加大力度,还应该加快制订好刚性法律制度,不能靠现在简单的打压和部门规章,“三反五反”模式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是可以借鉴使用的,真正要把这些工作做好做扎实,最可依赖的对象是人民群众,如果公家单位的官都怕害人民群众,反“五公消费”就好办了,如果他们只怕顶层,就不好办,过不了很久,换个风向,一切牛鬼蛇神又满世界张狂。
附建议:资本家,有钱人,有实体支撑的人,可以成立会所、研究所、论坛等民间机构,他们可以自由开会议事。穷人没钱,建不了组织,他们聚在一起就成了非法活动?为什么穷人聚会会被盯着、会被警察抓?富人公开反动合法?穷人公开爱国违法?请给所有人相等的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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