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志士仁人经过反复的摸索，付出了沉重代价后，终于发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怎么救?只有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然后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二者相辅相成。谁来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这就是当年摆在我们年轻人面前的历史使命。而“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没认识到“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这就是现在出现的：不讲自己的历史责任，只讲个人利益，产生种种糊涂看法，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起来否定上山下乡的思想根源。

一、上山下乡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长期以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明白了，只有发展工业，国家才能强大，不受列强的欺负。然而，1949年我国的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连自行车都生产不了。新中国成立后，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开始经济建设的。党和国家决心改变这种工业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金，国家面临工业发展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里的全部黄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决定了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侵略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发展自己国家的工业，只能靠农业来积累资金。因此，国家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

    由于中国农业的基本情况是可耕地少，人口多，当时农村人口文盲达到90%以上，推广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的农业技术的基础几乎没有，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种落后的情况不改变，就无法发展现代化农业，也无法完成为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更无法解决发展工业必须的新增工业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而要尽快提高农业粮食生产水平，只有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两个办法。这就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去发展农业。所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大力号召和安排城镇的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开垦荒地，提高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使更多儿童受到了教育。北京市1949年只有69所中学，到1965年增加到567所，学生比1949年增加了9.25倍。上海市区1949年公立中学只有十几所，学生11600名，加上私立中学也只有9万人，到1965年公立中学有339所，中学生达到499600人。全国各地的中学教育在解放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学生人数成倍增长。根据我国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统计，轻工业平均每人需要6250元;重工业每人需要20000元。以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为例，基本建设计划投资为850亿元，重工业所占比例为51.1%，轻工业占4.4%，其中还有续建工程。按照均衡投入，到1968年底，还剩下340亿。按照轻、重工业比例，重工业剩有173.74亿，轻工业剩有14.96亿。如果全部用来安排知青，轻、重工业总共能安排110.81万。“老三届”的一部分就被安排到了工矿企业。而1967-1970年到农村和农场的知青总数为573.46万。当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总共投入1200多亿基本建设资金，随着每年的资金投入，插队知青也一批批地被抽调出农村，笔者所在的大队到1975年底知青全部回城了。说明上山下乡，完全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的。

    正是基于我国当年经济发展的状况：受教育的人数激增，因为经济基础薄弱，缺少资金，不具备都安排到工矿企业的条件，而农村却缺少有文化知识的人。并且生产力的形成是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工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昂贵，农业生产的劳动工具价格低廉，又有土地作为劳动对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能形成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所以1955年毛主席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7年刘少奇同志也指出 “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

    1963年周总理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的建议，我赞成。这种安置法给农业生产带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造成一种社会风气。着重指出，今后城市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对他们很好地教育改造。可以看到，是周总理首先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

    邓小平总书记在1964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记强调，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15年总计就是1700万左右)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工作，城镇动员了236.86万知识青年下乡，是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并且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1975年10月20日联名《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在1963年12月4日接见参加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的经验交流会上代表时说，知青下乡有三个必要性，一是建设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农业，没有有知识的农民是困难的，需要知识青年去当农民。二是城市青年下乡，可以团结农村青年，稳定农村青年，改变他们不重视农业劳动的精神面貌。三是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消灭流氓、阿飞产生的根源，消灭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并且指出，改造农村生产落后面貌主要靠青年，靠我们加强领导，培养又红又专的新一代。从此可以看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文革”前就制定了，“文革”中继续执行的一项政策，并不是“文革”的产物。

    根据世界人均需要热量和粮食转换成肉、蛋类的指标，当人均粮食达到每年360公斤时才能觉得吃饱——达到温饱。只有超过温饱线后工业才能大发展。我国1949年人均粮食是209公斤，1968年是275公斤。即，六十年代，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距离工业大发展对粮食的要求，比解放初期虽然有所提高，但基本状况没变，仍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要。这是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必然要服从这个主要矛盾。

    所以，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去做建设强大工业国的基础工作—发展农业，解决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吃饭问题。正是广大知青和农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使我国人均每年的粮食，在1979年达到340公斤，1983年突破了世界公认的360公斤的温饱线，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知青架起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桥梁，把科学和文化，城市文明带到广大农村和边疆去，大批知青担任了农业技术员、教师和赤脚医生，不少知青还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普及了农村的中小学教育，提高了农村的卫生健康水平，缩小了三大差别，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无数事实证明，正是知青担当，并且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建设工业化国家的基础工作—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任务。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发展，使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用二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进程，这其中，知识青年功不可没。

    因此，上山下乡尽管以政治运动的面貌出现，但实质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上山下乡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抗美援朝”胜利后，他们看到用武力已经无法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于是提出对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使中国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沦为他们的附庸。他们采用虚无历史，鼓吹“人性论”和“普世价值”，把他们 “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中国，在中国寻找代理人。他们用这种手段使得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亡党亡国，现在更是对中国加快了“演变”步伐。

    能否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破产，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始终保持下去，对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挑战。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气、最少保守思想、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一样的青年一代身上，指出“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另一方面“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并且提出了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

    知青上山下乡,就是一条“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道路。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转引毛主席的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现在，其现实意义更加明显，是能不能防止苏联解体的历史在中国重演，使工农丧失主人翁的地位，重新沦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的问题。

    社会主义觉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的实践中来。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造成了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那里的“三大革命斗争”最突出。青年人只有到农村去，经受大风大浪，才能真正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贫穷，感受到青年一代的责任，懂得需要我们去团结奋斗，辛勤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这和中国传统培养人才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处于农耕社会的封建统治者就懂得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艰苦环境中来培养接班人。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表示：用三年的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三年。

    阎锡山的父亲曾经对他说：“早知道你如今要负一省的责任，我一定让你背几回炭(到煤窑背煤，山西将煤称为“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

    老百姓都知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尽管不全面，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历代统治阶级都看到了，要培养接班人，只能让他年轻时去经受磨难。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的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相悖的，所以不可能践行这种正确的认识。

    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就是为大多数老百姓谋利益，所以能够遵循这一客观规律来培养接班人。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无一例外，年轻时都经受过磨难。

    周恩来总理1963年6月29日-7月10日在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上说“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之所以被周总理称为“大事”，因为《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传统的所有制决裂后，必然要与传统的观念进行决裂。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这种传统观念不摒弃，帝国主义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存在思想基础，就可能变为现实。而使千百万知识青年，永远牢记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农民群众，是关乎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能不说是“大事”。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和对知识青年的期望和培养。

    1968年12月22日公布了毛主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

    因为大学生不存在就业问题，可以看出主要目的是培养接班人。

    “文革”中毛主席看到学生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顽强地表现自己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反对群众组织的联合，反对“复课闹革命”，1967年5月他在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1968年7月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指出：“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这可以说是提出“接受再教育”的最 直接起因。就是要青年学生克服缺点，到实践中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大浪淘沙，从学生青年中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再教育”是在现有的“教育”已经进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人的知识是由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两部分组成的，城市青年在学校里接受了书本知识的教育，缺乏实践知识，也不了解中国社会状况。而工人农民最有实践知识，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最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所以提出了“再教育”问题，使广大城市青年能够了解国情，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的新一代，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农民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反复搏斗，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顽强抗争中形成的，而缺田少地的贫下中农首当其冲。农民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载体，只有深入到农民中间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感受到劳动的艰辛，劳动人民的伟大，学习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广大知识青年在与农民朝夕相处中，农民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传递给了知青，影响了知青，教育了知青。现在，知青中看不起农民，看不起体力劳动的人几乎没有，说明大多数知青已经摈弃了“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我们革命胜利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的，政权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只有了解了农村、农民，才能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现在各地知青返回第二故乡，想方设法帮助农民致富，甚至直接回到农村扶贫，充分说明了这点。

    曾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广州知青李广生先后捐资超过1300万元,为海南红光农场兴建了一座小学综合教学大楼，为农场中学兴建教师办公楼和学生宿舍楼。

    大连知青孙奎连，是在农村第一个入党的知青，现在是拥有数千万资产的企业家，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2006年冬，他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插队的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鸡冠山村担任了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先后成立了野狍驯养繁殖、经济林和食用菌三个专业合作社，自己投入了300多万元，而一分工资也不拿，用五年时间实现了人均1万元的收入。

    曾在东北虎林农场的上海知青宋新华，退休后带着生物农业技术，帮农民进行土壤修复，降解土壤中的农药化肥残留，生产安全健康的生态大米。60多岁的宋新华亲自在水田里为农民做示范，从2007年的小范围实验，到2008年扩大到1500亩水稻和4000亩大豆，在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经过四年多时间的试验和推广，2012年黑龙江农垦总局856农场有1万亩水稻田使用他的生物农业技术。

    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为了解决农民苹果的储存问题，带着当地农民到河南、山东学习、考察保鲜技术;全国各地的不少知青想方设法为插过队的农村集资铺路，助学......，甚至干脆拿上自己省吃俭用结余下来的钱，回到农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原在山西插队的北京女知青程炜，1997年自带资金20万元，放弃北京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离职舍家，到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山西省大宁县处于山区的榆村乡金圪塔村搞开发式的扶贫，经过17年的不懈坚持，现在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当年，作为带队老师到山西平陆县毛家山插队的天津农学院的副院长郝广杰老师，在70岁的时候，把自己的户口从天津转回到毛家山，在那里修路架桥，开发毛家山。

    当更多的知青苦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解散，无法出力帮助农民时，原在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贾爱春，退休后于2011年带着自有的几十万元和上海女知青徐桔桔结伴回到曾经插队的村子，重新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在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一个担任了支部书记，一个担任了合作社的社长(董事长)。在2012年遭受旱灾的情况下，仍取得了粮食丰收。入社农民的收要比去年有明显的增加。2013年遭受严重水灾，农民仍然保持了上一年的收入。

    上海《新民晚报》2012年9月25日刊登了这件事的报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看到后，在报纸上直接批注：“读完此文，既敬佩又感动，使我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上海知青杨晓沪，患有严重胆囊炎，回插队的农村养病，应农民要求组织了合作社，用自己的生命在农村拼搏。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金钱第一的社会风气中，有哪一个群体中能够出现了这么多像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知青们一样的人：在退休后，放弃优越的生活，带着自己的钱，在穷山恶水中，在冰天雪地里，身体力行地帮助与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农民?知青中的很多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帮助与自己个人利益毫无关系的农民，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大多数知青是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这些时时刻刻关注群众利益的知青都是这个“事业”的接班人。是当代中国的优秀群体。

    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党中央现在提出的“走群众路线”，“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现在党中央的七个常委，里面有四个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中央委员里也有三分之一的同志有过知青经历。不是说有其他经历的人干的不好，而是有知青经历的人更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更有利于领导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当年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采用的这种方法，现在证明是正确的。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正确客观地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知青群体也不是孤立存在于社会的。评价上山下乡，必须放到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状况，国际环境中去考察，与比知青数量多得多的农村同龄青年相比较，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评价。标准必须是客观的，可衡量，可检验的。即是否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否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这两条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准，特别是是否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党的领导。

    上山下乡到底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影响，是光明面大还是黑暗面大?要用事实和数据来证明，要看问题所占的百分比。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更不是一些受西方培训，按照西方政治学的观点来评判的“知青学者”说了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只有人民群众的评价才是最真实可靠的。

    历史事实是，解放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由人民政府组织、领导的。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其本质仍然是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青年运动长河中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段。它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82年结束，是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物质生产不断提高而变化的。只是在整个过程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干扰。即便不搞文革，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上山下乡也是要进行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也不是“失败”，也没有“终结”。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后，工业能够反哺农业，不再需要大批知青上山下乡，而城镇则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甚至需要农民进城来填补劳动就业岗位时结束的。由于农村现在还存在“三农”问题，所以有了新政治形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派大学生村官。而“三农”问题说起来是经济问题，但如果解决不好，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苏联解体后，资产阶级的学者立即认为“社会主义终结了”，有的所谓“知青学者”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也迫不及待地宣布“知青梦”终结了，“上山下乡”失败了，然而大批知青至今仍然在关心、帮助第二故乡的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解放后近三十年，有几千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不论是兵团的还是插队的知青，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开垦荒地，科学种田，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促进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文化落后和医疗卫生的状况，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由于大批知青的加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耕地总面积增长42.5%;实现粮豆总产增长51.3%。大牲畜存栏增长31.3%。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到737个，实现工业总产值6.3亿元，增长了3倍，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 仓”;内蒙兵团的知青第一年就生产粮食200万公斤，6年来，农业团生产粮食16787万公斤，上缴国家肉类706万公斤;新疆兵团的知青把那里建设成了粮棉生产基地;更有云南兵团的知青和当地农工通过搞科研，打破了橡胶只能种植在北纬17度线以下的世界共识，将橡胶种到了北纬22.9度，扩大了我国橡胶种植面积，胶片产量比兵团组建前增加58%。改变了这种战略物资依靠进口的状况。

    在知青柴春泽的推动下，从来没有种过水稻的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队，从1975年试种50亩水稻开始，扩种水稻1700亩，1977年发展到7000亩，现在达到了20000亩，年产水稻1000万公斤。后来又带动全旗开发了20万亩水稻，亩产也由过去不足百斤提高到千斤以上。

    垦利县黄河农场的山东知识青年，每年冬天都要清淤、挖河、筑堤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硬是把把海边几千亩盐碱地改造成出产大米的稻田，使这片黄河三角洲成为整齐的条田，林网密布，沟渠纵横，粮棉丰收，六畜兴旺的粮棉基地。

    辽宁知青在1969年冬天苦干1个半月，完成了清水河大会战，实现了盘锦地区的旱田改水田，极大促进了粮食的稳产、高产，才有了今天闻名全国的“盘锦大米”。直至现在，辽宁盘锦县、市领导对知青们讲，“现在盘锦的水利工程还得益于盘锦十万知青的艰苦奋战，没有你们的巨大贡献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新盘锦。”

广阔天地乡的知青和乡亲们通过几年共同奋战，使得7000多亩地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7天就能够将全部土地浇一遍的旱涝保收田。把粮食平均亩产不过250来公斤，提高到了400公斤，超千斤。使得乡亲们结束了“一年红薯半年粮”的境况。

    在没有大型施工机械，主要靠人肩挑背扛的情况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东风农场的知青，在大山深处，用3年时间修建了装机容量960千瓦的水电站，水利兵团5个团的知青，在景洪地区修建了5座水库用于发电灌溉，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用4年时间修建了装机容量10万千瓦的乌拉山火电厂，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正是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的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推动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小学入学率从1965年的84.7%增加到1976年的96%，1978年大规模知青返城后1979年降低到93%。初中招生数从大规模上山下乡之前1967年的198.3万，增加到1977年的2367.7万，1978年知青大规模返城后的1979年降到1727万，以后逐年下降到1989年的1309.3万。

    而且不少知青担任了农村的扫盲教员，使不少农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普及了农村教育，为后来农村以及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没有普及就不可能有提高，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即便有少数人受到高等教育，也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再好的科学技术最终也要靠广大劳动人民去实现，才能形成生产力。所以，上山下乡不是使得中国的教育、文化出现了断层，而是促进了全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

    也正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

    1974年5月，在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关注，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极大兴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知青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为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是无法用几百亿金钱来衡量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切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效果如何，应该由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评价，各级地方政府最接近实际，最关心当地的生产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是最实事求是的。基层群众和政权机构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础，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评价的总和才真正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态度。大量接收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陕西、山西、黑龙江、云南、内蒙、山西、新疆等地区和各生产建设兵团都对知青上山下乡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们不约而同地用大量鲜活的事实和数据说明：知识青年给偏僻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风尚;是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的生力军;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上山下乡期间是农村科技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上山下乡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文明程度;是对社会的一大推进，加快了城市、农村的文化交流和人流、物流，尤其是信息交流。上山下乡使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获得了锻炼，成长为各项工作的骨干，知青与农民结成了血肉关系;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谱写了民族团结之歌，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明明是解放后对社会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的整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些人却要人为地用 “文革”把它切割开来，对“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拼命进行否定。他们不看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不懂得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仅从概念来推导“‘文革’被否定了，‘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也应该被否定”，不仅是肤浅和可笑的，而且按照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必定会推导出“老子反动儿混蛋”的 “血统论”。不管这些人怎么费力地否定，你能够抹去农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对“文革”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历久不衰、弥足珍贵的记忆吗?能够否定他们几十年始终铭记广大知青所做出的贡献，对知识青年良好形象的高度评价吗?除非你把农民也否定掉!这是人间正道、千古评说!

    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等一批中央领导都一直关心、支持、鼓励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0月9日，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主持国务院会议上说：“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下去1700多万，还有800多万在农村，事实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979年胡耀邦同志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说：“知青上山下乡对祖国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还要坚持干下去，这方面的话说的太少……。我觉得，至少鼓励绝大多数青年继续干下去，好好干，这个话讲的不够……”。这些活都是针对“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讲的，他们否定“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了吗?至今也没有一个中央文件否定过。那些把“文革”中上山下乡拿来说事，到底目的何在?很值得考虑!

     解放以来的上山下乡(包括回乡知青)有3000多万知青，关联几千万的家庭，涉及上亿人口，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如果真的一点问题都不发生，那是天方夜谭。尤其是1968年以后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时间上过于集中，实践中缺乏经验，干部水平参差不齐，确实存在问题。我们不否认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问题，但，即不应以偏盖全，更不应该用工作中方法的失当来否定与工农相结合方向的正确(正确的方法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而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当时就高度重视，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那些把已经处理、解决或正在处理、解决的问题拿出来无限扩大，不讲青年人的责任，只以个人是否获利来评价上山下乡，故意将自己对上山下乡道路的歪曲结论反过来强加到上山下乡政策上，并以此为根据宣布已经有了否定上山下乡历史的必要，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歪曲甚至抹黑上山下乡，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锋所指就是为了全盘否定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知青也参加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成就，为国际垄断资本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权性质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张目。

    知青上山下乡中出现的违法乱纪问题，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丑陋面，尤其是我们曾经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加上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反差，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犹如大风大浪的冲击，使我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改造社会的重任。可以说这些丑陋面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出现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黄、赌、毒，贪污、腐败的问题来否定改革开放一样，也不应该以类似问题来否定上山下乡。我们正视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目的是总结经验，避免今后再犯，而不是否定上山下乡。

    为此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和评说是为了还知青历史以本来面目，总结，提炼广大知青在上山下乡中用汗水、热血以致生命凝聚、铸就的“忠诚、责任、奉献”的知青精神，是为了使其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团结全体青年和人民努力奋斗，以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对个人来说，我们确实付出了牺牲。但纵观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随着牺牲，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就不会有独立、强大的新中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有牺牲多壮志!”总不能社会的进步，靠别人用牺牲来推动，而自己坐享其成吧?

    不管你是否自觉地选择了上山下乡，毕竟是融入了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之中，走上了一条为了祖国的发展，为了大多数人幸福的道路。这是一条正道!正因为如此，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被艰苦生活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民做出的牺牲。他们没有用青春时光来刻意谋取个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现在他们所感到的不是一点点自私而有限的欢乐，他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他们为社会所做的事情虽然平凡而且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对他们的骨灰，都将肃然起敬。人类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理想，世界就会毁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从少年时代起直到逝世，毛泽东一生的个人梦想全部汇入了实现中国梦的洪流中。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学习毛泽东除噩梦、追好梦的宏伟抱负、人民情怀、奋斗精神和世界襟怀。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客观地总结上山下乡。现在大力弘扬知青精神，是历史又一次赋予我们的新使命，使它能够传承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为中国梦加油!

    (作者葛元仁系山西插队北京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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