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关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几点思考
关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几点思考
高梁
一、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重要的战略问题
近30年来,我国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有力推动了经济高速成长。开放促进了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和国际经济建立了密切联系。2007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均达到8%。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过7800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达到1.6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第一次提出“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首先要清醒认识世界形势的发展动向、国内发展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和任务,全面把握国际国内因素,掌握全局和方向。当前,世界格局处在深刻的变革调整中。和平发展是当代主题,同时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加,安全态势渐趋复杂。国际经济合作交往不断扩大,竞争日益激烈。国家间贫富差距愈益悬殊。美元地位衰微、金融危机蔓延,经济波动影响全球,世界经济的风险空前增大。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引起全世界关注,特别是在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遏制论”正在付诸行动。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整体运筹、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实现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一。要妥善处理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争得更多的国际支持。要坚持对外开放国策,把握机遇,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要认真对付来自外部的风险和挑战,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深化改革和坚持对外开放国策,要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要围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推动结构优化升级这一战略任务,解决好开放和国内发展的统一问题。
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服务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但也存在若干重大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国民经济总量中外贸和投资比例过重,内需不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发达国家强势竞争的压力,等等。所以,中央一再强调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本文从经济结构分析出发,对发展模式和开放的关系提一些意见。
1.经济增长格局和出口导向政策的弊端显现。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一是投资,二是对外贸易。2003~2007年,国内消费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0%,投资平均增速约为25%,进出口平均增速约为28%。
我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工业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外资驱动的出口型工业。2007年,出口的95%为制造品,工业总产值的30%用于出口,出口值的57%由外资企业完成(高技术产业出口外资占90%),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量的50%以上。一个大国,60%的外贸依存度是十分突出的,这是很大的不平衡。另外,每年8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仅占总投资的5%左右,但外资存量已占我国工业总资产的26%和增加值的28%①,其能量是非常可观的。
1980年代,东南沿海地区开风气之先,利用地利之便和政策优惠,发挥低工资比较优势,大力引进外资搞出口加工,推动了区域经济的起飞。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从1990年代起,各地竞相仿效广东模式,不惜血本招商引资,让外资坐收渔利,国民财富大量外流。既然“以GDP为目标、以吸收外资为主要途径”的政策取向已经形成潮流,出现投资消费外贸失衡的局面就是必然的。偏重外贸外资和“低工资竞争优势”,也不可避免地固化收入差距鸿沟。
这样的发展模式具有自我复制和加强的机制惯性。过深地卷入国际分工体系,也成为阻碍本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因素。经济结构的特点一般是由发展模式的特点决定的。
2.传统出口加工业的发展空间已十分有限。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工业化、城镇化已吸收2亿多农村人口进城。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中国的劳动力人数比工业化国家劳动力总和还多,世界工业品市场也不是无限大的。依靠低工资优势和外资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发展还有多少空间?下一步发展靠什么?这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第一,低门坎的出口加工业面临低收入国家的激烈竞争,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十几年来我国外贸一直面临中高技术产品进口价格上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价格下降的局面,这也是困扰所有后进国家的问题。据报道,从1990年到2002年,日本对华出口价格上升3%,对华进口价格下降18.4%,仅此一项就使日本每年节省200亿美元。跨国超市占领我国高端零售市场加剧了这一趋势。
第二,近年来我国本币升值,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后备力量有限,农民工工资逐渐上升。种种因素步步压缩沿海出口加工业利润,“只要工资增长100元,珠三角很多工厂将倒闭”的预言正在得到证实。
第三是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用最廉价的土地、大规模的廉价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的代价,向发达国家提供各种廉价产品,甚至廉价提供能源、稀有金属等战略资源,换来的只是不断贬值的外国钞票。这种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去补贴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子是不能再走下去了。
3. 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务之急。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使我们形成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思维定式,以及对外资和外国技术的崇拜心理。
30年前,我国人均收入仅200美元。当时发挥低工资成本优势搞出口加工,确实是顺应客观经济规律,推动了经济的起飞。但是应该看到,所谓发挥低工资“优势”恰恰是处于“穷国”阶段、不得已忍受国际资本剥削的发展策略,是一个很吃亏的发展阶段。今天,我国人均收入已经是30年前的12倍,要想继续发展,只有坚决将经济工作的重心转向产业升级、改善分配格局和扩大内需上来。如不能适时地将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转向高附加值的产业,我们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上台阶的历史使命,也无法使广大工人提高收入。
今天我国是制造大国,又是科技弱国、品牌弱国。事实说明,仅靠低工资成本不可能获得长久的竞争优势。
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业,实际上处于国际产业链的劳动密集、低技术工序、低附加值环节。当今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价值链的构成形成所谓“微笑曲线”:制造环节前端的专利、设计,以及制造环节后端的营销、品牌、物流、客户服务和金融服务诸环节,获得了增加值的大部分,且多数留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手中。2003年中国出口53亿双鞋,中国企业利润占总利润20%,其余80%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著名的“罗技鼠标,巴比娃娃”案例中,留给在华制造环节的增加值只有5%~10%。
在中国企业主导的中高端产业,由于缺乏对国外技术消化和替代能力,长期受制于人。例如,我国具有8600万台彩电生产能力,在很长一个时期,由于缺乏核心部件的技术能力,70%的核心部件由外资掌控并坐享高额利润,而我国企业净利润率不足2%。这种尴尬处境十分普遍。
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经济工作的迫切的第一位的任务。为此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竞争优势,把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基本的推动力量。“新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必须把‘技术进步’和‘创新’列为思考重点”,①这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第一要义。
有人会说,我国城镇化发展还有很大空间,低工资比较优势至少还能再“吃”十几年,到时候再搞升级不迟。但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自主创新能力的获得,不像逛超市,有钱就能买到东西。这是一个充满了艰难险阻的爬坡过程,就象一个小孩子需要多年的刻苦学习积累,才能大学毕业。现在懒得付出努力,将来就不可能通过严酷的国际竞争考验。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了3000美元后长期徘徊不前,就是前车之鉴。
4.产业升级和科教兴国必须以我为主,不能依赖外资。我们作为大国,现代化建设必须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找出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必须以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作为主体,不能以外资企业和科研机构为主体。我们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和全面评估外资问题的时候了。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讨论,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不涉及基本国策或意识形态。但现有的公开讨论,仅强调外商直接投资的正面作用,对其利弊关系的全面分析讳莫如深。本文不能展开讨论,仅将粗浅的研究心得列表如下。
按照“市场驱动”、“成本驱动”、“资源驱动”等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深入分析投资的收益和代价: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经济政策都兼有利弊两面效应,关键是“度”的把握。任何主权国家对外国人和外国资本的准入,都不可能实行完全的开放。对外资的开放程度的掌握,应该根据国情和经济发展目标,以本国经济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为准则,审时度势,把握分寸,适时调整。
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已占世界第二位,外资企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接近1/3。外资势力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因素早已显现,并逐渐大于正面效应。其中之一就是对我国自主创新方针的干扰。
关于自主创新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个基本事实:在今天跨国公司对我国形成巨大技术优势的情况下,外资企业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在合资企业中,外方往往力图控制企业关键岗位,力图阻止技术外溢。加入WTO后我国放弃对外资转让技术的先决条件,以及外企独资化趋势,使“通过合资获得先进技术”的目标越来越难实现。
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国家的科技进步只有立足自主创新(包括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和再创新),才能在开放中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人们习惯“市场换技术”思维,甚至以为只有合资才能获得国外先进技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就是把“技术”简单地看作实物化的“技术成果”(如先进设备和专利),不明白技术永远处于变动中,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技术团队和支持研发及产业化的环境和系统),才是企业获得恒久竞争力的基础。中国企业要获得自主的技术能力,是不可能由外国人代替的。
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如果惧怕艰苦的有风险的技术创新,满足于外资的“技术溢出”,就会永久地陷入“合资引进陷阱”,不仅拿不到先进技术,反而失去了自立自强的意志和能力,就会长期受制于人,被锁定在“发展中”位置。
5.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威胁与危害不可忽视。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部分高技术行业已占绝对主导权,在部分重要的加工业,则形成外企与国内企业激烈竞争的局面。外资投资领域正从下游加工业向上游装备工业和基础工业延伸,从一般加工业向零售、物流、城市公用、金融领域延伸,并企图对各工业领域的龙头骨干企业实行并购,蚕食侵蚀行业主导权。骨干企业是引领行业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和自主创新的主体。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这一动向,不仅可能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方针造成威胁,也对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带来威胁。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所有发达国家的开放都不是完全的自由开放,都是有选择的。选择的取向是要求别国尽量开放市场,而对本国的命脉性、支柱性行业实行最严格的控制机制。国际上的“平等竞争”原则,都是以国家安全作为基本底线的。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中国公民控制的企业和机构作为主体。中国的所有经济领域,都应该由本国企业主导或控制,外资只是必要的补充。这是维护中国公民的根本利益、维护经济主权和国家独立的基础。
目前我国的工业已经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三分天下”的局面,所有制结构已经趋于合理,外资企业不应该在我国经济占有更大的比重。有人一谈到国有经济仍有相当规模的时候就痛心疾首,希望尽快把产权转给私人,但提起外资规模不断增大、不断蚕食收购各工业行业产权时又声称“外资也是中国企业”,“不必过分在意产权”,真是咄咄怪事。
三、小 结
第一,要以国家最高利益为准则,协调内外经济政策。
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要坚持对外开放国策、争取尽可能多的机遇发展自己,要对世界的稳定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但开放政策归根结底是为本国人民的福祉服务的。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核心利益和国格。国家的最高利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应该是处理内外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从系统论的眼光看,一个系统必须开放,只有与环境互动,才能新陈代谢,生存发展。但开放必须有选择,不能被环境“融入”;要善于抓机遇、避风险、克服困难,才能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第二,国内发展的中心任务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
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期,要扭转片面依靠出口导向和片面依靠外援的发展取向,转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上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只有由中国企业或机构掌握了技术进步主导权和产业发展升级的主导权,才能在国际分工中提高自己的地位、获得更多的附加值,保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我们的对外经贸合作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发展是硬道理是指: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有利于推进结构优化升级,进行政策配套。
第三,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更新观念,确立国家竞争力导向的方针。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推进结构优化升级,要树立以提高国家竞争力为导向的战略思想。国家竞争力是在国际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国际竞争力是以企业竞争力为核心的国家(地区)生产力的综合表现。按国际权威组织的说法,国际竞争力的决定要素是以下几组基本力量的平衡和相互作用:引进吸收能力与输出扩张能力的平衡,国民财富禀赋与经济整体运行有效性的平衡,经济的全球化特性与内部自足化特性的平衡,企业和个人的活力与社会整体协调和凝聚力的平衡。
简言之,决定国家竞争力的经济机制,是开放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市场机制和宏观平衡的统一,微观活力和整体协同的统一。国家竞争力也是国家之间的组织力、制度和政策有效性的竞争,并非仅靠市场和外援的“自然”演进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开放水平,应该体现这个基本的平衡思想。
第四,正确处理经济安全和对外开放的关系。
居安思危,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0年来我们从全球化中得到了较多发展机遇,但不可对来自国外的风险和威胁失去应有的警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就是要在充满不确定的内外环境中,保障自己的经济主权和发展的核心利益。安全是发展的基础,没有安全就谈不上发展。如果说这叫“经济民族主义”,那么这个主义也是全世界都奉行的“价值”。经济安全包括:金融安全、信息安全、产业安全、资源与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环境生态安全等。
为此,国家必须保持对经济命脉、支柱性和战略性产业的控制,保障国家的经济主权不受侵蚀,保持对经济社会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另一方面,要在竞争中形成有效益和质量的发展及机制,不断加强自身,争得经济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的主动权。
有人说“开放度越高越安全”,但东亚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还不远。封闭会落后,必须开放。但开放要有度的把握,要警惕国际市场的风险、警惕“特洛伊木马”式的威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面认识开放、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辩证关系,实在是太重要了。
最后,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程中,要坚持以我为主、平等互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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