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优点，即建党的时候没有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但是，不得不承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社会民主主义发展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逐步在我国泛滥起来。这同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是分不开的，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不可避免的。早在苏联东欧国家由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由马克思主义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进而政局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我们党就提出要警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的影响。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实行多党制后，我们党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本不是什么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那时中央就提出，全党要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苏联“8.19”事件发生后，我们党又重申了这一点。进入新世纪，面对汹涌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我们党中央一再表示，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并在向全党提出务必切实解决的“六个为什么”的问题中，明确宣布，我们绝不搞民主社会主义。

　　然而，面对中央如此明确的表态，国内仍有人坚持民主社会主义观点，主张中国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人(包括党内的一些老党员)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总想用民主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他们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声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自称是“救党派”，要用民主社会主义来“挽救”共产党。有的人干脆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中央不便明说罢了，因此，他们公开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是“与中央良性互动”，由他们把中央不便说的话说出来。一时间，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大地泛滥起来。

　　不可否认，近年来舆论界围绕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具有原则意义，因为它涉及我们中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

　　敌对势力是竭力推崇民主社会主义的，希望我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家意识到民主社会主义是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得力工具，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一书就明确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出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1)国内某些人也清楚这一点，他们竭力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目的就是想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敌对势力是出于敌视社会主义的立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对民主社会主义存在各种各样的模糊认识，例如，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既讲社会主义，又讲民主，那有什么不好?社会党执政的西欧国家(像瑞典)实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对普通工人有好处，是一种更好的社会主义模式，为什么不能作为我们学习的样板?正因为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在一股赞扬民主社会主义的风刮过来的时候，很容易分不清是非、辨不清方向。所以，有必要从理论上讲清楚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

　　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意识形态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而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从社会制度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是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一;从历史作用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会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或者会使社会主义更加完善。实践表明，它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这就是我们决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的理由。

 

　　民主社会主义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同根同宗，它们之间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两个派别、两种观点的分歧。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从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演变而来的。列宁指出，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信念和任务”，“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2)，所以他把这些人称作叛徒。这一评语，也完全适用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者。把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把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说成是与马克思主义者同根同源，岂不荒唐!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立的两个理论体系，在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上两者都有原则的分歧，换句话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几乎没有一个不遭到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和否定的。

　　民主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主张阶级调和。然而，自原始社会瓦解以来，阶级、阶级斗争一直存在着，这是一种连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否认的客观的现实。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3)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4)在存在阶级斗争的地方，必须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江泽民总结了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5)这一论断对分析当前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谴责暴力革命。他们声称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攻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了“暴力社会主义”，因而“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历来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有两种方式：和平的方式和非和平的方式。工人阶级最愿意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但是，必须把可能与实现、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区分开来。应该从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来谈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问题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需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触及了资产阶级的根本的政治经济利益，它必然要进行拼死的反抗。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只要它还有力量，就一定会对革命行动进行镇压。所以，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我们在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有和平与非和平两手的同时，把基点放在暴力革命这一手上。实践表明，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是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

　　民主社会主义竭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谴责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专制”、“独裁”、“无法无天”，主张排除任何专政。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叫嚷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实行所谓的“宪政民主”。他们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仿佛无产阶级专政妨碍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然而，只要有国家就必须有专政，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保证统治阶级利益的实现，不能不对敌对势力实施专政。历史表明，没有专政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当今世界的国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时，专政与民主是统一的，它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对一个阶级讲民主，必然对同它相敌对的阶级实行专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对极少数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才能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民主社会主义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恰恰暴露了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正如列宁指出的：“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6)

　　民主社会主义要求共产党实行社会民主党化。把共产党实行社会民主党化的改造是一股国际思潮。苏东剧变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改造成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这股思潮影响到了我国。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和党的干部主张改变党的性质和任务，甚至主张将党名改为社会党。他们反对党的阶级性，要求把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改造成为“全民党”。然而，政党是阶级的集中代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全民”与“政党”是连不到一起的。是政党，就不可能是全民的;是全民的，政党就应该消亡。他们否定共产主义这一奋斗目标，主张把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即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作为党的目标。他们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党内派别组织合法存在。他们反对党是各级组织、各个单位的政治核心，党组织应该起到战斗堡垒的作用，要求党组织从各级政府机关退出，并把这一点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迫切任务(这恰恰是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实际上他们要求把共产党改造成为议会党，成为一个松散的政治议论俱乐部。这样的政党只能是资产阶级政党。

　　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7)。列宁也强调这一点，他说：“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发展中自然产生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制，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8)民主社会主义反对这一基本原理，认为社会主义不需要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主张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前提下，做一点改良，诸如在企业中赋予工人一点管理权、监督权，为工人提供一点社会福利等等。这实际上是拉萨尔主义的翻版。拉萨尔主义的特点是，讲到社会主义，只是要求工人获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实行“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马克思批评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撇开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一味“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是根本错误的”。他指出，“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这是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庸俗社会主义”。(9)这种观点显然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立的。

　　民主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现今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而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越来越“趋同”了，“未来世界是兼容并包两种制度长处的大混合经济”。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翻版。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在具体的运行层次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因而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但在本质上、在基本制度层次上两者有着原则的区别，这种原则区别是抹杀不了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社会制度，是一种取代关系：或者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或者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力图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他们绝不允许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融合成为一种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鼓吹“趋同论”实际上是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需要。

　　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观点上是对立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

 

　　国内有的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且是“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模式”，因而值得我们学习。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必须把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不同流派同社会制度方面的社会主义不同模式区分开来。

　　从思想领域的角度看，历史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做过阶级分析，指出：有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的封建贵族批评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主义”，有“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有“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一一作了批判，指出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从来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对“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并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生活存在的矛盾，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真正科学的理论。

　　显然，这些“社会主义”的性质、代表的阶级利益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揭露和批评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因而都自称或被叫作“社会主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不同的阶级从不同立场、角度批评资本主义，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

　　从社会制度来说，就不能说凡是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都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说只要对资本主义制度做点改良就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了。

　　那么，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呢?

　　为了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不同模式，在方法论上，应该区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这些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这样两个层次。社会主义并不是可以到处乱贴的标签，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具有自身固有的、与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的本质特征。这些本质特征就是：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也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简要地说，这就是邓小平指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从制度上说，体现这些本质特征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具有这些本质特征，建立了这样的基本制度，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抛弃了这些本质特征，否定了这样的基本制度，就不能叫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10)在这一层次上，社会主义不存在不同模式，这是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在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层次(体现在制度上，也就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本国的具体国情，自行探索，走自己的道路，不能照搬别的国家的做法，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应该及时进行改革。在这一层次上，社会主义存在、而且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每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要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前提下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建立自己的适合本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才会形成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了。

　　民主社会主义尽管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主张实行听任资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多党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赞成以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反对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要求实行私有化;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它否定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怎么还会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西欧某些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执政几年、几十年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由于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从资本主义变成了社会主义，他们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做一点改良，这一点，连他们自己也不讳言。可见，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它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只不过主张对资本主义作若干改良而已。

　　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说成是诸如民主、自由、公平等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只要实现这些价值就是社会主义，因而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且是更加完善的模式。这就是所谓的“伦理社会主义”。例如，戈尔巴乔夫鼓吹，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实现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原则和过程。这些原则和过程是以若干基本价值为内容、并围绕它们展开的。他把社会主义概括为这样一些伦理性价值观念：“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爱国主义和族际主义原则。”所以，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是“社会逐渐失去其原先状态的一种实际运动”，只要不断实现这些伦理原则就是社会主义。从这一理解出发，他认为资本主义正在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显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他把作为一种意识的价值观念当作决定社会制度的东西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社会制度。从基本制度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出现，它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诞生。

　　民主社会主义宣传的“民主、自由、公平”等等价值，听起来十分动听，似乎谁都会赞成。有人正是因此而衷心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民主、自由、公平”是社会经济关系反映到人们头脑里的观念，因而它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社会里有不同含义，没有一个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民主、自由、公平”。即使在同一个社会里，不同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也赋予“民主、自由、公平”这些概念以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内涵。在阶级社会里，并不存在抽象的、全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公平”。民主社会主义吹嘘民主是“人类文明伟大的价值观”，是“全人类的理想”，其实这种说法不过是考茨基“纯粹民主”的翻版。正如列宁指出的：“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谈论“纯粹民主”，目的是“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11)自由，历来是资产阶级学者用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工具，哈耶克就说社会主义违反自由，是“通向奴役之路”。其实，自由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自由。不同阶级的自由甚至是对立的，有了资产阶级雇用工人的自由，就没有工人免遭剥削的自由。阶级社会里没有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各个阶级的自由。公平、公正也是一样。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永恒公平”时指出，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12)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公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公平标准，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公平标准，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标准。而且不同的阶级由于阶级利益的差别，对公平、公正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认为资本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最公平不过的了;但在工人看来，利润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有的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剥削，是不公平的。

　　其实，民主社会主义鼓吹的“民主、自由、公平”等等原则，如果撇开漂亮的词藻，抓住背后隐含的实质，应该说，他们所说的“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他说：“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13)十月革命只是朝着“法国革命宣布的人和公民的自由以及个性自由”这一目标向前迈进的一步。可见，他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并要为之奋斗的。那样的“民主、自由、公平”，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吗?西欧社会党执政的国家的实际情况和苏东剧变的事实都说明，把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付诸实施，搞的只能是资本主义，至多是做点改良的资本主义而已。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思潮，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仅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而且可以用实践来进行检验。

　　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是充当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为延长资本主义寿命服务。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西欧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曾在十几个国家里掌过权，有的还执政较长时间。实践表明，这些政党始终是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它们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只是对具体政策作一些调整，缓和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而已。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有人说民主社会主义是“更好的社会主义模式”，想在中国试验一下。其实，用不着在中国试了，苏联东欧国家早在20年前就推行过民主社会主义了，也就是说试过了，其实践结果已经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它不过是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

　　我们以苏联为例来说吧。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言必称改革，俨然以改革家自居。他推行的改革，贯彻了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通过这样的改革，短短六年时间，苏联共产党迅速由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演变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苏联社会制度也迅速由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

　　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来改造党，把共产党改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否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主张党要成为“苏联公民志同道合的自愿的联合组织”;否定党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主张把奋斗目标改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即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主张党内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主张“普遍的民主”、“民主的一致”;否定党是苏联人民的政治核心，应起战斗堡垒作用，主张党应变成“议会党”，党的作用仅限于组织议会选举。这一套主张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完全是社会民主党的翻版。在政局剧变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打算跟随东欧各国党之后，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只是由于苏共很快就被强制解散而没有来得及改名。由于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就变成了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派别林立、毫无战斗力的政治议论俱乐部，所以在敌对势力的进攻面前，党毫无反抗能力，只能束手待毙。像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有90年历史、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党，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原因就在于此。

　　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来改造社会制度，把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改变成了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谴责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的”、“专横的”制度，要求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全面的改造，“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一切”。他认为，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存在垄断：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政治垄断;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妨碍了“吸收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造成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引起了“人与政治、政权，人与生产资料、财产，人与文化的异化。”改革的任务就是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具体办法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国家”，实行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一整套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私有化，恢复资产阶级私有制;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求各种思想平等竞争;如此等等。这样的改造，实质上就是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就是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改革问题上，从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评价到改革最终目标的设想，完全重复戈尔巴乔夫的论调，甚至连用语都是那么的一致。

　　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来对待政治斗争，使得苏联共产党在政局剧变过程中看不清斗争的实质，一味妥协，步步退让，最后在一定意义上是拱手让权。苏联演变是一场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的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由于共产党接受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主动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方针，听任和放纵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猖狂进攻。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敌对势力不断进攻，步步进逼，咄咄逼人，而共产党却不仅不予反击，反而不断妥协、退让，直到彻底垮台。这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不可理解的荒唐行径，然而却是贯彻执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必然出现的局面。

　　我们党对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危害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苏联解体后，中央领导多次指出：苏联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苏联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归根到底，是苏联党的领导者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

　　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我们党一再声明，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中国国情出发，我们郑重表明，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14)从根本制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同民主社会主义对立的。那些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滥言，是不值得一驳的。

　　注释：

　　(1)[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第1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列宁选集》，第2卷，第455、4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中国共产党章程》，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列宁选集》，第3卷，第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列宁全集》，第6卷，第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列宁选集》，第3卷，第600、6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戈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载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著：《未来的社会主义》，第2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14)见吴邦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民日报》2011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