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世界舆论在低碳问题上呈现出一种新的倾向——指责中国。目前，这股倾向还在深入酝酿和持续发展中，联合国计划在今年还要召开全球性气候谈判。中国应该吸取在哥本哈根的教训，对于下一次气候谈判到来时可能出现的局面，尤其是对于中国最危险的被动局面，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及在其他各种技术上、理论上的准备。其核心就是，对西方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打算。
    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近日在新华网的一次访谈中，说到了中国在低碳问题上可能遇到的巨大困难，也阐述了中国对此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丁院士指出：“排放权的多少同国家今后的发展程度、生活水平、人民福祉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排放权是发展权”。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应对不力，很可能使低碳问题成为束缚中国发展的绳索，西方在低碳问题上的话语霸权，很可能会给中国设置一个发展的上限，从而扼杀中国的未来，保证西方继续占据现在的优势。丁仲礼院士还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众矢之的”，“要改变被动的局面，只有主动出击才行”。丁院士所称的主动出击在理论方面包含中国对于低碳的态度：“排放权方案必须要考虑历史排放、人均排放和发展阶段”。在技术方面，丁院士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回归理性”。我认为，丁仲礼院士的这次访谈内容是非常冷静的，我想对丁院士的谈话内容再做点补充。
    西元1997年，《京都议定书》（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成型，此后，在2005年强制生效，全世界共有183个国家签署了这一国际条约，但是，二氧化碳排放最严重的美国始终没有签署这一条约。因此，从国际上看，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变暖话题的升温，美国的所作所为，使得它一直是被全世界批评的道德负面形象。然而，去年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哥本哈根大会虽然没有达成有效的共同协议，但是，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美国长期以来在低碳问题上的道德负面形象，突然发生了转变。丁仲礼院士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众矢之的”，其实就是说，全球变暖最大的道德负面形象，已经由原先的美国变成了中国。国际舆论的这个转变对于中国非常不利。
    这个转变的突然出现有各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自西方的长期策划运筹，还有一部分来自中国自身，那就是心底太善良，对西方太轻信，不相信花言巧语的西方会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挖一个巨大的陷阱，不相信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完全可以口蜜腹剑。我们在二氧化碳问题上，从理论到技术都相信西方是正确的，沿着他们的方向，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悬崖边缘。换句话说，在低碳问题上，如果中国当前面临的被动不迅速改变，中国很可能被西方套上枷锁，失去强劲发展的势头，甚至止步不前、甚至倒退，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将就此定型，再无改变的希望。这是危言耸听吗？也许。但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甚至还要做好面临更大危机的准备。
    什么是更大的危机？对于西方的强盗话语权，中国如果不能有力地反驳，西方舆论很可能会进一步在低碳问题上彻底妖魔化中国，中国会被西方描述成“毁灭人类的罪魁祸首”，成为“全人类的公敌”。到那个时候，“中国威胁论”的着力点就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的提升，而是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即便放弃军事力量的发展，就凭中国无法停止的GDP增长，中国也会被资方描述成“世界的敌人”。哥本哈根大会上，已经有一项极为煽情的眼泪表演，马尔代夫等国哭诉自己的国家即将消失。未来，哭诉可能变成对中国最严厉的道德谴责，这不是不可能。而这一切的背后，无非是要求中国停止发展，不要威胁西方继续过好日子。这种巨大的危机也许会由西方政府直接出面声讨中国，也许会由西方“言论自由”的媒体大肆炒作，挑起全世界对中国的仇恨，而西方政府则暗中操纵、配合，装出顺应民意的样子，不断打压中国、绞杀中国。对此可能出现的严重危局，我们不能再对西方有任何天真的幻想。
    中国的应对之策，除了丁仲礼院士指出的在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外，还需要将中国对于二氧化碳问题的理论阐述推广到世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找可靠的同盟军。换句话说，我们长期以来在国际舆论中跟在西方后面的被动局面必须被改变，中国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要让其传遍世界，必须挑战西方的话语垄断权，必须将揭露西方的虚伪作为我们最有力的反击武器之一。如果联合国是一个法院，中国这个“被告”再也不能用“原告”的那套话语和理论来说话，而且，由于没有公正的法官，中国被告为自己辩护的声音，不得不更多地借助全世界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民主力量，要以不发达国家的民主，反抗发达国家的极权专制。
    在低碳问题的技术层面，中国也应加大力度。所谓技术层面，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气候变暖的“科学研究”。长期以来，中国在这方面显得非常不足，西方的“科学研究”成果，成为我们很多官员、学者和政策的基础。丁仲礼院士指出，很多质疑气候变暖“科学”结论的文章，长期以来都很难发表。这种状况已经背离了科学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而使科学成为政治的婢女、经济的奴仆。这种情况在西方历史上其实经常出现。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经指出，美国以前由能源集团主导的政府指使科学家编造、篡改数据，反对气候变暖的结论。哥本哈根大会前不久爆出的“气候门”事件，也告诉人们，主张气候变暖的“科学家”也在篡改、编造数据。我们必须看到，反对或支持气候变暖的西方“科学家”背后都有利益集团的支撑。
    前不久，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被人指出，西元2007年该机构发表的第四次气候评估报告，“存在重大失误”，其结论严重违背事实。具体来说，某个“科学家”毫无根据地信口开河，说喜马拉雅冰川将于西元2035年消失，成为了IPCC正式报告的正式结论。可悲的是，中国某些掌握媒体舆论话语权的人，还在为西方的“科学研究成果”辩护，说什么IPCC一个失误不能否定全部。丁仲礼院士指出，符合科学的质疑声音难以传播，而我们的某些媒体面对西方根本没有质疑精神，只有鹦鹉学舌的乖巧，只会把质疑针对中国。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天真还是另有玄机。除气候问题外，在转基因问题上，我们也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科学理论”面前，出现一边倒的膜拜，还有保护动物的西方观念。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西方推广的“科学”、“文化”、“学术”，背后都是利益集团庞大的赚钱计划，这种情况还少吗？从世界到中国，仔细想一想，西方哪一次成功地合法抢劫不是在各种科学和理论事先事后的紧密配合之下？
    面对可能出现的“低碳危局”，中国的学者、科学家、政府官员都应该对西方的每一个观点抱有敏感的质疑，并要下功夫形成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我们不得不怀疑西方的动机和目的，不得不站在自己的立场，为了维护中国未来的发展而怀疑西方的整套说辞。我们不得不相信，西方的理论、文化、学术背后，都是强大的利益图谋，我们不能再继续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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