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山到汶川：中国特色的人权实践

熊蕾

    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万众一心，坚强不屈，从废墟和悲痛中凝聚起巨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引起了世人的惊叹，也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一种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了，才有了尊重生命这一“普世价值”，这是同“国际接轨”的可喜结果。

而另一种是，这是中国人“久违了的”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很多人在市场利益竞争中一度淡忘了的“精神传统”。

对前一种说法，很多网民提出了质疑：难道中国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尊重生命这一普世价值”？难道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没有和“国际接轨”之前，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不“尊重生命”？

质问得好。

不错，中国的确在很长的时间里，过于僵硬地把“人权”这个提法作为资产阶级的观念加以排斥。中国也的确是在2004年才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在2004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人民和军队，就不尊重人的生命，中国就完全忽视人权。事实上，在没有接受“人权”概念的年代里，中国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特色的人权实践。

那就是：奉行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沧海横流，凸显政权本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人权实践的特色，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的本色。

    这个本色，在灾难降临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很多人喜欢把汶川地震与32年前几乎相同级别的唐山大地震做比较。1976年7月28日凌晨在河北唐山发生的7.8级地震，夺去了24万条生命。

    唐山地震，是在一个特殊年代发生的特大灾难。特殊，在于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时已病重，而把持了舆论宣传口的一些“空头政治家”正觊觎着最高的权力，并试图以“革命”来冲击救灾。结果，这样一场大灾难，居然长时间没有见到像样的报道。也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中国拒绝了国际援助。

    这一切，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当时看来，也有违常理。人民对当时把持宣传口的“空头政治家”们，理所当然地感到愤怒。

    但是，因为当时政权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当时主持党和政府工作的领导人没有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以，拒绝国际援助，没有大规模的公开报道，并不等于中国政府漠视生命，没有采取行动。事实上，中国政府以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快速度，展开了不亚于今天汶川震后救灾规模的救援行动。

    于是，尽管有政治干扰和冲击，唐山大地震依然堪称中国特色人权实践的一个典型。

    作家钱钢亲身参加了唐山地震后的救灾工作，并在10年后的1986年根据事后对有关人员的回访，写成了《唐山大地震》一书。虽然是事后报道，但由于摆脱了地震当时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反而更具有真实性。

    据钱钢记载：1976年7月28日上午10时整，也就是在震后6个小时多一点，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李民率领指挥机关先头人员，乘飞机在唐山机场紧急着陆。少顷，空军机关人员到达。11时，河北省委、省军区先头人员到达。12时许，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萧选进、副政委万海峰、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马力，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煤炭部部长萧寒乘坐的飞机降落。下午2时，三架飞机载来沈阳军区指挥机关人员和辽宁省医疗队。下午4时起，五架飞机分别运载大同、阳泉、峰峰、抚顺、淄博、淮南矿山救护队赶到唐山。此时，救灾部队正由西南和东北两路向唐山开进。

“当日，通往唐山的一条条公路上，烟尘弥漫，马达轰鸣，中国人民解放军10万救灾部队，日夜兼程向地震灾区开进。摇晃着鞭状天线的电台车，不时向部队发出联络信号；飘飞着红十字旗的卫生车上，各医疗队正紧急部署抢救工作，无数辆满载士兵的解放牌卡车，此起彼落地鸣响急促的汽笛，在泥洼不平的公路上连成了一条条长龙。”

显而易见，军队的行动相当迅速——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的信息和通讯手段远远落后于今天，中央在地震发生数小时之后，才确切了解到震中的位置。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没有党和政府的调动，军队不可能有这样的行动。钱钢事后说：“毛泽东已经不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他已经病重了。”——就在唐山地震发生后不久的1976年9月9日，他逝世了。但是，钱钢说，毛泽东“形成的一整套的方法，是固定的。这个方法是建国以来形成的。”

而这一整套方法的基点正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所强调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那个信息还不发达的时代，特别主张信息公开，包括灾难等负面信息公开的，正是毛泽东本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收入了毛主席1959年6月20日致胡乔木和吴冷西的一封信，非常典型地表明了他公开灾害信息的思想：“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

在平常的日子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会被人看成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也会被一些因养尊处优而形成官僚作风的官员所淡忘。但是，只要这个政权的性质不变，在灾害降临时，它就是集结力量抢险抗灾的动员令。唐山如此，汶川如此，唐山以前乃至唐山到汶川之间发生的很多灾害，都是如此。

事实上，就连列入国家计划的世界级难题地震预报研究，也是中国政府回应老百姓的呼吁而开展起来的。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两次震级分别为6.8级和7.2级的地震，共造成8000多人死亡。这是新中国成立17年来第一次发生的大规模灾难性地震，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周恩来总理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赶赴灾区，指挥救灾工作并慰问灾区群众。一位老农民握着总理的手，感谢政府对老百姓的关心,同时要求，“下次地震来的时候，政府能不能先给我们打个招呼？”

回到北京后，周总理立刻召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的地球科学家，要求他们开展地震预报的科学研究。5年之后，国家地震局正式成立。尽管地震预报研究的道路崎岖坎坷，但是科学工作者们依然在进行艰难的探索。而这样一个大规模高难度的科研项目，竟然是应一个农民的要求而上马，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唐山地震10年之后的1986年，唐山市为那次灾难立了纪念碑，碑文说：“地震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急电全国火速救援。10万解放军星夜驰奔，首抵市区，舍生忘死，排险救人，清墟建房，功高盖世。5万名医护人员及干部民工运送物资，解民倒悬，救死扶伤，恩重如山。四面八方捐物捐款，数千万吨物资运达灾区，唐山人民安然度过缺粮缺水之绝境。与此同时，中央慰问团亲临视察，省市党政领导现场指挥，诸如外转伤员、清尸防疫、通水供电、发放救济等迅即展开，步步奏捷。震后十天，铁路通车；未及一月，学校相继开学，工厂先后复产，商店次第开业；冬前，百余万间简易住房起于废墟，所有灾民无一冻馁；灾后，疾病减少，瘟疫未萌，堪称救灾史上之奇迹。”

碑文上还写着：“抚今追昔，倏忽十年。此间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宣示着如斯真理：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人民解放军忠贞可靠，自主命运之人民不可折服。”

在今年1月的雪灾和此次汶川地震中，都出现了唐山市民自发组织的救援队，以当年党和政府对灾区群众的关心，回报今天受灾的同胞。

这些事实，折射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怎样得民心的大爱。

天崩地裂，军队救灾不带枪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国家政权的性质，也决定着军队的性质。

    从唐山到汶川，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政府财力雄厚了，通讯技术发达了，国家更加开放了。

    但是一成不变的是：军队作为国之利器，依然是抗震救灾的中坚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性质，决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武警和公安部队，依然是人民靠得住的子弟兵。

    与唐山地震相比，汶川地震不仅震级高，破坏力大，而且难于救援——受灾群众分散在方圆数千公里的深山里，震区地形复杂，地质灾害本来就多，加上地震和不断的余震对道路的破坏，泥石流、塌方和滑坡等等造成的堵塞，使地面机械化行动完全没有可能。四川自古就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地方，地震则使交通条件格外恶劣。

    然而，我们意志坚定的军队，一心要救民于水火，任何艰难险阻也挡不住他们前进的脚步。即使他们被迫采用最原始的交通方式徒步在无路的山间披荆斩棘，他们依然行动迅速。

在这样危险的路上，人民武警一支200人的队伍以21小时行军90公里，于5月13日23时15分抵达汶川县城，是最先在那里开始救援的队伍。

一位在地震前一个月刚刚失去自己唯一儿子的集团军长，带着一只30人的小分队，率先进入震中映秀。

地震第三天，人民解放军空军15名伞降兵从4999米高空伞降重灾区茂县，使这个因地震而和外界隔绝的县重新恢复了和外面的联系。在狭窄的岷江峡谷中，周围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茂县多变的气候和大风根本不具备理想的伞降条件。而且陡峭的地貌也不具备着陆点。伞兵们从厚厚的云层之上跳伞时，完全不知道云层下面的情况。即使不懂军事常识，也不难了解，在这样一个地方跳伞，无异于博命。

    第一波地震76小时之后，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部队已经抵达所有严重受灾的乡镇。应该说，这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极其神速的行动。

    在这些迅速行动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时间表：

    14:28：地震发生

14:46：国家网站--新华网发布消息

15:50：总参谋部应急预案启动

16:00：因通讯中断，两架直升飞机派往灾区了解受灾情况

17:00：国家总理温家宝紧急赶赴灾区

18:28：派出武警四川总队和驻川武警某师的2900名官兵

18:44：成都军区、武警四川总队和驻川某师5000余官兵紧急赶赴汶川地震灾区参加救灾

19:20：军区先遣指挥组已经进驻灾区

    作为参照，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时间表：

    2005年8月29日清晨6点10分，飓风卡特里纳袭击了美国南部的新奥尔良。

       48小时之前，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就已经提前预警。

    但是在飓风登陆5小时后，联邦紧急救援局局长迈克尔-布朗才要求派遣1000名救援人员“在两天内”赶赴灾区。

正在得克萨斯州农场度假的美国总统布什接到飓风袭击的消息后，继续度假到两天之后，才决定中止度假。在从得克萨斯飞回华盛顿的路上，空军一号在新奥尔良上空盘旋“视察”了灾区。

飓风袭击36小时后，白宫救援指挥部成立，决定“在第二天开展工作”。

如果这个时间表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再看看中美两国的部队和警察在灾区的不同表现。

飓风袭来的第二天，8月30日，新奥尔良开始发生大范围的武装抢劫和放火行为。当一名游客向警察求助时，得到的答复是，“你去死吧！现在都是各顾各了。”（Go to hell, it""s every man for himself）。

8月31日，1500名警察接到命令，放弃搜索幸存者，改为执行维护治安的任务，同时全城宣布戒严。

终于，6500名国民警卫队奉命于9月1日赶到新奥尔良。9月2日， 又有4万名国民警卫队应州长要求增派来参与救援和维护治安。女州长凯瑟琳-布兰科在宣布武装部队已经进入新奥尔良的消息时，威胁说：“他们对开枪和杀人很在行的……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的……”

当有被洪水困在房顶上的妇女向乘冲锋舟的国民警卫队求助时，她首先被要求撩开衣服，证明没有携带武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到汶川救灾的13万解放军战士，都没有带枪。

32年前，去唐山救灾的10万解放军战士，也没有带枪。

解放军的目的只有一个：救人！灾区群众看到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解放军来了，我们就不怕了。”

为什么？

毛主席说过：“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有了人民的军队，也就有了人民的一切。所以，看到解放军，老百姓感觉有了依靠。

可以说，人民的军队，是中国特色人权实践的有力保障。

一些网友比较中美军队两次灾害中的表现时，问道：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先是迟迟不作为，后又带枪上阵的“精彩表现”，难道就是“尊重生命”？难道以灾情为命令，在第一时间奔赴救灾现场的人民解放军的表现，同美国军队在卡特里纳飓风中的表现有任何接轨么？

    面对香港一家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不论对方问什么，最早强行军进入汶川的一位武警战士总是说，“因为我们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一位观众觉得“他很是可爱”。这位观众评论说，这句话如果在平时说，会觉得很不中听，觉得此人被洗了脑，僵化，是“驯服工具”。而这时候他这样说，对他只有感谢和佩服。

    我们的战士的确不善言词。但是，人民军队为人民，是刻在他们心底里的信念，也是他们行动的最大动力。

    这个动力，不是来自任何“普世价值”，而是来自毛泽东和老一辈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培养出来的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正如香港凤凰卫视一位评论员所说：“毛泽东时代培育的解放军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没有被冲垮。难道他们不会在市场经济中挣大钱吗？他们的这种牺牲精神是为了什么？香港市民终于理解了什么是人民军队，这是世界上真正的人民军队，是长期教育的结果。”

普世价值，似乎有些异类

    在抗震救灾中，突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普世价值”并非没有表现。但是，在万千奋不顾身英勇抗击地震灾害的人民当中，这些表现似乎显得异类。

    在地震发生前不久，一位经济学家提出：“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他认为，“‘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极端，就是走向恐怖主义。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的人就是这样一些人。”

    在汶川地震中，幸亏13万解放军没有听信这些话。也没有人会相信无数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救灾英雄，会走向恐怖主义。

令人恐怖的，倒是果然践行了他的话，坚决不为他人牺牲自己的人。

    地震发生时，这位毕业与北京大学的四川都江堰某中学的语文教师正在上课。他在瞬间反应过来是大地震后，猛然向楼梯冲过去，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等了好一会才见学生陆续来到操场。他问学生怎么不出来，学生说：“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

    对此，这位老师回答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接着，他对一位对他感到有些失望的学生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

    这位老师在他的博客里写道：“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

    这些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论坛上炸开了锅。有网友评论说，悲哀的不是这样一类人在中国的存在，“而是他们居然为人师表”，“正在用他的理论（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和实践（连喊一声学生逃命的时间都不肯耽误而率先跑出！）教育着孩子们。试想:这一场大地震中,如果人人都像他们一样，不知道该又是怎样的一幅景像啊？！”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人权实践，确实过多地强调了集体的权利、全民的权利，而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有所忽略。但是汶川大地震又给了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普世价值一种棒喝，让人们看到，个人自由和权利，不是没有边界的。就连那位中学教师的一个朋友也说，作为普通人，遭遇地震时先逃，无话可说，但作为教师，就有责任保护学生安全撤离。同时，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体现在对社会公共道德的尊重和维护上。如果说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那么那些为救学生英勇献身的教师就不值得尊敬了？这类行为如算不得美德，那还有什么才配得上美德？

不过，这样的言论可以在互联网上公开讨论，毕竟显示出时代的进步。在这样不同价值观的公开碰撞中，人民可以比较鉴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权利。

扎根人民，政权自有合法性

    现代化的通讯技术手段，使中国的抗震救灾前所未有的公开和透明。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对人民的高度负责，以及他们应对灾害的高度动员能力和效率，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些在人权问题上向来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人，突然哑了。

    于是就有人出来解释，一会儿说，这是和“国际接轨”的结果，就连广大群众踊跃捐钱献血，也说是老百姓在往“普世价值”上靠；一会儿又说“中共这样做，是为了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

    这两种说法都错得离谱。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只有几十个人，在无数次镇压、血洗、围剿等重重磨难中，在无数烈士的流血牺牲中，终于不断成长壮大，夺取政权，靠的就是人民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一起打天下的，是曾经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满手老茧满腿泥泞的工农大众。这是中国现政权的先天基础。人民的支持，就是这个政权合法性的所在。几十年来，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势力不断想割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这种血肉联系，以此来铲除中共政权的根基。然而，这个根基毕竟太深，而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也在不断警示着中共的领导者，决不能脱离人民，自毁根基。

    在灾难中磨练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根本不需要一场地震来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因为那合法性本就在它和人民的血肉相依当中。而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与人民这种由来已久的血肉相依的关系，只不过通过现代的传播手段，借助这次地震，终于让世人看到了。一位网友调侃说：这下他们再想把共军妖魔化是不可能的了，就算心里有一万个偏见，也不得不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好。否则会被“普世”的民众们骂死。另一位网友说，舍生忘死抗灾救难，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国际接轨没一点关系。这次倒是国际上和中国接了轨了。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下天下执政到如今，靠的就是尊重生命。从唐山到汶川，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特色的人权实践清晰可见。平时或有淡化，或有偏差，但在为难之时，现出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