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之:“大差额选举”——炎黄春秋亮出寒光闪露的匕尖
《炎黄春秋》2011第9期推出周瑞金的《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宏文,头题万字,十足重头。
不同于茅于轼马立诚式的张牙舞爪无耻嚣张,文章洋洋洒洒,摆出委婉说理姿态,对左翼不算锋芒毕露,对“体制”更娓娓动听:“我们有意无意地屏蔽了前30年的沉痛教训”云云,力求契合说服;“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啦,“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而谨慎地推进”啦,高屋建瓴循循善诱,犹特色策论,如智囊条陈,“辅”梦重温、脱颖自荐之意跃然纸上。
周 先生与马立诚,都是有资格进入“影响中国改革最大的前十名”风云人物,周以“甫平”崭露头角,马当年的《交锋》所向披靡,如今升华“融入日本”,在全球化的“改革路线图”中,他们虽不及雅科夫列夫,但也算《人民日报》推出的“双子星座”了。
斗转星移,如今屈尊降格,以《炎黄春秋》为平台大展宏图了。
辛亥百年、世界演变、中国改革,时空跨度大,气魄很宏伟,周氏自诩是“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视角”。
“前五十年风云激荡……后五十年,世界进入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一是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二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崛起,欧盟出现,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
破题就立意高远,可惜逻辑混乱,虽用心良苦,依然窘相毕露。
避开 “社会主义历史终结”,避开跨国垄断资本主导世界,避开美国“一超独霸”横行霸道,避开炮舰政策卷土重来,大谈“冷战结束”“和平发展”,大谈“全球化”,就这“历史视角”?
“推动”“全球化”的原因和标志,是苏联和中国的先后“转型接轨”“融入世界”,周文分别用“解体”和“崛起”两个对立的词语表述,煞费苦心。
将“全球化”归结为“技术革命推动”,置和演与霸权“推动”于何地?
毛泽东时代反修反霸形成“三个世界”,才是“多极”。如今苏联解体,我们“不当头”“融入世界”了,北约一体,所剩几个“邪恶国家”微不足道,这世界,是“政治多极”,还是一超独霸?
“眼光”和“视角”很可疑。
“只能做不能说”,即便“能说”,也要留心猫腻。
一, 苏联“视角”的猫腻
1,改革前的“专制”罪恶及解体原因,明晰透彻:“经济上实行全面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领袖集权……由于这个国家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和垄断,束缚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不到提高,人民民主自由和人权遭到严重损害……最终走向解体,并引发了东欧剧变,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改革结果却语焉不详,惜墨如金,只寥寥数语透露天机。而且,这数语还是与“而反观我国”相对照而给出的:“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一千以上。”
解除了“束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个有利于,生产力该脱缰腾飞了。
可人们看到的是,“斯大林把一个还使用木犁的俄国变成了掌握还武器的超级大国”,戈叶的改革却弄得将生产力倒退几十年,GDP损失一半以上超过二战。
周 先生对此为何避而不谈呢?
2,周先生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推崇备至,奉为圭臬。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还多一个“人道的”,“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政治上以和平方式取得议会多数掌握政权”,到叶利钦,更是彻底“实行议会民主”,多党宪政,实现圆满“转型”——结果如何,周先生为何避而不谈呢?
3,周先生为中国改革路线归结出“五点共识”和 “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 路线,在戈叶时代已经圆满实现——周文顾此失彼,对此似乎失却照应。
二,欧美 “视角” 的猫腻
欧美是“转型接轨”的样板,照顾“中国特色”,说得还不能太露。
周瑞金将欧美分三个部分审视:
(1)德国。
有两点可圈点:
一是说法西斯“经济上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统制经济;政治上实行独裁专制,以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用语含蓄,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斯大林模式”,庶几近之。
再者是结论:“它留给世界历史重大警戒,凡发动世界大战者必亡!由此得以开启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时代”,颠覆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经典论断,为当代美帝国主义赤裸裸霸权侵略辩护。
后文公然给出否定:“列宁论述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大部分是不准确的,其结论也被实践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周瑞金未免太张狂,太不顾实际:当前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正是现实给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提供的确证。
(2)鼓吹欧洲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啦,议会民主啦,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啦,都是为下面的 “改革路线图”张本。
对“希腊、意大利等国引发的欧债危机为其前途投下了一层难以忽视的阴影”,周将其归结为“其高福利的模式也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只字不谈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不谈“冷战结束”后垄断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反攻倒算。
(3)美国。
罗斯福新政的歌颂,“市场经济”、“宪政民主”“自由思想”云云,自然是“先进生产力”兼“先进文化”,与“民主社会主义”大同小异,同样是为“改革路线图”树标杆。
对其金融危机则轻描淡写,归结为“对资本节制不力”。在当下,与美国的“监管不严”对接;遡“辛亥”,停留在同盟会“节制资本”水平,亦不离“共和”中心也。
中国受过对年马列熏陶的老一代智囊身上,怎么闻不到一点马列气息,彻头彻尾地沦为跨国资本的辩护士了呢?
三,“辛亥百年”“视角”的猫腻
1,“辛亥百年”,在周瑞金的“世界”和“历史”眼光下,只有“走向共和”四个字。右翼最爱引用孙中山先生的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他们的话语中,只有“历史终结”“转型接轨”才是“与时俱进”,只有美国和北约用航母和贫铀弹给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输送“民主”,才是“世界潮流”,而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东风压倒西风”,那都是“与时俱退”,是逆流。
孙中山晚年的“唤醒民众”“联苏联共扶助工农”和“以俄为师”,全都不见了。
连“中国共产党倡导社会主义”也是“走向共和”。
2, “宪政民主”的粗线,贯穿“辛亥百年”。
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后,走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道路上去,与共和背道而驰。
“4.12”后蒋介石介石撕下伪装背叛孙中山,举起屠刀血腥屠杀工农大众,从此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这才是蒋家王朝的本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是“表”与“标”,不是“本”,“反独裁反内战”是彼时统一阵线的口号。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对“你们独裁”的回答,就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做了准确科学的辨析。 周 先生作为翰院智囊式的人物,对这一马列ABC,应该十分熟悉,如今怎么只对“一个政党”感兴趣了。
3,“宪政”之线贯穿到了台湾,话语更是妙不可言:
蒋经国在台湾主政后采取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特别在晚年出于“向历史交代”、“不计个人毁誉”的强烈心理动机,大力推进台湾民主政治转型,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和报禁,充实民意机构,促使地方自治法律化,作了宪政民主的勇敢探索,成就了民主转型的成功。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虽然不能说已经很成熟,但国民党政权失而复得,说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现了新的模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周文话语,是尽量与“体制”对接。但出于启发与点睛需要,必然不时露出马脚。
毛泽东时代“专制”罪不容诛,文革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对照一下吧:人家台湾,早就“成就了民主转型的成功”, “ 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虽然不能说已经很成熟”—— 周 先生未免太谦虚了。
4,不禁想起央视的台湾报道:专一频道,不厌其烦,蓝绿阵营,满头满脑,疲劳轰炸——这是为两岸统一宣传铺垫,还是为“民主宪政”造势,为台独和“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造势?
过去不过是置疑,读了周瑞金的文章,豁然开朗了。
四,“改革路线”“视角”的猫腻
“世界的眼光”也好,“历史的视角”也罢, 都是为“改革路线”做铺垫。周文不惜笔墨描绘这幅“路线图”,策论条陈讲求话语对接,启蒙众生注意曲折委婉,行文煞费苦心。周文也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曰诋社,一曰褒资。
(1)颠覆毛泽东用语出新
妖魔化毛泽东时代,周文用语与时俱进,出新明显,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高度集权,进行全能主义的行政管制”,“实行一元化思想控制,舆论一律,文化统制”, “造成国家吞噬了社会,执政党吞噬了国家,领袖吞噬了执政党的局面”云云,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说事,为“多党宪政”做铺垫也。
“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为代表的一代老革命家,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决心与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决裂,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决裂,改弦易辙,另辟新路。”——将“资改”“社改”一锅烀,蓄意掩盖胡赵被邓陈罢免的“痛定思痛”,是否启发当代 “大彻大悟”?
(2)问题揭示,一石数鸟
中国买办精英煽动动乱改旗易帜有个基本策略:大作反腐和民主宪政文章,为自己制造人气,借以蛊惑群众把矛头指向体制。
前苏联,叶利钦就是打着“反腐”旗号蛊惑群众以售其奸,取戈尔巴乔夫而代之的。
周文以大篇幅列举当前的社会问题不厌其详,一石数鸟,煞费苦心。
1,转移视线,掩盖中国现实严峻社会问题的本质原因:市场化丛林社会带来的两个疯狂掠夺——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向型”掠夺,跨国资本的“外向型”掠夺。
2,貌似为民请命,欺世盗名蛊惑群众。
正是他们一伙极力鼓吹的私有化、殖民化、西化普世化,造成了中国目前的严峻现状。他们用反腐掩盖其始作俑者的罪责,转移视线将矛头指向体制。
3,颠倒黑白,污蔑左派。
苏东崩塌,30年改开实践,只要不怀偏见,无论党内党外,人们都在反思。打着“实践检验”旗号起家的资改派,现在开始害怕直面现实让“实践检验”了。他们卑鄙地将人们真正的“历史性”的反思诬为“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耍弄“只有深化××才能解决××”把戏,借“民主宪政”将中国西化分化殖民化,以逃脱历史的惩罚。
4,为“广东模式”造势,对“重庆模式”施压
(3)“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闪烁其词,图穷匕见:
“五点共识”、“四位一体改革”、“三步走”——内容丰厚,条理清晰,纲举目张,层次分明,到底是“甫平”过,出手不凡,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好条陈。
不过,这“督亢路线图”再色彩动人,展开后还是闪耀出匕首的寒光:
“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
从五点共识和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首先涉及媒体舆论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什么“五点”、“四位”、“三步”,万变不离其宗,“中心”还是一个普世“民主宪政”,尽管说法比“08宪章”“决议纪念”委婉些。
“司法独立”“土地流转”“国企垄断”“金融接轨”“服务型政府”——字句稍加变换,本质并无二致,闪闪烁烁,一柄五尖匕首,多弹头分导“爱国者”,射向尚未实现“市场经济”的中国。
(4)“大差额选举”——寒光闪露的匕尖
较之“民主宪政”的明确高亢,在说到“差额选举”时,笔墨则轻描淡写,神色游移不定,不像前者那样张扬。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问题,也即解决党政职能分开、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具体来说,要改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相互监督作用。执政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起来,提倡竞争性选举,从党中央到乡镇委员会实行较大差额的民主选举。
右翼为何特别关注党内选举的“差额”?
“大差额”,最能见出精英的心机。
30年的“产权明晰”和“民主化进程”,中国的劳动大众被剥夺个精光,在他们“路线图”中已经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各式行政或代议式机构,都是富豪权贵搞“民主”的沙龙,是权钱黑联手施展手脚的平台。这个“强势阶层”,是中国“和谐社会”的阶级基础。代表他们施政,不令而行;稍悖他们利益,政令不出中南海。党内“重庆模式”力量的存在,对他们是战略性威胁,必除之而后安。这一斗争,仅仅靠话语霸权和法制霸权还不够,还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的优势。用选票打压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胡赵式的人物捧上台,已成为提上日程的战略性的斗争手段。
苏联转型前,据美国学者调查,是草根阶层主张“姓社”的居多,而党官僚,多数却主张“姓资”。
很显然,时下的中国,在民主平台上,选票优势属于“广东”,“重庆”的优势在草根,权贵富豪学界法界精英的选票,绝不会投给“重庆”。
“差额”的玄机就在这里。
17大前,周氏也曾借越共做过“差额”文章,彼时未大引起人们注意。胡志明生前身后,越共“姓社”还是“姓资”,与“差额”不“差额”有关吗?浅显明白的道理,一经普世就复杂微妙了。如今,“差额”变“大”,足见其意义不凡。在“路线图”穷尽后现身的“政改立宪”之匕,“大差额”是刀尖,闪着凛凛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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