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蜮伎俩，奴才肠肺　　　　

——辛子陵青年政治学院讲演透视　　　　

2010年5月25日，“炎黄春秋”大将辛子陵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做了题为《两种政体下国家领导人的不同遭遇——兼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演讲。　　

要知道什么叫做卑鄙吗？不妨看看这个演讲。　　

要知道什么叫做险恶吗？不妨看看这个演讲。　　

略作剖析如下。　　

一，      辛子陵靠阴谋史观诠释中国革命史和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并以此对毛泽东进行恶毒人身攻击。　　　　

在辛子陵的眼中和嘴里，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毛泽东玩弄权术以满足个人崇拜的历史：“刘少奇因发起个人崇拜被重用，因个人崇拜降温获罪，因纠正毛泽东的饿死人的政策被迫害致死。”因此，“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国人民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盼望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　　　　

辛子陵把建国后毛刘之争分三个阶段：　　

1，“八大”之后毛泽东因修改党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降温而怀恨。　　　　

2，刘少奇搞“三自一包”挽救了中国和党，毛怕死后刘接班清算他饿死3755万人的错误。　　　　

3，文革初期毛泽东“做了个局”，把火点起来以后，“躲到杭州刘庄别墅过神仙日子去了，叫刘少奇、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挡在第一线，应付北京和全国的乱局”，“是一个大阴谋、大陷阱”。　　　　

　 　　　

（一）关于“八大”话题。　　　　

做个人崇拜文章，自然要认祖归宗，追溯到“改革之父”赫鲁晓夫，可惜这面旗帜的市值早已大跌，经历沉沦之痛，斯大林与赫、戈、叶的历史定位，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早已今非昔比，即使是“暴君”也罢，也非万劫不复的卖国奴才可以相提并论。“秘密报告”正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背叛逆流的滥觞。只有毛泽东高瞻远瞩，洞悉其本质，“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接过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旗帜，领导中国和世界的共产党人继续前进。对“八大”文献受苏共20大思潮影响的一些重大提法，毛泽东当时就不以为然，在以后通过党内合法形式进行纠正。毛泽东领导的中苏两党大论战乃是当代共运的辉煌篇章，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邓小平在这一论战中曾经发挥过值得大笔一书的作用，在历史的眼中并不是什么“都说了些过头话”。没有当日对20大逆流的抵制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国内外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早已陆沉肯定酷过俄罗斯，也不可能有其后的“特别是”30年。　　

“八大”问题主流媒体批毛，给出的罪状是“阶级斗争为纲”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要”。这是一个蒙人的话题，“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话题，毛泽东终生探讨的才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不是挂着“姓社”招牌的资本主义道路，他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独创专家，《论十大关系》和“鞍钢宪法”就是出色代表，“自力更生”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反对“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都是毛泽东搞经济建设的贡献。“阶级斗争为纲”是“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举世公认，决不是卑鄙小人的狺狺狂吠可以抹煞得了的。俄罗斯的改革才真是将国家弄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呢。否定阶级斗争之后“不问姓社姓资”，变成了“硬道理”充分发挥之后，人们才看清：“满足需要”云云原来就是用中国的资源和老百姓的血汗，“满足”美国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洋人打工一百年不动摇！　　

（二）关于饿死三千万人。　　　　

这个话题最能看出买办精英的卑鄙。　　

1，这是一个无耻的夸大，此亦跨国资本喉舌及其奴才妖魔化奴隶造反的基本策略，从共产党共产共妻、到“斯大林模式”法西斯专政，到红色高棉和南斯拉夫的反人类罪，衣钵传承，一以贯之。网上许多批驳文章有理有据资料翔实，只是主流媒体视而不见罢了。　　

2，三分人祸也罢，七分人祸也罢，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责任人是XX。他们名副其实处于一线，始于作俑，惯于推波助澜，对于“五风”责无旁贷。当然毛泽东也有责任，他自己从来也未推脱，不过他发现得早，在多次会议上提出，只是到“一线”政令不通未得及时纠正，以致毛泽东不得不写那封给全党五级干部直到生产小队长的著名的信，毛泽东为什么叫苦：“比起现在流行的高调来，我唱的是低调”？可见纠正五风知力不从心。　　

3，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面对全世界反对派的围攻，想早日改变落后面貌，在建设中犯些错误包括很大的错误。在所难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群众的积极性应采取爱护呵护的态度，毛泽东对左的倾向发现得早，但历来反对泼冷水。所以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毛泽东一面主动承担责任，同时在纠左的同时坚持三面红旗。而XXX的态度正相反，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则千方百计制造舆论企图将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　　

（三）关于文革的话题。　　　　

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振动了整个旧世界，一场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也曾席卷欧美日，连资产阶级政治家都刮目相看，“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也有差强人意的肯定，然而在中国买办精英的笔下，却成了一场阴谋的产物，成了“毛泽东做的一个局”！　　

还能找到比这更为卑鄙庸俗可笑的“思维方式”吗？　　

阴谋和政治偏见遮蔽了人的起码良知。！　　

不值一驳。　　

仅说一点：不是毛泽东在某人做过保证之后出于爱惜人才亲自解放并委以重任吗？　　

对这个“局”，辛子陵们作何解释？　　

　 　　　

（四）“个人崇拜”与“路线斗争’，辛子陵两手都硬，不怕自相矛盾。　　　　

因为用心恶毒，辛子陵就不顾逻辑。个人阴谋与路线斗争在他手中随意交替，唯我所用，而阴谋受害者刘少奇同时又扮演着正确路线代表的角色。　　

毛与刘间是路线斗争，刘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说到这里，我们把毛刘的争论说清楚了，把所谓“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说清楚了。毛泽东是错的，是凭话语霸权强词夺理，刘少奇是对的”。　　　　

刘的路线是什么呢？　　　　

　 　　　

“党内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共产党的政权没有倒台，但没有人敢出来说“三自一包”是正确的，都得跟着毛泽东批“三自一包”，直到毛死后为刘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正确的，是为国为民做了好事。这就是话语权的厉害。”　　　　

“邓小平允许农民包产到户，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时候，农民才真正得救。单干的农民实现了毛泽东费尽移山心力也没有达到的产粮”　　　　

　 　　　

换成马克思主义语言，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这里辛子陵也承认“走资”，资本主义道路万岁！　　　　

已经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了。　　　　

立场不同，泾渭分明，是非也就好说了。　　　　

（1）“三自一包”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是弥天大谎。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排除了左右干扰，发动全党总结经验教训，制定了一“人民公社六十条”为代表的一系列文件，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纠正共产风，贯彻农业发展纲要，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高举三面红旗，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带领全国人民克服困难，保证了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终毛泽东之世“三自一包”都未能全面得逞。不然，哪来万小岗“按血手印”的鼓吹。　　　　

这一史实，凡是过来人都清清楚楚，辛子陵居然用弥天大谎哄骗青年一代，制造“‘三自一包’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共产党的政权没有倒台”的神话。　　　　

（2）鼓吹包产到户无视现实。　　　　

“邓小平允许农民包产到户，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时候 ，农民才真正得救”。　　　　

 “三自一包”“解放”的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是“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它将亿万集体农民变成“农民工”和“三陪二奶”与“鸡”，没有“三农”，不可能有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厂，不可能有富士康之类的卷土重来和横行霸道，不可能有邓玉娇式的血泪抗争，不可能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不可能有沈浩与小岗的悲喜剧。　　　　

辛子陵无视现实，回避小岗现状，更不敢触及南街村。　　　　

（3）“包产到户”是“重建个人所有制”，乃辛子陵贩卖的私货。　　　　

中央文件从来没有这个提法。如此说法暗藏玄机。　　　　

　 　　　

二，肆意歪曲史实是辛子陵妖魔化毛泽东的基本手段。　　　　

将重大路线之争说成毛泽东“做了个局”，歪曲历史肆无忌惮。　　　　

对毛泽东进行恶毒人身攻击，将毛诬为“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太为无耻。　　　　

辛子陵的妖魔化全靠谎言支撑。比如：　　

1，“二线问题”的歪曲: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的轻歌曼舞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　　　　

　 　　　

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下半年就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设想，从此开始逐步退出一线。1956年9月“八大”期间，毛泽东一次在接见外国友人的时候说，这次党代表大会他是跑龙套，唱戏的是XXX、XXX、XXX等同志。其后中央日常工作即由XX主持，也就是出于“一线”。1959年4月刘少奇在二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一模式更为明确。所以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毛泽东想力挽狂澜而力不从心。即使是59年的庐山会议，XX的一线作用也很明显。 毛泽东既不贪恋权位，放手培养接班人，又不放弃二线领袖的责任，不做谦谦君子，在关乎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又施时采取措施予以匡正。建国之初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问题，《武训传》和《清宫秘史》问题，大跃进浮夸风问题，庐山会议问题，社教“前十条”形左实右问题，毛泽东都及时拨正航向，教育并保护了一线战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能否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前进问题，毛泽东身处二线，自然极为关注，极为慎重，所以直到文革前他对刘一直慎之又慎。53年的高饶和59年庐山会议，都是向“一线”挑战，发难者也不是事出无因，毛泽东都是从大局出发一锤定音决定最后结局，包括文革后期对X的重新启用，毛泽东的出发点都是革命大业。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毛泽东作为领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崇高责任感和光明磊落的伟大风范，辛子陵居然能说“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典型的以小人的心肺忖度伟人，以鬼蜮伎俩含沙射人。　　

众所周知，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不吃肉，李讷与大家一样吃定量，老人家四处调研为克服困难奔走，为重大决策做准备。在辛子陵嘴里居然成了“浪迹于春藕斋的轻歌曼舞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　　　　

1961年1月，毛泽东曾指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进行调查。1960年底，毛泽东让陈伯达执笔，起草一份类似“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东西，以总结“大跃进”的失误，让农民喘一口气。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研究》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明，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研究》（一九三○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二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作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1961年初，《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起草完毕，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61年4月25日发出通知，提出了关于当时农村工作中若干关键问题的调查题目，进一步调研， 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将草案进一步修改成“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六十条”明确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有制体制，以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农民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从事小规模家庭副业，从而健全了人民公社化体制——哪里有什么“三自一包”挽救了党！　　　　

余者择要一驳：　　　　

2, 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三自一包”从来未能全局得逞，何来“翻手为云翻手为云”。　　　　

　 　　　

3,毛泽东掌握着话语权，一言九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　　　　

58年以后，毛泽东许多纠左的当头棒喝无法顺利贯彻，不得不以党内通讯的形式给五级干部写信。　　　　

“评海瑞罢官”在上海地下工作式地偷偷搞成，而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就是毛泽东的“话语霸权”！　　　　

63－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不得不气愤地拿出党章和宪法要求发言——这就是毛泽东的“话语霸权”！　　　　

　 　　　

4，关于文革初期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问题。　　　　

这笔功劳应该记在“官二代”的帐上。口号的发明者是谭力夫，“知识产权”属于 “东纠西纠”和 “联动”这些文革的抵制者和受害者，也即常说的“牛棚”阶层。这是他们的辉煌，不过在文革中是被看作逆流的。　　　　

这一口号66年7月29日贴出，仅过两天，8月2日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就明确指出这是血统论，8月6日，JQ建议将“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 10月9日周恩来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 10月24日毛泽东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　　　　

红卫兵运动的大纛由“联动”转到“红三司”，蒯大富取代谭力夫，正是文革路线战胜血统论的标志。　　　　

真实的文革历史被辛子陵们遮蔽了， “语录歌”“ 忠字舞”等流行时间极短，也是康生和JQ出面制止的。武斗妖风是联动、是走资和保守派跳动的。包括老舍之死，也是“一线”资反路线的牺牲，那叫“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8届11中全会通过《十六条》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如今这都上到毛泽东头上了。　　　　

　 　　　

5，关于JQ导演批斗王光美大会问题。　　　　

没有王光美和叶林整学生的残酷，不会有后来的批王，本质是政治斗争，也是咎由自取。看看当年蒯大富的绝食声明，就可以体会工作组对学生运动迫害的残酷。　　　　

撤销工作组的调研，北大是康生和JQ，清华大学可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的，总理到学生食堂排队与小将一起吃饭有口皆碑，是那个时代的风气。　　　　

将批王用JQ的嫉妒解释，虽右翼惯技，但太觉下作。　　　　

　 　　　

6，他没有进秦城监狱，毛泽东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折磨他，看着他精神崩溃，看着他身体崩溃，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刘的去河南，乃中央备战措施，生活安排问题，霸权媒体造了不少谣言，已有当事者专文驳正，不赘。　　　　

　 　　　

7，“因彭总在朝鲜没保护好毛岸英”　　　　

以奸险小人之心，用鬼蜮伎俩含沙射人，卑鄙！不值一驳。　　

庐山会议“一线”对彭德怀的处理极酷，是毛泽东手下留的情。因此，毛泽东在1966年才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也是那次讲话，毛说过“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可见文革初期“一线”的权力与作为。　　

三，诋毁毛泽东的目的是为了美化资产阶级专政。　　　　

辛子陵诋毁毛泽东用的是鬼蜮伎俩，他美化资产阶级专政表现的是奴才肠肺。　　　　

目标是个人，目的在政治。　　　　

请看下面一段话：　　

　 　　　

毛泽东凭什么能把国家元首玩弄于股掌之上?凭什么能够颠倒是非，把一个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人，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成“叛徒、内建、工贼”?这就得研究一下毛泽东创立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党国体制，其特点是党在议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传承规则是党的最高领袖指定接班人。他对接班人能立能废，能贵能贱，甚至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改革开放以后，萧规曹随，我们继续遵行毛泽东留下的党国体制。我们又委屈了两位最得民心的高级领导人。买官卖官一兴起，朝有悻进，野有遗贤，就成了普遍现象了。　　　　

　 　　　

显然，毛泽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代表。辛子陵要改旗易帜，所以60年一贯制。　　

（一）辛子陵美化西方政体，卷起了民主社会主义旗帜。　　　　

　 　　　

西方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创造了一套体制和制度把官员关进了“笼子”，用权力制衡的办法使他们无法为非作歹。　民主是什么?在美国就是人民高于一切，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谁上谁下由人民投票决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能向人民发号施令，成为执政党以后，通过施政服务人民和管理国家;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　　

　 　　　

美国制度超越阶级，民主自由纯而又纯，真是美极了。　　

哪还有什么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　　

（二）辛子陵颠覆的是马克思主义常识——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辛子陵以童蒙思维和童蒙话语美化资产阶级宪政，从资本迷信角度讲，他是以其昏昏令人昏昏，实际上，更是自觉欺骗，愚弄大众，以售其奸。　　

议会制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典范形式，但不是惟一形式，从纵的方面看，它历经了几个世纪的选择演变，在横的方面至今在三个世界也是姿态各异，以同时性体现着历史性的变化。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经曲折最后以妥协的形式选择了君主立宪，至今仍保留着王室和爵位这一封建赘疣。法国大革命充满着腥风血雨，共和与帝制交替，至今已是第六共和国。　　

如今的第三世界，政权形式在资本、封建地产、劳动阶级与国际霸权资本几种势力的错综斗争和力量消长中演变着，菲律宾政体是按美国模式复制的，然阶级力量对比不同，它不能有美国式的社会稳定。缅甸和巴基斯坦是以军人政变为辅助形式的共和宪政，泰国是王室躲在幕后军人政变呵护下的民主宪政。伊拉克和伊朗倒是典型的共和宪政，美国人和中国精英又说是邪恶国家。中国的，无论是蒋家王朝的法西斯独裁还是阿扁的台独共和，因为他们都反共，所以在美国人的词典里，都是“自由世界”和“民主政体”，是共产党的“独裁专制”和“铁幕”世界所不可相提并论的。　　

资产阶级的共和宪政是资本股份制的放大，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总董事会，民主按股权分配票数，总统是总经理，但不是董事长。它的确很民主，可惜那不属于“打工仔”和包身工以及黑窑农工。不信的话。看看富士康的劳工、看看京城“天上人间”或巴东野三关雄风夜总会的邓玉娇们的人权，就知道资本专制下的民主天堂是怎么回事了。珠三角民工每年4万断指，是民主呵护下的人权的最高体现。　　

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真正的君主乃是高盛和美联储等幕后金融大亨，4年一度的选举游戏，不过是为财阀选择“穆仁智”管家——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官员的确是资产阶级的公仆而不是主人，主人可以通过助选、议会以及媒体等等对其实施监督，把握其执政方向，实在不听话，也可以用林肯或肯尼迪的方式来解决。　　

这些连资产阶级社会都不否认的现实，在中国精英口中居然天花乱坠，真是匪夷所思。　　

（三）关于“党国体制”与“传承规则”问题。　　　　

借用辛氏的普世语言。　　

资本的天性是自由竞争，无产阶级解放需要觉悟和纪律，没有觉悟和纪律，他们不可能摆脱资本的桎梏。中国资改就是以“新启蒙”和“思想解放”开路，将工人阶级市民化，剥夺思想是剥夺财产的前提。通钢对“攻坚改制”的抗争，标志的是阶级意识的回归。目前珠三角的工人阶级此起彼伏的罢工，是资本残酷压榨“启蒙”的产物，生活自身将无情的扫荡一切高明精明的骗局。　　

无产阶级政权的传承，的确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艰难与严峻。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代第三代的和平演变，难道不是“普世”的基本策略吗？　　

苏联没解决好，功业毁于一旦。　　

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改变颜色，是毛泽东后半生致力探讨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几次陷入困局，是历史给出的难题。　　

刘少奇在《修养》中也说过“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伟大的事业”，其胜利固然历经千难万险来之不易，面对旧世界疯狂颠覆其守成尤为艰难，苏联东欧都未曾解决“和平演变”问题，毛泽东后期特别重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触动旧世界的深刻变革一定会遇到传统势力的拼命抵制，传统势力不一定是晚清后党式的人物，更多的往往是德高望重政治上保守的人物。王安石变法就遇到这个难题，“拥护的人不多”，尽管有神宗皇帝的全力支持也无济于事，而能够拥护新法的人物往往是敏锐和投机小人，因此才有苏轼 “陛下进人太锐”的 批评。王安石并非“亲小远贤”的人物，吕惠卿辈成为推行新法的依靠力量，实在是历史给出的难题，后来的蔡京也是新派。这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历史的悲剧。毛泽东在文革中遇到的这个难题尤为突出，领导阶层多数人不理解不支持，左翼领袖鱼龙混杂，成熟能孚众望者难得，王效禹、李再含、刘格平、姚登山、王关戚、五大学生领袖，过客匆匆，纷纭复杂，乃是史无前例革命斗争产生的难免现象。戚本禹历尽坎坷，近年却能客观对待毛泽东，也是这复杂性的一个表现。戚氏人格高过辛子陵辈万倍——买办精英绝不是改革派，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复辟倒退狂！　　

最高权力的交替可以是顺利传承，也可能是巨大转折，顶点转折，落差太大，往往会产生变局，极易引起动荡，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封建时代，雄材大略、长期执政、威望极高的帝王，多会遇到不易立嗣的难题。秦皇长期在扶苏和胡亥间犹豫，结果病逝沙丘为阴谋家所乘二世覆亡；汉高祖长期在刘盈与赵王如意间徘徊，最后迫于形势违心立了惠帝，造成吕后专制、刘吕拼杀的政治危机；汉武经历戾太子刘据被陷的动荡，临终才匆匆将班子交给幼子弗陵，一面赐死其母勾弋夫人委托霍光辅政，终结了过渡的政治危机；唐宗长期为立嗣苦恼得几乎自杀，最后不得不得已匆匆立了李治，托孤大臣们死于武则天，出现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动荡；康熙诸子争立你死我活，太子两立两废，也是痛心疾首……开国雄主传承交班顺利且成功的不多，汉武帝的成功也属偶然。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难题，不单是一个封建家天下的问题。　　

无产阶级政权传承问题，历史设置的障碍更大。　　

列宁班交得好，但也曾面临选择的困惑。斯大林身后，马林可夫无能，最后败于阴谋家赫鲁晓夫之手。　　

社会主义国家和演之后强调所谓“集体领导”，传承似乎顺利，但那是以旗倒国变人民重新沦为弱势牛马为代价，“传承”的阶级性质已经改变了——传承的稳定凭借的是剥削阶级政治强势的历史惯性。　　

这个问题上刘源倒是承认毛刘二人矛盾在于政见不同。　　

　 　　　

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回避、掩盖这一事实，不管动机多么美好善良，无异于对历史和子孙犯罪。　　　　

　 　　　

他认为二人的最终分手是社教运动中关于“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同意见。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全国工作会议。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仍坚持己见：“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矛盾继续向对抗方面发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只是此刻，毛才横下心来。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已经不是理论问题了，他已经为毛泽东身后国际共运演变的历史所证实，确凿无疑，确凿无疑。　　

立场虽然不同，但刘源说得倒是不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只是此刻，毛才横下心来。”——“二线”“一线”关系，前面已做论述，刘源这句话讲得不无道理。　　　　

接班人问题，毛泽东几经挫折，精神打击极大，辞世前发出“天知道”的浩叹，既有无奈，也极英明。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曾有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浩叹，千百年来“常使英雄泪沾巾”，如果将这“天”解释为“历史”，则毛泽东的浩叹，何尝不是如此。　　

历史进程不幸为毛泽东所言重。　　

（四）奴才肠肺。　　　　

 辛子陵如此无保留地美化资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使在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也不会如此露骨肉麻。　　

此无他，急于卖身投靠的买办奴才肠肺表现也。　　

“山穷水尽，饥荒万里、伏尸百万” ，“周扒皮黄世仁都不会这么干”——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举世震惊，连对手都刮目相看，辛子陵用这样的语言污蔑，跖犬吠尧，急于露脸，除此以外，别的无法解释。　　　　

挂着共产党的名号，无所不用其极地以作践共产党为能事，辛子陵现象、李锐现象带有普遍性，这往往令海外不带偏见的人士感到不解，记得台湾的颜元书先生就有过此类困惑。鲁迅先生说过：奴才之于奴隶，往往比主子更为凶狠也。　　　　

　 　　　

（四）莫名其妙暗含玄机的讲演标题。　　　　

“民主”或“民主社会主义”，说起来理应关注民生，而辛子陵这个讲演，标题却是“两种政体下国家领导人的不同遭遇”——他关注的是“国家领导人的遭遇”！　　　　

这就奇了。　　　　

改革开放，接轨转型，我们颠覆的就是整走资派和“牛棚”，就是“民粹主义”和“四大”，就是让人能够堂而皇之地“先富起来”。30年“拨乱反正”，给各级公仆“先富”转型为老板和先进生产力，打造了令古今中外官场相形见绌的优越环境，以致腐败愈演愈烈成为一个举世罕见的特色。一个七品芝麻官，一任下来弄个千万上亿轻松愉快，更不用说陈良宇那个级别了。盛世千载难逢，能当上“国家领导人”还有什么遗憾吗？　　　　

辛子陵的话，说起来该是个伪命题。　　　　

且慢，品一品下面一段话你就不很会困惑了：　　　　

　 　　　

“改革开放以后，萧规曹随，我们继续遵行毛泽东留下的党国体制。我们又委屈了两位最得民心的高级领导人。”　　　　

　 　　　

1，这是为两位“委屈了的最得民心的高级领导人”鸣冤叫屈，胡赵是他们的搞“民主”“改革”的旗帜。　　　　

2，强调根子是“党国体制”，必须斩草除根。　　　　

3，给“国家领导人”提个醒，千万不要忘记 “两种政体下”的不同”“遭遇”。　　　　

内涵玄机，意在言外。品起来虽然余味无穷，但也因人而异。　　　　

在“党国体制”下，“国家领导人”的“遭遇”不过尔尔。斯大林身后除长穿的皮鞋制服而外并无长物，儿子在卫国战争中被俘，德国人愿以其交换被俘的元帅，也为斯大林断然拒绝。毛泽东生前儿子为国血洒朝鲜，至今还是辛子陵和袁腾飞们污蔑的借口，至于身后那就无需多说了。　　　　

至于“转型”之后的“国家领导人”，东欧被卸磨杀驴者居多，如雅鲁泽尔斯基被追究判刑者，不乏其人。“天伦啊，抽身还要退步早”！在苏联，虽然时下俄罗斯的富豪寡头多半出于党官僚，但戈尔巴乔夫因为经济意识不强，如今除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与卖卖回忆录的版税，美国人的赏赐也很有限。它不如叶利钦，家族转型为富豪，干不下去了用辞职交换个赦免令的“法制”，可以“甩开膀子干四化”永远不用担心“追究原罪”了。　　　　

中亚各国，“国家领导人”因为捞得太多，转型后因为政治需要，美国人不仗义，不念“为改革做贡献”的功绩，用来作为制造“颜色革命”的借口，兔死狗烹，遭遇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阿扁，成为牺牲。这一“特色”，倒是意味深长。这里有潜台词：与“党国体制”划清界限，晚不如早，最好像我们一样，像胡赵一样，及早效忠获得美国老板的垂青，才是最优选择。不过，美国 “经济人”势利计较是本色，从李承晚、吴庭艳，到戈叶、到米洛舍维奇，乃至瓦文萨，他们的“遭遇”都饱尝了酸甜苦辣，契约和信用是靠不住的。　　　　

倒是与“党国体制”无缘的“国家领导人”“遭遇”最佳：菲律宾的马科斯、扎伊尔的蒙博托都能有几吨黄金存在瑞士，印尼的苏哈托靠屠杀几十万共产党人上台，当国20年，家族富可敌国。伊拉克的老萨，傍美国有始无终，倒霉活该。　　　　

这一些，有些是潜台词，提示后自己品味，有些则是辛子陵们必须蓄意回避不敢面对的——他所糊弄的不光是草民百姓，即使对“国家领导人”，也须“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也。　　　　

　 　　　

附：毛泽东给五级干部的信　　　　

　 　　　

省级丶地级丶县级丶社级丶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丶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丶一千斤丶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能增加二百斤丶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竞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丶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丶肥丶水丶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丶青菜丶萝卜丶瓜豆丶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丶保管丶吃用三件事（收丶管丶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丶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丶高产丶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丶明年丶后年丶大后年丶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农具丶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丶全地丶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试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 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已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已，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较高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