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瑞昌:问祖追踪,还我优秀文化传统
编者按:本网近日转载南开大学张分田教授关于《专制与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的访谈,引起很大反响。近日有田瑞昌同志来稿,谈了他与张分田教授不同的看法。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发表此文,欢迎广大学者进行深入讨论。
先将《专制与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的题文要点和各小题目,摘录于前。
其要点是:
●许多人只知道儒家有“仁者爱人”的说教,不知道儒家还有“仁者杀人”的理论。
●在儒家看来,“阳有专制之功”,“阴无专制之义”,“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注定尊者专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这种理论怎么可能为“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如果孟子的“民贵君轻”可以定性为“反专制”,那么众多皇帝的“民贵君轻”又当如何定性?难道“民贵君轻”既可判定为“民主”,又可判定为“专制”吗?
●拿破仑用狮子的睡与醒比喻中国的态势。当初中国为什么沉睡了?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体修习“民贵君轻”的读书声中,中国落伍了。如今中国为什么醒了?这应当归功于儒家的边缘化。群体性的觉醒推动了国家精神要素的全面改造。
我的质疑与回答,依次如下:
一,儒学是开宗,还是传承?它揭示传承的是科学宇宙观,还是封建专制文化?
人们知道,中华文化起源于“伏羲创易”----“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此图何也?文王演易,孔子解易,老子说道,都是对该图的诠释,统称《易经》。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都是对“伏羲先天图”的一种诠释,只是有正有误罢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而老子的《道德经》并非后来有一派将其“神化”成为“玄学”那样,它是对“伏羲先天图”的一种科学解读。它不同于文王的“卦解”,而是自立“道体”,诠释宇宙阴阳,滋生万物之规律。
然纵观春秋战国时代对“伏羲先天图”的诠释,以孔子《易传》最为完整、最为系统、最为科学-----它揭示了宇宙爆炸,阴阳裂分,化分化合,乾坤运转,万物滋生的天体运行规律,即宏观微观、系统联系、多层多维、运动平衡的“天道大律”的科学宇宙观。
而以孔子对“伏羲先天图”六十四卦的解析(《易传》)看,我们就已经可以知道,“伏羲图”是地球绕太阳自转公转图。方圆图,不是“天圆地方”。方图也是圆的,它是圆球体的一种视觉截面。方图,标示的是在特定时间的物位地域;圆图,是公转轨迹,标示的是特定物位地域所处的时间,两者是一体的,是即时即地的时空统一。
人们知道,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还只是几百年前的事,且还上了殴洲神权统治的绞刑架。可这一“太阳中心说”,在五六千年前,中华文化起源的无文字的时代,就已经了然于胸,并能以“图”,绘制出其运行规律。
人们还应知道,“儒”之根在“易”。“四书五经,易经为首”,《论语》《大学》《中庸》《礼记》等儒学著作,皆来源于《易传》对《伏羲图》六十四卦解析的“原理”,是其“原理”的传承派生。我要问的是,对这样一个“科学体系”,如何同封建“专制等差”扯到一起?
我不能断言,历史上究竟有几个人读懂了《伏羲图》乃至儒学----从焚书坑儒,到将儒学“神化”,鼓吹“天人感应”、“天子代天行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封建糟粕文化,这到底是假儒学,还是真儒学?
我不明白的是,大谈“儒学专制与等差之核心”的人,为什么连儒学的“根脉”也不问问,就敢于“大言不惭,胡诌乱弹”?
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对《易传》逐“卦”说明孔子的解析文字一一介绍。若有不服笔论者,可提出来,吾愿意奉陪释疑,做出回答。
二,儒学中是否没有民主,不讲民主?
孔子学说,简言之,揭示的就是自然与社会的哲学观、科学观。 “民主民生民权”,本就是儒学之本义。略述一二:
他主张尊重天体运行规律,“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乎曰:“乾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厚载物,合德无疆”。“天下为公”,“容保民无疆”。
他是无神论者,“鬼神”之谓,在孔子的语汇中,是看不见的“阴阳”精神、“隐无”能量之“存在”的一种文字表述的“指代”(如,宇宙中所有肉眼无察之能量,包括暗物质、存于体内的阴阳二气等),精神之“神鬼”指代,这是不同于由“阴阳交合”而生成的“显物”的存在的。这是中国哲学的伟大之处。
他主张,男女平等,人人平等,地位有别,人格本性无别,皆阴阳性属也。无阴则无阳,无阳亦无阴。“柔得尊位,利有攸往”。 “以柔乘刚,以柔克刚, 刚柔并济”,(柔,可视阴、女,哪有什么“男尊女卑”之谓),“亨,吉也”。 其实,“父母之谓,家人有严君”,本无“夫妇有别”和“高低贵贱之分”。 后来的“等级尊卑”划分,实乃谬解。
他主张友爱互助,“不家食吉”(走到哪里都有饭吃),四海皆兄弟;倡导“仁义礼智信”,注重德育,忠孝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亦安,亦保,亦奉),将“为国为民为他人”的集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这又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根本道德观。
他主张民主法制,一方面强调人人平等,“说之大”,“说以先民,民劝矣哉”;一方面主张,“节以制度”、“以制数度,以左右民”、“非礼弗履”,遵守道律,即倡行“理、礼,仪、法、制”,将自我约束与社会约束相结合,建立人人守法的道德社会,“天子犯法,与民同罪”;尤其,在那个时代,他就已经特别强调,要尊重人权,珍惜生命,提出了“议狱缓死”的理念。
他主张,“与时偕行”,除旧布新,并且高歌“革命”,“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革之时大矣哉”----而把孔子儒学,看成所谓“保守”学说,是不是历来一些文人在“解读”上的一大“误区”、一大“无知”呢?
他主张实践第一,知行统一,“与朋讲习”、“议德行”(道,是律;德,是践道行果)、“以多识前言往行”。----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唯物主义原理吗?“实事求是”就是由《易传》化出来的古典座右铭。可是直到今天,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儒学的核心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的根据就是认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不是唯物主义,说这是“唯心冥想”。可是这样一来,世界上各种“历法”---公历、阴历,等等,岂不都成了“唯心主义”?究竟是何人在搞“唯心主义”?
他主张“以同而异”,从实际出发,走符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有容乃大”,交融互鉴,“交合”“中和”,最终实现人类“和谐与共”,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
我这里,列举这些,不过是《易传》的若干个要点而已。《伏羲图》涵盖宇宙一切,《易传》孔儒的诠释,乃中国文化的优良基因,求是、科学、博大、精深也。
请问《专制与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的作者,你们为何不问问孔子在《易传》中关于价值观、世界观的科学阐释,而只把后世的一些“误读”竹简,拿来当“正本”,去机械地往“孔孟之道”头上去贴标签,这难道不是历史唯心主义吗?
这里我们当然要回答,儒学为何会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如何利用的,其中的正谬利弊之延续又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
是的,无疑历史是发展的传承延续。我还可以告诉这些人,民主的基因,不仅存在于孔子解说的《易传》中,而且早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前,就已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尧舜禹的禅让”传统,就是民主的一种形式。舜,是个下层劳动者,就因其不畏艰险,勇于驱狼逐豹,后在奉作一般的司管工作时,也做得严谨高效,故而得到尧的赏识,经尧的提名,并获各部落头人首领的一致通过,才得到“主持大位”的(尧并未传位其子)。何来的中国没有“民主传统”一说?
三,对比欧洲,如何看待儒学中民主的发展?
《专制与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认为,欧洲有民主传统,中国没有,中国儒学中发展不出民主。
这里笔者只讲几点:
(一)欧洲的古希腊民主,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没有经过“神权专制”的长期统治阉割压抑取代吗?为什么欧洲可以走出“民主”---“专制”----“民主”的发展路径,中国的易儒文化“民本民主”之源,就不可以同样走出这样的复兴之路呢?
尤其令人吃惊的是,“谬文”说,“伪儒讲民主,真儒讲专制”----这种不顾历史真相,黑白颠倒的言论,居然会出现在学者口中,实则是咄咄怪事。
(二)须知,孔子所处的时代,是诸侯征战的春秋战国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孔子主张“说以先民,民劝矣哉”,以及“节以制度”,“以制数度”,“非礼弗履”,“克己复礼”等等告诫,究竟是为保持社会稳定,为民着想,以民为本?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为封建统治服务?它究竟是“进步性”的、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科学理念,还是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反动落后腐朽文化理念?
我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承认不承认、要不要讲历史唯物主义,怎样讲历史唯物主义?
----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类社会是由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径向前发展的。
欧洲逃脱掉了这一社会法则吗?事实是,欧洲正是先有“民主” ----古希腊民主,即“奴隶主、贵族、富人”的民主制(是否由原始公社演绎过来的?历史文籍无考);之后则是几千年的“封建神权专制”时代;直到“欧洲文艺复兴”、英国的“工业革命”,才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选举民主”、“现代民主”,这样一种路径。
那么,我们要问,中国又能否逃脱掉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呢?又可否要求在孔子时代,就实现“谬文”所理解的“现代民主”呢?若如此诉求,这难道不是“天方夜谭”吗?这哪里还有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可言?完全是一种反科学,反历史的“虚无妄想”,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
我们还可以再说几句。即,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们本就应该知道,尽管孔子有“说之大”,“说以先民,民劝矣哉”的民主诉求与主张和“节以制度”,“以制数度,以左右民”法制理念及其“细化”的主张(具体形式,可能不同于古希腊,这是由不同民族文化特点决定的),也不能阻止中国社会,由原始公社,再到奴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逐渐发展进程,中国社会不可能不经历一个“封建时代”。----按照马克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乃是一种历史必然。
然而,一些人根本不讲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只以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对孔学的“曲说”为据,刻意抹杀儒学思想中“说以先民,民劝矣哉”的民主诉求,说“儒学中没有民主”,只有“专制与等差之核心”价值观,请问,这不是历史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依此逻辑,欧洲与西方人今天讲“民主”, 是否也不应、也不能承认和追踪“古希腊民主”思想----因为欧洲的封建时代比中国还黑暗,而只应大批古希腊民主是奴隶封建等级制的“专制与等差”了呢?
人们不明白的是,为何西方人可以问祖追踪----他们承认今天的西方民主,说到底是来源于“古希腊民主”;我们中国人却不能问祖追踪----不承认,并设法屏蔽儒学中的民主思想,也不允许今天的现代社会,去到“易儒文化”中找寻民主思想之本源。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事实是,西方人没有因“神权统治”的黑暗,否定“古希腊民主”;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因中国有历史上的“皇权统治”而去否定“易儒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之“民主”本源。而且,把儒学中的一切民主思想、民本思想,都要贴上封建主义的“专制等差”的“黑标签”。
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为何在一些中国人的头脑中,会有如此的“双重标准”,自我贬低,自我矮化?照我看,此乃“奴才逻辑”,妄图达到彻底否定儒学优秀传统文化的罪恶目的,实现他们心目中的“西化政治模式”也。
(三)我们有必要考察和对比“古希腊民主”与中国“易儒文化民主”的发展路径及其优劣。
这里,我们首先还是用“历史事实”来说话、来探讨、来证明。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明宋”乃至元和清前期以前的历史阶段,与同时代的欧洲和整个西方对比,世界是否公认中国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这就是说,“古希腊民主”与“中国易儒文化民主(还有科学)”,在同样受到“封建制度约束”的条件下,中国的易儒文化优良传统,仍然展现了极大极强的生命力,从而造就了中华文明无比灿烂辉煌。
下面,举出若干方面的实例,以证明笔者此言不虚。而后,再来讨论“为什么”的问题。
我以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下,中华文明优良传统与正面精神的传承,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忠君报国”的名义下,传承着“君为轻,民为重”,“容保民无疆”,“天下为公”,“社稷为先”,维护国家统一,追求国家发展强盛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优良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至理名言,传承至今,就是对“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最好诠释。而一切,凡被视作“民族英雄”的历史人物,不论是古代的,还是近现代的,不论是豪杰英贤,仁人志士,还是“皇帝天子”,大臣官吏,皆必是这样的行爱国主义之举的杰出人物,无一例外。此乃中国人信奉的“天道大义”。
二是,易儒哲学,是科学宇宙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它揭示了:乾坤运转,阴阳交合,万物生息,有无变化,精神物质,刚柔并济,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矛盾转化,对立统一;宏观微观,系统联系,上下内外,大小无限,时势道位,命运吉凶,审时度势,把握机缘;天道大律,主观客观,绝对相对,决定条件,以制数度,平衡运转,周而复始,依律向前,与时偕行,纵横方圆,等等辩征思维理念,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个人与社会行为的指导,而且从古至今孕育出了无以计数的思想家、政治家、谋略家、军事家。如古代的“孙子兵法”,现代的“毛泽东军事思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无经典军事著作,据说毛泽东在写《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时,并未读过西方军事名著),就是从“易儒哲学”中孕育出的军事韬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光辉典范。可以说,传承至今的“易儒哲学”人文理念,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宝库。
三是,古代中华文明,‘自然科学’曾领先于世界。这其中包括:(1)天文学,《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就是依地球绕太阳公转自转轨迹所绘制的模拟天体运行图,这一“地绕日行图”,比哥白尼的“日心说”早了几千多年;战国甘德石申的《甘石星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天文学专著、《石氏星表》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东汉张衡的水运浑象仪和(未名?)地动仪(测定地震方向),实证地球是圆的,这也比欧洲早1 000多年;唐朝僧一行黄道游仪首次用它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实测子午线的长度和(未名?)制成以水流为动力的水运浑象仪;元郭守敬的简仪,比欧洲同类发明早300多年,其测定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值受到世界天文学界的推崇,等等。(2)数术学,“方圆六十四卦”的运算,推动了数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的九九乘法口诀、度量衡、筹算计算法,东汉九章算术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运算方法,南朝祖冲之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七位,比世界领先1 000 多年。(3)航海学,如指南针的发明、郑和的“环球”大航海,也远超欧洲人;(4)物理几何学,体现在建筑学、中医学(包括华佗的开颅术)、纺织造纸陶瓷冶铁等各个领域,所获得的技术成果,更是辉煌灿烂;(5)化学,火药发明,冶炼技术中的原料添加、化学合成配方,以及“炼丹”初探化学制剂等等,也是早于西方的。(6)直到今天,“原子粒子离子”等元素探索,证明皆脱不开“六”、“八”、“六十四”等神秘数字阶段组合,乃至“相对论”、“显物质”与“暗物质”之研究,则更是中华“阴阳学”蕴含的信息,有的早已揭示过。认为,中华文化,没有科学,不讲科学,是对历史的无探与无知。是的,后来我们中国落后了。但是不能不承认,在封建制度下,中华“易儒文化”中存在着的自然“实证科学”,依然有过很高的发展,即那时中国的‘自然科学’,也曾有过辉煌成就。
四是,中华文明中的“法治”思想,并非等于零。可以说,“法治”思想,即便在封建制度下,也有着相当的发展与延续。其核心理念是:“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无疑,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对这一“法治理念”的扼杀,不可能完美体现。然而,那时虽是“家天下”的皇权专制,但也绝非无“法治”。只不过,不是“易儒哲学”中存在的“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说之大,民劝矣哉”的“民法”高于一切,而是“王法”治理。
无疑,“王法”体现是“皇权专制”,维护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但其中也存在着特定条件下的“公平公正”。所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民间百姓遇有冤情,也常言:“不信就没有‘王法’了”?“衙门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揭露的是封建制度的腐败。但认为封建社会,是没有法制的社会,则与历史事实不符。
还应看到,那时的封建制度,也有“君臣议政制”、“翰院咨询制”、“官员科考遴选制”(科考,体现的是公平竞争)、“监察弹劾制”、“巡察吏治制”、以及“微服出访”、深入民间、了解民情等常例。正是在这样制度的“治理”下,一些王朝不仅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百姓安康,而且有些封建王朝能够存在上百年几百年,就绝非毫无可资以借鉴吸收发扬的正面经验。今天中国人的“法制观念”缺失,教训究竟在哪里?这是很需要深入研究与反思的。
五是,中华文明崇尚“德育”,重视“德治”。“仁义礼智信”,是对中华文化的“道德理念”内涵的最高最好概括。文王孔子对《伏羲图六十四卦》所赋“卦象彖辞”,可以说,卦卦对其都有诠释,这里不作引述,但可概言,如:慈善为本,社稷为先,仁怀天下,扶危救困,“保民无疆”,乃君子行之天律正道;“仁山智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百善孝为先”,家国两承担,是中华社会育人之根本;尊重科学,探索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穷精竭虑,探秘书天,乃是中华文化的“治学”、“开智”之要;“不家食吉”,友爱互助,谦虚礼让,“和为贵”,“有容乃大”,乃中国社会的待人之礼道;“自强不息”,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百折不回,勇于拼搏,乃中华民族性之品格;笃实诚信,重诺守诚,“言必信,行必果”,信誉第一,信赢天下,更为中华传统美德,亦为治国安邦之基础。
须知,市场经济非资本主义社会独有,封建社会已有市场和商品交换。孔子彖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两句话,说的就是要遵守“天地之道”。道者,一是指“节以制度”,依律设制,衡数量度,法制治市,“生财有道”,“不伤财,不害民”;二是指商贾行为,要遵守“天道大义”,“财成之道”的商业操守,即公平交易,重诚守诺,信誉第一,信赢天下。今天的人们,可以去考察考察,即便在数千年封建社会,在中华大地上,所通行的是不是“诚信第一”的商业操守准则呢?
准确地说,“易儒文化”所蕴含和倡导的是“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生存“发展模式”。 无疑在封建社会制度下,这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
但是,仅以上述“五点”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在封建制度下,不仅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发展模式”追求;而且创造了长达数千年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面对上述历史事实,我们到底该怎样认识“民主与科学”这样的两大命题呢?----是如社科院的这篇“谬文”说的那样,“儒学中没有民主”的理念,有的只是“专制与等差”之“核心理念”吗?还是,如顾准(现代主张全盘西化的祖师爷)所说的那样,“中国传统思想贫乏,中国文化中没有科学”呢?
我们要有问的是:如果说“西方有民主有科学”,“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和科学”的观点能过成立的话,那么,为何中国从文化源头起,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其发展成就却如此的辉煌灿烂,并远胜于西方呢?-----这些所谓的现代学者们,能给出一个合乎客观的科学答案吗?
四,为何中国领先,又走向了落后衰败,它的文化原因,是因为对“君轻民贵”思想的传承吗?
现在需要我们从历史发展、从历史逻辑上回答“谬文”对中国历史的歪曲。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如何认识从春秋战国,到秦皇的大一统?
从历史发展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是,这个时期,是中华文化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二是,从文化思想发展的探索上看,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探索文化理念”最活跃的时期,主要是围绕如何解析“伏羲创易”的“先天图”之“天道”----开天辟地,宇宙形成,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展开的。儒、道、法、墨,名、形、兵,等等诸子百家,各展其理,各展其慧,各展其精,达到了人类认识世界之科学的一个巅峰。
三是,从社会演进发展阶段看,中国当时社会正处于民族大融合,并归于一统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不论是屈原投江的楚歌悲放,还是孙子兵学运筹帷幄,抑或秦皇统一六国,都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必然演绎。
四是,而在这一演绎进程中,说到底,都是中华文化发源的认识理念与社会发展阶段必然要求的“阴”与“阳”、“物”与“神”之结合的探索发展。最终的结果,则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中华疆土的大一统。
五是,这是中华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次革命性的飞跃,“书同文,车同轨”,中国的历史演进进入了一个崭新发展阶段。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走向一个逐渐向上拓展的时代。
六是,这个阶段,所体现出的,不论是“物质成果”,还是“精神成果”,可以说都已化成化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并继续传承发展着,比如中华的“大一统”思想;“一个中心而又多元”、多民族进一步融合的“和谐与共”的思想;坚持“忠孝担当”的伟大“爱国主义”和崇敬英雄主义的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依律而行、歌抒“公平正义”的思想;“非礼弗履”,“以制数度”,倡行“天大法大”的思想,等等,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之理想寄托与追求,继续演绎发展着。-----我想,这里是无需例举说明的,人们一定会在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中,找到答案的。
(二)如何认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儒学思想的继续传播?
一是,秦统一六国,依靠的是“法家”。历史上把“法家”与“儒家”相对立,是对孔子《易传》儒学思想的“误读”。----当时在秦国以“法家”思想帮助实现统一的那几位,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强调律法,是正确的,但排除儒学的“仁治”思想,只讲法严,不讲仁德,则是错误的。由此,就导致了中国封建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王道”与“霸道”之争及其演绎。
二是,所谓“焚书坑儒”,“坑”的一定是对抗“变法”的那些“假儒”,而决非是“真儒”。不然,今天的中国人就不可能再读到《伏羲图》、《易传》、《四书五经》了。
三是,历史几经证明,中国不同于欧洲的“神权封建统治”,拒绝“民主”,彻底独裁;而是在封建制度下继续传承着“易儒文化”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正是因为如此,尽管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但其发展仍然展现了极大的优势。这在前面我们列举了“五条”为证。现在需要讨论的是:
(1)儒学的这种依托于封建社会制度的演绎,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与时偕行”的必然,还是“逆时代”发展的反动?
(2)把这种儒学理念的规范,完全说成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吗?
如果这样定性“儒学思想”----为专制制度服务,那么,“五千年中华文明灿烂辉煌”之谓,该作何解释?
试问,如此一来,这一说法还能成立吗?这岂不等于说“封建制度无比辉煌灿烂”吗?-----须知,虽然两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其终究是不同的两码事、两个不同的概念。
(3)《谬文》说,“孔孟‘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这是最典型的“伪命题”。
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以“民本思想”为其价值诉求和治国理的社会制度,恐怕很难再把其定性为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了。
这样看来,“谬文”作者玩文字游戏玩出了“笑话”。----这就是:它一方面承认,儒学的核心价值是“民本思想”,而非“专制与等差”;一方面,又说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专制与等差”。 或者,一方面说,“孔孟‘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 一方面又说,“孔孟之道的核心价值是专制与等差”,即“民本思想”=“专制等差”。这不是典型的逻辑混乱,语无伦次,自相矛盾吗?
实际上,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因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孔孟之道”(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可避免地文化传承),而使有些统治者开明睿智豁达,进而能使其做到“国盛文昌”罢了;但这并不意味、也并不等同于,中国的封建皇帝,皆是以‘民本思想’作为“帝制的根本法则”的。-----如果是这样,又怎么会有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吃人”的残酷剥削压迫“黑暗”的一面呢?
(4)谬文作者观点,为何会发生这样的逻辑混乱?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和使用的“话语系统”,不是中华文化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与语言系统。
这尤其表现在对“民主”价值体系的认知上。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皆将“民主”看作是“人民利益意志的体现”,而政体的具体形式只是一种保证,可以多样性。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把“普选”和“多党的议会制”看作“民主”,而是把“劳动的解放”看做民主。同样,在中华文化中,是把 “ 说之大,说以先民,民劝矣哉”,“与朋讲习”,“议德行”,“以多识前言往行”,除旧布新, “天下为公”,“以同而异”,“容保民无疆”等等,看作是“践道行果”之“民主”思想的根本体现的。
而这一切,在《谬文》作者看来,皆不符合“西方民主”的标准。这些人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逻辑难题”。 他们无法否定儒学中的“民本思想”、“民贵君轻”思想,于是,他们就只能炮制出一个“孔孟‘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的伪命题,并编造出“专制与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的另一个伪命题。------这种反历史、反科学手法,尽显无遗,这就是背弃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悲哀!
(三)中国的发展,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逐渐走向落后衰败的根本原因的探讨。
-----这是一个理论界史学界至今未有厘清和回答清楚的问题,所谓“李约瑟之谜”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解与迷茫。
首先,人们要问:“谬文”的回答正确吗?
且看“谬文”的说法: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体修习“民贵君轻”的读书声中,中国落伍了。如今中国为什么醒了?这应当归功于儒家的边缘化。群体性的觉醒推动了国家精神要素的全面改造。
把中国的后来落后,归结为“集体修习“民贵君轻”的读书声中,中国落伍了”----这是根本违反中国“人文思想”延续变迁和历史发展客观实际的“伪论”。
必须指出,“谬文”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绝对性的机械“对接”,这是反历史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
人们知道,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经奴隶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渐变与突变的过程,而被划分与称之的不同社会形态,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都不是“纯粹和绝对”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状态。
而之所以会有不同社会的称谓,只是在这样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已----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社会的性质。
人类社会的演进,事实正是,古希腊的奴隶制社会,有“民主”的出现和存在;封建社会有“奴隶制”存在的“尾巴”,更有资本主义因素(生产力与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封建主义的“尾巴”、更有社会主义经济条件的发展,并由此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看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如此,既坚持公有制,也允许私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并可以建立混合所有制,等等,这才是一种人类社会向前演进发展的规律与常态。
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即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可是社科院的笔杆子们,却发出以下的责问:如果孟子的“民贵君轻”可以定性为“反专制”,那么众多皇帝的“民贵君轻”又当如何定性?难道“民贵君轻”既可判定为“民主”,又可判定为“专制”吗?
请问,这段话不明明是在拿“社会结构”的“绝对性”来说事,不承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发展“常态”吗?
其实,如何定性“民贵君轻” 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性质? 就社会的结构类型来说,那就要看何者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是“皇权专制体系”,而这一“民贵君轻”的理念,无疑会对“皇权专制体系”的社会走势发生影响,但对社会性质的定性,不会发生根本影响。或者说,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发展常态看,人们决不可以因“民贵君轻”人文理念的存在,就把“孔孟‘民本思想’”看作“是帝制的根本法则”。----这是混淆了“你”与“我”的根本区别,也不懂何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决定着社会的性质。所谓的“孔孟‘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的判断定义,是不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虚假概念”,是地地道道的“伪命题”。
-----人们不明白的是,这些都是最简单的“常识性”问题,为何国家的“社会科学学术机关”中的一些人,会如此的制造逻辑混乱,大搅浑水?
第二,必须看到,在中国的长期封建制度下,一直存在找“民主与专制”的博弈与斗争。
无疑,当时中国的社会还走在“封建主义”发展阶段的道路上。但是,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乾坤运转,道法自然”,传承的是易儒“天地文化”。
因此,一方面是,统治阶级要维护封建统治,追求其阶级利益诉求而实行“封建专制”;一方面是,“天地文化”要求传播“天道大律”的“民本思想”的人文理念。-----由此,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就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形:
(1)“王道与霸道”治理之争,而由此导出的是盛世与衰落的更替轮换,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不断地改朝换代。
(2)“民本思想”的人文理念,传之广泛深入,与“民本思想”的人文理念的被压抑扼杀,之轮替交换演进。
(3)这里有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忽略不计的。不仅在官场,有孟子的“民贵君轻” 的儒学思想的传播-----而这一孔孟之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些官员的“信条”,乃至到宋明以后,有的仍在忠贞恪守践行。如包拯,敢施“天子犯法,与民同罪”之律法;如海瑞,高呼“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体现着施政为民的“以民为天”,“容保民无疆”的人文理念,等等范例;而且,在文学艺术界,有李贺李商隐的“反皇权思想”诗歌的传代----这还可上溯到曹植的“洛神赋”,以及陶渊明“田园诗歌”、竹林七贤的“抗君命”之正义豪歌,等等,可以说追求“民主”与“平等”,乃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一个重要流脉-----毛泽东称“李贺是英俊天才”,在晚年病重期间,还在研究李商隐的诗歌,为什么?因为二李的诗歌不媚俗,敢言“帝恶”,追求的理念是“民主与平等”。有人说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儒学中没有民主,不是罔顾历史事实吗?
(4)必需知道,在封建社会下的“盛朝”,从秦皇汉武的述武开疆,到唐代的开放开明盛名远播,清“康乾”雄踞天下,当可歌可赞;但这些王朝仍然都是封建制度的“家天下”。
而这些王朝之所以会走出“盛朝”康路,正是因为主政者坚持了“民贵君轻”的“仁怀天下”的孔孟之道。同时,也正是因其是封建王朝“家天下”,虽行“王道”,却并不能因此就会改变其封建阶级政权的性质。
或者说,王道与霸道兼行,是封建王朝时期的两大治国理念,在封建制度下主要行“王道”者,无疑可以减轻封建统治的“残酷”,但却不能因此改变其封建阶级统治的实质。-----这难道是一个不能厘清的问题吗?对这段长期发展的历史,我们必须做出客观事实求是的分析,而决不能用某些“特定概念”去裁剪客观实际。-----承认其辉煌的一面,意味着我们不能因其是封建制度,而不去研究其正面经验并继承与发扬;同时也不能它有过“辉煌”,而否定其“黑暗”的一面,不分“主导”与“非主导”,无原则地将其定性为“孔孟‘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这是混淆是非,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和历史唯心主义喧嚣。“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是也。
第三,中国的发展,由领先世界,到走向落后,根本原因是“天道神化”的结果。
而不是所谓的“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体修习“民贵君轻”的读书声中,中国落伍了。”----这是对历史发展演进的“无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不是即时发生的,而是在“儒学价值诉求”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诉求”,长期历史博弈过程中,展现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盛你衰,你胜我衰”的发展走势的。
易儒文化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科学宇宙观和“天下为公,容保民无疆”的“民本思想”的价值道德诉求,始终存在着被“正确解读”和被“曲解误读”两种倾向。
而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巩固,在“皇权”中,在士仕中,在普通民众中,虽然对《易经》《儒学》的“正确解读”一直在延续;但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一些御用文人对“儒学”就竭尽歪曲之能事,将“真儒学”篡改为“假儒学”。
历史上最有代表的人物是,西汉的董仲舒班固和宋程颐朱熹,他们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科学观,篡改为“天人感应,天理神化”之神学,将其引入儒学,史称“新儒教”,使儒学发生了“质变”。这时的“独尊儒术”,已不是“乾坤运转,天道自然”,而是神权统治,封建迷信,是“天子代天行道”的皇权的绝对权威,和“三纲”的“绝对权威”,“五常”也必服从于封建等级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关于这种神权思想,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后边专列一节讨论。这里先指出这样几点:
一是,自“天理神化”的“新儒教”产生后,这一神学人文理念,就成为人文精英界的一种共识、被接受和传播,就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压榨统治劳苦大众的精神工具和枷锁。
二是,英国地理地貌科学家李约瑟,遍访中国大地,有一个问题让他十分不解,即当时的中国,自宋朝以后,不能论是科技水平,还是“市场”的发育程度,抑或是总体的经济规模实力,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工业革命不能在中国首先发生呢?而且,后来竟至落到世界最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可叹,直到今天,没有哪位中国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始终留作“纷纷纭纭”尔。
笔者愚见,答案就是,“天人感应,天理神化”之神学,引入儒学,史称“新儒教”,使儒学发生了“质变”所致。
三是,“神学”绝对权威,等同愚昧。这一观点,可以由欧洲的经验得到证明。欧洲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文艺复兴砸碎了“神权统治”的锁链,是思想得到解放的结果。
这里,我们还可以多说几句。今天的西方,正在由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走向反面,他们正在把“人权民主自由”的权利加以“神化”,成为一种“神学绝对权威”。在西方那里,一切都是“上帝赋予”的。孔曰:“君子以饮食宴乐”,“民以食为天”,无疑人的“生存权”是天生的权利。但是,“民主平等自由”,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后天形成的社会学概念。把这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概念,也说成是上帝赋予的“天赋天然权利”,岂不是对“社会科学”的命题逻辑理念的极端蔑视和颠覆吗?如此,世界上还需要什么“社会学”的科学研究,岂不一切都可以用“上帝神学”去解释去包装,人们只要“信上帝”,一切皆听命于“上帝神喻”就可以了吗?今天西方的价值理念,正在被“神化”,走向“愚昧”。而用这种绝对权威的“神学理念”去为人类“洗脑”,只能使人类失去理智,成为呆子疯子,成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工具。这不论在美国本土,还是在世界其他各地,概莫能外,等待这些国家的,只能是落后衰败,无一可以逃脱这一悲惨的命运。----也许需要几百年,只要推行和固化这种“神学绝对权威”理念,就不会有别的结果。
四是,关于中国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它的“革命性”与“愚昧性”并存。
我们已讲了,中国易儒科学人文理念,经“董班程朱”的“天理神化”,将“儒学”篡改蜕化成“神学”的绝对权威的“新儒教”,中国的人文探索就开始失去“理智”,“新儒教”也就成为扼杀科学的绳索,而成为迷信皇权,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御用工具。
当然,“易儒”之人文与科学价值理念,是个逐渐消减的过程。尤须知道,在中华文化源头,还有个“盘古开天”,“人神合一”,“(奉)封前人为神”的绝对崇拜的“文化劣根性”(后面再解)。于是,在封建势力包括皇权和御用文人的主推下,“新儒教”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覆盖统治了整个中国精英界,尽管中国曾辉煌曾强大,但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中国社会越发展,思想越窒息,巨大的“反作用”,却导致了中国社会制度的“腐朽与衰败”。
“打倒孔家店”----这个“孔家店”,虽然还“姓孔”,实际上它已是以取代“伏易孔儒”人文理念的“董班程朱”的新儒教。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打倒孔家店”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它实际是对封建文化意识的一次大扫荡。呼唤“民主与科学”,正是宣告与“儒学神化”新儒教的彻底决裂。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个事实上和本质上,才具有不可磨没的光辉和进步性。
但是,“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说明,那时的人文精英界,对“真儒”与“假儒”是不分不辨的。误将“董班程朱”的新儒教,当成了易儒文化的孔孟之道。结果就带来了两大问题,也可以说是两大盲点、两大愚昧。
一是,如果将中国的五四运动,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这次“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个很大不同,这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并将其作了适应现代社会的“改造”----英国的宪政运动;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却未能从中国的古文化----“易儒文化”中找到自身发展的“本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升华,反倒是“打倒一切”,“打到老祖宗”、“打倒孔孟之道”。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一大愚昧。又可以说,从那时以来,直到今天,在文化精英界,依然存在“正谬颠倒、浑说世界”的乱象怪象。例例履履,不胜枚举。社科院的“专制与等差是孔孟之道的价值核心”之谬文,就是一典型例证。
二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易儒文化,这是孔孟之道。因此,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是必要的必须的。但是,向西方学习决不是要否定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不是“刨根换种”,全盘西化,而是要走适合中国文化本色的中国道路。仅以政体制度为例,它是民主的,又必须是“垂直体系”的民主形式的,因为中国自秦统一后从来是“垂直郡县制”的社会结构体系,而不是“城堡联邦”社会结构体系----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遗憾,遗憾,可悲,可悲。中国精英界,自“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后,一方面致力于反封建;一方面,又盲目迷信西方,失去了“中国文化的自信”。尽管伟人毛泽东一再呼吁和告诫,“要破除迷信”,“月亮不总是外国的圆”,“要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是人们看看,远的不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是怎样的狂风恶浪汹涌,今天中国的精英界,中国的舆论阵地,又有多少人从“中国的神学迷信”又在走向“西方的神学迷信”,或者“西方迷信”与“东方迷信”,两者兼行兼有啊!
这是为什么?这难道不值得一切有良知的人,加以厘清、抵制和反对吗?
五,必须进行全民族的集体反思,破除“文化劣根性”的一面,依靠“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对《山海经》的误读,是“中国迷信”的来源,必须自觉地剔除中国文化中这一“劣根性”的一面。
-----这个问题,是前面已提出来的,还没有回答的问题。现在来作回答。
据考,中国文化的源头,不仅有《伏羲创易》----无文字时代的《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即后来的文王演易,孔子释易,老子说道之“易经为五经之首”的文脉流传演绎;也还有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山海经》----“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而今”的文脉流传演绎。
这是研究中国文化起源,不能不加以分辨和厘清的问题。
《山海经》是先秦重要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全书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8卷,《大荒经》5卷。内容包罗万象,主要记述古代地理、动物、植物、矿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寓言故事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共工撞天、羿射九日等。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已无从考证,普遍认为其并非成书于一时,也不是一个作者写的。据《汉书·艺文志》载,《山海经》,大体产生于“尧后的舜禹”年代。
须知,中国初始并无西方如“上帝”神那样的宗教崇拜。如若与耶稣比,中国的神,当属伏羲,或文王孔子老子。但这几位先哲,有籍可查,明明是人而非神。事实上,中国人从来未把他们当做神来看待(老子后来被道家奉为祖师爷,那是另一个问题)。
在那远古时代,人类包括生活在华夏大地的先人,也不可能没有对“神力”支配一切的猜测遐想。而这一切,都是要寻找与回答:天地人间万物谁造?那时及后代,智慧与愚昧同在。中国最早的神话传说,是“倏和忽”、“帝江”,“盘古开天”。盘古,神力无边。----见《山海经》(据百度资料记载),下面摘录几段:
“盘古神话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
“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宇宙诞生之初,有一先天混元之元灵,灵窍初开,渐具神智。这就是最最最早的‘创始元灵’,创始元灵有四个徒弟,老大鸿钧,修‘玄清气’,老二混鲲,修‘玄灵气’,老三女娲,修‘玄空气’,老四陆压,修‘玄明气’,合之则为‘清灵空明’。后人分别尊其为鸿钧老祖、混鲲祖师、女娲娘娘和陆压道君。”
“诗云:鸿钧老祖第一仙,弟子盘古初开天。先有鸿钧后有天,陆压道君还在前。”
我们已知,伏羲创易----《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揭示的是宇宙爆炸,阴阳裂分,化分化合,乾坤运转,万物生生息息的科学宇宙观。
实际上,《山海经》也是一部科学奇书。-----盘古开天,盘,旋也;古,初也。鸿钧、女娲、陆压、道君,等等人名神讳,都不过是宇宙爆炸初始时期自然自然现象的“指代”。
可惜,在有《伏羲图》于前揭示了“宇宙爆炸,天地开辟”宇宙信息科学观的条件下,后世的人们仍多是以“神”来作诠释《山海经》,实是一大遗憾。
且看以下具体解析:
看:“盘古神话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
------ “万八千岁”,不过是一种“时空无限”的比喻。“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
而“盘古神话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不就是说的,宇宙爆炸,阴阳裂分,盘旋之初,“浑沌如鸡子”,阴阳运转,鸡生蛋,蛋生鸡,难分先后,由此“天地开辟”的吗?
再看,“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
------“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这不就是讲的,阴阳能量运转,化分化合,滋生万物,“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天地形成吗?
而天之于人,岂不就是“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吗?
再看,“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并非是作为人或神之“盘古”,而是指“阴阳二气”,由宇宙爆炸而生之“盘古”;“垂死化身”,非指人或神之“盘古”的“垂死”,而是指“阴阳二气”的“化合”而“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
至于,“左眼为日。右眼为月。” 以及“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也不过都是讲的,阴阳化分化合,天上星辰日月,地上山川万物演化的一种“揭示”之表达;总之是,“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这难道不是一种近乎完全“科学”的一种诠释吗?
再看,“宇宙诞生之初,有一先天混元之元灵,灵窍初开,渐具神智。这就是最最最早的‘创始元灵’,创始元灵有四个徒弟,老大鸿钧,修‘玄清气’,老二混鲲,修‘玄灵气’,老三女娲,修‘玄空气’,老四陆压,修‘玄明气’,合之则为‘清灵空明’。后人分别尊其为鸿钧老祖、混鲲祖师、女娲娘娘和陆压道君。”
“诗云:鸿钧老祖第一仙,弟子盘古初开天。先有鸿钧后有天,陆压道君还在前。”
----- “宇宙诞生之初,有一先天混元之元灵,灵窍初开,渐具神智。这就是最最最早的‘创始元灵’”。
此“元灵”何也?又何为“灵窍初开”?对于古人的上述表述,似可理解为宇宙爆炸原初的“第一推动力”。 而并非上帝之手。
几千年前的古人,已说出“宇宙诞生之初”之谓,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今人能够解释这“第一推动力”是什么吗?“灵窍初开”不就是讲的宇宙爆炸之原初吗?
何解“创始元灵有四个徒弟,老大鸿钧,修‘玄清气’,老二混鲲,修‘玄灵气’,老三女娲,修‘玄空气’,老四陆压,修‘玄明气’,合之则为‘清灵空明’。后人分别尊其为鸿钧老祖、混鲲祖师、女娲娘娘和陆压道君。”
------“老大鸿钧,修‘玄清气’”,似可理解为宇宙未开初开之“元灵”; “老二混鲲,修‘玄灵气’”,似可理解为具有“阳能”性属之能气;“老三女娲,修‘玄空气’”,似可理解为具有“阴能”性属之能气;“老四陆压,修‘玄明气’”, 似可理解为“阴阳交合”地球形成,而“陆压”,正是“修‘玄明气’”,乾坤朗朗。
而“合之则为‘清灵空明’。后人分别尊其为鸿钧老祖、混鲲祖师、女娲娘娘和陆压道君。”
-----这种老祖、祖师、女娲娘娘、陆压、道君”之称谓,确有人名神讳的意味。但是一句“诗云:鸿钧老祖第一仙,弟子盘古初开天。先有鸿钧后有天,陆压道君还在前。”不就已将,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合之则为‘清灵空明’”之“道君还在前”的那种“天地形成,乾坤运转”,依道而行之“天道自然”、“天道大律”,已勾勒得一清二楚了吗?
然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今天可以重新科学解读《山海经》,但我们不能抹杀“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而今”的历史文化传承。也就是说,对“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而今”的历史文化传承,人们只能去做科学分析,以辩正谬,而不能“闭眼不认”,否认其历史存在。
从上述记载,人们可以看出,中国先人,对天地开辟的想象,有三大特点:一是,不以一神设之,而是以感见天地万象设神;二是,此神,说是神实是人,不过赋予其“人”具有想象之“神”力;三是,不以初“神”定格,而是以其“神”力血脉连递传承之。
于是,人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的“神”都是人,都是后人封前人为神,或自我转化“升天”为神。说中国人没有对神的崇拜,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但这个对神的崇拜,由上述三个特点决定了,归根到底,是对天地的崇拜和对英雄杰人的崇拜。然这种崇拜,也传承着视先贤杰人为“神”的“绝对权威”的“盲目崇拜”迷信。这就是中国文化传承中“劣根性”的一面。
事实正是,从《封神演义》,以及各种文学作品中对“神”的形象描写,再到中国大地上的宗祠庙宇所供俸的“神”,无一不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对国家民族有过重大贡献的“先人”的景仰缅怀。甚至家族祠庙,也是祭拜有过“历史英名”或行“天道正义”的祖先的缅怀崇敬,继承遗志之意旨也。
所以,我们决不可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这里,有两个方面,应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对中国历史文学著作,要从中汲取“爱我中华、锄强扶弱、反对封建、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营养,同时又要要摈弃其中的封建糟粕,以扬“易儒文化”的天道本源。
一是,对宗祠庙宇要以敬畏之心,悉心保护,因为,它首先是中华民族祖先的英路足迹的历史留存,从岳飞祠到关公庙,等等等,莫不如是。今人旅游瞻仰古迹,尤其要对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献身的英烈的祭祀堂馆,应怀抱一份崇敬之心,去跪拜先人,以找寻“失却的东西”,将“一心为民,勇于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传承。同时,人们也发现,今天许多祠堂庙宇,人群络绎,香烟袅袅,这里无疑会有缅怀先人继承遗志的情怀寄托;但也不能否认,这里相当多的人,是怀着“神人保佑自我”的一种心态而去跪拜的。这是什么?这是迷信。而这种对“神”的迷信,正是中国文化传承中的一大“劣根性”。
可以说,对这一“劣根性”的认识,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界,认识是不自觉的,不仅历史上曾经成为捆绑人们的“精神枷锁”,而且在建国后、改革开放后,也是一股强大的文化源流,起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
有人说,“文革是造神运动”(请注意,此处不是全面解析文革的是非正谬),并把责任完全栽陷在毛泽东头上。这是有违客观实际的,反历史的。毛泽东当时就严词斥责“四个伟大讨嫌”,他只说“我只是一教师”----导师,博士导师之谓,今天不是各业各门多如牛毛吗?导师,就有“绝对权威”吗?“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定律。人们何以把“个人崇拜”的迷信狂热,归到毛泽东头上?毛泽东的威望不是“人为树立起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有一些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蒙冤,至今耿耿于怀。----我要问问,所有知识精英们,你们有谁指出过“中国人神崇拜”的文化劣根性,并进而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盲目崇拜”,而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要破除迷信”,“不信神仙和皇帝”,“而要相信真理”?不去自我反思,怨天尤人,栽赃陷害,算哪家子“门类”?
这里顺便说几句关于宗教的话。何为宗教?宗教不过是在那初蒙无力识天的年代,人类对天体自然运动“神力”的一种臆测和想象,是人类在其发展中所追求的一种心灵寄托与慰藉。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宗教演绎的教义,无不以“献身集体”为神圣,不论天主基督的神主耶稣,还是伊斯兰的神主默哈默德,抑或是佛教的圣主释迦牟尼,皆是如此。基督讲“罪赎”,愿为他人负罪;佛教讲“普渡众生,自觉觉他”;伊斯兰讲反对暴力,和谐相处。凡是违背这样“教义”宗旨的,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皆被视为邪教,共愤共讨共除之。-----美国人今天把侵夺别国人权主权,乱杀无辜,说成是“上帝赋予的天然权利”,这是不是地地道道的邪教呢?
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只是反对对“神”的迷信崇拜,“不信神仙和皇帝,要靠自己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宗教,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共产党从来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也从来反对以“宗教名义”进行国家分裂活动和暴恐屠杀无辜生灵。美国为什么要支持这种人类共同“宗教教义”的丑恶行为?在美国当政者那里,是无“正义”可言的。
还须指出,中国本源文化中,的确没有外国那样的纯“宗教”。中国有的是科学与信仰(宗教)的统一。伏羲创易,盘古开天,都揭示的是,宇宙爆炸,天开地辟的自然道律,中国信仰祖脉传承,敬祖拜天。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和源。动不动就说“见上帝去了”,这是舶来文化,其实佛教也是舶来的,连孙悟空、“道上老君”,也都皈依“如来佛”的佛门之下了。-----中国人的口头禅是,天公地道,要问“老天爷去”啊。
中国人的信仰,是纯真诚真的----天地崇拜。然从本质上说,中国人是讲“道法自然,与时偕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信仰,是“依势而行,求真求是”,“行道为德”,是也。所以,进行全民族的集体反思,彻底破除文化传承的“茫目崇拜,迷信权威”的“神化偶像”的“劣根性”,乃是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理念和世界观,是相通的、一致的。对此,我们后面在解读。
(二)“天理神化”论,开启于西汉董仲舒班固、继有宋程颐朱熹,由此“易经儒学”,被篡改为“神学”新儒教。这是中国本源优秀文化传承的反动,也是中国发展走向落后衰败的文化根源。
第一,对董班程朱理学新儒教“天理神化”论的简介。
对于史称的“天理神学”的“新儒教”,其四人的论著,人们可以自己去查考。这里,简要说一下董仲舒。他有个著名的“天人三策”论。这是答武帝策问“贤良文学之士”的三个对策。其从“天人感应”说出发,论证了“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一套办法。择要,介绍有三:
人们知道,易儒人文理念是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遵天体运行规律----依道而行的科学观。
然而,董仲舒之所谓的“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所做的“比附论证”,就是“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
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并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这句话并不错,错在他认为:“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还认为,“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
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就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威,构建封建皇权专制统治权威,提供了理论文化支撑,形成了“神权皇权合一”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其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论。
由“天理神化”论,孔子儒学已被篡改为伪儒学。
一方面,使“伪儒家”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政权)的合理性作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次依托君权(政权)来确立“伪儒家”的正统地位。
一方面,“伪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伪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伪儒”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伪儒与权力的结盟,使得“伪儒”之“新儒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注意,政教结合归一,正是欧洲神权统治的黑暗。新儒教,还说不上是神教,但“天人感应,天理神化”论,已是“神权”统治之神化了。
其三,天道人伦,三纲五常论。
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这本是那时社会一种自然状态的描述。
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
注意,三纲五常论,并非出自“孔孟之道”,而是出自董仲舒的“天理神化”论
-----这就是,在西汉以后,“新儒教”盛行于世的大体思想理念,亦是导致中国思想窒息,中国发展落后的根本文化原因。
第二,围绕“天地起源”,及其“哲学价值观”,新儒教的曲说与篡改。
一是,首先要知道,这一“篡改蜕变”是有个历史发展过程的。
以下,为笔者的一家之言,并非是学术界的共识。------
这就是,把《伏羲易》、《易传》、《道德经》,统称《周易》。这实际上,已为曲解中华科学宇宙观与人文理念,开了方便之门,并在此基础上由“天理神化”新儒教取代儒学,将孔学“阉割异化”为封建意识形态。
这是个复杂演绎过程。本来汉代初期将伏羲创易、文王演易、孔子释义、老子说道,统称为《易经》,列入“五经之首”,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易经》列入“五经之首”,就意味着承认《伏羲创易》在前,中国文化之发端,在《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
可是,人们看到,在古籍记载上,尤自西汉起,唐宋以来,易家们几乎无不将《伏羲易》与《周易》相混同、相割裂,以《周易》代之一切“易说”。甚至将老子的《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非依文王之卦解,而是另立道统。),也包括在《周易》之内,如此等等,逐渐将《伏羲易》淡出人们研究的视野和领域。
为何会如此?我的研究考证是,把文王演易,即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之谓名赋义,以及标示着“易解”的一切诠释,包括《伏羲图》、《易传》、《道德经》,皆列入《周易》范畴,很可能是与史料记载,尤其是与《史记》只记载“伏羲演八卦”、《汉书·艺文志》记载“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有关。即有些史家据此认为,认为周文王是《易》的始创者。显然,这是误解。
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略载。若果真事实是“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记载不错,那么,由史籍所记载传承的《伏羲先天图》,何不称之为《文王先天六十四股方圆图》,却仍要标明是《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呢?
我以为,界定《易》即《周易》,是很值得商榷的。如前指,这除了涉及到中华文化起源的问题以外,还涉及到如何看待和解读《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以及能否正确解析中华“易儒道”人文理念的问题。
是的,从事实上看,将文王武王的卦爻辞称作《周易》,无疑是正确的(爻辞,孔子基本未解,笔者也未考)。但须知,这个《周易》,如同《连山易》、《归藏易》一样,它是随时代变迁对《伏羲易》所作的文字解说,而非自创的独立体系,更非《易》之源头。它不过是承袭的《伏羲易》的演进与发展之诠释。此其一。
是的,孔子的《易传》,无疑承继的是文王对《伏羲图》谓名赋义的逻辑体系,将其列入《周易》范畴虽然可通,但孔子“解说”的文字,实际是对《伏羲方圆图》内存信息的最完整最科学的阐释,且大大超过了周文王“演易”所达到的认识层次与高度(我的《破解六十四卦天体运行密码信息》一书有详解)。因而,只把孔子《易传》,看作是《周易》的组成部分,而不把它看作是《伏羲易》的组成部分,既逻辑有失,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孔子写的《十翼》,曰《易传》,而非曰《周易传》亦可证也。此其二。
更重要的是,孔子的《易传》解“卦”、析“象”、书“彖”,是依《伏羲图》“地绕日行”爻爻卦卦的运行规律-----(这里有:爻爻递进律、昼夜循环律、上下互换律、错综交合律、渐突革变律,即卦爻运转排列律为吾之发现),而其书写的每句每字,既非随想随意所书,亦非依文王所赋“卦辞”的表层字义所作的解读诠释。而其所依的“五律”,即为地球自转与公转之道律。
然而,这是古人也没有完全弄清楚的问题。据我考,自“伏羲创易”以来,这样解读《伏羲图》者,唯孔子也,恐无有二。这包括文王与老子,他们虽知宇宙爆炸、地绕日行,但对其运行规律之通变并无详考细述。
至于后来“解易”者,更几乎无人知晓。而将《伏羲易》、《易传》、《道德经》,皆看作《周易》,从而使“伏羲创易”----《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淡出人们视野,或者说,易家们只知从《文王演易》、《易传》、《道德经》的表层字面含义去理解与诠释,而并不谙不知《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所储存的天体运行的密码信息------天道大律。这恐怕是一些“易家”们误读曲解中华易儒人文理念而成为“伪易腐儒”的重要原因(后面详解)。此其三。
反思历史,无疑“易儒文化”之本源价值理念始终存在,并展现了其强大生命力,故而创造了五千年文明灿烂辉煌。但是人们也必须承认,由于将《周易》等同、并涵盖一切“易说”,忘却或抛开《伏羲方圆图》,只说“周释”,不说“易源”,成为后世的一种传统主流认识。
如此一来,在正谬博弈中,便产生了史上所谓的“天理神化”的“理学派”之曲解误读,即把《山海经》盘古开天之神话,“拟人化神”、“封神演义”、“封人为神”的糟粕,引入儒学之异化篡改与蜕变,使真儒变假儒,谬种流传,进而使中国之强盛更替反复,并逐渐走向衰落(详解见后)。
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人们只注重《易》之“文字”诠释的表层含义,而忽略“无字图”所储存的密码信息,才造成了后来的许多“易解”,离题万里,谬误流传。
二是,关于何为中国的考证。-----行“中庸之道”之国也。
何为“中”?太极图“黑白鱼眼”(即《伏羲方圆图》“震巽两卦”) 由宇宙圆体“爆炸远点”向外闪射的阴阳能量的延长线之象形字。古太极图有此标示。“中庸之道”之本义,是指“中”之“用”也。何为中国?其“中庸之道”本义,意味着“中国”之谓,是行“天道规律”之国也,而非有些人理解的“中央王国”之义。
我以为,对这一基本概念,也是应首先予以一辨的。而且,这与清除“天理神化”理念,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理念也有着根本性的关系。
据查,史学工作者对此多有研究考证,中国之称谓,一般认为起于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那时有的器具上,即有刻“中国”二字名号的。
但几千年来,从七雄争霸,至秦统一,秦汉唐宋元明清,皆以朝代名称谓之。虽“中国”之概念,始终存在于社会意识中,但其正式名曰“中国”,则是起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也不是直呼“中国”,而应是指“中华之国”之简称。
因此何为“中国”,至今并无统一共识。主要是有这样几种看法。
一种是“地域论”。认为“中国”之谓,起源于氏族社会村落聚居,“‘门开均朝向中心广场’,演进为城郭建筑为‘四方形,广场空旷’,酋长或‘王’居住其族人活动中心”,进而由建立诸侯国,争雄争霸,管辖范围边际扩大者,也就认为其国家为中心国。此即“中央帝国”的由来。
一种是“文化论”。认为“中”是象形字,殷甲骨文有记,是“龙山社会文化的产物”。其中,又有“天帝”论。以《史记·五帝本纪》证:“舜从河(河南)之南之‘中国’去接天子(王或共主)位”;“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为焉,是为帝舜”。此称“河源文化”。
其中,也有认为是“天道论”的。中华民族敬祖拜天,是天地文化,高远圣达,“中”是一种道德文化高尚的体现和标示。这在有的学者考证中,引古籍记载加以证明。又,何为“神州”?查《百度》介绍,其只说到,这是指中华大地,并无解何以称“神州”之故。
那么,到底该怎样解读“中国”这一概念,及其不同的解读对中国文化理念认知的影响呢?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三种情形:
一种是,由地理族群国家自然演进而来的“地域论”,其认同的是“中央之国”的理念。
一种是,由“盘古开天”之“天神”而来的“天帝论”,“ 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为焉”,“自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而今”,是也。而“神州”之谓,亦是来源于“盘古开天”神话传说起源的定位。
再一种是“天道论”,虽然未见详解,但认为“中”是一种道德文化高尚的体现和标示,已可证之。
由此我们又看到,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发展过程中,自命“中央帝国”和“天子代天行道”的认同与影响,是长远深刻的;而对“中国”之概念是行“天道”,“是一种道德文化高尚的体现和标示”,则缺乏深入科学的解读,从而并未成为一种主流认知。反倒是,“中国”即“中央之国”的理念,更为流行
我以为,作为中国人,我们没有理由对何为“中国”不予准确定义。尤其要看到,正是由于历来不能准确定义何为“中国”,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消极影响却全然不知,这在今天看来,是否实在是说不过去、说不通呢?
那么,到底何为中国?让我们略加解析。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理念,不能不受其地理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其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成因,则是它的文化发端本源之固化。
如此,我们就会看到中国氏族村落家居多为“四合院”,史上城市建设,也多是“方圆”一体的形状,甚至中国古代的钱币也是“外圆内方”之状。那么,这种家居建筑结构,到底是由自然地理形态与族群生活需要演易而成,还是由其背后古老的《伏羲方圆图》文化传承所致?如果是后者,即《伏羲方圆图》的文化理念起着支配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所谓关于“‘门开均朝向中心广场’,演进为城郭建筑为‘四方形,广场空旷’,酋长或‘王’居住其族人活动中心”的考证之论,岂不是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吗?由此得出中国即为“中央之国”之概念界定,岂不偏离本义,去之万里,荒谬之至?
对此,我们还可以做点分析,史上中国,还称神州、华夏、中原、中华等。“神州”之称谓,前已说大概是依《山海经》将其看作是“盘古开天神话”之域解;“中原”说,应不是最古之称谓,以“中心论”虽可通,但以伏羲创易出在甘肃一带,文王演易与周建都在陕西岐山一带,皆非地处中心之中原。故,“中华”应是“中庸”与“华夏”合之称谓。事实证明,“中国”,非指“中央之国”。
再看“天帝论”,这应是从《山海经》“盘古开天”,“拟人化神”的绝对权威迷信崇拜而来。这一事实证明,所谓“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为焉”,也不过是对《山海经》的误读,承继了它的文化劣根性使然。当然,这只是一种一面一解尔。
若是将“盘古开天”做科学解析,如前指,盘,旋也,古,初也,《山海经》中的所有“人名神讳”都不过是宇宙爆炸初期自然现象的“指代”-----这样,“中国”之“中”,也如“伏羲图”、“太极图”一样,是“天道德伦”的象形字(后面详解);所谓“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为焉”这句话中的“中国”,就是一种来自天体运行的科学人文理念的体现;而其“天子”一说,则可看作是带有“神话传说”的迷信色彩。
考古,是发掘人类演进的真实足迹;对其“真实”不能否认,但需要进行科学解析。知“古”是必须的;不“考”则是错误的。
那么,到底对“中国”的概念,该作如何解读呢?“中”何谓?孔曰“中庸之道”,其义(后解)即是指,依《伏羲图》天体运转、天道大律而行践。故,华夏神州,天高地阔,文化古远,辉煌灿烂,可引为自豪。同时,对《山海经》“盘古开天”的人文理念,亦须做科学解析,还其“宇宙爆炸,阴阳旋动,天开地辟,由无到有,万物滋生”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扫除各种迷信。
结论是:中国,乃指行“中庸之道”之国,即行践“天体运行大道”之国也。
可惜,史上历来对中国多以“中央之国”来诠释,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谓“中央之国”,我们看到的是,导致了历史上不知多少仕士文人、帝王将相,盲目自大,自我中心,自我封闭,而使中华文化的科学理念走向衰落?!
我以为,这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基本文化理念问题,不能不作深刻历史文化反思,而加以“正名”的问题。
三是,关于“中庸之道”的正确解读与曲说。
前已指,《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名称是后人加的)是地球绕太阳自传公转运行图,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那时尚无文字。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很可能是社会认识的集体积累),以长横短划标示宇宙天地间的“阴阳”两大基本要素,组成“六十四卦”这一天体运行图。
前亦指,卦代表万物之个体;卦之阴阳六爻运行一周,代表地球自转一周;六十四卦运行一周,代表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方圆图》,不是“天圆地方”。方图(圆形转动展开视角之截面),标示的是某物某时所处的地域;圆图(运行轨道),标示的是某物某地所处的时间,两者是地球自传公转的时空(域)统一。它,储存着天体运行、万物滋生、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无尽信息。它,是无神论,是系统联系、阴阳交合、渐变突变、矛盾转化、对立统一、运行平衡的科学宇宙观,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之自然与人文理念科学流脉的真正源头。
何谓“中庸之道”?前已指,中庸之道,是指要依天体远行图,即《伏羲图》、《太极图》天道大律践行之。中,即太极图(鱼眼)与《伏羲图》(震巽)起源,宇宙爆炸、阴阳裂分、天地形成、运转方圆的象形字-----圆圈内一点(爆炸元点),向外辐射延伸,即为象形字“中”;庸,即用。
且看《四书》之《中庸》曰:“中庸之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何为“天命之谓性”?性,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之天体运行客观规律,道也;命,道位之必然也。“修道”是何?研究掌握运动的变化规律;何为“教”,开智也。故“中庸之道”的本义是,要求践行天道大律尔。
可是,宋大儒程颐却把“中庸之道”解读为“不偏不倚谓之中”呆滞僵化的做人说教。
这种把《太极图》、《方圆图》之象形字“中”----循中、践中、用中,行天道大律之本义,歪曲篡改为“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的所谓的“中庸之道”之“不越雷池一步”、“墨守陈规”之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庸人哲学,悲也。
所谓“不偏不倚之谓中”,不要说对“中”字含义的理解,与新华字典注释的字义相悖,仅以各种“中心说”来考察,人们看到,除了类似“神九与天宫一号对接”这种情形要求“不偏不倚”之外,其他如世界各国首都的政治中心,或其他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等等,不论从地理位置上看,还是从其所赋予的“中心”责任担当上看,所谓“不偏不倚谓之中”,都是不能成立的。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
如果以动态平衡的要求来看,用“中心点”作参照系,其走势也只能是,由不平衡到平衡、再由不平衡到再平衡、再再平衡····,哪有什么“不偏不倚”? 纯属虚假概念。
这种对“中庸之道”曲说误引,直到今天仍然充斥着我们的思想舆论界。
有位当代所谓的“中国文化国际名人”(余秋雨先生)居然在中央电视台“文明之旅”节目中,即以“不偏不倚谓之中”来界定“中庸之道”,说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可见程颐误解流谬之深。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也会常常听到“要中庸点”的劝教,令人啼笑皆非。
须重申,应知孔子的儒学植根于《伏羲图》与《易传》。试问,不懂《易》与《易传》,何懂“儒学”,何谈儒学?
可以说,从董仲舒班固起,史上一些所谓的大儒们,只知从表面字义去理解《易》与《儒》,其实,这些人并不真懂真知《易》之道律。甚至,将易道儒学的“中道天伦”、“道法自然” 之人文理念科学宇宙观,加以“天理神化”之曲解与篡改,使其蜕变为“封建文化意识形态”,即所谓的“新儒教”。也就是说。这恐怕正是造成后世之“真易与伪易”、“真儒与假儒”相混杂,是非不分,正谬不辨,谬言流传至于今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里,我们再对朱熹的说教,做一解析。
且看他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内下之正理。”
如果我们把“中”,看成是《太极图》、《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象形字,那么“不偏”其道,无疑可“之谓中”;而“不易”,若把其解释为“不离《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之道”而行,无疑可曰“之谓庸(用)”。
但若离开《伏羲图》来讲“不易之谓庸”,即“不变化”就是(庸)用,或者不尊《易》道,即为(庸)用,岂不荒谬绝伦?
那么到底何解?看他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明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这就是说,朱熹认为的“中庸者”, 即是“不偏不倚” 之呆滞凝固僵化思维行为方式也。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不偏不倚,之谓中”是“天明所当然”。这说明其所主张的折中僵化、因习守旧,反对“与时偕行”、革旧布新,岂不如程颐一样,显而易见,言之凿凿吗?而其引申之于维护封建秩序而不能越雷池一步,及至“精微之极致也”,这岂不比程颐说的“不偏不倚”还要绝对化吗?
百度,有人对朱熹的话,如是说:“这样,中庸一词的含义就是,中是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庸,则是说这样做,就是中道之运用。”-----这位,真乃了然其义,诠释恰也。
前面我们对何为“中”,已做过解析,对其“不偏不倚谓之中”,已证是一种歪说谬言。是的,当然不能否认,在行“中庸之道”( 践行天体运行规律之天道)过程中,要注意把握运动的平衡,因为人与社会行为,的确有不符天体运行之道律的现象。
“天道”,运动平衡,“物极必反”,因而其要求是:平衡---不平衡----再平衡,之于无穷。但这决非是讲的“不偏不倚”,也无所谓的“不偏不倚”。这种凝滞之“不偏不倚”的现象,非运动规律。
试问,天体运行,动态平衡,就不需要张弛于外、收敛于内,就没有渐变突变之运行走势吗?就不需要打破旧制、革旧布新,破旧立新,实现矛盾转化升级,不断向前吗?
因此,所谓“不偏不倚谓之中”,完全是对“中庸之道”,行天“道”而果之“德”本义的歪曲。事实是,所谓“不偏不倚谓之中”之“中庸”,是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本质内涵相悖的;与“大哉乾元,乃统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为地母,合德无疆”,“天地革而四时成,革而当,大矣哉”等“易学”基本道律原理相抵的。
为了彻底揭开朱熹这位大儒的伪学面纱,还其假儒的真面目,这里再插一段朱熹对“中庸之道”的另一说词,予以驳之。
作家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四书五经》,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目下,有以朱熹的话做的一段注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本来这是不值一驳的。既然作家出版社都引以为证,那就费点笔墨来说说。
前面,我们对《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已作了解析。即:“天命之谓性”,性,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之天体运行客观规律,道也;命,道位之必然也;“修道”,研究掌握运动的变化规律;“教”,开智也。故“中庸之道”的本义是,要求践行天道大律尔。
那么,朱注正确吗?不错,“喜怒哀乐”,情也。但什么叫“其未发,谓之中”?是指“其未发”之“性”也乎?而“喜怒哀乐”发之,又“性”也乎?
-----我们这是以《中庸》之朱熹辞谓,作的发问。这里再问:若以“喜怒哀乐之未发”来设问,是否“之已发” 即不“谓之中”了?
如此,那么请问,所谓的“无所偏奇,故谓之中”,又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如何对接?两者又有何关联?请问,这里要求的,到底是性之“喜怒哀乐”不过之?还是要求“性”之“不喜不怒不哀不乐”呆乎? 究竟要“衡度”到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状态,才算达到标格够“谓之中”?
而如此的“无所偏奇,故(才)谓之中”,岂不是与“中庸之道”风马牛不相及,胡言乱语、奇谈怪论、荒谬绝伦吗?
我说大儒朱熹啊,你这哪里是“释道”、“开智”、“修道”、“育人”,简直是让人做“木头人”、“泥菩萨”,任人摆布,逆来顺受嘛。-----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人皆有之,怎个做才可谓“无所偏奇”乎?朱熹这套说教,根本与 “中庸之道”本义无关,是为伪论谬说,骗也。
再看朱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应知,节,节奏、尊律有序,言言有度,因时而异,其蕴含着:可放言可挚语,可有锋可隐遁,可有张可有弛,可有争可有让,以柔乘刚,刚柔并济,“有理有利有节”,是也。如此阴阳交合融合,和谐前行,当可曰“谓之和”。
那么,“发而皆中节”何义?----可是“发”、“始”,“动”、“行”,“皆中节”,“不偏不倚”乎?我以为,就算是以“节”律之正解看,这个话亦不正确。看,左顾右盼,不敢闯,不敢试,不敢为人先,这与“与时偕行”、“除旧布新”、“革之时,大矣哉”之孔学儒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岂不大相径庭?可谓完全是一派胡言!
朱曰:“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如果,朱熹不是以“不偏不倚,谓之中”界定“中”的概念,应当说这句话,还是一句具有科学含量的正确命题,即不论是修身养性,还是行事搏业,都要“知中悟道守本不离”,即认识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依律而行,本也;也可以解释为,自然社会人伦,天道为本为中;天下之理,达道,和者也。
但是,如若以“不偏不倚,谓之中”来论说,那什么“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这岂不就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就是为封建皇权等级制度服务的文化绳索和文化意识糟粕吗?
朱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同样,需要搞清这句话的理念概念前提。无疑,若把“中庸”理解为遵循天道大律,那么“致中和“,即与天地位势相适相合,行天地正道,时势道位,恰然也;万物育焉,即阴阳交中和,从无到有,生机勃发,顺势而为,审时度势,天地人间,然也。
但是,如若以“不偏不倚,谓之中”之理念来诠释,那么所谓“致中和”,就是要求人们“呆坐”与“拜倒”于封建社会皇权的“替天行道”秩序之下。
须知,从西汉到宋朝,已是多次呈现“民怨沸腾”,要求打破旧制的时代。也正因为如此,才会产生为维护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天理神化”的“独尊儒术”的新儒教。
史上的一些大儒们,之所以要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把一个对动态平衡的要求,推向极端;把一个“过犹不及”之对“度”的要求,歪曲为“不偏不倚,谓之中”,使“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内下之正理”, 被曲说成为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机械论,和凝固呆滞的“伪道”处世哲学,实际上,这就是讲的要“明哲保身、逆来顺受”,“不争不抗”当顺民的哲学。
说到底,这种“天理神化”释儒,是由于伪儒们主观上出于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而制造出来“无所偏奇,故谓之中”的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之意识形态。
由于汉儒宋儒的“天理神化”、“皇权天授”封建等级观念和保守哲学的固化,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人文理念与科学宇宙观,几乎被瓦解掏空殆尽。
由此,导致后世文人对《易》之本源几乎忘却不知;而“儒学”被歪曲篡改为与封建文化意识相等相同之“伪儒学”,几乎成为精英阶层的共识。或者反过来说,对“儒道”之遵循天道大律,天下为公、与时偕行、革旧布新的人文理念,尤其对行“道”为“德”,敬拜天地的本义,已不甚了了,竟然发生五四时期的“打到孔家店”的“正确”与“错误”呼喊,-----说其正确,是说打倒“假孔子之名”的“天理神化”的新儒教的封建意识形态及其封建专制制度,意义非凡;说其错误,不是说其打倒“天理神化”的新儒教错误,而是说其打到“易儒文化”本源的科学世界观之大错。乃至今天封建制度早就推翻了,可是孔子“易儒”科学人文理念不仅未能得到“正名”,反倒遭批,而“天理神化”的伪儒学,却成为一些人推崇的所谓“儒学”大行其道,这难道不可悲,不需要我们做深刻的“人文理念”反思吗?
第三,看《易传》与《道德经》对《伏羲先天六十卦方圆图》的科学解析与阐释。
前已指,《伏羲图》,乃地绕日行的天体运行图。
《易传》即《易经·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宓牺、伏羲,乃通称。)这是孔子,在创易问题上给出的诠释。
《易传》又曰:“《易》与天地准,弥伦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之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鼓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知天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且看试解如下:
“《易》与天地准,弥伦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须知,《易》加上名称符号,即是指《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而非单单的只是“八卦图”。“《易》与天地准,弥伦天地之道”,是说《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模拟天体运转、地绕日行之规律图。
而“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是指《方圆图》的由来,即“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可知“是故知幽明之故”。这是讲的“识认论反映论”。又指,由此《方圆图》能了解宇宙天地间万物之无穷变化, 即“依道行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故之幽明之故”,循环之于无穷也。
-----是的,表面看,这句话只是说到《伏羲图》是“天体运行模拟图”,并未说到其“地绕日行”自传公转之义。但是,其实人们只要把《周礼春·官·宗伯》记载的:“义为以揲蓍数目简化模拟天体万物运行之态势;依一定方式顺序将其排列归于方圆,以勾勒储存天体万物运动之无穷变化;然其变化万端又尊固有规律法则之不变”这几句话,搞清楚弄明白了,也就知道《伏羲方圆图》是地绕日行图了。
也就是说,只要知道《伏羲先天六十卦方圆图》卦卦是如何排列的(按地绕日行轨迹),就可知此图是“地绕日行图”-----卦之六爻为地球自转一周;六十四卦为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
这里顺便多说一句,历史上的易家无数,除文王孔子老子弄明白《伏羲图》是“地绕日行图”外,余者几乎无人将其弄得清楚明白,乃至连“《易》与天地准,弥伦天地之道。是故之幽明之故”,是指《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乃“天体运行模拟图”,也竟然不甚了了。
史上探索者,何其多矣,不知为何,此竟成为“一大盲点”?闹出哥白尼“日心说”被证时之惊呼,“吾中华落后矣”的笑话!以至,直到今天,才有《易解人生》作者,第一次解通此义,在其书中给出《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天体运行模拟图”这样明晰的定位与定义。这虽令人十分可喜,但又不能不令人感到万分悲哀与遗憾。
何为“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原始”,就天体形成来说,为宇宙爆炸、阴阳裂分、气流旋转,化分化合,天地开辟之元初;“反终”, 天地形成,地绕日行,反反原终,终而复始,周周也。
所谓“故知生死之说”。生死,泛指有机生物包括人与万物,阴阳化分化合,生生息息,死死生生;也包括无机物的变化有始无终,物质不灭,亦是“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是知也。
然而,就具体事物而言,每个不同的具体事物,又有各自的“原始反终”。比如,乌龟与蝴蝶的生命轨迹是不同的。又比如,人类社会之初,可称原始社会,后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是有始有终与无终的。那么,到共产主义后又如何?这需要“未来人”去探索。但是,必须明确,宇宙社会是绝不会停止运动变化的,不变的是运动,变化的只是存在的具体形态而已。
而一切生命与物质,可以说都是遵循的“原始反终”规律的,这是共性。故,才有“弥伦天地之道”,“是故之幽明之故”之谓也-----幽明,指阴阳变化之宏观微观。
何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精,这里指阳,阳为显,故曰“精气为物”;“游魂”,这里指看不见的阴阳二气。“为变”,指阴阳气流运动变化永恒,故曰“游魂为变”。游魂,虽隐于无形,但亦是一种“物”,即看不见的隐之阴阳(气)的“存在”,并时刻变化之。这就必然要求,社会的演进,人的认识,必须“与时偕行”。这岂不就是揭示的,宇宙天地间的阳与阴、有与无、显与隐、物质与精神的客观存在与运动变化的情形,以及人们所应具有的观察客观事物的正确视觉吗?
何为“是鼓知鬼神之情状”? 鼓,新华字典注:掀起、传播。是鼓,指天地阴阳气流运动。所谓“是鼓知鬼神之情状”, 即是指,由“鼓”----“天地阴阳气流运动”,能知“可见”与“不可见”之“存在”情状,“是故之幽明之故”之谓,如是也。这其实说的是“反映论”,不鼓,不动,不行,不运,何以“是故之幽明之故”?
何为“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这既是指《易》模拟天体运行的轨迹与规律,与客观存在的“先天道律”,无差无别之,“故不违”也;亦是指《易》之后天奉天时,道法自然,与时偕行,时空可变,然运行轨迹规律与“先天”道同,“故不违”也。我们说,孔子的“系辞”就是诠释的“天体运行模拟图”,此句“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可为证也。
何为“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所谓“知周乎万物”,是说知其周而复始,天地乾坤、纵横方圆,万物滋生勃发,皆可知也。此乃“天行健,自强不息”,“坤厚载物,合德无疆,乃顺承天”,行天道大义之使然也,故曰“道济天下”尔。如此才又曰:“故不过。旁行而不流” 即逆行违道,大逆不道,成财无道,等等之“旁行”,是走不通的;“旁行”定遭报应,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故曰:“旁行而不流”。
何为“乐知天命,故不忧”? 天命,指客观规律、道之必然,性也。亦是说,人生与社会的命运,即决定于先天,也决定于后天。首先是先天,人生父母,所处社会发展时代,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选择的,先天之命也;然知其时势道位,靠后天奋斗,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又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深谙“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的道理,就能以乐观的态度待之,“乐知天命”,顺其自然,审时度势,摆正位置,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故不忧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道路”,“理论道路制度自信”,亦如是尔。
何为“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土,指地球,亦指家国,地域、乡土;敦,新华字典注:一指古时盛黍稷的器具,一指敦厚、厚道、诚心诚意。安土敦,既是说的坤厚载物,合德无疆;又是说的乃顺承天,“自强不息”,勤奋劳作,年年有丰,“不家食吉”,互助友爱,社会和谐,如此为“乎仁”。
敦,新华字典注,还指“敦睦邦交之义”。 安土敦乎仁,中国历史上只有反抗外辱,没有对外侵略的文化基因,睦邻友好,仁也。“敦乎仁,故能爱”。 仁,为善为慈为爱,爱我中华,大爱无疆,是中华民族本性的体现与呼唤。世界皆呼“仁”,和谐世界,“世界大同,以同而异”,孔子释道之理想也。
何为“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之化而不过”,这是说的宇宙乾坤,天地万物,无不是阴阳交合“之化曲成”,无一能有超越或遗漏者,故“而不遗”也;或者说,阴阳“之化”而“曲成万物”,故才“不过”与“不遗”,这就是“天道”之“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也。“昼夜之道”,即天地运行阴阳之道;“通乎”,顺行也、“了然”也;“而知”,律之明于胸也。
何为“故神无方而易无体”?这是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总结。所谓“神无方”,此处的“神”,指能量隐行之于道律;“无方”指隐形能量运行变化万千,亦指有形显物滋生千姿百态。是故天体运行规律之于无形与变化之于无穷也。而“易无体”,易(新华字典注)为变,既指阴阳交合道行变化无形无穷;又指伏羲创易,《伏羲图》易无体,是说它同天体运行之无方无体,类之同也。
而“《易》与天地准” ----《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依照天体运行规律而绘制;“与天地相似”-----《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之道律,与天体运行规律同,模拟也。这是孔子对《伏羲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最权威最科学的阐释。
《易传》又曰:“帝出乎震,齐乎巽。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这是说的宇宙爆炸,即《先天图》起于“震巽”(非起源于乾坤-----由古至今,有把《太极图》黑白鱼眼对正于乾坤之卦位的,实则不懂“易”,大谬也),阴阳裂分,流动旋转,向外辐射,由震至乾,由巽至坤,复反始终,组成八八六十四卦,天地形成,地绕日行,自转公转,运动永恒。这就是《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形成的过程,或者说是《方圆图》组成的原理,也即天体运行的轨迹与规律。
须知,在孔子的语汇中,鬼神、幽明、大小、刚柔等等,是在不同场合下对阴能与阳能诠释的“指代”。唯有明此,才有可能了其真义,辩谬识正,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且看简解:
“帝出乎震,齐乎巽”。“帝”, 新华字典注,古代指天神。在这里指“阳能”雷震。“乎震”,指宇宙爆炸、“阳能”传递、力量巨大、气流旋转滚动喷射出,即指《伏羲方圆图》的“震卦”、亦指《太极图》中的“鱼形白眼”。推之引申可为:阳烈、雷霆、震动,震荡、震惊、地震、海啸、显雄,等等,等等。
“乎巽”, 巽,即风,在这里指宇宙爆炸、阴能气流滚动,喷射如风,即指《伏羲方圆图》的“巽卦”,亦指《太极图》中的“鱼形黑眼”。 推之引申可为:阴风、暗流,隐达,阴柔、文懿、温情,颐养,等等,等等。“齐乎巽”,即指阴能巽,与阳能震,“齐”,同出同转,席卷宇冥,天开地辟,宇宙形成的情形状态。
“先天天弗违”,先天,指天开地辟,宇宙爆炸阴阳气流震巽旋转交合,始生万物之道律;天弗违,指天体运动,周而复始,依如先天之开,恒道不违。
“后天奉天时”,指天体运动,其阴阳交合,滋生万物,周而复始,变化无穷,道法自然,以同而异,因时而异,“奉天时”也,即遵奉天开地辟之道律,“与时偕行”,弗违也。
“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是说天体运动,宇宙自然,尚且如此,况且人与社会怎能例外,岂能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乎?
鬼神,何指?是指摸不着却有模有样的、天庭冥界存在的“拟人”之“鬼神”吗?有无鬼神,自古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但至少时至今日,尚无实例可证“天上人间地下”,有想象的、看不见的有形的“鬼神”存在。
这就是说,“天上人间”,宇宙中的一切,无不依“天道”而行。这个“天道”,就是震巽阴阳运动之规律。这里的鬼神,指阴气与阳气、显物与暗物,涵盖宏观微观一切能量之属也。
未来是否能证有“有形的鬼神”存在呢?我以为,这是绝无可能的。因为,成“物形”,显“实体”,乃需阴阳交合;而不在阳界、只在阴界,阴与阳二气不交合,只能是单阳“神”与单阴“鬼”的物质存在,是无法化显成物的;或者反过来说,只要阴阳一经交合,就成“显物”,已非是隐性阴阳之鬼神也。
当然,阴阳不交合,不成显物,并不等于阴阳二气不存在,如所述它只是单独存在的一种物,如暗物,以及人们常说的“精神”、“你真神啊”,“你神气什么”、“看你那鬼样”、“鬼灵鬼气”、“耍什么鬼”,等等。这里的神与鬼,并非是指人们想象的看不见的“拟人化”的鬼神,而不过是指阳能与阴能之气的某种“存在”。有人说“鬼神附体”,也不过是指阳气与阴气存于体内多寡的某种精神状态,并非指有“有形的鬼神附体”,那不过是对某种自然现象存在的一种曲解误读与迷信罢了。
因此,对《易辞》中的“鬼神”,必须析悟知义,予以正名,更不要说它的引申之义了。就是在《易辞》中,阴阳隐显、有形与无形,实体与虚拟,也有着不同的变化,具体所指,则要看条件,情形十分复杂。如阴可指无与隐,然阴亦有显,如雌雄男女,女人即为有形实体;同样,阳可指有形实显,然亦有无形,如“精神”、“神气”。这就是说,明界,有阴阳隐显;幽界,有神鬼阳能阴能。而决不可把“精神”、“鬼样”之神鬼,看作“拟人化”的“鬼神”存在于旷宇与人身之中!
中国文字的义含,是不能脱离开这一天地道律之源与时空条件来理解的。对易学如此,对儒学如此,“鬼神”不过是指宇宙天地间中的“无”、“隐”之阴阳二气也。
以上就是我们对孔子《易传》中关于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天体运行模拟图之综述的解析。
其实,老子的《道德经》也是揭示的宇宙爆炸,天地形成情形和运行规律。只不过,老子的《道德经》非依文王卦辞而解,而是独辟蹊径解析的《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或者说,他是以自创体系来解析宇宙天地形成的。
且看其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
----但解:
(第一句)“道可道也,非恒道也。”这是说天体运行是有规律(道)的;这个规律(道),是天地开辟时形成的先天规律(道),并可知(道)也;而这一规律(道)又是变化的(非恒道也)。
(第二句)“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这是说,所有可见(名)之物,能知能曰也(可名也);而万物(名)皆是变化的(非恒名也)。
(第三句)“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这是说,宇宙天地万物,皆为阴阳性属:无,为阴为隐,是看不见的物质存在(无名),此乃万物之源初(之始也);而阳为显,可见之物(有名),皆由阴阳交合而滋生,且由无(无名)到有(有名),由小到大,竞相勃发(万物之母也)。
(第四句)“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此句,即指宇宙天体运动变化、万物生息之永在(故恒);它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无欲也);人们要学会观察这一“永恒运动”变化规律的奥妙(以观其妙);还须知,这种永恒运动变化,并非是静止平静的,而是渐变突变、波浪起伏、千姿百态、变化无穷、无始无终的(恒有欲也);所以应以此观点看待与观巡周围世界,弄清宇宙运动、各种事物的变化状态与规律(以观其所徼)。
(第五句)“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这是说,有名与无名(两者),皆源出于宇宙爆炸天体运动(同出),阴阳分合、有无隐显(异名同谓)之道。而这里的变化规律,上含天体日月星辰,下揽地球所生所载万物,相互激荡交合,变化奥妙无穷(玄之又玄),而宇宙万物运动变化,无边无际,浩渺无穷,是不易看清和掌握的(众眇),而所述“有名”与“无名”之运动变化发展路经,正是探索理解其变化无穷之锁钥(众眇之门)。
无疑,老子留下了“众眇之门” 的探讨课题,但这决不意味着老子的《道德经》是什么“神教”;也不仅仅是一种修身之道,它是揭示的宇宙爆炸,天地形成的科学宇宙观。
从哲学角度考察,《道德经》更着重强调无形隐性精神能量之元始初发所起的巨大作用。
他认为,阴阳显无,“两者同出,异名同谓”, 而“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这就是说,在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上,从物质世界起源上讲,老子的哲学思想,是主张“无”、精神第一性的,即“无名,万物之始也”。同时,又承认“有”,是物质世界发展的基础,亦是人的主观认识之来源,即“有名,万物之母也”。 无名与有名,两者互相转化,是辩证统一。
弄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懂得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是什么“不作为”、静等“天上掉馅饼”的消极主义。亦非仅仅是“静修”“静养”尔。
有人说“无为而治”, 就是“不作为”,非也。“无为而治”, 不是讲的“取舍之道”,不是“有行动与无行动”之“有为与无为”的义含名讳,这是完全不知“无”是何物的谬说胡言。
“无为而治”,是指对所有宇宙“精神”属性的隐与无(物)“存在”的认识把握与利用开发。用今天的话说,可以理解为重视“软实力” 建设、“文化道德建设”,以及调整心态、增强素养、把握势道、提高战略思考与筹谋执行能力,增强制度效益与调节功能,等等等等,无尽也。
可以说,人类的科学探索,对存于宇宙中的所有未知“隐”之阴性阳性能量的认识开发与利用,皆为“无为而治”也。
可惜,历史上的一些所谓的易家大儒与道家,对于孔子《易传》与老子《道德经》,并不解其真谛,不知《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乃地绕日行自转公转图。加上,出于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动机目的,竟将“易儒道”这一反映体现宇宙天地形成及其运行规律的自然人文哲学观科学观,曲解篡改为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等级文化意识形态。甚至将老子的《道德经》归入神教,老子竞成了“道教”的始祖。何其怪哉,哀哉!?
第四,必须充分认识文化传承的正谬,彻底进行文化反思,剔除“封建糟粕”,唯如此才能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可以说,今天“正谬混杂,良莠不分”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这里我们举儒学中的《论语》作例,做一解读剖析,是以为证。
《论语》是什么?它是孔子儒学的代表性著作(与其弟子交流口传)。《论语》共二十章,一方面,它在人文与社会的不同领域,传播由《伏羲易》天体运行规律,“中庸之道”----“道”之践行所引申出的道德价值理念。
因此《论语》,一方面是由天“道”的运行之践行,而产生的对“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念的表达;一方面又是讲的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的行为规范与指导。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论语》儒学,是封建道德、封建意识呢?史上,尤自汉唐以后,有相当的“易家”“儒者”,恰恰是这样“异化”孔子儒学的。其代表性人物,如前指所谓的“理学”大儒,有董仲舒班固程颐朱熹等。董仲舒班固甚至把“儒学”歪曲为“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于是,“保守”、“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帽子,就扣在了孔子儒学的头上,几乎成为知识精英阶层的共识。
前已指,五四时期,为什么会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精英,把“儒学”与“封建思想”两者错误地划上了等号。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是一大疑案。
例如,有人说:孔子儒学“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于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大行于世。它大行于世是在中国把大的战争基本上都打完之后。这个时代正如西汉东方朔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合为一家’。然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见《环球时报》2014年8月13日国际论坛15版,作者北京知名学者王小东。-----注,这个例子,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决不能动摇》中用过。而在此,是另一解法。)
那么,王小东的这些看法正确吗?通过我们的下述分析,可再次说明,离开《易传》去解读“儒学”,必会谬误百出。儒学的根在《易》与《易传》。望文生义,不知《易》之“道”,是无法真正读懂儒学的。这样解读的“儒学”,实乃是假儒学,而非孔子的真儒学。
这里,只简要说明以下几点:
一是,《易传》曰:“帝出乎震,齐乎巽。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这是指宇宙爆炸,阴阳裂分,交合运转,天地形成,万物滋始,天体运行的轨迹与规律。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指社会发展,要依天体运行之道,遵道行道也 。或者说,奉行宇宙爆炸,阴阳裂分交合,天开地辟之先天道律,不仅不可违,而且要做到 “与时偕行”,“奉天时”也。
二是,须知在孔子解《易》的语汇中,“道”即规律,行道之果即为“德”。道德价值理念,不过是模式与演绎的天体运行之规律。遵道为正果,背道为谬行。儒学《论语》,揭示诠释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符合天道大律的社会人文价值理念与社会人伦道德宣示。
须知,《论语》中,有许多关于“道”的箴言,它同样既是揭示当时的社会行为规范,更是蕴含着普遍的社会价值与道德观。
如,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在家族关系中,论道说仁,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仁”为“道”本,百善孝为先。
如,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是在诸侯国范畴,说道论仁,“信节用时”之“爱人”,也即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与时偕行”,“以时” 之,“敬事”“爱人”,“信”也,“用”也。
如,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此为治国论道说仁,遵道而行,德为道果,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焉不“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如,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子妻之”。(免刑,非免;而是以其侄女为人妻换“免戮”,乃废)。------这是讲的治国大道,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有道与无道,结果截然不同,相反也。
以上,不过是举例若干,如果人们,不谙“道”、不懂“道”、不知“道”、不明“道”, 试问,如何能够真正理解《论语》所阐释的道德价值理念,皆是源于天体运行规律之“天道大律”之真谛?
如,上边说到的那位北京的知名学者认为,孔子儒学,“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于当代中国。”请问,根据何在? 这难道不是对孔子儒学典型的误读谬说吗?
我们大概可以从《论语》中为其“误读”找到根据。如《论语》有言: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其实,家国统一,孝则忠,百善孝为先,爱国忠魂,应是这段话的本旨要义。
几千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忠孝大义”,“仁爱为本” ,崇尚“爱国主义”的道德价值理念,是否就发端于此呢?可考。
“孝悌,不好犯上”与“造反有理”、“造反(动乱)无理”之间的联系,应如何解读?这里,除了基本的义含底蕴外,取决于时空条件。
“孝悌,不好犯上”的人文底蕴,一是遵道而行为德,二是仁善为本,孝忠担当。但是,如何体现还要取决于时空条件。当时空条件变化,国家社会从根上说,已不是为人民造福,反而成为人民陷入苦难的根源,那么,这时就是“造反有理”,这是“忠”的另一种表现形态,符合孔子的“革而当,大矣哉”的天道论。反之,社会基本上能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虽有缺欠与不足,但可改进,应依律而行,“议德行,民劝矣哉”,“容保民无疆”。那么,这时就是“造反(动乱)无理”。“颜色革命”、“占中”,可视典型例子。
当然,如果有人一定要说,孔子的思想具有“保守性”,是“为维护不平等的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表面看,似乎也可以成立。因为孔子的“不好犯上”,不“好作乱”之谓,的确是之于封建社会制度形成时期,也即植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上的。
但是,历史是发展的。如果不能从“特殊”中读出“一般”,不能“与时偕行”地看问题,显然是机械唯物论,是缺乏历史发展视角的唯心主义。
也就是说,《论语》的确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对“道”与“忠孝仁义礼智信”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宣示,可是应知,它不仅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为规范;更是要求“与时偕行”地适应时代变迁的天道人伦宣示。
是否如此呢?或者说,儒学是否只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与现代社会相悖呢?还是让我们再读孔子几段《易传》吧 。
孔曰:“大哉乾元,乃统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为地母,坤厚载物,合德无疆”----这是讲的天地乾坤,“统天”“合德”天道大义,忠孝仁义礼智信之根之源。
“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说之大,民劝矣哉”-----这是讲的“民先”“说大”之群众史观,亦是讲的百姓第一、公民社会。-----此话可疑?那么问问亚里士多德,他为何可以把古希腊的奴隶社会的“公民大会” ,即将现今的“民主” 之“公民社会”定性为起源于奴隶制社会?而中国就不能有、也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说以先民,说之大,民劝矣哉”的民主理念呢?
“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节以制度”。“以制数度,议德行”,“非礼弗履”;“明夷,君子以莅众,明入地中,君子以惩忿窒欲”,“议狱缓死”-----这是讲的“当位”“节制”之公平正义制度规范,尊重人格人权,依法治国。
“刚柔并济,以柔乘刚,以柔克刚”,“柔得尊位,利有攸往,扬于王庭,亨吉”-----这是讲的“刚柔”属性作用同,男女人格无别,“并济”以通,阴柔女性作用之伟大,哪里有什么“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之谬说?
“革而信,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革而当,大矣哉”, 这是讲的天体运行,阴阳交合,渐变突变,矛盾转化,对立统一,审时度势,依律革进创新,天道之大义也。哪里来的所谓易学儒学“过度的保守性”云云之谓?
“同人,以同而异”;“和谐与共”,“不家食吉”,四海皆兄弟,“容保民无疆” ------这是讲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演进发展道路模式之理想追求。
如果我们把解析《伏羲六十卦图》的卦象彖辞皆列于后(吾《破解》一书,即是解析的“六十四卦”之卦象彖辞),那人们一定会发现其自然与人文思想的博大精深,也一定会发现史上一些所谓的“儒家”之大儒们,不过是地道的伪儒腐儒,而后世的包括今天一些知名学者、文化名人,炒的不过是史上伪儒腐儒的“冷饭”,其情可悲哉也乎?
三是,这里无疑仍有必要回答,如何看待《论语》儒学与当时正在形成的封建社会制度的联系与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样几点:
(1)孔子生活的时代,是诸侯邦国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其所道《论语》----依据天体运行规律而揭示的人文价值理念,也必是要与这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相结合的。人们总不能要求孔子《论语》之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吧。若是如此要求和看待《论语》,那只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臆想空想。
所以,人们必须承认,《易传》及《论语》,以其天体运行大道之视野,揭示的是“天体运行,原始反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社会发展之“道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价值理念。
不仅如此,在这一道德价值理念中,还蕴含着“效率与公平”的价值诉求,甚至提出了“天下为公”,“以同而异”,“容保民无疆”,“世界大同”的社会发展理想追求。
是的,孔子无法知道今天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演进发展进程。但是,难道人们不认为孔子儒学、中华易儒文化,与产生于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与理想追求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2) 我们可再问,何谈儒学有“过度的保守性”,它是“为维护不平等的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意识形态?
不错,《论语》的确讲的是在诸侯封建制度下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尤其包含着主张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即,它不仅论述了为君执政者要“施仁爱人”,亦论述了“节以制度,以制数度”,依法治国,执政者与百姓民众,上与下,皆要“非礼弗履”,遵守法度礼数。
那么,这是不是就等于“儒学”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呢?这里也有如下视角,可以讨论。
其一,在封建社会形成初期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主张遵守礼度法制,强调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价值观,究竟是阻挡社会发展、具有反人民的性质,还是具有维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性?
站在历史发展角度看,无疑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价值观,是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正确主张,即这些主张是有利于推动维护正在形成和处在上升时期的社会制度的。尽管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不可能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论著”中,对“说以先民,说之大,民劝矣哉”的平等民主价值观,给予正确科学的定位与阐述。
因此,把儒学定义为“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乃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误读与说教。
其二,孔子在封建社会形成初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主张遵守礼度法制,强调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价值观,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有无积极的现实启示意义呢?
人们是否可以想想、问问:当我国通过人民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还应不应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及至搞史无前例的“七八年来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呢?
而当面对“文革”的大破坏、大动乱,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党和国家要在《宪法》规定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倡导法制,以法治国,等等大政方针,与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强调“节以制度,以制数度”,“非礼弗履”,“施仁爱人”,“容保民无疆” 等等价值道德理念,其价值取向、精神实质,有什么不同吗?
应当说,最大的不同,是时代不同。一个是“周朝”瓦解后的封建社会发展时期;一个是推翻“三座大山”后的社会主义发展时期。而两者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面对新社会制度的建设、稳定与发展。
因此可以说,孔子的易儒价值观,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有着极大的现实启示意义,它是“中国道路”的文化底蕴与哲学支撑。
有人可能仍然不解,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改革开放;而孔子的思想是“有过度的保守性”。其实,这更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误读。因为孔子的《易传》解析的是天体运行之轨迹与规律-----“天道”,“中庸”,“与时偕行”, 时势道位, 一切取决于时空条件;“与朋讲习”,“议德行”,“以多识前言往行”,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除旧布新,不断发展,渐进前行。古训曰“实事求是”也。
不仅如此,孔子还高歌革命,如前引彖辞曰:“革而信,其悔乃亡。天地革四时成,革而当,大矣哉”。这证明,孔子是伟大的革命思想家。
我敢于放言,不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继承了中华优良文化传统的底蕴,是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升华。如果说,在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伟大人生中有过什么“失误”,那也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人文理念,产生过某种“误读”而已。
其三,人们当然会问:“儒学”为什么会成为封建级统治者手里麻痹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前已指,要害就在于,“易儒”人文理念,孔子儒学道德观,被史上的一些伪儒腐儒所阉割与歪曲。这些人所阐释的儒学,并非真儒学,而是假儒学。而这种假儒学,又被冠以“孔学”的头衔,并通行于历史的长时期而演化成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说这是长期“以假乱真”的结果。
具体地说,就是历史上的许多所谓“儒家”,其实不知“儒学”是植根于《伏羲易图》、孔子的《易传》之天体运行规律“大道”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说,由于他们不谙或忘却了“伏羲无字图”,只知《易经》文字解析的表层含义,不知“中庸之道”乃指要遵“地绕日行”规律之大道而践行的本义要义,不知儒与易的内在联系,不知《易》的真谛。因此,这些人才会将“易儒”哲学人文理念,歪曲为因循守旧,主张保守,不思变革的哲学观。
这里,也许可以打个并非完全恰当的比喻,即用今天的话说,其思维方式是,思想僵化、断章取义、形而上学,是典型的“教条主义”。
不仅如此,其思维方式是,还如同今天的“西化派”之“刨根换种论”的变异类似,以“天理神化”变异“易儒人文科学理念”。这样的结果,就使后世的人们,人云亦云,泥古不化,亦只知文王对《易》的人文字句的解说与孔子《易传》和《论语》的字面表层含义,而不知其背后的自然象义。甚至是只知“天理神化”的“新儒教”之封建糟粕,而不知易儒人文理念科学观。
尤其要指出的是,明明孔子的《易传》对《伏羲图》地球围绕太阳自传公转轨迹与规律,解析得一清二楚,伪儒腐儒们却茫然不知,胡曰什么“天圆地方”、“不偏不倚谓之中”,以及把皇帝称“真命天子”,把封建皇权看成是“替天行道”的绝对权威。
这正如前引王小东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如西汉东方朔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合为一家’”。这也证明,西汉已开启了伪儒之谬,东方朔即是其中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皇权绝对权威唱赞歌的典型代表之一。
另外,还要指出,史上更有把老子的《道德经》,看成是“神鬼玄学” 的,等等等等,不再细解。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有说不尽的辉煌灿烂,也有说不尽的歪曲谬解。此亦足可证明,我之谓“历史上伪儒腐儒”之论的肆行不虚,确也。
我们看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或者是以“儒老”为师,或者是自解《伏羲图》专供一翼。------文迹浩瀚,道论各端,不过虽是一大宝库,但也有很多糟粕。。这里略述几句,孟子主张“君为轻,民为重,社稷第一”;墨子主张“兼爱”、“俭用”;庄子认为“天道乃阴阳之道”;荀子尊老子,探索“无”,提出“精神第一”;韩非子,倡导势法,史称法家;孙子,道势求谋,用兵伐谋,依势为变,无攻上谋,不战而驱人之兵,兵家大道也,成就大矣,等等。其论述所及,皆脱不开《伏羲易图》天道之根脉与范围,但因眼界不同,所论有些又多偏执一端,拘泥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各有不少糟粕谬言,所谓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宗教与神鬼之争,也多出于那个时期。这里省略不细述,人们可考。
今天是到了需要我们回溯历史,厘清文脉,摒弃糟粕,回归正道本源,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时候了。历史发展演绎使然,时代条件变化要求使然也。坚持“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使然。圣哉!
第五,充分认识中华本源优秀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相通性、一致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歌猛进。
这里,有必要首先对中华优秀文化理念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之哲学观,做一深入探讨。
这一关于哲学观的探讨,在于研究一个国家文化根源与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究竟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即这里讨论的问题:是由不同的文化理念,决定着社会的前进方向,还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社会前进的方向?
这无疑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问题。
这里,着重介绍对中华易儒文化宇宙观哲学观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具有相通性一致性。
不仅如此,还有对唯物与唯心争论的解说、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做的厘请,以及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哲学解读。
(A)
可以断言,中华文化的易儒哲学,是反映宇宙世界之阴与阳、隐与显、无与有、精神与物质、宏观与微观、系统联系、化分化合、对立转化、平衡运行、统一合一、周而复始、运动无穷、与时偕行的最完备的世界观哲学观,博大精深。只要在太阳地球不灭的条件下,它的真理性就是永恒的绝对的。而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它又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而这又是绝对的。
须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立足点,是人立足于“阳有显物”的物质世界,而与之对称的“精神世界”,是主观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性的认识、精神、知识之一切,只是“外界客观存在的反映”。而这一“存在的反映”,并未包括仍然在宇宙中、人世间、以及可能存在于一切时空范围内运行的暗物质、看不见摸不着的阴能阳能的力量存在。
重复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精神”,只是人们头脑中的“精神”,而非宇宙世界中全部阴阳“精神”、隐性的能量“存在”。也就是说,这一头脑中的“精神”,并非是客观之一切存在。因而,它就难免带有不准确性、不客观性。还因而,它的“作用反作用”原理,虽然是科学真理,但必须知道,这只是讲的立足于“阳有显物”的物质世界,观察外部世界得出的认识,具有客观真理性----即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才是科学的正确的。否则,就会有或然性。因为,它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既可能有阴阳同在的被反映,亦可能有“显隐”不同在不被反映。所以,“作用反作用”原理,它的正确性科学性是有前提条件的。离开特定的时空条件,往往对许多社会现象,不能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B)
我以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知道,“精神具有独立性作用”。但这并不能单单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反作用,还要看到民族文化理念的巨大影响力、支配作用------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易儒人文理念科学观被封建意识化了)不能早于欧洲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
这一现象,有没有普遍意义,需要探讨。试举几例:
其一,从明朝到清末,二三百年时间,为何会由兴盛走向衰落?是生产力不发展?还是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据史考,明朝不仅有郑和七下西洋的中国大航海,科技领先于世界,而且那时GTP总量约占世界一半;不仅市场经济相对发达,而且资本主义关系已萌芽滋生。然而,事实是,这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却未能发挥出来;而新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也未能对上层建筑包括对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理念、精神,起到促其发生改变的“决定性作用”,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客观规律,在这一大背景条件下,并未体现出来。为什么?
说“精神具有独立性”,那它到底是起的“反作用”,还是起的“决定性作用”?若按马克思的唯物论哲学,是无法解释的。如,说是其起的“反作用”,但那时主导的社会意识,是封建文化-----因为中华易学儒学科学宇宙观,早被封建御用文人伪儒腐儒歪曲成为,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封建意识形态了。既然它有“巨大的反作用”,为何反倒促进推动了明朝“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出现和一定发展?而要说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可这又为何明朝,在有“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产生后,却不能决定和推动原来的上层建筑包括封建文化发生革变?无疑短时间尚可一“圆”,但事实竟是一拖就是300百来年,不仅不是不断进步,反倒是“精神”越来越趋于僵化保守,生产力也越来越落后,在世界范围GTP总量下降倒退到几乎排名最后,“一穷二白”。
这里人们看到的,似乎是“社会意识”----精神,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必须从文化蝉变的原因上,去寻找“明盛清衰”演进的答案。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开这个谜团。
无疑,这种社会现象,即“精神”起“决定性作用”, 在马克思哲学那里,是说不通的。但放到易儒文化宇宙观哲学观中来看,却可以得到符合宇宙天体运行规律的客观的科学阐释和说明。
即,宇宙爆炸,“帝出乎震,齐乎巽”,阴阳裂分,气流滚滚,辐射散射,阴阳交合,化分化合,天开地辟,万物滋生,生生息息,周而复始,运动永恒。
而从显物实体的初始看,则是由无到有,由隐到显,由小到大,勃勃生发。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显然是“隐”、是“无”之“精神”(包括看不见的阴能、阳能)。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盛衰轮回,物质不灭,期间阴阳共振,但决定宇宙运动发展变化的,是人们看不见的巨大能量的存在与作用。这在今天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亦越来越证明了这一点。自然界如此,难道社会的发展会例外吗?
弄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懂得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是什么“不作为”、静修、静等“天上掉馅饼”的消极主义。“无为而治”,说到底,不过是要求重视无形力量的建设。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这也不仅仅是指狭义的“文化”,而是指所有精神属性的存在。比如,心态与素养,势与道,战略思考与执行能力,制度效益与调节功能,等等,等等,无尽也。
其二,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与历史发展,怎么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精神作用的独立性”、“作用反作用”原理?
1,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是由新的生产力要求,还是由生产力的被破坏,提出来的?
2,是先有“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把改革发展稳定作为着力点-----这一理论道路“精神”层面的东西,即路线方针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是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引、总设计师的设计,对中国三十多年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靠先有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新改变,即靠先有多种所有制的发展,而引起上层建筑的革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不言自明吧。
3,就中国社会性质而言,我们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依过去对社会主义定义的理解(误解),在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大大低于百分之五十、已不占主体的条件下,到底是经济基础在决定着我国的社会性质?还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上层建筑,包括所实行的理论道路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着我国的社会性质?
按照《矛盾论》“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观点看,以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说我国是社会主义,恐怕已很难说得通了-----国外称我们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内的僵化分子,认为邓小平是现代修正主义,我们的社会已不是社会主义。这显然都是错误的。
按照《矛盾论》“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观点看,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及其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层建筑决定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无疑,这里的问题,一是决不能搞私有化;一是决不能在现在新条件下要求实现过去的公有制的“生产组织形式”。而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中的经典论断,结合实际,作出新的探索。取消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错误的。未来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方式,还是一项重大课题。
可惜,我们有些理论工作者,既不愿意到马克思哪里找答案,也不愿意直接面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悲哀。
其三,从全球来看,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决定性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并非都能说得通。
比如,中东一些国家的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其上层建筑显然还是“封建王朝性质”;但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已相当现代化,“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已类似或者说就是资本主义模式,市场发达。那么,这些国家“物质与精神”等,究竟何者在起“决定性作用”?是“生产力”与“经济基础”吗?那么,为何他们这些国家的“上层建筑”,还是“封建王朝”?
值得注意的是,当从突尼斯开始的所谓“阿拉伯之春”爆发时,这几个国家同样爆发了“群众运动”。但奇怪的是,自诩“民主自由卫士”的美国,不去支持群众砸碎“封建王朝”,反倒是协助其统治阶层对群众实行镇压(从事实上说,中东北非的所谓“群众运动”,是美国在背后挑动支持的;从政治上说,这种干涉内政的行为,我们是坚决反对和谴责的。我们这里,只是在做理论哲学探讨)。结果一方面是,上层建筑如故;一方面是,生产力继续发展,生产关系也未因其封建制度的巩固,倒退回到“遏制资本”活动空间的“僵死化”。而这些国家,依然由“封建王朝”决定着其发展方向,而不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着。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说到底,大概还是那里的文化传承,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吧。
再比如,欧美资本主义,其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现代化,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但“上层建筑”之大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又是为什么?而从二战后的历史发展事实看,促其“改良”进步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他们这些国家“生产力”先进性,反倒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逼迫其进行改良。
或者说,决定这些国家前进与倒退、盛与衰的,是反映和体现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国外媒体,有说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统治阶级为其实现战略意图的工具。公众不过是早就被“绑架”了而已。
无疑,从发展趋势上看,这种意识形态的落后性虚伪性反动性,将越来越暴露,终有一天会混不下去的。2014年4月8日《参考消息》10版刊登了佛朗西斯·福山的一篇文章:《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从“三大结构都有问题”、“直接引发代议制度危机”、“两极分化导致决策困难”、“恶性均衡阻碍政府运作”等几个方面,对美国制度的衰败做了分析。福山的文章,为我的看法提供了证明。
当然,这要看,或者说,还取决于中华优秀文化是否能真正走向复兴----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未来的格局,不仅取决于国家实力,更取决于自身的文化是否有竞争力。打个并不恰切的类比吧:美欧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因其“文化理念”之“神化、保守、过时”,将会像类似我“大明朝”到“清末”一样,逐渐走向衰落。
而要他们改变现有的价值理念,革除文化理念的自私性与虚伪性,是太难了。恐怕唯有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才能推动他们的改变。这一事实说明,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文化理念”。-----这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也是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
(C)
关于唯物与唯心的争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指对有形可感的物质世界的承认和观察,并不包含不可感的无形的“隐性世界”、“精神世界”。马克思唯物哲学,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只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而黑格尔哲学,受中国阴阳学的启发,认为“精神第一性”,物质不过是精神的产物。因而他主张“唯心论”,他的辩证法是“唯心唯理哲学”。
我们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是真理,因为人类存在和活动的舞台,本就是一个可感知的物质世界,不论是自然界形态,还是由人类自身活动形成的社会形态,皆是可感知认知的。因而,立足这样世界里的人,不管你自觉不自觉,外界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必然会反映到人的主观头脑中来----头脑虽也是“物质”,但它的“思维、思想、知识、理念”这些观念性的东西,不是天生带来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自然和社会活动中,逐步接受外界的反映而来。马克思认为,只有这样的唯物观,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得到客观的规律性的认识、真理性的知识。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观,马克思才不承认唯心论、先验论、实用主义论。
但是,唯物与唯心的争论,若以中国的阴阳学来看,也可以有如下解释:唯心,----假定这个“心”(无形,心无测也)仅仅界定的是“隐与无”---- “外部精神”能量的存在,那它是对了一半,因为还有“阳与物”;又说,这个“精神”可生出物质,那它近乎全对了。
唯物,----假定这个“物”仅仅界定为 “显与有” ---- “外部物质”的存在,那它也对了一半,因为世界还有另一半“隐与无”。但有些“精神”在人类活动中是可以感知的,因而在一定条件下,这个“外部存在”也包括“精神”。
可是哲学,除了讲认识对象外,还讲或者说主要讲,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即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头脑中固有的吗?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认为主观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自然与历史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站在认识论的立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唯一正确的科学观。
而黑格尔的哲学观,讲“唯心”,站在认识论的立场,“唯心”是什么?是指对外部的世界---不论是隐与无的存在,还是无生有、精神出物质的存在,是靠由“心”去想呢,还是靠观察与实践感知呢?如果是指前者---内心的逻辑推理,那它不是反映论,而是唯心论,弄不好会走进“宗教式”的冥索之中。黑格尔哲学的最大弊端,即不是反映论,而是“唯心论”。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是反科学的,不具有真理性。从中华易儒哲学看,黑格尔没有学懂中国的“阴阳学”。
讲认识论,毛泽东讲的“三大实践”,不仅说的认识对象是物质的(中国古老哲学、现代观点,应包括无形的存在),而且讲了认识的办法、途径和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无穷,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在反映论这一点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继承和重大发展。
何为唯物与唯心?唯物反映论,不要经过头脑思考过滤之“唯心”吗?若只是讲,在认识过程须经过头脑----“唯心”来过虑汰洗,这个意义上,唯物与唯心两者并非是相对称、相匹配、相对立的哲学概念。史上关于“唯物”与“唯心”,并未对其认识客观对象、主观与客观、反映论还是非反映论、实践调查认知还是逻辑推理唯心冥索,等等,加以厘清,而是搅在一起,争论得个“天昏地暗”,竟然谁也不服谁。
(D)
这里有必要重申几点:
其一,我们虽然提出了唯物史观需要“厘清”或需要重新理解的问题。但决不意味着,它失去了真理性。
其二,在认识世界的哲学观上,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强调实践第一(包括观察),是不可动摇地认识真理的唯一正确道路,舍此别无他途。
其三,以认识之反映论,考察人类社会的演进发展史,所得出的由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共产五个阶段发展论,所建立的的共产主义学说,其真理性,是不可颠覆的,永远是科学。并非是一些人污蔑的、或认为的,是“乌托邦”。
其四,必须指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表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精神作用的独立性、作用反作用的基本原理,始终是科学真理。
所要注意的是,对“作用与反作用”,不能作机械教条式的理解。孰先孰后,从阴阳学上看,乃同时存在。从物质的由无到有的顺序看,精神第一性;从反映论看,是物质第一性。就“所起作用”来说,从物质发端本源上看,是精神决定物质;从认识反映论上看,是物质决定精神。----这就是一种天体的自然运动与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
其体现在实践活动中,“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总结文革的教训,有人说,是“夸大了反作用”,这不准确,不是“夸大”而是脱离实际。今天“抓经济”发展成绩显著,但社会风气浮华,道德滑坡,坑蒙拐骗横行,官员贪腐,污风浊气四溢,影视电视烧钱包装,时尚献媚,精神产品无精神,“三角关系与鸡鸣狗盗”争相表演,一些明星“男盗(色)女婊”,却热追热炒热捧······这就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
从哲学上说,这也不能解说为,是因为对生产力这个“决定性作用”抓过了头。而是不能忘记了“两手抓两手硬”。无疑必须认识到,世界是“永运靠实力说话”;但又要懂得和牢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精神。没有了“民族精神”,一切无从谈起。
(E)
关于中华易儒文化哲学观价值观,我们既要还其本源,又要“与时偕行”,做出现代阐释。这里只说四点,可滴水见海,提纲挈领,把握精髓:
其一,天地崇拜,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容保民无疆”。----这是讲的人人平等,造福社会的集体与个人相统一的科学价值观。中国的人文价值观,虽然倡导集体主义,但并不排斥个人利益,而是两者的统一,这包括忠与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国家服务于民,民奉献于国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
其二,“说以先民”,“说之大,民劝矣哉。”-----宣传,晓民为先;倾听,民声为先;说晓,天道大义,民觉民决,公民社会也。有人不解,封建社会千年,哪来的公民?前已指,去问问亚里士多德嘛,为何他把希腊的奴隶制社会中的公决制度,称作公民和公民大会。其实,在中国的部落村社中,这种公族大会、多数裁决,也相当普遍存在。历史上只是被封建等级思想扼杀,而未能成为主流,或者说使其“变异”了而已。
其三,“节以制度”,“以制数度,议德行”。“与朋讲习,以多识前言往行”-----这既是讲的法制社会,依道设制;又是讲的行道议道、议德检德之实践论认识论。
一也,“节以制度”,“以制数度”,即依天道设制大法和具体法规,将行为规范具体化。
二也,“议德行”,德,依律治行;“议”,既是讨论检验总结行道之结果,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也是讲要公开透明,接受监督。“议德行”,包括“民劝矣哉”。
三也,“与朋讲习”,朋,古代指友、朋、党等;现代,可指友人、友党;可指民众,视民为朋、四海皆兄弟,亦可指党内组织生活、甚至政治局及其常委。讲习,即讨论过往的实践结果;“以多识前言”,即总结执行前策的经验教训,做出新的政策调整;“往行”,根据新的规定决定,继续奋斗前进。运用到今天,从工作作风上,就是讲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决策上,就是讲科学民主决策;从认识路线上,就是讲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实事求是。
有人可能认为这是牵强。-----非牵强,乃真谛。其实,我们就是要根据人类社会新的实践经验,以现代视觉,来深刻理解并以新的视觉阐释古代哲学文明。
其四,“刚柔并济,以柔乘刚,以柔克刚”-----易儒哲学,是讲阴阳交合,化分化合,滋生万物的。这既是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是讲的“坤厚载物,合德无疆”。阴阳同等重要,阴养贤,阳力刚。故“刚柔并济”,可理解为精神与物质,相互转化、相互促进提升;“以柔乘刚”,可理解为:“刚”指一切有实体物质属性的存在,如若比作军队等所有国家机器,“以柔乘刚”,就是指其“刚”应具有高尚的道德素质、职业技能操守,无私奉献,为国为民,尽忠职守,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所肩负的神圣使命。
如此类推,所有社会事业,若皆能“以柔乘刚”,那我们的社会,将何其光明美好啊!“以柔克刚”,亦可解释为“以正压邪”,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不论是面对天灾还是人祸,也不论是面对社会的败类还是外部强敌,都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里,当然也包括以柔术化解危机,等等。
而把这几层意思归结到一起,是不是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精神的力量,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呢?
这里,我们不能不思考的是,自1840年起,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以致到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什么在社会层面却又出现了“假冒伪劣”、“欺蒙拐骗”肆行的乱象呢?
难道不是因为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已不再进行“国学”教育,而使“整体上”(概言尔)丧失(不知道)作为中国人应有的文化底蕴之规范操守的结果吗?
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正能量”的存在,而我要问的是,这以后代代人,还有多少人知道自己何以为中国人?不可怕吗?
------这里,顺便补充说明几句。最近《参考消息》连续刊登“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反思历史,意义重大。但是,对比“国学文化”的“丢失”来进行反思,我以为恐怕更具根本意义。
(F)
做一简要归纳:
其一,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于客观存在之于人的主观认识来说,它是反映论。没有物的存在,不去观察物质存在的变化(自然与社会人的活动),只凭空想,绝不可能有头脑中的正确意识与精神。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反映论是认识外部世界正确途径、是绝对的。但是,外界客观存在的物质,是运动的,是时空统一,因此反映在头脑中的认识与真理,必然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和意义上,头脑中对客观认识的真理,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它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其二,精神物质的作用反作用,从反映论看,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但是须知,唯物论反映论,所反映的“物”,一般指显物,人的精神活动只有表现“某种形式存在”,-----比如宗教教义与活动、比如书籍与考古发现、比如现代的虚拟的网络信息、比如各国的文化理念(表达表现出来的)及推行的战略举措等等,才能被反映。总之,对未来走势的预测,必须依已有对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来进行,并考察现实,得出新的认识,否则就是唯心空想。
其三,从宇宙的客观存在而言,它是阴阳显物与隐物并存交合运行。而阴阳,不论是“交合”成显物,还是“未交合”为隐物,皆是物。从事物的发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起决定性的是“无”,是精神。
而唯物论反映论,对“隐”之阴能阳能的“无形”存在,是不能和无法反映的。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亦是可知的。对此,必须十分清楚。
其四,中华易儒哲学认识事物,是以两种途径方法结合并用的。
一种是,依《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这一地绕日行天体运行图----百验不殆、百试不爽,之天道大律,之道法自然,即依时空运转,观察时势道位、预测预知未来。《伏羲先天图》,就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结果。世界的各种“历法”,亦是观察而得之。依此,如再加上现代的“大数据”分析(易,就有预测计算学),将对认识世界事物规律走势,发生革命性的进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因此,应自觉运用《易学》,使古老的预测学走向现代化。
一种是,“以制数度,议德行”,“与朋讲习,以多识前言往行”,即《实践论》的方法,不断观察与讨论检查依道践行的结果,总结执行前策的经验教训,“以多识前言”的正误,汰劣扬优,做出新的政策决定,继续奋斗前进。
宗教与唯心论,比如黑格尔哲学,虽讲由无到有“精神第一性”,但它不讲反映论和实践论,结果,成为宗教式的心中的逻辑推理,这是不符合《伏羲图》的基本原理的;而没有将《实践论》的实践认识路线纳入进来,就只能成为地地道道的“唯心唯理哲学派。”中国的“唯理派”,“玄学派”,多数也是这样的“唯心空想论”。
其四,从以上分析,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一则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科学世界观。但要了解它的理论原则之立场和前提条件。
二则是,关于精神与物质何者第一性的问题,站在反映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看,物质第一性;站在宇宙运行的角度看,无隐之“精神”第一性。
三则是,关于作用反作用,站在社会生产领域、社会制度更迭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颠扑不破。但是,以中国的阴阳哲学观来看,精神与物质具有同等的作用力,而民族文化理念的科学性,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的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可说是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也可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大发展。
而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道路问题,更可以看作是把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提到了“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这是有史以来最自觉地哲学思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相信,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复兴,哲学思想的进步,必将迎来中华古国新的春天。中国道路,四个大字,也必将成为划时代的伟大旗帜,引领中华民族高歌奋勇前进。
尊重客观实际,探寻客观规律,与时偕行,求真求是,是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真谛,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永远高举追求真理的大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必将无往而不胜,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六,总结结论------依靠“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想再对《解伏羲易》,多做一点说明。
有人说,中国无宗教。确耶?误耶?众所周知,世界各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国有没有呢?儒教、道教、佛教、回教?天主、基督?中国人到底信仰何也?儒与道的本质与形态,并非是真正的宗教,但作为“信仰”,她又确实有着宗教的功能效应。不同的宗教信仰,就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抹是抹不去的,刨也刨不掉。现代自然科学,西方最发达,可是欧美的大多数人包括科学家在内,他们不还是信仰基督教吗?今天西方大国,自以为是,硬要与“伊斯兰”过不去,愚也!中国人聪明吗?五四时大批易经儒学,高呼“打倒孔家店”;今人包括有些学者对经学儒学,仍不以为然,自作聪明,力搞西化,几乎弄得“礼之邦”(礼,乃仪、亦制、亦法也)面目全非,浮华风气甚嚣尘上,同样可悲!
中国人是敬天地,拜祖宗的,天就是中国的“神”。从这个意义上,它是宗教。易说天地,阴阳八卦,非迷信,乃智慧科学。从这个意义上,它不是宗教,不是“神说”与“神教”。中华文化的优点,是科学与宗教的合一;但也是我们的不足与缺陷。为何?当我们将其作为科学来探讨时,本质上要求质疑,结果往往又动摇了对信仰的绝对真诚;当我们将其作为宗教信仰时,本质上要求绝对忠诚,结果又忽视了对其“与时俱进”的不断探索。这恐怕是,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理念上种种矛盾,信又信得不坚,探又探得不深,自然科学后来落后,不够发达的缘故吧。当然,这最多是原因之一。
中国后来的科技落后,根本原因是史上的所谓“大儒”们,将易儒文化的科学宇宙观人文理念,加以曲解误导,而成为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保守意识形态所致。
科学与信仰之间的这种矛盾,致使我们在文化传承中,往往把对天地的崇拜,有时又看成弄成迷信;孔子的儒学本是来源于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律解,蕴含着科学世界观,然而在一些腐儒的误导下,又把它看成因循守旧的保守世界观。孔子主张“中庸”,这本是说的是要运用“太极图”(中,是太极图的象形字;庸,即用)——“伏羲模拟天体运行方圆图”来观察自然社会,“与时偕行”,结果却被宋程颐弄成了个“不偏不倚谓之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起不伏的恒直说教。孔子主张阴阳男女平等,董仲舒班固等伪儒,却弄出个神化绝对化的“三纲五常”来。是的,孔子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这不过是对那个时代的秩序表达,并非一成不变的僵死教条。孔曰:“父母之谓”,“家人有严君”。“柔得尊位,利有攸往”。请问,这里有什么神化绝对化的“三纲五常”?更有彖辞革卦,革命高歌赞:“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孔子在《彖辞》中是大书男女平等、与时偕行、主张革命的呢?可惜,可悲,可叹,直到今天,在我们的知识精英界,一些所谓的名人,还在央视、凤凰卫视上,把绝对化的“三纲五常”这种伪儒货色封建主义糟粕,当成真正的儒学思想拿来做靶子批判。更有甚者,一位据说是我国的“国际文化名人”的人,竟把中华文明传统或者说儒学,概括为“孝道、礼道、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之谬解),大肆兜售。实在令人悲哀与痛心。无疑“三道”与儒学紧密关联,但以“不偏不倚谓之中”释“中庸之道”,就已离开了依天体运行规律而践的“中庸之道”之本义----这是伪儒腐儒的歪曲误说。须知,(伏)《易》(孔)《传》(解),揭示的是:天体是运动的,运动是旋转有规律的;“中庸之道”即依道而行;其表达和要求的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与时偕行”、革旧布新,“革之时大矣哉!”,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容保民无疆”;“以同而异,追求大同”,“行正道,果为德”,“道德”的第一要义是,遵循客观规律而行,等等人文理念,才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敬天拜祖,忠孝两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才是中华文明的精髓。
我以为,我们不应回避中华传统内存的又统一又悖论的问题。我们只有把这个头绪捋清楚了,才能将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真正的加以继承和发扬。
如果回到信仰与科学上说,宇宙天地之神,非上帝,而是《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敬拜天地,就是要敬拜“伏羲图”,永不动摇。同时,它既是永恒的真理,又是 “与时偕行”的相对真理,需要我们不断地开拓探索,永远进取。这样理解,才能寻找到中华文明优良传统之所在。
下面我们再重复地展开做点说明。伏羲创易,文王演易,孔子解易,这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源与流。《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在文字出现前,对天体运行的模拟图解。它是完整的宏观的系统的联系的平衡的科学体系。并非迷信,亦非玄学。翻开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我们即可看到由此引领的辉煌灿烂,亦可看到由于误读误解误传,带来的种种弊端与危害。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正本清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与弘扬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文化基因之基础,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天体模拟运行图。从宇宙大爆炸,到太阳中心说,从阴阳的化分化合,到显物(有)与隐物(无)的依道(律)有序运行,乃是客观存在,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德”,在孔子的儒学语汇中,则是对“道”(规律)的正确认识与实践,是主观真理与客观真理统一的结果。佛学中有“顿悟”与“禅思”,大概也是讲的认识客观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经过中国化了的佛教---自觉觉他)两者的精神与原则是一致的。由中华文明演进的开宗史,我们可知,从无字转为有字的初始时期,真正悟懂解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者,照我看主要是三个人。
一是周文王,他最大的功绩,是通过演易,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中的各卦(存在物之时空),用文字作了正确地标名,并依天体运行的客观实际,以科学的逻辑勾勒出卦与卦之间的内在的客观联系,史上称其为《周易》。但纵观其述,其分析解读,还比较梗概与粗略。但他终究是用文字解明、科学定位《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第一人。史上有一种说法,认为伏羲只是创始八卦,而六十四卦则是文王绘制的。这是有违史实的误考误判。
二是孔子,他的《易传》尤其所作“象彖辞”,承接文王的逻辑思路,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卦卦阴阳运行变化,作了详细的文字解读,给出了自然的人文的科学阐释。直到今天,我们来研读孔子的象彖辞,不能不敬佩孔子的科学考察能力。说到底,孔子的“象彖”辞,是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第一次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中所蕴含的天体运行密码信息,作出的最正确最科学的破解与阐释(他的文字表述,皆源于卦卦阴阳变化,无一自造杜撰,我在另著中将详加解析;前已指,他揭示了地球自转公转所蕴含的五大规律)。史上把孔子的《易传》亦列入《周易》范畴,统称《周易》。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不论文王,还是孔子,他们的所谓“易说”,实际上都只是对《伏羲易先天图》的阐释与解读,把“周易”与“伏羲易”分割,或用“周易”取代和等同“伏羲易”,不仅使中华文明的发展源头变得模糊起来,还会使后世忽视了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这一中华文明源头的进一步深入探索。这种只知“流”而不知“源”的后果,即是造成很多的误解不能从根源上加以辨证与澄清的最根本原因。
以至直到今天,伏羲这位中华文明的始祖,并未取得他应得的地位与尊重。这是一大历史遗憾。敬天,就要敬拜伏羲及其《方圆图》。这是中国的天道“神”(看不见)道(阴阳运行规律),也是中国科学之源。
三是老子,他的《道德经》,不是走的文王演易之路,而是独立地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破解与阐释。他的“道说”,所揭示的就是宇宙爆炸,天地开辟,阴阳运行。但因过于抽象,缺乏网络支脉的联系与支撑,多被后世引入玄学的迷雾。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全新的伟大时代。文王与孔子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破解与阐释,我们之所以说它是科学的,只是说它正确地揭示了天体运行的客观轨迹,为我们诠释了系统的联系的宏观与微观宇宙观。而并非指他们说过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言语迷信。
他们那时还处在农牧氏族社会,或者说,才脱离农牧氏族社会不久,因而他们的人文解说不能不带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特征。更不要说,任何天才伟人都绝不可能没有认识与判断上的失误与错误,这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包括周文王老子孔子,一切伟人圣人在内,无一例外。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与把握他们所揭示的科学世界观,而决不是固守一些僵死的言语教条。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来看,它的以“震巽”为中心之六十四卦有序运转,不过是描绘的宇宙大爆炸,阴阳裂分,天地开辟,地球围绕太阳的自转与公转的有序运行,及其由此衍生的自然万物生生息息与社会的不断演进与发展。在这里,他们特别强调了天人合一,系统联系,运动与生态平衡,及至社会的天下为公、“以同而异”、“德仁和善”、“礼仪法度”(礼,“以制数度,议德行”)“容保民无疆”、“与时偕行”、迈向“大同”等等。这些,不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依法治国”、“与时俱进”等理念所系之根吗?
尤让人万分感慨的是,当欧洲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被证明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人文界却是一片愕然,大呼中华科学落后了。是的,不错。但我们不能不问:一切大儒们、知识精英们,你们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一切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在《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中,是早就被揭示、被阐释过的普通常识?为何你们会如此的大惊小怪?(这有古籍可查)由此足可说明,后来的许多儒士,不过是假儒伪儒腐儒。中国文明的后来衰落,中华科学的大大落后,正是这些伪儒腐儒所误导的结果。
需要辨清的是:何为正,何为谬?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并非中华历史中的一切存在,不分良莠,皆可拿来做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也就是说,虽然《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源头,但并非一切解读与实践,都是正流。《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产生的年代,尚无文字。有了文字后,史上百家争鸣,其解读更是莫衷一是。虽各有其真知灼见,独到见地,但误读误解误传者,则比比皆是。所以,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绝不等于要遵循一些所谓“儒家”的观点,更非要照移封建社会时期的一切。这完全是两码事,这是一种对是非取向的莫大混淆。因此,辨清中华文明传统之正源,就成为今天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一项重大课题与任务。因为,五千年积淀太过冗繁沉重,要不要设立中华文化的专门科研机构和教育院校,加以梳理传播,我以为也是应当考虑的。
还有一点必须庄重指出的是:即决不可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伏羲文化产生于远古时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时代不同,即便是用同一世界观来观察社会,得出的具体理论结论亦不同,因此,当然不能将中华易学与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划上等号。但是必须知道,中国的易儒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就其世界观来说,都是对天体形成与运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这一点,凡读过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是应该很清楚的。
如果我们知道,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是受中国的阴阳学影响的。(黑格尔哲学,从精神物质即为阴阳这一角度看,他受中国阴阳学的影响,可证他学对了;而从反映论角度看,他没有学到精髓,搞错了“有与无”的关系。因为《易》之阴阳学,不是脱离实际的“心算”,而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并要“与时偕行”“多识前言往习”和“议德行”的。这里讲的是实践论反映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恰又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改造。那么,于是我们就更应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着中国文化基因遗传的存在。
还应知道,哲学的命题,并非一讲“阴阳”就是古代哲学命题,一讲“物质精神”才是近现代哲学命题。是的,现代哲学中的“物质”是指客观物质的存在,“精神”是指人的头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这当然是唯物论反映论,是正确的。是的,中国的古典哲学,既承认“阳”、“有”、“物质”,是指人脑之外的有形世界,“精神”是指外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但又不仅仅如此,它还承认,存在于头脑之外的“隐”与“无”。老子说:“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这就是说,“物质”是发端于“无”之阴阳交合,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生生息息,万物勃发;无疑“有”又是一切事物生成发展的载体,“有名,万物之母也”,这当然也包括头脑中的精神也是外部世界的反映。这样看来,中国的古典哲学,不是有着更多维更全方位的客观涵盖性吗?而以今天的科学发展来说,难道不都是对“无”的世界的探索开发利用之“无为而治”吗?
还应知道,马克思主义,本属于西方文化范畴,但它是反对“上帝文化”,而主张无神论的。而这正是中国易儒文化的一大核心内容,易学阴阳讲的是 “精神物质”、 “看得见与看不见”、 “有与无”、“显物质与暗物质”的客观存在,这是是无神论。《山海经》有神鬼说。然盘古开天,盘,旋也,古,初也;揭示的是宇宙爆炸,阴阳气流旋转,万物生生息息。《山海经》中的一切“人名神讳”,都不过是天地开辟之初自然现象的“指代”。可是史上却被解读为“神力无边”,拟人化神,封神演义,鬼怪人伦,以此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开端,“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而今”之谓,是证也。但《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无有“荒诞神说”,是自然本源之科学。在易经孔子的语汇中的“鬼神”,不过是对看不见的“阴阳”的指代。所以,马克思主义从世界观上看,恐怕其根在中国。而非在西方的上帝文化。
我们还可以说,中西文化交融,中国文化传入西方,到马克思手里结合西方社会的实际,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走向世界大同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恰又与中国的易儒文化大同理念相一致。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又武装了中国人的头脑,经过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理论家的反复探索,今天我们坚定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岂不是几经螺旋上升,“接力棒”又回到了原点----伏羲易的天体运行之大道吗!
再考,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它应有怎样的定义?这里的科学观,难道是指西方的自然实证科学观吗?虽然可包括,但绝非仅仅如此。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显然是指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结合当代现实与中国的改革实践,丰富并赋予了新内容的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升华的结晶。它在本质上,就是宏观的系统的相互联系的协调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科学世界观。那么,这样看来,这一世界观、科学观,不恰恰与中华易文化的世界观、科学观,十分相近相通吗?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扎根于中华大地,照我看,是与中华文化的特质有着紧密关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国情,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特有品性。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在中华文化土壤上生了根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虽是外来的,但它已中国化了,已融入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我们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
由此我们可知,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在本质上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将两者对立与分割,就是不知何为中华文明优良传统、何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发展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不仅需要我们不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吸取营养,还要不断从中华文明优良传统中吸取营养。而对于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来说,可谓任重道远。现在,最重要的课题是,正本清源,分清良莠,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要能做到这一点,需要以新的视野,重新解读《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既要正确地理解孔子的科学阐释,还其本来面目;又要根据新时代的社会实际,赋予新的解说,得出新的结论。或者说,因为文王与孔子的解说与阐释,有他们那个时代特点与局限,并非唯一。唯一不变的是《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唯此,它才需要根据时代变化,作进一步的探索开拓与说明。难道古人可对其做解读,今人不可以对其做解读吗?是为之,辨析之,这才是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宗旨与要义。
如果,从前面分析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看,宇宙社会发展、人文科学理念的“接力棒”,现正在我们手里。站在这个角度,来理解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不是会更加感受到,造福中国人民,为世界作出新贡献的神圣使命和崇高责任吗?
而这一切,关键在于实现中华优秀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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