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资本主义扩张历史过程的全球化

　　我所理解的“全球化”是“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化”还很新。在英语中，这个术语仅仅在上世纪晚期才被常规地使用。关于它应当如何被理解，还没有形成共识。那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较宽泛的观点，全球化的四个基本方面是指贸易和交易、资本和投资流动、移民和人口流动、知识的传播。我将从一个更狭窄的视角具体关注经济方面，更具体地说，是民族经济以大量不同的方式向国际经济的融合。

　　通过不断寻求新市场以试图使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扩张这一内在趋势的后果就是全球化。既然它需要不断地开拓市场，资本主义自然倾向于将自身拓展到全世界。但是这个拓展过程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无限持续。人们可以预见，有一天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扩张过程将会遭遇它的自然极限。在这个极限，不再有新市场，也就是说，没有更多地方可去。

　　全球化改变其发展道路上的一切事物，人们不应忽略它这种内在趋势的社会后果:瓦解了传统生活方式，因而在传统生活方式的破环中产生了一种永恒的危机形式。

　　这导致了一种明显的张力。资本主义为了运转得最好，需要由维护本土传统所带来的社会稳定。然而，内在于资本主义扩张中的社会不稳定性趋势产生了社会张力，比如经济扩张与某种极具宗教色彩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张力(这种宗教生活方式内在地是保守的，努力维护传统生活方式)。我在别处已经论证过，像“9•11”事件这种现象可以有效地从这个视角来分析。

　　全球化当然比当前用来表示它的这个术语产生得更早。根据如何理解“全球化”，它可以在这个传统中追溯很远，比如包括各种形式的征服、殖民主义等等。有时人们认为马可•波罗、克里斯多夫•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的发现对所谓的首轮全球经济做出了贡献。

　　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了这种现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二、马克思论人的发展、实践和政治经济学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内在地是社会的、政治的动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产生于他试图阐述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实现人的完善这一古老的西方梦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已经提出了一种想象的社会图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每个人从事他最擅长的事。黑格尔指出，柏拉图没有提供实现这种图景的机制。马克思替代方案的希望在于它能够在对现代社会状况的未来陈述中指出人类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的具体可能性。

　　马克思对实践的探讨，可以理解为是对缺乏社会实践理论的柏拉图的回应，对初步提出一种社会实践理论的亚里士多德的回应，对在他看来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状况的不正确观点的黑格尔的回应。在马克思看来，产生于具体社会境况因而是政治的经济学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政治经济学是理解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方式。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常常被误解。马克思不是在割裂理论与实践(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也是荒谬的)的意义上，而是在阐述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的意义上强调实践。这样，这就不是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那样强调行动而取代理论的那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立。相反，它是以社会世界为中心的理论和那些以任何理由忽略社会世界的理论之间的对立。

　　有很多理由可以回避社会境况或者仅仅对之置若罔闻。人们知道，马克思关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由于政治原因或者纯粹的忽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创立了这一主题。相反，对理论和实践问题不同方式的关注是德国观念论的核心，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来说尤其如此，对谢林来说程度稍小一点。在西方传统中，这个主题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关于生活即活动的思想是对有限的人类基本上是能动的的初步阐述。数世纪以后，费希特重述了这个观点，马克思从费希特那里继承了这个观点以批驳黑格尔。

　　如果“科学的”这一术语是指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那么，尽管有对资本主义的阐释和对经济数据的分析，马克思的研究最终不是科学的，他的理论不是也不应当被描述为一种科学。相反，它是关于有限人类之实现的哲学理论。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依赖程度上，这种哲学理论是独特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换句话说，既然人类历史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以经济维度为中心的，现代工业社会就没有可以取代经济分析的选择。然而，马克思的经济学不应当和正统经济学方法相混淆。正统经济学在增加利润的同时，试图保持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均衡。相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意在成为一种与正统经济学方法相反的观点，因为它意图最终取代资本主义，打开通往社会主义最终是共产主义的大门。

　　区分马克思的理论对一般经济现象的正确性和它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时期的正确性，是很重要的。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引导下与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或者也许甚至是哲学本身决裂了。这意味着什么，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如同阿尔都塞的断言，人们常常认为马克思离开哲学转向了科学。作为所探讨的那种转变的一部分，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摆脱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这种简单的观点十分错误。尽管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当然存在重要的差异，就他的经济学理论而言，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抛弃黑格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黑格尔的一个重要思想为基础。在《法哲学原理》(67节)中，黑格尔将自我对象化描述为自我在自身劳动、在自身产品中的凝结。

　　黑格尔这个重要的自我对象化概念是马克思两个基本重要学说的前提：异化理论和劳动价值论或关于价值由耗费在所生产的产品或者注定要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之上的劳动构成的理论)。这或许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就不可能在不抛弃他自己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条件下与黑格尔相决裂。相反的观点更接近真理。当然，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是存在很多差异的，并且同样自然的是，马克思的理论也在与时俱进。但是，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不存在断裂，相反却有一种深刻的连续性。

　　三、马克思的理论和大衰退

　　近来的一些事件致使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确实需要修正。这些变化包括全球化的不断扩展、国际金融日益增长的重要性、2008年的大衰退等等。

　　大衰退是一个重要的检验案例。在写作这篇论文时，它的持续效应在美国和欧洲比在东亚仍然可以更深刻地感觉到。马克思经常表示，资本主义遭受的经济危机是出于过度生产和不断增加的贫困，或者所谓的工人的“贫困化”《mmisera-tion)。他指出资本主义在它自身的沉重负担下最终将崩溃。资本主义受制于周期性的危机，这似乎是明确的。但不明确的是，它们是否和马克思的模型相一致。

　　很明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消亡。更进一步说，不走运的是，对那些认为或者至少希望马克思的理论确实能够解释一切的人来说，当前始于2008年的全球范围的衰退似乎仅仅是国际资本主义持续增加的疼痛的另一个标志，这不符合或者至少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模型。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三个主要因素：所谓的充分就业利润挤压、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过度生产。在马克思的时代，金融部门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因此，马克思关注所谓的实体经济他认为危机从中发生)而不是金融部门，就不奇怪了。

　　2008年的大衰退凸显了一个困难的解释问题。它基本上没有被预料到，因此不是预期的。更进一步说，它很难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把握。一些评论者试图用资本流动的后果对它做出解释，由此至少宽泛地将其置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然而这次没有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独特的危机，不能或者不能仅仅以所谓的实体经济因素来解释。因为它发生在金融部门，至少它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由其他一些因素比如银行家和在金融领域处于合适位置而创造有利于自身、不利于他人的条件的那些人的极度贪婪来解释。这说明至少在这个案例中，关于危机理论的一种全面的观点需要以不同形式得以重述，以涵盖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危机类型。

　　然而，在其他方面，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阐述仍然令人吃惊地是与时俱进的。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可以反驳或者质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事情。现在和过去甚至将来一样，资本主义将无可争辩地继续展示人的自我对象化、由需要(或贪欲)所主导的社会环境中的有限人类(他们受需要的驱动)及其在政治责任的实践中受制于经济顾虑之间的辩证法。

　　四、马克思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有两个方面。它表明马克思有助于理解人类实践的多种重要形式。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它也指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把握中存在的潜在困难。如上所述，马克思的目标是表明就长期来看资本主义将通过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对那种可能性的理解。我们的目标当然并不总是等同于实际发生的事情。苏联的特点是在斯大林主义中达到了高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制，而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的乌托邦。这致使科拉科夫斯基(早期曾是一位非常有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得出这种结论:马克思主义——他没有区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最异想天开的奇幻。

　　马克思的部分回答在于他的危机概念。很显然，危机理论和马克思1840年代早期的理论更准确地说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某些方面这个文本是《资本论》的早期草稿)一样早。马克思甚至在他思想发展的早期就致力于思考资本主义(当前的经济模式)和共产主义(他的替代模式)之间的差别。他的解答在一定程度上以这个不寻常的术语为基础(在经济语境中它当然是不寻常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必然性常常被理解为一种逻辑概念，而不是经济学概念。在逻辑背景中，常见的表述如果p那么q断定了这两个项之间的必然关系。这意味着不可能是如果p那么并非q。在这个文本及后来较长系列的一些文本中，马克思坦率地声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最终被一场更大的经济危机所摧毁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对实现马克思的理论是必然的。但是这个转变并不必然通过一场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发生。2008年的大衰退当然也没有使之发生。相反，它为负责金融部门的那些人提供了一个将重大经济损失强加于其他人身上并迫使他们为解决难题而买单的机会。西方近来的口号包含着实情:利润私有化，风险社会化!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观点正确吗?或者相反，经济危机的概念和理论整体过时了吗?或者甚至被事实反驳了?答案是它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似乎并不清楚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衰亡。对这个问题，他仅仅给出了三个不同的答案:它自身内部自发的经济崩溃、党的作用和对阶级意识的依赖。

　　第一个答案属于一种由卢森堡提出的自发经济决定论形式。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将会由于自身的重负而自发崩溃。如果这个论断认为资本主义将会在某个时间点上被一场巨大的危机所破坏，那么似乎这并没有发生，而且西方世界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机也没有摧毁资本主义。相反，1929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以及2008年规模虽小但仍严重的危机使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的一种可认识形式仍然屹立不倒。这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前景过度悲观了，而对设想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则过度乐观。

　　第二个路径是党作为所谓的革命先锋队的理论。它是由列宁创立的，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石。现在我们知道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既不允许它在一国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也不允许它摧毁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都没有变成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尽管人们似乎不清楚福山所阐述的相反观点即资本主义破坏了共产主义是否大致更合理。正如贝桑松所言，更有可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模式和苏联都陷入了最后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困难境地。

　　我们仍然在期待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在中国能否在党的领导下实现。这无法从理论上而只有在人类的历史实践中才能获知。有一种简单的但并非不准确的描述这种状况的方式认为，大跃进和文革之后，邓小平挽救了中国经济，因而以修复资本主义的方式挽救了中国。当今中国存在相当多或者至少很多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所描述的问题，用资本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有点困难，不顾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共产主义也许更困难。

　　第一种可能性是经济的，第二种是政治的。在描述黑格尔所说的主人和奴隶相互关系的精彩分析中所包含的斗争潜能时，卢卡奇提出的阶级意识的革命作用概念进一步表述了第三种选择。当然，如黑格尔所言，思想有实现自身的方式。在历史中奴隶会转变成主人的主人，而主人则会变成奴隶的奴隶。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是20世纪任何社会运动包括革命的一个因素。然而，认为主客统一(卢卡奇称呼无产阶级的术语)表明或将来会表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出路则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较之西方现存的甚或东亚现存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概念，就卢卡奇对这个术语的严格意义而言，和康德关于主体的先验演绎或者马克思关于作为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的推论有更多共性。因此，卢卡奇所提出的三个方法似乎没有一种对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的理论是充分的。

　　五、结论:马克思和全球化

　　这篇文章考察了马克思与全球化关系的几个方面。我认为马克思的核心关怀在于在社会境况中实现人的自由。我还认为，人的自我实现只能通过人类实践发生，马克思的这种理解促使他形成了一种关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理论。最后我还指出马克思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理解不是正统的，并非意在稳定资本主义，而是要理解资本主义最终转向共产主义的真正可能性。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在诊断内在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功能障碍方面是十分有说服力的，但是在提供一种成功的替代方案上则是很无力的。因为理论依赖实践，可以说，理论模型需要考虑事实情形和它的社会现实。自从马克思阐述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模型之后，许多社会变化表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现在需要被调整以更加适应当前的现实。例如，需要发现一种方法以把握和所谓的实体经济日益减小的重要性相比金融部门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这个变化了的情况显然影响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然而，我相信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些人获利以另一些人为代价，只要经济框架中的社会剥削仍然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马克思的经济学对人类的状况来说就仍然是有重大意义的。

　　另一点和把握从资本主义经历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方式有关。马克思呼吁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要在为人们成为人的世界中全面发展的个体创造现实可能性上，改变世界。关键是成为人意味着什么，怎样最能使其得以实现。我的结论是，尽管马克思对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贡献，但是，甚至在马克思之后，这个问题本身仍然是世界各地人类社会日程中的核心关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实现自身(humanity)?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69期，摘自201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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