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一本几乎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同名的著作激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热议，它就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这本厚达600多页的学术专著，在美国上市仅一个月，销量就达6万册，成为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为什么一本严肃的经济学著作反响会如此热烈？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皮凯蒂及其伙伴用资本主义数百年经济发展的详实数据证明了马克思当年的基本结论：资本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而经济的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率，因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和必然趋势。也就是说，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是同步进行的。必须用全球高税收抑制这一趋势，否则必将威胁民主社会的根基。

　　由于皮凯蒂触及了时代的本质，因而引起了世界学界的激烈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连续刊发三篇书评，认为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皮凯蒂的新书不仅揭示了时代本质，“同时改变着我们思考社会和研究经济学的方式”。著名经济学者米拉诺维奇称此书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家哈罗德·梅尔森则认为这是“凯恩斯《货币通论》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纽约时报认为：“皮凯蒂的著作是在全球经济学界投下一枚震撼弹，揭穿当代资本主义的伪善面具。”站在资本立场上的保守派则激烈反对这一著作，认为皮凯蒂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回潮，因而是谬误的”，“皮凯蒂聚焦抑制富人，有些类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学问。”它“违背了美国精神——尊重能够获得财富的人们”，个别学者则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纵观全书，几乎全是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这种观念的中世纪仇视。”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一场浩大的思想交锋已经拉开序幕。”正如媒体所指出的：“这本书已经让争论的问题发生了转变，使争论的焦点从是否带来了贫富差距，变成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应对贫富差距”。

　　一、马克思结论的再一次证实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9页）“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49页）因而资本有一种必然的趋势：“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资本在怎样程度上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这个结论，今天被皮凯蒂以自己的研究方式再一次证实。

　　皮凯蒂及其伙伴，经过15年的研究，尤其是对美国、英国、法国300余年财富数据的分析，证明了马克思分析的正确性：300余年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保持在每年4％—5％，而GDP的增速为1％—2％，资本回报率几乎是经济增长率的3倍，而雇佣工人工资的增速则更低。5% 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 14 年财富就能翻番，而 2% 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 35 年。在100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 7 番，是开始时财富的 128 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比100 年前增大了8 倍。1% 的人比 90% 的人拥有更多财富，这就是300余年的基本事实。这一结论使保守派哑口无言，正如克鲁格曼所言：“我参加关于不平等的辩论已经超过20年了，还没有见到过保守派的‘专家’能够对这些数字提出反驳，……因为事实仿佛根本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也正因为如此，克鲁格曼才说“皮凯蒂的著作是一部能够改变舆论走向的严肃学术作品，大多数畅销书都做不到这一点。”

　　针对贫富分化趋势，皮凯蒂主张通过高税收进行抑制，即向年收入在50万至100万美元的人群征收80%的所得税；向年收入在20万至50万的人群征收50%—60%的所得税。同时还必须向富人征收高达10%的年财富税，向一般富裕人群征收高达20%的一次性资产评估税。皮凯蒂说：“我赞同私有财产，但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平而实际的分担税务负担的方法”。“我只是建议减少世界上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几乎没有财产的人的财产税。”

　　二、经济学的再一次革命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首要意义，是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良性资本主义神话，即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关系是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初期，贫富差距加大，但随着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就会逐渐缩小而成为常态。皮凯蒂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库兹涅茨的例证只是一个特例，真正的常态是差距越来越大。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第二个意义，是用实证的方法扭转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经济学最初含义是政治经济学，然而自 18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走向纯粹经济学，数量化、模型化分析越来越成为主流，而关注的重心则从社会转向资本和财富的增长。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也就是说，它研究社会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因而一分析现实的完整的社会，他们的问题就暴露无遗：只专注于财富的积累，而从来也不专注于贫困的积累。当皮凯蒂用事实证明，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时，现代经济学的资本立场和形而上学方法就走到历史尽头了。时代呼唤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它可以坚持量化的、实证的分析方法，但它的立场必须是人类社会的，不仅要量化资本，也要量化贫困。皮凯蒂用实证的方法攻破了现代经济学的资本堡垒，扭转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经济学回到马克思立场的一场革命。著名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称此书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是很有道理的。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指出立场的重要性：“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市民社会，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皮凯蒂研究的实质，就是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市民社会立场，使经济学回到人类社会。

　　三、本质是政治问题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贫富分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应该从本质上把它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也就是说，按其自然本性，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就是两极分化，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样要面对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因此，要使大多数人能够共同幸福，唯一的出路是组成真正的人民国家并通过国家引导资本、驾驭资本。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的关系是资本、人民（民生）与国家三者间的关系。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一点不仅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而且决定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什么作为指导国家的最高原则，以资本为最高原则的是资本主义，以社会或人民为最高原则的才是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立场，只能是社会，而不是资本。在社会主义看来，社会原则高于资本原则，因此不是人民和社会为资本服务，而是资本的发展最终要为人民和社会发展服务。皮凯蒂承认自己的著作从本质上讲是政治性的，其根源也在这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正是在这里表现出皮凯蒂的人类社会立场。由于资本的国际化流动，因而要真正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要国家内的民主，而且要正义力量的国际合作，使资本无避税港可逃。这一点同样是非常有远见的。

　　四、《21世纪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皮凯蒂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包含着三重内涵：一是高税收，最高达80％；二是增加了财富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所得税，很少对财富本身征税；三是全球征税，消灭避税天堂。这就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争论。面对强大的资本和代表资本利益的国家，皮凯蒂也认为难以实行，自己的建议具有“乌托邦”性质，因为“控制资本主义的社会精英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愿意让步。”除了空想性质，我们也可以批评他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因此他的建议只具有改良的性质。但是从全球的发展趋势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他提出的问题具有时代意义，即如何把市场的活力与缩短贫富差距结合起来。　

　　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两极分化。正如国际乐施会在2014年１月20日发布名为《为少数人打工》的报告中指出的：“今天，占全球人口1%的最富有人群财富总额更是达到110万亿美元，相当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35亿最贫穷人口财富总额的65倍。85位最富者的财富总额可敌35亿最穷者（1.7万亿美元，世界财富总和的0.7％）。1％最富有的富豪占有全球46％的财富。”35 年来我国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我国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13年1月18日公布，2003年至2012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高位运行，所有年份都超过了0.47，最高年份达到0.491，这是极易引起社会动荡的数字。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能不能自觉地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最主要问题。皮凯蒂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上，用实证的方式作出我们时代最有创见的回答，我们可以批评他，但不能否认他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开创性回答。他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但更是一位真正的经济哲学家，他站在社会生活总体的立场上，提出了克服经济问题的非经济方式，使经济学重回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方向，他的地位要高于站在资本立场上并以资本为根本原则的经济学家。　　　

    （执笔：孙承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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