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部分。自从19世纪40年代创立以来，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中，这一科学理论指导了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指引人们认识历史、认识世界、不断探求真理的明灯，至今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极高的声誉。唯物史观理论是探索性、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它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保持其长青的活力。唯物史观发展的道路是曲折起伏的，它要接受客观实践的检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同时，其正确原理的传播和贯彻，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难免要遭受到一些人的严重误解或歪曲，如若听任其散布，必将危害革命事业。因此，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及时地批判这些谬误，并结合各项复杂的实际情况宣传正确的主张，使更多的人们分清是非。而恰恰在批判谬误的过程中，唯物史观原理又得到了发展和丰富。在这方面，恩格斯无疑为唯物史观的发展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在欧洲，当19世纪7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形成潮流时，却有一些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其实他们既不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缺乏实际革命活动的锻炼，他们只会猎取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将之当作教条和公式随意套用，以此作为一种时髦。马克思和恩格斯洞悉其错误实质和危害，立即予以批驳。但因马克思过早逝世，使批判这些谬误的重任主要落在恩格斯肩上。晚年恩格斯不顾辛劳，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写了大量信件，深刻地剖析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及其危害，由此而涉及唯物史观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予之以充分的阐释。他这样做，不啻是为发展唯物史观而建树了一座丰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著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奠定了唯物史观学说的基础，而恩格斯晚年阐发的诸多命题和原理则将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完全可以说，正是有了晚年恩格斯所作的这些精辟论述，唯物史观理论才形成为完整的、原理更加丰富而明晰的科学体系。恩格斯所作的这些精辟论述，对于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指导实际革命工作和指导科学研究，都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

　　一、唯物史观理论勇于探索、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格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过程中自觉继承了文明世界的一切优秀遗产，而摒除了以往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唯心的和机械刻板的解释，他们是从无比繁富的第一手资料和复杂的客观现实中经过研究，概括出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基本原理，而在运用这些原理去说明具体历史问题之时，则必定要深入考察研究对象纵向发展过程和不同阶段特点，横向的诸多复杂的联系，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审慎地得出恰当的结论;随着事物的变化、世界的发展、各种理论和学说的进步，则认识要不断提高。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这些基本特点，必然赋予这一学说体系具有尊重客观事实、符合辩证思维和勇于探索、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格。因此，马克思一再强调他所揭示的原理并不是提供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历史哲学，更不是可以随意套用的现成药方和公式。当19世纪70年代末，一些法国青年学者热衷于把马克思学说作为时髦，他们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去认真钻研和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实质，只会将个别词句生搬硬套，以此作为不认真研究历史的借口，马克思对此至感愤慨，曾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691马克思的严正态度，突出地说明了唯物史观与教条主义在根本上是相对立的!恩格斯同样严肃地批评了一些德国的青年学者将唯物史观词句贴标签式地随便套用的错误做法，告诫说，如果把唯物史观当作公式套用，就会走到它的对立物，即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在写给德国“青年派”领袖保·恩格特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同一时期，恩格斯又在致康·施米特信中，语重心长地教导说必须把基本原理运用到探索复杂社会实际之中，这样做将会使研究的领域广阔、前途远大：“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1]691-69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和辩证法密切结合、成为一体的。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因素是历史演进的终极原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马、恩强调这一根本原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法律、社会意识等项的作用。教条式地套用唯物史观的人们的错误在于：他们的思维直接违背了辩证法的根本原则，只见到事物的一面，而忽视了有密切关系的另一面。恩格斯曾一再指出要把握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与辩证法结合这一根本的思想方法，并且诚恳地对马克思和他本人因为时代环境所迫曾经不得不较多地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而进行自我批评，指出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么，如果不对各种复杂的情况作出中肯的分析，则将造成严重的错误。他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2]698在另一处地方，恩格斯同样诚恳地承认马克思和他本人在著作中通常强调得不够而造成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视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3]726由于这方面的缺失，就给了论敌进行曲解或歪曲的借口。恩格斯十分精辟地论述教条主义者思维方式和根本错误，是抛弃了辩证法，将事物矛盾着的对立绝对化地视为对立的两极，违背了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进行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4]

　　恩格斯在晚年不顾领导工人国际工作的繁忙和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辛劳，给欧洲各国的革命活动家和进步学者写了大量信件，目的是教导他们正确地领会和运用唯物史观的真谛。这些信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宝贵文献，除了对论敌的歪曲进行驳斥外，更大量的是针对所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理原则的片面理解，有力地廓清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谬误。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强烈地体现出唯物史观学说与教条化、公式化根本对立的本质特征和精神风格，具有很强的战斗性、针对性，并且结合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对一些重要命题作了充分的阐释。因此，这些书信毫无疑问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对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具有宝贵的指导意义。

　　二、在廓清谬误中大大推进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

　　恩格斯晚年以高度的理论创新精神和透彻的思辨分析阐明的唯物史观命题和原理，其核心问题是廓清这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违反历史演进丰富性、违反辩证法的严重错误：他们将唯物史观学说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与社会生活形式的复杂多样、演进道路的曲折变化完全相脱离、相割裂，将指导人们分析复杂现象的规律变成可以一成不变地任意套用的教条，因而将无比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变成似乎用简单的几条公式便可以造出来，把具有丰富的发展变化内涵的科学理论，变成为僵死的、畸形的、形而上学的说教。恩格斯的巨大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四项：

　　其一，论述经济条件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在根本上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原因，是“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破除将社会形态演进简单地直接归结于经济原因的公式主义错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性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2]695-696这里他明确指出，如果教条主义式地认为经济因素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则会把正确的原理变成荒诞的空话，而实际上，应该在认识经济条件是基础的同时，还应认识到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在许多情况下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能对斗争形式起到主要的决定作用。因此，决定历史进程的是“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经济运动的必然性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的。接着恩格斯又以德国历史为例，说明尽管经济条件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但是政治以及传统意识等等条件，也都对历史进程起着一定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过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奥地利王室领地形成的过程中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恩格斯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论”，阐明在历史上，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团体和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通过努力表达自己的意志，构成各种复杂的关系、矛盾和冲突，而历史进程最终显示出来的方向，就是这各种力量和冲突的总和，历史上的每一单个的意志都对历史的演进起到或大或小、或是根本性或是很次要的作用;故历史的演进在实质上是符合规律的，但演进的道路和形式，则是极其复杂多样、曲折回旋的。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695-697

　　其二，经济运动与国家权力二者对历史发展作用的相互关系。恩格斯说：“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他认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归结为三种情况：“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恩格斯还特别指出，如果发生政治权力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的话，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被毁灭。现在，这种情况多半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1]701-702不论古代或近代，都不乏国家权力对于大自然粗暴破坏而遭到严重惩罚的例证，今天的世界，由于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更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紧迫课题。这也是为恩格斯的论述提供了新的确凿的验证。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恩格斯指出，对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不应作太狭窄的理解，它应当包括一个时代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经济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等项。“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5]731

　　其三，论述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定性质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一定性质的上层建筑，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法律、宗教等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者对此往往作片面的、绝对的理解，只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这就违背了辩证法，对社会历史进程造成严重曲解。故此，恩格斯晚年对于纠正教条主义者的这种错误观点同样予以高度重视，一再阐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他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继承法的基础是经济的。尽管如此，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对经济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他又说，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科学等部门，在历史进程中对于消除史前时期形成的愚昧已作了长期的努力。“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他还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相对独立性的重要原理：“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1]702-704不久之后，恩格斯又在致弗·梅林的信中作了进一步论述，他指出，政治、法律、哲学等等部门在那些世代相连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发展道路，这些部门在不同时代经历的演变从其实质而言是决定于意识形态以外的社会条件，而从形式来看却使人们以为始终是思维本身的发展。恩格斯对此的解释是：“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3]726-727这就为历史研究者提出了复杂丰富而又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

　　其四，历史内在规律的必然性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之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的有序演进，经济条件是各种社会力量发生风云变幻的事件不断演变的根本原因，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历史进程又是无比曲折的，各种现象复杂纷繁。对于历史发展之客观的必然性不能作机械的理解和公式化的套用，否则就会把无比生动丰富的人类历史变成抽象的概念演绎;同时，又应摒弃认为历史事件之间毫无联系、只是“事件的荒唐堆积”之类的唯心主义者的错误见解。因此，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历史事件复杂演变的偶然性之间的关系，认识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性事件的背后隐藏着客观必然性;而历史必然性又是通过复杂万端的偶然性现象表现出来，而且偶然的因素也一定对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结果造成各个国家、民族历史道路的种种差异。这样，阐释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就成为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纠正教条式理解的题中应有之义。恩格斯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对此作了分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的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5]732-733恩格斯的这些重要论述，捍卫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批判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推进。

　　三、永远保持唯物史观常青的活力

　　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理论的重大发展，是留给我们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唯物史观学说，经历了它的孕育、产生、成功运用和继续发展丰富的不同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从摒弃前人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用种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歪曲历史开始，通过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现实，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认识人类历史的一系列本质问题，从社会形态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有序演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一切复杂纷纭社会现象的一把钥匙，人民群众与个别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影响历史进程的原因是“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的不同情况，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关系，到如何训练和运用辩证的、发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为了概括和创造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命题和原理，前有马克思首创奠基之功，后有恩格斯坚决捍卫和大力发展之功，由此构成内容丰富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为我们有效地提供分析复杂历史现象的思想武器和指导研究工作的科学方法。通过认真领会和努力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就能达到对社会历史发展获得科学的认识，能够逐步地达到对客观历史演变实质的把握，尽可能接近真实地再现客观历史的本来面貌;就能深刻认识人类社会中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外交的、意识形态的种种现象，虽然关系错综复杂，然而又有规律可循，构成互相联系的复杂的有机体;就能够不断发现新材料，恰当地分析问题并作出新的概括，推进众多领域的科学认识，即令在研究过程中对某一问题认识有错误，也容易在自由探索和批评的气氛中得到纠正;就能不断开阔视野，及时总结时代的新经验，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部门的新发现、新原理，使唯物史观理论继续向前发展;就能坚持正确的认识路线和研究方法，坚决摒弃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主观臆测的错误思想，永远保持唯物史观常青的活力。声称提倡唯物史观将会导致教条主义的人，若非恶意的歪曲，便是绝大的误解。恰恰相反，从本质上看，从发展的历史看，从内涵的丰富性和所揭示的真理的深刻性看，唯物史观学说与教条主义乃是根本相对立的。在唯物史观传播和运用的历史上，之所以产生公式化、教条化的错误是运用者认识幼稚、经验不足所致，或是特殊环境下错误的政治路线影响所致，因而走到唯物史观的反面，唯物史观理论绝对不能承担这个责任。作为唯物史观学说的杰出发展者和捍卫者的列宁，和作为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弗·梅林，都曾对唯物史观学说与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对立作过极其精当的评论。列宁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6]“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7]弗·梅林则说：“历史唯物主义消灭了每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它排斥了每一种想把多变的人类生活视为一律的死板公式。……历史唯物主义对待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带有任何预先的假定，它只是对它进行从基础到最上层的研究，从它的经济结构起一直向上研究到它的精神观念。”[8]

　　不但马克思主义的杰出思想家和著名学者高度评价唯物史观理论，并向人们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了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评价“它排斥了每一种想把多变的人类生活视为一律的死板公式”，而且像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这样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对历史研究深有造诣的正直学者，也郑重指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称誉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在这里引一段他的评论同样是饶有兴味的。他说：“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惟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强大的思想力量，在整个亚洲也是十分强大的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也同样强大。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伊赛亚·伯林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历史理论当中，马克思主义胆量最大，而且最充满智慧。’”他又指出：“虽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惟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惟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9]

　　巴勒克拉夫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评价十分典型，耐人寻味，体现出他作为对历史研究具有严肃认真态度并且眼光敏锐的学者的高度学识和智慧。马克思主义所以至今仍然保留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启迪意义，就因为它是指导人们揭示社会历史的实质规律和复杂进程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不但不会导致出现教条主义，相反地，这样做正是克服教条主义的有效途径。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谆谆告诫的那样，谁只要能够认真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在历史学的某一领域上努力探索，谁就将获得广阔天地，做出超群出众的成绩!

　　参考文献：

　　[1]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恩格斯.恩格斯致卡·考茨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5.

　　[5]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卡尔·马克思[M]//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5.

　　[7]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M]//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8.

　　[8]弗·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0-21.

　　[9]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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