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毛泽东研究一直是海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并成为“现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领域中的显学。关于毛泽东思想来源的观点研究是海外学者研究的中心课题，贯穿各个发展阶段。它实际上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即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美国学者对这个课题探讨得比较深入，争论也比较激烈，到上世纪60年代渐渐形成了三个观点迥异的学派：一是以美国首都和西海岸学者组成的保守派(亦称右派、反共学派)，代表人物是魏特夫(又译威特福格尔);一是以哈佛学派为代表的自由派，代表人物是费正清和史华慈;一是后来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代表人物是佩弗和沃尔德。在英国等西欧国家中，虽然也有少量的“左派”著述，但主要是自由派的论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施拉姆是其代表。

　　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各学派之间曾经就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基本属性问题展开过四次规模较大的争论，有的著作称为四次“大论战”：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其余波持续到70年代初。论战的焦点是“毛主义”是否存在，即是否承认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独创性的贡献。论战的发起者是保守派代表人物魏特夫，他在新创刊的《中国季刊》上撰文，认为费正清、史华慈所说的“毛主义”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思想并不存在什么独创性的贡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只不过是列宁主义思想、斯大林立场、第三国际立场的复制品和“阴谋”。针对这种观点，史华慈在反驳中指出，“毛主义”的新理论是在中国革命中，“为应付现成教条所无法提供的环境所作的努力中形成的”，在1933年至1934年的策略已经是一种“异端行动”了，不能否认“毛主义”的独创性贡献。①

　　第二次大争论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美国《近代中国》杂志组织了一次题为《马克思与毛泽东》的专题讨论，旨在排除“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阴谋论和僵硬的反共产主义的障碍”，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毛的思想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论战的双方是“左派”和自由派，发起者是“左派”的佩弗和沃尔德②。他们分别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毛与马克思——对“中国研究领域”的批判及对这个问题的初步重新评价》③和《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与社会变化：重新研究毛的战略及思想中的“唯意志论”》④两篇文章中，不同意“毛主义异端论”，强调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他们不少人受到中国“左”倾观点的影响，竭力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以后来处于尴尬的境地。⑤自由派的史华慈⑥、施拉姆⑦、迈斯纳⑧等，则起而与之争论，在坚持他们观点的同时吸收了许多新的成果。此外，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E·弗里德曼、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魏斐德和政治社会学助理教授J·斯塔尔也撰文表示赞同这三人的观点;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J·格利则采取了对双方各有褒贬的态度。这次争论规模较大，有11名学者参加，发表文章14篇。“左派”学者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而自由派学者则否认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这次争论虽然最后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加深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第三次争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前苏联学者耶基莫娃、弗拉第米诺夫等单方面同欧美学者的观点进行的，涉及的范围比较小，参加的人数也比较少。原因是从70代表末到80年代初，心理历史研究方法在欧美一部分学者中盛行起来，他们试图用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对毛泽东早年精神生活所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征的分析中，挖掘出毛泽东革命生涯的潜意识根源，试图以此加深对毛泽东的理解。其代表作有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派伊的《中国政治精神：政治发展危机的心理研究》、《毛泽东：领袖人物》等。前苏联的耶基莫娃等人不同意这种分析方法，撰写《美国汉学界中毛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概念》等文章，进行批驳。

　　第四次争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展开的，参加的主要有斯塔尔、奈特、格雷姆•扬、迪特默、沃马克、泰维斯等人，文章主要发表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⑨上。讨论的主题是对毛泽东“正确”与“错误”的分析问题，即如何区分和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他们都不主张机械地区分毛的“正确”与“错误”，认为其错误是由复杂因素造成的，但在分析中过于强调毛晚年错误同其过去正确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有失偏颇。

　　从这几次论战期间和其后发表的大量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学者在毛泽东思想来源的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是“异端”论，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独特的创造，毛泽东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化遗产和列宁主义，同时又偏离或超越了列宁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史华慈、英国伦敦大学的施拉姆、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魏斐德、斯塔尔等。史华慈等人提出的“异端”论，并不是贬低或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肯定它的独创性。但他们不认为这种独创性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而是马克思主义“瓦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第二种是“发展论”，认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代表人物是“左派”学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佩弗、密执安大学的沃尔德和华盛顿大学的塞尔登。这些“左派”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们提出的“发展”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们之中有些人受到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观点的影响，没有把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同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区分开来，有时甚至把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也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三种是“两源”论，又称“有缝隙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毛泽东思想既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又同18、19世纪的西方思想及中国文化遗产有关，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格利、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奥匹茨、日本学者松村一人、香港大学的金思恺等。这也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海外多数学者取得的共识。现在海外学者都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都倾向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二者的结合来认识，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对这两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孰轻孰重的认识上，意见却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是居主导地位，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两种影响不分轻重主次。在这三种意见中，应该说第二种意见更符合实际，因为毛泽东思想不是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独立思想体系，而是根据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第四种是“列宁主义”论，认为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含有某种“天然的列宁主义”，即非常接近列宁主义的思想倾向，而后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这是施拉姆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观点，史华慈、窦宗仪等也有类似看法。施拉姆的这种观点，强调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否定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有很大的片面性，因而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批评。后来他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他以前“过份地强调了毛和马克思之间的鸿沟”，而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在许多方面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⑩

　　第五种是“乌托邦主义”论，认为毛泽东的社会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列宁主义的，而是乌托邦主义，代表人物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迈斯纳。迈斯纳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运用比较研究法着重探讨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同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空想观念的关系。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社会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唤起的”，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却与马克思、列宁可能想到的手段不同。在迈斯纳看来，这些不同反映了毛的乌托邦思想，而这种思想的“中心内容当然是一个得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观念”。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继承了并在某些方面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积极幻想，同时又带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轻蔑地称之为‘乌托邦’的许多特征”。11迈斯纳的观点明显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他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但他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却采取了完全肯定的态度。

　　以上是海外学者不同时期就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提出的不同观点。除以上所述外，有的学者还从心理分析角度、自然科学成就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角度，探讨了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

　　注释：

　　①关于“毛主义”原创性的论争是在《中国季刊》展开的，共有4篇文章，分别是魏特夫的《“毛主义”的传说》(第一、第二部分，1960)，史华慈的《“‘毛主义’传说”的传说》(1960)，魏特夫与史华慈的答复《“毛主义”-“传说”还是“传说的‘传说’”》(1960)，以及夏德马的《“毛主义”的本质》(1960)。详见：WITTFOGEL, KARL A.，“The Legend of ‘Maoism’”，Parts 1 & 2, Nos. 1 & 2(1960);SCHWARTZ, BENJAMIN,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 Maoism '”, No.2(1960);WITTFOGEL, KARL A. and SCHWARTZ, BENJAMIN, “‘Maoism’-‘ Legend’or ‘Legend of a Legend ’”? ，No.4(1960);SJAARDEMA, HENRYK, “The Essence of‘Maoism’”， No.4(1960), The China Quarterly.

　　② 这次争论是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R·佩弗和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的A·沃尔德为首的“左派”同以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史华慈、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M·迈斯纳和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政治学教授S·施拉姆为首的自由派之间进行的。

　　③佩弗在《近代中国》1976年第4期上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毛与马克思——对“中国研究领域”的批判及对这个问题的初步重新评价》一文，针对史华慈、施拉姆等人割裂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的观点，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从丰富而又灵活的马列主义传统演变而来，是一种以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革命发展战略。

　　④沃尔德在《近代中国》1977年第1、2期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与社会变化：重新研究毛的战略及思想中的“唯意志论”》一文，反对施拉姆、迈斯纳等人把毛泽东思想与“唯意志论”联系起来，指出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认为生产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人的活动，而毛泽东又认为人类意识最终变化之前必须改革生产关系，因此他远远不是一个“唯意志论者”。

　　⑤]佩弗和沃尔德的观点得到了华盛顿大学国际发展计划第二主任M·塞尔登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兼巴德尔学院政府学副教授S·安多斯的支持。

　　⑥]史华慈在《再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答复》一文中争辩说：“列宁主义出现前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五四期间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国情是没有直接的关联与吸引力的，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才把马克思主义与普遍的‘亚细亚愤怒’联系起来的”;而且以后中国共产主义沿着毛主义路线发展，已经“不能简单地在马列主义狭窄的结构中来加以解释了”。史华慈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一个通过时间和空间而“瓦解”和“解体”的过程。“中国保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内容没有了。”

　　⑦ 施拉姆在其《对佩弗一沃尔德在中国研究中的“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中，仍然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列宁主义，但他在答复佩弗的批评时承认：他早期著作中“过分强调了毛与马克思之间的鸿沟”，而“整个地观察毛的思想”，他发现“毛一生最后25年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更大得多地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⑧ 迈斯纳在《学术传统中的毛与马克思》一文中则坚持认为，毛泽东思想与民粹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与列宁主义有某些不同之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乌托邦主义”。

　　⑨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主办，1979年创刊。1979至1995年期间，刊名为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封面名为《澳中》。1995年后更名为The China Journal，封面名为《中国研究》。主要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当代事务，包括中国共产党史研究。每年出两期，栏目包括论文、书评(较多)。

　　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编译处.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03页。

　　11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45页。

　　本文系第 51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2M510350)“《中国季刊》与国外当代中国研究”阶段性成果，特此致谢。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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