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潮流，呼唤人类创造和运用新的哲学思维，为合理解决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众多全球性问题提供智慧。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因此，如何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文明的理念和模式进行批判性反思，如何在解答威胁人类文明进步的全球性问题中，实现自身在新世纪的历史使命，已成为当今世界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近年来，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围绕现代性课题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全球化与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以及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发展与创新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下面将讨论中的各种观点综述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社会学术背景

　　20世纪中叶以来，以当代技术革命为基础而实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及转换，构成了当代人类特殊的生存困境：一是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对自然的攫取所造成的“全球问题”，二是由对物的依赖性所造成的人的“物化问题”。而人的“物化”问题，又是当代愈益突出和最为根本的“全球问题”，它构成了当代人类生存的深层的文化危机。

　　有学者指出，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过程，在体制的意义上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而在文化的意义上则是空前的价值观剧烈震荡的过程。如果说农业文明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确立“神圣形象”的过程，即以某种“神圣形象”作为价值标准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工业文明是一个文化意义上消解“神圣形象”的过程，即以人的“理性”取代“神圣形象”而构成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标准的话，那么，所谓的“后工业文明”，则是一个空前的确立与消解“非神圣形象”的矛盾冲突的过程。这种“确立”与“消解”“非神圣形象”的矛盾，既表现为当代的相互激荡的社会思潮，又构成当代的剧烈冲突的哲学思潮。前者主要是以“大众文化”的形式表现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后者则以“哲学”的方式表现人类对当代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因此，新世纪哲学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又具体地表现为对当代社会思潮和当代哲学思潮的理论自觉。①

　　另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特征无疑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人类社会形态及运行发展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所谓全球化就是由于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广泛运用，使人类不同主体间的交往日益普遍化和紧密化，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这种交往的迅时性、关联性、互动性、开放性，基于信息运动已成为物质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基本方式，大大促进了人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互补互促效应以及各自效率的提高，表明了社会的进步。总之，当今社会是一个交往普遍化和紧密化的“全球化社会”，是一个由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构造机制的“技术化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风险化社会”，是一个民族国家主权正在削弱、“世界公共社会空间”日益增长的“跨国社会”，人的存在也正在日益成为“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历史的人”，即“世界公民”。所有这些都表明着人类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巨变。②

　　再有学者指出，当代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解读，有一个特点，即：他们大都着眼于其思想的“内在对立”，反复论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批判中存在的矛盾：既有尊重事实的经济分析，又有为激情所产生的道德批判和抽象推论;既诉诸人的理性和实践活动，又诉诸高于每个人的行动的历史必然性模式;既有合乎理性的人道主义批判，又有沉溺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虚构等等。他们认为，上述矛盾归结到方法论上，盖源于马克思批判方法中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紧张”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世界”的理论所特有的展示方式，是理论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把握了实践的需要，与实践相互作用、相互改造的特殊状态，是理论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内在根据。“内在紧张”的运动关系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生长机制，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内在紧张”的状态，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理论创新的压力和机遇，克服这种“内在紧张”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现过程。③

　　也有学者认为，同其他具体学科相比，哲学的对象域和定位似乎总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每一时代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的生存意义的自我澄明和显现，哲学不可能固守不变的问题域和不变的定位。在当代这样重大的社会变革时代，哲学研究的进展和哲学问题域的改变一般体现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体现为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的确立，二是体现为哲学范式的自觉转变。我们在粗略的意义上使用“哲学问题”和“问题哲学”两个概念，来分别表达社会转型期哲学研究的问题的两个基本维度。前者指涉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后者指涉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前者的问题是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后者的问题是哲学自身的问题。具体说来，当一种哲学在转变的社会历史时期和文明时期，不能捕捉新的哲学问题，不能确立新的哲学主题，它无疑会落伍;当一种哲学在转变的社会历史时期和文明时期，依旧用不变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来把握新的哲学问题和哲学主题，它就成了一种“问题哲学”，其自身必须成为哲学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在这一历史时刻，前者呼唤哲学的批判意识，要求哲学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的重大的问题重新确定自己的问题域;后者呼唤哲学的自我批判意识，要求哲学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研究范式。具体说来，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哲学研究而言，新问题和新主题的捕捉和确立是基础，而哲学范式的自觉与转换是焦点和关键。④

　　二、现代性课题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随着近年来马克思哲学研究日益凸显当代视域中的问题意识，马克思哲学中有关现代性思想的研讨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如何在当代历史条件下阐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对于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具有关键的意义，现代性课题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生长点和突破口。

　　一种观点认为，就我们讨论的范围而言，现代性(modernity)意味着现代世界(现代社会或现代文明)的实质、基础、核心，意味着全部现代世界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枢轴，一句话，意味着作为这个世界之本质的根据。作为这样的本质一根据，作为现代世界由以成立、由以持存并不断地再生产自身的本质一根据，它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基本支柱，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在这样的主题上，马克思的学说无非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如果说“现代性问题”仍然是困扰着当代人的基本主题，那么不言而喻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今天的意义就取决于这种双重批判的原则高度，取决于借此而获得规定的那个问题领域的深度和广度。

　　论者指出，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现代形而上学及其基本建制的切近检审和彻底批判，特别是对其存在论根基的深入追究，已经被耽搁得太久了。那种把马克思对现实的关注当做口实而试图避开或远离这一根本性任务的观点，尽管可以将上述哲学根基上的追问当成玄学思辨而加以排除，但却既不能由此就触及并把握住“现实”(因为现实并不是现成地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又不能阻止其观点本身无批判地跌落到现代形而上学的(此一或彼一)立足点上。而这种跌落，正像实际上只是依赖于某种“偶然遇到的”哲学一样，不得不屈从于以现代形而上学为主干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本身。在这种情形下，虽说对资本世界乃至于对现代性的某种批判仍然是可能的，但这种批判却只能是没有真正原则高度的。而缺失原则高度的现代性批判，归根到底只能是虚假的、辩护性的和自相矛盾的，因为它只能是站在现代形而上学的立场上反对资本原则(或反之)，亦即它在攻击现代性的某一方面时，已经先行地屈服于现代性的总体了。⑤

　　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还是具体阐发了有关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并对现代性作出了新的实质性的理解。与一些西方学者只注重从观念、文化、价值、心理等层面来理解现代性及其根源的观点不同，马克思认为现代性主要源于现代生产。因为从现代性的深刻起因和原初动力来看，确实是现代生产的出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也就没有对现代性的呼唤;但在现代性的逐渐发育、演化过程中，经济因素并不是单一的推动力量，而实际上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正是各种因素的相互激荡、相互影响，促成了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指明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现代性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现代性行进在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现代性呈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不只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下进行的，而且是置于“全球性与现代性”这一更大的视域中来展开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或世界历史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内在要素，研究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根本不可能离开全球性这一新的参照系。这种要求的内在机理就在于：其一，现代性生来具有国际性;其二，现代性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共性;其三，现代性具有明显的开放性。马克思也对现代性危机的解决做过深入的思考，主要不是从观念中而是从现实中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其一，不是停留于文化批判，而是侧重于根基性批判和整体性批判;其二，不是停留于自反、内省，而是突出现实的批判和改造;其三，不是外在超越，而是内在超越。⑥

　　再有一种观点主张，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特殊的路径出发的，这一路径就是经济哲学的路径，它决定着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的特殊性。然而，正是这一特殊的路径，使马克思牢牢地抓住了现代性问题的本质，并把它的全幅图景清晰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1)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存在物——商品(Ware)开始的。从经济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旨趣并不像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所理解的那样，满足于奢谈“世界统一于物质”这类迂阔的命题，而是力图通过对物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样态——商品及商品拜物教(包括货币拜物教)现象的分析，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这种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启了现代性解读的根本性的、正确的路径。(2)资本分析是其现代性诊断的核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Kapital)是一种动态的运动，而资本运动的逻辑就是无限制地增殖自己、膨胀自己。由此导致了如下的结果：其一，资本的永不停息的运动方式使现代社会变得动荡不安;其二，资本的无孔不入的运动方式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其三，资本的自发的运动方式必然导致世界市场、导致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化。在马克思的诊断中，全球化乃是资本自发运动的必然的逻辑结果，也是现代性显现自己的基本症候之一。马克思的上述见解蕴涵着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即资本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也构成各种现代性现象的核心和灵魂。(3)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比较起来，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从对象——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做出诊断，而且也从造成这些对象的人的行动——生产劳动出发，对现代性做出更深层次的反思。马克思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异化”(Enffremdung)。在马克思那里，异化概念具有如下的特征：其一，异化借以实现自己的手段是实践的;其二，异化的表现形式是普遍的;其三，异化在现代社会中通常与物化(Verdinglichung)结伴而行。由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蕴涵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所以它在后人那里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⑦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是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相适应的本源性理论视域。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兴盛时期，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和价值秩序的变革，给人们的生存命运带来了巨大的后果，理解这种后果及其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反省与批判现代性及其命运，构成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主题。在他看来，现代世界乃是资产阶级按照“资本”的性格塑造出来的，“资本”乃是现代社会的“基因”，在其中蕴藏着全部现代社会的奥秘。因此，对资本逻辑的剖析乃是透视“现代性命运”最恰切的途径。从现代性这一本源性的理论视野出发，马克思哲学将找到与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和生存命运的契合点。“现代性”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它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导致了诸多现代人生存的深层困境和危机。对现代性的反省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人生存命运的反省，它对于深入理解现代人的生存品质、揭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内在困境和危机，破解种种阻碍人生存发展的抽象原则和过时教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一事关当代人生存处境和命运的重大课题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一方面，以现代性问题为切入口，马克思哲学将有力地参与到现当代哲学所讨论的诸多重大课题的论争之中，从而丰富和促进对它们的理解和回答，如“形而上学的困境与终结”、“价值虚无主义与价值基础的重建”、“资本的逻辑与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现当代哲学激烈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哲学曾予以深入思考并作过开拓性贡献的领域，对此，现当代哲学的许多重要哲学家都予以高度评价。另一方面，马克思哲学将为当代理论争论提供一种不同于现当代哲学的独特视角和眼光，它将有效地弥补现当代哲学的思想缺失，为推动当代哲学的未来发展发挥其特殊的作用。⑧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包含着一套相应的社会思想观念，其特征是接受现代社会已经形成的领域分化的社会系统，并形成一套组织化的和物化的理论解释系统。马克思在区分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社会要素及其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而直接确立和阐释了组织化的社会构成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弘扬，则直接带来了当代中国面向现代性社会的观念变革与制度建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框架及意识形态中，道德、宗教、艺术等文化领域与经济及政治领域是分离的，抽掉了经济关系后的意识形态，在解释思想观念与现实的关系时，必然表现出虚假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批判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要求从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关系入手，并把道德的批判转变为社会政治批判，因而，“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这实际上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二元社会结构的秘密。在更大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意识形态观念：政治不是由道德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决定的，道德观念、政治制度，都要求还原为相应的经济关系，社会发展的动因归结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变革，而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与发展，都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变革的必然要求，科学技术则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得到强有力的肯定。上述观念已经显示出一定的组织化与物化特征，并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观念支撑与功能整合作用，也是中国现代性得以实现自我超越和完善的观念基础。⑨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看到，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诊断在今天仍然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意义，值得深入地加以研究。进入新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不仅是政治和社会实践方面的探索，也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与探索。但相比之下，当下理论创新远远落后于实践，比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与叙述，包括现代性启蒙，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政治解放层面，在唯物史观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性社会思想观念，也过多地受制于唯经济决定论，缺乏现代性应有的张力与弹性。如何从中国现代性全面建构以及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出发，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推进现代性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完善，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全球化与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创新

　　马克思哲学的变革，说到底是历史观领域的变革，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取代了传统哲学的唯心史观。以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为主题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构成了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消费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的转变，如何回答新的历史实践提出的问题，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已成为马克思哲学当代建构的核心问题。

　　有学者指出，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社会发展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巨大变化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范式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这就是要在研究中，改变只注重于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也就是说，应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界，转向从全球视野来思考和研究问题。超越并不是脱离，而是立足于民族性但又不局限于民族性，用全球性来反观民族性，进而提升和推进民族性。因此，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

　　论者认为，唯物史观理论本身的要求与其具体的研究方式并不是一回事。要真正按照唯物史观的本性来推进唯物史观的研究，必须确立全球性的视野和研究方法。这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实际上，马克思就是这样来研究问题的。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立就是借助于“世界历史”的研究而形成的，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实现的;另一方面，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的，即用世界历史的观点来予以观照和分析的。这样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对于推进唯物史观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有助于恰当地提出问题;第二，有助于调整和转换思维方式;第三，有助于促进原有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一是激活了某些思想，二是充实了某些概念、观点的内容，三是促进了对某些原理的重新反思;第四，有助于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⑩

　　另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作为现代化的全球性扩张，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追寻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价值理论。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提出的问题和挑战包括多个方面：(1)阶级价值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往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政治学说都是建立在社会阶级分化基础上的。社会的阶级分化与矛盾冲突曾经是我们考察现代性、现代社会的重要思路，而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在当今的发达国家里，阶级营垒的分化与对立发生了变化，对阶级概念的理解也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阶层之间在生存方式和社会功能方面相互交错，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变得更加复合和多样。(2)个人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内在交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人的个性价值与社会价值、国家价值和人类的总体价值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方面是个性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更大价值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是总体价值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发挥作用的途径也变得越来越多样。世界的价值体系在个体与总体之间形成了复杂交互作用的张力体系。(3)生态价值与生态伦理凸显出人类共性。人类在生存发展中所面临的共同价值，主要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国界和意识形态。生态价值和生态伦理的超越性为跨地域、跨国界、跨民族的交往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也为人类的整体性协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4)全球民主与全球善治。民主和法制是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和法制如何得到保证和实施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全球民主与全球善治的想法，这是值得关注的。一方面，全球民主、全球善治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条件，现在提出这些想法还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政治目标，尤其是作为对于未来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积极探索，这些想法又有可能对社会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⑪

　　再有学者指出，今天，右派和左派知识分子都在挑战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当代适用性。右派知识分子如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左派也在质疑阶级分析和生产方式等概念是否适用于当下的历史情境。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日益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成为从政治家、大众媒体乃至普通百姓口中的流行话语，而不再被指斥为仅仅是一个修辞学的夸大其词，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化时代还有没有适用性?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诸如“阶级”、“国家”和“帝国主义”等重要范畴对于理解和改变当代的社会关系是足够的吗?

　　论者认为，像任何重大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一样，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而是一个不确定的和充满矛盾的过程。围绕着全球化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性质，全球化过程的重要性以及全球化可能的历史轨迹，历史唯物主义像其他别的理论一样，并没有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全球化语境中的阶级政治、帝国主义和国家的探讨，对于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是一个极其有益的反驳：历史性地理解全球化，就必须祛除那种自认为是源于自然的历史安排而产生的物化认识。通过这样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全球化参与塑造了并且还在继续塑造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政策、经济和文化生活，给当代资本主义带来了深刻的历史变化，但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无论我们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后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并没有发生偏转，资本主义竞争的强制性、资本积累和利润的最大化依旧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突出的“社会景观”。⑫

　　也有学者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中实现革命变革的关键。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仍然是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唯物主义，是旧唯物主义的翻版。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历史规律问题，因而同时代的卓越思想家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提供某些类似的思想。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又包含历史价值观，它反映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创立者的立场和社会理想。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如果不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眼光，摒弃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就无法理解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内在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人类历史向世界史的转变，和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所必然具有的资本扩张趋势的论断，为我们观察当今的全球化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是不可超越的。

　　论者认为，对于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只是理论和方法，它的伟大意义是推翻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对历史所作的解释，但没有规定任何社会科学应该研究什么、不能研究什么。人类社会是一个宽广的领域，可以从各种角度研究，可以研究各种问题。无论是研究社会史、人的发展史、文化史还是研究社会生活其他方面，根本不存在突破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的问题。以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来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理论缺陷是没有道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表述、理论论述和实际应用存在区别，但不存在理论矛盾，它们在基本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的应用面对的是现实和实践。⑬

　　还有学者指出，对“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的追问深刻触及问题赖以发生的历史语境的深刻变化。今天，作为马克思“反思的问题视域”的对象——资本全球化正在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新旧全球化的重大转换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产业轴心从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或知识文明。知识的资本化及其全球扩张正在取代资本全球化而成为主要形态。其二，在全球化结构构成上，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其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格局并存，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其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方式，向文化、人才、信息、科技、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转变，造就了“知识霸权”、“数字鸿沟”、“后殖民”与“新帝国”结构。“文化帝国主义”及文明冲突成为其新特点。其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论者认为，作为“反思的问题视域”，当代马克思主义应当着力回答新全球化凸显的五大问题。(1)深刻反思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2)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3)重写现代性问题;(4)新全球化时代对全局格局的挑战;(5)新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总之，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在场的主要方式。⑭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是指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及其理论;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指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问题，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最珍贵的是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作用都表现在方法上，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被当作方法，那就是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不是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历史发展本身，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因此，辩证的观点同时就是历史的观点，就是把历史当作方法来理解，这样“历史”和“辩证”就达到了内在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也不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它提供的是一种研究社会历史的大思路，即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关性问题。从方法论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不可超越的科学理论。⑮以全球化为背景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前提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其一，时代的变化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和提出的挑战，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性和背景性条件;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一个半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其内在的逻辑及其所面对的问题，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根据和基础。全球化无疑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全球化的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不仅对社会生活、社会发展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而且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也是一个重大冲击。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方面，唯物史观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和矛盾仍保持着有效的解释力和穿透力，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全球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又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要求，需要我们做出新的调整和变革。只有在当代新的问题域中重新反思和思考既有的框架和观念，把继承与变革结合起来，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进到新的境界。

　　【注释】

　　①孙正聿：《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新世纪哲学的理论自觉》，载《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5期。

　　②赵剑英：《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③侯惠勤：《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紧张”》，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④衣俊卿：《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⑤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⑥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⑦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⑧贺来：《现代性课题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光明日报》2006年1月24日。

　　⑨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⑩丰子义：《全球化与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⑪欧阳康：《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⑫郁建兴、肖扬东：《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适用性》，载《哲学动态》2005年第9期。

　　⑬陈先达：《处在夹缝中的哲学——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0-100页。

　　⑭任平：《马克思“反思的问题视域”及其当代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⑮孙伯鍨：《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载叶汝贤、李惠斌主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当代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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