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左的《读书》，越来越少的读者？

外滩记者 曾进 报道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 常务理事。兼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就近来对于《读书》杂志的诸多批评，《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日前在北京采访了《读书》杂志执行主编黄平先生。以下是采访情况。

　　《外滩》：春节后，很多人都在谈论《读书》杂志的问题，特别是网络上有很多针对《读书》杂志的批评。比较典型的批评主要是立场偏左、文风晦涩。作为《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之一，你怎么看待这类批评？先谈谈文风问题吧。

　　黄平：不是谁想把它办得晦涩，而是整个时代都面临着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问题。其实这个过程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如要不要变文言文为白话文，汉字要不要简化，甚至要不要废除汉字。一直走下来，到我们参加到《读书》的编辑工作的时候，费孝通、金克木、冯亦代这些老先生不多了，有的已经不如以前那样写得比较勤了。 当然过去的前辈主编们，陈原、范用等，都是出版界的泰斗，办杂志的经验可不是我们能够比的。汪晖和我俩办刊物都没有经验，要靠广大作者读者和其他编辑的支持。表述上晦涩、枯燥、文笔不通或者干巴巴，甚至洋径浜，可以说，整个学术文化领域，都存在这类问题。

　　除了语言文字功夫，现在片面强调专业化规范化也是个问题。现在许多大学生、研究生乃至一些教师，比较盲目地模仿，什么导言、引言、综述、文献、图表等，其实没有多少学术和思想的内核。更有甚者，专业化分工，也可能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面对大众和现实，学问成为圈内人自己的东西，连同行可能都无法对话。

　　《读书》恰好不提倡那样的“专业化”，《读书》的文风应该是散文似的，作者当然多是知识界专业人士，但落笔应该想到读文章的人，不是你这个行当的，至少要面向知识界的大众，使“内行看门道，外行读味道”。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翻译。这在8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了。那个时候不只是拿来主义，简直有点饥不择食的味道，许多东西翻译者自己还没有读懂，拿起来就翻译。读那种汉语翻译简直不知道在说什么，结果给年轻人造成一种感觉，以为文章就应该写成那样。

　　而《读书》在这样一个从文风到文化氛围转变的时代，还是在试图坚守中国文化的原有的气质和风格、艺术性和思想性，所谓“文人气质”。在现有的杂志进行比较的话，《读书》和1979年前辈创刊的宗旨和脉络，并没有违背。好文章要叫读者拍案叫绝，首先要让编者激动。这样的文章虽然不多，但作者们能够在这样的年代、这样低廉的稿费下，而且《读书》又不是什么学术核心刊物、不能够拿去评职称，还能继续给我们写稿费，我们已经很庆幸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读书》骄傲。　　另外一个问题与时代有关。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10年和80年代那10年，已经很不一样了。一些文章在1980年代让万人抢读，现在可能就未必了，不管你在哪里发表，也不管你怎么写。我们也有意识发表了一些无名小辈的文章，新人有新气象。但是新人可能落笔就嫩一点，不可能一上来就写出象费孝通、金克木、冯亦代等写的文章，甚至也不可能一家伙就写出象李零、陈平原等写的文章。

　　《外滩》：现在的《读书》一些文学和史实类的文章是不是淡了一些？

　　黄平：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不仅还在，而且文史类的文字好的文章，我们总是优先发表。

　　现在情况要复杂得多了

　　《外滩》：那你怎么看大家说《读书》立场偏左的问题？似乎左的文章多了 ？

　　黄平：1990年代以后文化界再也不象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那样，那时大家都在讨论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要思想解放还是要“两个凡是”。现在情况要复杂得多了，中国是越来越处在一个开放的、信息多样化的时代。当下中国的问题概括成左还是右，那是过于简单了。

　　中国很多当下的问题不是非左即右、不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而是错综复杂，各种因素和问题并存，不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了，而越是这样就越应该让各种思想、观点、学派、风格表现出来，老实说这才是真正的多元的、开放的，如果不能让各种观点出来，连学术自由都谈不上，还谈什么“自由主义”？ 我觉得有一些文人朋友对当下中国问题意识有点简单化，简单为还原为1979年的问题，甚至是1976年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改革的力度、开放的程度和中国社会多元化，各种思想、思潮、风格和学派，和年轻人的需求的多层次化，已经与那时很不同了。

　　《外滩》：你怎么看外界称《读书》是“新左阵营”？

　　黄平：中国还没有形成什么“派”。有些人比较左翼一些、另外一些比较右翼一些，还有一些中间一些，但是要说“新左派”，我认为并不存在。 我觉得中国当下问题不是派别问题。说别人是“新左派”的人，不是戴了有色眼镜去看，就是不认真看别人的文章。我们不能够贴标签，《读书》还要坚持多元、开放、包容性和批评性。问题是应该争论的，不同的学术、观点、见解，都要讨论、争论，这本来是有益的。百家争鸣比众口一词好，但不能戴帽子，这没有什么建设性。我们的学术界还是缺少百家争鸣的风范。

　　《外滩》：你觉得《读书》现在最大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黄平：老的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语言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中国知识界总体上有点远离现实，故作清高，自说自话，这是个问题。

　　应该允许有“汪晖特色”

　　《外滩》：外界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以前几届主编陈原、范用和沈昌文是出版家办杂志，而你和汪晖是学者办报。出版家办杂志无定见，什么派别思想都可以容纳；而学者办杂志，因为有自己的观点和定见，可能就影响不同意见的稿件发出来。你怎么看？

　　黄平：我不大同意这样的解释。古往今来，直到今天，全世界许多有影响的杂志也是学问家办的。《读书》是不是办得好，与主编是不是学者，似乎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陈原先生范用先生等也都是思想者和学问家。《读书》在我们以前经过了几代主编，每一个主编都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在我们之前就完全相同。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杂志和一个编辑都要有自己的特色，汪晖今天做主编就得允许他有自己的特色。 至于说开放性程度，老实说，《读书》在现有的刊物中仍然是最开放的。它允许各种声音出来。1976-1979年以前的刊物是一边倒，1980年代的其实也是一边倒，当然那个时代就是一边倒的，都主张思想解放嘛。从这个角度，现在的解放或开放程度比以前高多了。《读书》上各种思想和观点都有所表达，不止是左右，其他不知道如何定位的东西也都有所表达，怎么说它不开放了？
 
　　《外滩》：1997年长江《读书》奖和“《读书》公务员版”事件对《读书》是否有一些影响？

　　黄平：公务员事件与整个《读书》编辑部的人没有任何关系。长江《读书》奖导致了一些人对《读书》的误解，批评和漫骂也都有，其实该说的我们都说了，但是我们说在后头，别人也不去看了而已。

　　《外滩》：是否也导致一些学者不再给《读书》写文章了？

　　黄平：如果《读书》往前走的话，有一些作者不写了，有一些读者不订阅了，也是很正常的，不是市场经济了吗？如果一个作者不愿意写文章，投文章，或到其他地方写，这也很平常。

　　外滩记者 曾进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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