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

梁 柱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历史和正确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都会重视自己的历史，都会善待自己的历史遗产。历史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宝库，它不但有助于提升民族素质，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而且会通过丰富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察往知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就把懂得一些历史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提了出来。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的一次讲话中也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和人民。”[2]深刻说明了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但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重大问题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却出现了刺耳的噪音,这就是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为重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是值得我们严重关注的。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及其特点
　　1、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的历史背景
　　在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是作为同“全盘西化”论相呼应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持“全盘西化”论者往往对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采取轻蔑、虚无的态度，表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全盘西化”主张的陈序经就声称：“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他提出：“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3]胡适同样主张以“西方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出路，而他的具体方案则是要求仿照“美国模式”。这种“全盘西化”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同文化复古主义一样，都不能正确反映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要求，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违背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抵制和批判。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极大发扬，因而在一个长时期内，这种错误思潮受到了抑制。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党拨乱反正、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历史虚无主义就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开始在中国泛起。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改革开放30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但从未止息和退落，特别是每当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的时候，它就会以极端的、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仍然如同难兄难弟一样，二者如影随形。他们在否定革命历史的同时，诅咒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种只能走向“自杀”的“黄土文化”，“除了愚昧和落后”，是“孕育不了新的文化”，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唯一的出路就是融入西方的“海洋文明”，无条件地接受“全盘西化”。有的人甚至走上了颂扬侵略者，颂扬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去。有的论者说：“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此人特别声明：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我们今天就是日本。”连自己的脊梁骨都抽掉了，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可言。从这里不难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也在涉及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等领域的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的背景。
　　首先，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形势下的一种历史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急剧转入低潮，但它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而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抹煞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则起了先行的作用。前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有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使得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种种歪理邪说大行其道。他们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进而把矛头直指列宁和十月革命，竟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学说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列宁，这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原则。”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阴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式的专制独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制造了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负责苏共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后公开招认，他们否定革命，否定革命历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这里所谓的“改良之路”，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中叛徒集团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革命历史的恶浪，导致人心涣散，信念破碎，最终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强国、为人类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苏联毁于一旦。这一惨痛的历史悲剧，深刻说明在社会主义遭遇困难和挫折，历史的列车急转弯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丧失信心，悲观失望，企图另找出路，投靠新主。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同这样的国际背景相关联的。
　　其次,它是对西方反共势力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一种呼应。西方反共势力“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企图是一贯的、公开的、露骨的。正如法国克劳迪?朱里安在《美利坚帝国》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一向高唱的“神意”和“救世主义”，“绝对谈不上是美利坚帝国的特色。美利坚帝国的特色在于，它是针对共产主义而展开一切活动的”。尼克松则以明确无误的语言表达了这种企图，他说：“要进行争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竞赛。”“随着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将开始看到和平演变的进程在东方集团中扎下根来。”“它播下的不满的种子，有一天将开出和平演变的花朵。”[4]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困难和进行改革之机，掀起了攻击和否定革命，颂扬改良的浪潮，连篇累牍地通过电台、书籍、文章，制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论”、“死亡论”、“终结论”。总之，美国反对一切不符合他们价值标准的革命，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尤其是对布尔什维克这个幽灵的看法，如今已牢牢生根。这些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定者的头脑中。”[5]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就成了这股世界范围的“告别革命”思潮的代表作。正像美国媒体所透露的，美国政府通过这种“攻心为上”的计谋，动摇了前苏联领导人对自己历史和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诱导了苏东剧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演变，尼克松就作过“东欧共产党人已完全丧失了信仰”的判断。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也以辛辣讽刺的手法，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一直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过去的理论外衣。”而在苏东解体后,中国就成为西方反共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极力向中国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就露骨地表示:对中国，“我们的政策将是设法通过鼓励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和平演变。”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告别革命”思潮，西方反共势力加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企图的一种呼应。
　　再者,它也反映了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逆向发展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之后，正当党带领全国人民满怀激情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候，社会上就出现一股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他们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在思想理论领域提出了所谓“告别革命”、“告别乌托邦”、“告别主流意识形态”。他们在“反思历史”的名义下，利用我们党经历的曲折，夸大党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蓄意歪曲历史，制造思想混乱。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针对党内外出现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指明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提出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6]成为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必须具有的共识。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从北京“西单墙事件”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这些年来出现的“告别革命”思潮，可以说都贯穿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要求。其基本主张是：在经济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全面彻底地实行私有化；在政治上鼓吹多元化，要求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在意识形态上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很显然，这种改革观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与国际反共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并按照西方的模式和价值观，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2、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若干特点
　　应当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带有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它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而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在他们看来，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祸害”，在一本名为《告别革命》的书中，对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他们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否定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继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贬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些人则对近现代史下了这样的断语：“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现在看来，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正是经过这样的“重新评价”，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历史，因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获得伟大成就的历史，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从这里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把“重新评价”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史的原因，就是为了否定革命。
　　——它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作翻案文章，设置“理论陷阱”。他们有的是通过赤裸裸的谩骂、恶毒攻击的方式，来丑化和否定革命历史和革命领袖，相对地说，这比较容易被人们识破，因而他们更多地是在学术的幌子下，贩卖他们的私货。比如，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有的论者否定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生造了一个所谓“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提法，来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学判断。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理论陷阱”。因为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定位，是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和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被否定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也就不存在了，有关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结论也都要被改写，与此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这种提法，不但违背了判定社会形态的常识，否认“半殖民地半封建”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是中国社会的二重性质交互作用的结果所决定的，而且把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判断看作是产生“左”的错误的重要根源，在有的论者看来，近代中国应当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来取代“半封建”，而不应该采取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样就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了“纠正”社会主义。又如，历史虚无主义在糟蹋、歪曲历史的时候，却声称自己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实现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似乎只要戴上这种理性的光环，他们就会名正言顺地占据史坛的话语权了。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同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为了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就竭力美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把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政党、领袖和革命的群众运动边缘化，甚至加以丑化，而对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则加以颂扬，把他们放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这从根本上歪曲、颠倒历史的做法，是不折不扣的反理性思考。
　　——它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儒化中国思潮和普世价值观等等，虽然他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则以它自身的特点来表达这一共同的政治诉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8年有的学者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所写的序言，竭力否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爱国的、革命的传统，而把自由主义说成是最好的、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并要求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义作为今天中国要加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提了出来。诚然，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确曾存在过。如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它包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五四运动后，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发展；另一部分人则向右发展，走所谓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虽然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但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两种思潮的不同发展趋势及他们之间的交锋，可以说是贯穿在五四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人民革命的胜利则为他们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和历史性的选择。怎么能够把五四时期历史发展中非本质的方面，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为主流传统加以颂扬，并要求今天的中国加以复兴和弘扬呢？！事实上，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地‘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国复兴”，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国的会主义制度，而他们所要求的自由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这里需要指出，自由主义是作为19世纪初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民主口号按照资产阶级政权确立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补充，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实现毫无限制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拥护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等等。很清楚，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所要求所维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今天持自由主义论者对历史做出他们的判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并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特别要人们认识“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他们把自己的经济政治主张说得如此明白而露骨，这并不奇怪，而是真实反映了这些年来出现的那股来势迅猛的私有化的思潮。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热衷于把所谓自由主义传统强加给近代中国的真实的和最终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二、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相统一。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一定的历史观也是通过它的研究方法表现出来。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7]“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8]毛泽东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观点，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9]历史虚无主义也正是通过它的反历史、反科学的研究方法，表现出它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1、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
　　以史实为依据，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历史虚无主义对待历史的态度，则是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越过了学术研究应有的底线，却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不尊重历史事实，片面引用史料，根据他们的政治诉求，任意打扮历史、假设历史，胡乱改变对近现代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有的则以“客观”、“公正”的面貌出现，崇尚“坏人不坏”、“好人不好”的模式，要求按照人性论的原则治史，否则就是脸谱化、“扣帽子”；一些人还以“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名义糟蹋、歪曲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确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不过是转换到旧史学中常常能够看到的，维护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统治阶级辩护的老路上去。这绝不是什么“创新”，而是在历史观上的复旧。公正地说，他们比旧史学还不如，因为他们不是研究历史，而是玩弄历史。这一切表明，历史虚无主义是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和政治诉求来对待历史，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和再版。
　　前面提到，他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创新和理性思考，一再提出所谓的“范式转换”，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范式转换”呢？究竟是“解放思想”的“理论创新”,还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
　　其一，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如前所述，历史虚无主义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肯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为了否定革命，把改良主义看作是近代中国的唯一出路。有人认为改良主义“抓住了由前现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这是一条真正的救国之路，……更切合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这样，就用所谓改良的范式，取代革命的范式。我们知道，改良是在保存原有社会的政治经济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它的某些局部进行调整，而不触动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阻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只是局部问题，恰恰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制度。那种企图保留这个基本框架而进行局部改良的办法，是不能把中国引上独立富国的道路。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清末“新政”，所有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改良努力都失败了，都不能挽救垂危的中国，这就是历史的证明。所以,造成中国极弱极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不去推翻和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企图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因而推崇改良，否定革命，是根本违背近代中国历史的要求，是为实现其自身政治诉求而制造出的一种主观臆断。
　　其二，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当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中国现代化的源流、曲折和发展，不失为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角度，但问题在于，持“现代化史观”论者往往是以否定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这一近代中国主旋律为前提的，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首要的历史要求。正因为这样，经过上述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现代化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题，而革命便成了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阻碍现代化的消极力量。其实，这种“现代化史观”并不是什么创新，早在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就说过：“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10]他由此得出结论，以落后的中国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必遭失败；“明智的选择”是放弃无益的抵抗，甘于认输，一心一意学习西方，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此时正是抗日烽火连天、全民族抗战之时。可以说，这是“现代化史观”的最早表述，而今天持此论的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即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两大要求。但在民族灾难深重，国家不独立，人民受压迫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近代中国有多少爱国者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苦苦追求和奋斗，结果都一一失败了。这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容许。所以只有通过革命来解放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经过这样的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现代化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题，而革命便成了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阻碍现代化的消极力量。有人说，如果没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和孙中山的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还有人说，慈禧太后在上世纪初推行“新政”，又搞了“立宪”，如果孙中山不革命，照这样慢慢进行下去，不仅军阀混战的局面就不会出现，而且中国可以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中国今天也就现代化了。这真是历史的天方夜谭。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其实，所谓“革命史观”是他们否认革命而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并不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都主张要用科学的历史观，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以研究。事实表明，革命决不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相对立的，革命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永无实现之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反复指明：“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的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11]“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12]这是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由上可见，这种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都是违背近代中国历史事实的，都是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和政治诉求来剪裁历史的。这其实是他们设置的一种“理论陷阱”。正是在这样“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上，和这种“现代化史观”相呼应的，就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现代化被耽误了。这成了他们诉说革命的一大罪状，也是某些人鼓吹“告别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革命和现代化、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众所周知，严复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他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的。这时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已经艰难地行进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许多人对国家已濒临亡国灭种的深渊仍茫然无知，在经受一场外国侵略战争的痛苦之后，仍然习惯于回味昔日的升平日子，幻想着所谓的“同治中兴”。不改变这种麻木状态，救亡和自强都是无从谈起的。而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洋务派30年苦心经营的“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这次战败，是一个泱泱大国败给了一个蕞尔小国，还被迫订立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对沉睡的国人的惊醒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严复给吴汝纶的信中所说：“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他认为：“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他由此受到强烈刺激，如他给陈宝琛的信中所写的：“心惊手颤，书不成字”，忧患“时局愈益坠坏”， 认为国家已是“如居火屋，如坐漏舟”。严复正是为救亡而投身于思想启蒙活动的。他以炽热的爱国激情，把救亡与启蒙、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发挥了这位思想启蒙先驱者的重要历史作用。这深刻说明，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主题；救亡需要思想启蒙，而救亡本身就也是一场具有极大威力的思想启蒙,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并由此而组织起来,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只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否定和反对革命而制造出来的一个伪命题。
　　他们正是从这样的伪命题出发，一些学者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正因为这样，已经被历史判明属于反动的一些历史人物，像慈禧、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些人物，都被描述成为有助于有功于现代化的、忧国忧时的“悲剧英雄”，甚至成了“改革的先驱者”；而对林则徐、洪秀全、谭嗣同、孙中山则加以非难、贬低。
　　历史虚无主义为了否定革命，还同样从上述的伪命题出发，提出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是少数职业革命家“制造出来”的，是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这同样是十分荒谬的。近代中国发生的革命，是最终导致改变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这是任何个人和集团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能够“制造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亿万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事实上，革命的发生，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近代中国积弱积贫，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而，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大要求。近代的百年中国，亡国灭种的惨祸纷至沓来，人民挣扎在苦难深渊，如果不反抗，不革命，这种灾难就会万劫不复；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也只能是一个永远的梦想。这正是激发了多少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抛家舍业、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深刻原因，也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不绝于史的深刻原因。正是在这种人民革命斗争中产生和选择了自己的领袖，领袖人物也只有反映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才有可能把革命斗争引向胜利。那种把革命运动说成是少数革命家制造和强加的，是根本违背历史事实的。
　　这里还要指出，近代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这两大历史任务，哪个阶级和政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加以完成，它就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和政党，就是新的中国的缔造者。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五四运动之前，近代中国的改革和革命，主要是由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先进中国人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领导的，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取向的。他们的奋斗和业绩是感天动地的，他们的历史功业永远铭刻在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铭记在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心间。但是近80年奋斗的结局表明，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缘。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命运，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并顺利地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而且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强国之路。这难道不是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完成历史使命的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的过程和结局吗？怎麽能说是少数革命家“制造出来”的呢？
　　把革命说成是某种势力“制造”和“强加”的，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论调。当中国人民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扶蒋反共的美国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曾用这种理由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毛泽东驳斥了这个观点，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13]令人遗憾的是，在新中国诞生半个多世纪之后，又发生这样的老调重弹，不过，同过去不同的是，今天再抱琵琶的却是我们的“自己人”，这确是一个历史的悲哀。
　　2、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全面、客观的历史研究方法
　　要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历史材料，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历史现象个别性、独特性的研究与历史规律性的思想统一起来，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14]
　　历史虚无主义者则与此相反,他们往往是用一些片面的材料，就很轻易地做出结论，轻易地推翻过去的判断，并都把它当成“创新成果”塞给读者，这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是有迷惑作用的。所以，“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无中生有，是一些人做翻案文章，歪曲和颠覆历史的惯用手法。当然，翻案文章历来都有人做，翻案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主要看它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西子湖畔岳飞坟前的一副名联：“忠奸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辨伪真”，做的就是翻案文章，翻风波亭千古奇冤的案。史评自有人心在。扶正压邪，涤浊扬清，扬我民族之浩然正气，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和有识之士应有的史识良知。今天如果再有人要翻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的历史铁案，忠佞颠倒，指鹿为马，一定会被视为荒唐与可笑。然而，不幸的是，此等荒唐事在当今的史学界却并不鲜见，一些人热衷于美化、拔高像慈禧、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些历史人物，而对林则徐、洪秀全、谭嗣同、孙中山等则加以非难、贬低，甚至连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也成了问题。当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多数是属于学术讨论的问题，矫正过去存在的对历史评价过于简单化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上述这样用颠倒事实的办法一褒一贬，这难道仅仅用史事如烟、见仁见智能够解释的了吗？
　　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虽已播出多年，但它作为通过影视形象化翻近代史的案，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标本。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审片的学者说，这是由多年来的学术成果转化而来的。能够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影视艺术形象，自然是一件大好事。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学术成果，又是怎样转化的？对此，剧作者做了直白的说明。他说，慈禧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李鸿章是“争取国家利益”者，袁世凯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恐怕从秦桧到汪精卫都应属于此类）。因此，他们把这部电视剧定位为“一部带有崇高悲剧意味的英雄史诗”，上述一干人等“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是这部史诗中的“悲剧英雄”。可以说这是编写这部电视历史剧的指导思想，一条主线，整个剧情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现给观众的。
　　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15]是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会是多面的甚至是多彩的，重要的是要在他活动的总和中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如果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找出来，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写。这就像今天的一个大贪污犯也可以被描绘成“忠诚的公仆”，因为这个贪官在他的职位上如果不按政府的要求办一些事，他的贪污受贿的企图就难以实现，所谓“忠诚”的实例也是能在他的身上找出几宗的。遗憾的是，《走向共和》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所不同的是，其中的许多“实例”是由他们“推测”出来的。为了渲染李鸿章这个“悲剧英雄”的厚重气氛，可以欺世盗名地凭空捏造出这样的悲壮情节：在签订辛丑条约时，庆亲王看到条约的内容后，手一直在抖，李鸿章见状把笔拿了过来，对庆亲王说：“天下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卖国条约上，你还年轻，还是我来担这个罪名吧！”这样，一个大义凛然、忍辱负重的形象耸立起来了。为了浓墨重彩塑造这个“悲剧英雄”，还把翁同和拉出来承担甲午海战失败的幕后责任者。剧作者对李鸿章是如此宽厚有加，一再开脱、美化，而对“支持维新，对外主战”的翁同和，却加以苛责、戏弄。这真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如果《走向共和》只是一部戏说片，倒也罢了。如今戏说历史，就像戏弄一只小鸡一样容易。史学工作者对此已是欲说还罢，见怪不怪了。应该说，那些戏说片、肥皂剧，只能博得人们廉价的一笑，为害相对小些；而像《走向共和》不但作为全新视角的历史剧，而且还要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推销给全国观众，这就值得研究了。如果按《走向共和》剧编者的安排，从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到孙中山，都是他们这个“带有崇高悲剧意味的英雄史诗”中的“悲剧英雄”，“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那么，在百年中国丧权失地、国辱民困的悲惨历史中，连应负其责的“法人代表”都找不到了，那样的话，走向共和还有什么历史的依据和历史的必要呢？！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所谓新的历史观，黑白可以颠倒，是非可以不分，忠佞可以不辨，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的旗帜，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又有哪一样不可以摧之毁之呢？！难怪《走向共和》播出后，有的观众反映，“周围稍有史学基础的朋友，都说不忍再看下去了。”而对一般观众则不然了。令人痛心的是，一名高三学生就《走向共和》发表的帖子中有这样的话：“我看到了一个有气节、有民族英雄感的李鸿章，让人同情李鸿章，敬佩李鸿章，更加憎恨腐败愚昧的统治者，而不是一个对历史无能为力的志士。”这种历史观所造成的影响难道不应该长而思之吗？而对于这种所谓新的历史观难道不应该加以辨析和澄清吗？！
　　值得指出的是,像《走向共和》这样颠覆近代历史、革命历史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并不是个别现象,它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是值得我们严重关注的。
　　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在方法上的片面性，并不完全是一种随意性，而是有他们明确的取舍标准。正如有的学者提指出的，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对历史完全虚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的是人民革命的历史和历史的进步人物，而对反动统治者、历史的倒退者以至卖国者，则加以美化，做翻案文章。这就是他们“重写历史”的实质。
　　3、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和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
　　在历史研究中要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16]只有牢牢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一基本事实，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才能透过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17]列宁在《论国家》中还说：“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18]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是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运用这一反映客观实际的基本方法，才能够揭示隐藏在政治思想斗争背后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中去。
　　历史虚无主义者则无视人类社会历史的这一基本事实，否认和反对阶级分析的方法，用抽象的人性论取代阶级论，以所谓客观主义的姿态掩盖其资产阶级的立场。这是他们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中屡见不鲜的，这里仅举关于蒋介石的阶级属性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在《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曾针对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上刊载的一篇研究性长文，发表评论。该文坚决反对说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引用一些材料说明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与武汉政权对抗需要款项，遂通过发行国库券强迫资本家认购，甚至采取逮捕、没收财产、绑票勒索等恐怖手段，逼迫资本家就范。文章作者因此得出结论：“蒋介石国民党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是反资本家的。”刘大年指出：“《季刊》所述事实不假，然而它的结论却是完全错误的。道理很简单：此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仍然强大存在，南京与武汉的斗争胜负未决。1928年蒋再次上台，地位也不巩固。对于蒋介石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极力加强南京政权，把共产党进一步打下去，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或者相反，看着人民力量发展，在全国出现一个‘反资产阶级’政权。蒋选择了前者，即牺牲资产阶级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换来保护大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这说明蒋确实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得力的代表人物。《季刊》作者眼光短浅，见不及此，而得出蒋介石‘反资产阶级’的结论。根本原因仅在：拒绝对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事变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否认阶级分析。”[19]这个分析无疑是十分正确、深刻的。然而，当年国外的这种错误观点，却被今天国内的某些学者接受，并走得更远了。
　　近年来，有的论者仅仅根据蒋介石个人的日记，就武断地得出“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说我们对国共两党的斗争，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阐述，诸如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说成是“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都是根据“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得出的“荒唐、谬误的观点”，要求人们要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要“重写中国近代史”；声明“我的任务，找寻并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这就是说，我们史书上的蒋介石，人民群众所认识的蒋介石，都是不真实的，只有蒋介石日记中的蒋介石，才是真实的。这就自觉地站到了为蒋介石辩护的立场上去，这显然是很不严肃的，为一个正直的史学工作者所不取的轻浮的学风。当然，在历史研究中，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回忆录等，都是有价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样，都需要进行辨伪求真的考证，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特别是对于个人自己的言论，更要如此。中国是一个史学很发达的社会，而在史学研究中考据学又受到了高度重视，对史料采取什么态度，往往是对史学家史识、史德的一个评价标准。
　　像蒋介石这样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善于以权术消灭异己的人，又怎么能够把他自己的言论作为历史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呢？如果历史可以这样来写的话，那么，从秦桧到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都可以被描绘成高大的爱国者形象。当下一些人做翻案文章不正是用这种手法吗?但是，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人是会对此做出正确的判断的。像汪精卫投敌叛国后，在他写的诗文中还是哭天抹泪地抒发所谓的“忧国情怀”，难道能够根据这种诗文把他说成是一个爱国者吗？！难怪在汪精卫投敌后，有人就把他从前在反清斗争中写的两句诗改成：“引刀何曾快，作了汉奸头”。人民是公正的。现在，有的论者却出来为蒋介石的日记打保票，说我们对国共两党的斗争，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阐述，诸如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说成是“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都是根据“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得出的“荒唐、谬误的观点”，要求人们要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要“重写中国近代史”。一些人仅仅根据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了自己的隐私，就断定所记述的内容是真实的，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和内心世界，就以此为根据来评判历史事件，而不必去考察全部历史事实，就断定我们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的产物，是不可信不可取的。而且特别认定把蒋介石“称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样的基本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而无需考察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特点，无需考察蒋介石国民党的全部政策及其社会后果，以为经过这样轻轻一笔，就可以抹煞中国革命斗争的性质，就可以为蒋介石“脱帽加冕”了。更有甚者，有的论者提出，如果不按照这样的要求,以蒋介石的日记为准绳,来重写中国近代史,那就是“还想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拖回到上世纪50年代”，就是“保留了‘土匪史观’这样那样的影响”，就是“历史服从原则”，是“假马”。这显然是学术研究中极不严肃的、不讲道理的武断作风。
　　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这是十分有益的经验之谈，是我们臧否人物，判断其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诚然，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历史人物，都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但在他的全部历史活动中又要分清其主要的、基本的方面，而准确把握这一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对于判断其历史作用有决定的意义。在这里，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都应当是共同的，这就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正是根据这样的评价标准，对蒋介石做出历史的评判，认为他作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根据他的对内和对外的全部政策和实际行动，表明他是根本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是起着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力量，同时又对他在某个历史时期作了有益的工作，给予了应有的肯定。难道这就是有的论者所说的“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
　　其实，对蒋介石做出上述的评价，是不绝于史书和舆论界的。早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开始在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屠杀工农运动领袖之时，当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就写下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革命檄文，以极大的革命义愤和大量事实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 [20]这篇檄文虽然言词激愤，但是以血的事实为依据而发出的控诉，这在人民看来，是代表了他们的呼声，是完全正义的；而在反动派眼里,则是大逆不道,必欲灭之而后快。这就叫做不同阶级的不同立场，这就是阶级斗争的事实。像郭沫若这样的革命檄文，在今天有的论者看来，自然是“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了。这就不难看出，这样的立论究竟是站在谁家的立场上。
　　近年来，一些人为蒋介石评功摆好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蒋介石参加了抗日战争。他们把抗战胜利的功劳都记到蒋介石的头上，说蒋介石的一个大功，就是“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抗日战争，而且坚持到底，争取到了最后的胜利”。认为我们过去对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所作的批评，都是一种“内战思维”。为了表现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坚决性，还特别引了蒋介石日记中对孔祥熙建议派员到香港同日本和谈来信的一段批示：“以后凡有以汪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勿赦”。似乎这样一说，就可以掩盖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倾向了。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们知道，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分裂，内战不已。因此，停止内战，争取一个统一的中国一致对外，成为发动中国人民抗战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实现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为发动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有效的形式。毛泽东曾多次热情地评价国共合作的意义，他说：“这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21] 在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个战场，在中国抗战的统一体中，是既互为依存又相对独立的，它们都为抗战伟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对蒋介石寄予厚望,希望他彻底改弦更张,为团结抗战、民主建国做出贡献。但由于蒋介石出于一党私利，仍然坚持“限共”、“反共”、“溶共”的方针，做了许多危害团结抗战、亲痛仇快的事情，皖南事变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而且他的对日妥协倾向也时有表现。抗战初期他就接受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寻求对日妥协的途径；1939年底到1940年初，又有和日本方面在香港、澳门的秘密谈判，双方讨价还价，甚至达成于8月上旬在长沙举行板垣征四郎（侵华日军总参谋长）与蒋介石会谈的协议。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使这种对日妥协未能实现，但这种举世皆知的历史事实，岂是蒋介石一纸冠冕堂皇的批示所能掩盖的。正是由于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导致了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导致了国统区严重的社会危机。
　　对于蒋介石在抗战中后期越来越明显的负面作用，不但中国共产党给予了批评和斗争，而且许多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也加以谴责。爱国侨领陈嘉庚曾以大量财力物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抗战，但在他目睹了国统区上面贪污腐败，下面民不聊生的情景，叹为亡国之征候，深感失望和痛心。他到延安后，通过考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断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就连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也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税收、言和行、囤积、黑市、和敌人买卖。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22]
　　在历史的发展中， 中国人民正是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和思考，认识了国共两党，选择了共产党，抛弃了国民党。难道能够说这是“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的结果吗？
　　从有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使我们看到离开了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就必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在这方面的文章中，都只把蒋介石作为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而绝不从阶级上着眼；都只把国共两党的斗争看作是两党之间的政治纷争，都是以“自己的解释视角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有的人还在台湾特别声明：“过去，国共两党彼此都叫对方为‘匪’，历史证明，双方都不是‘匪’”。当然，称对方为“匪”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今天在历史研究中不必再使用这样的话语，但问题在于,在这里，有没有革命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区分？这难道是用一句“双方都不是‘匪’”就可以万事大吉吗？国共两党究竟代表什么样的阶级力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是历史研究中必须弄清的首要问题。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判断的。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要求，它之所以是科学的、正确的，因为是正确反映了阶级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离开了这样的基本事实来侈谈历史，就只能是混乱的，甚至是虚伪的。就拿有的论者乐此不疲的所谓“土匪史观”来说，人民群众确实曾经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把蒋介石称作“蒋该死”、“蒋匪帮”等等，在这种很情绪化的称呼中，既包含了对蒋介石本质的认识，也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难道我们能够因为这种情绪化的称呼而贬斥为“土匪史观”，而要求加以彻底摆脱？那样的话，就完全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上去。很显然，用这样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判断的。也正像有的论者说的，蒋介石不但把共产党称作“匪”，而且还明令要用多少万大洋的奖赏来买“匪”的首级。这是什么样的“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此专门考察了陕北红色区域，他广泛接触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袖和战士，发现在黄河之滨集合的是一群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庄严地工作着。事实上，被蒋介石称作“匪”的党及其领袖，人民群众却发自内心地称之为“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历史，这样的历史显然是有的论者无法改写的。
　　列宁说过：“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23]这深刻反映了阶级对抗社会的历史背景，在对它进行历史的研究时就不能离开这样的历史事实。客观主义是一种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到为旧事物作辩护的错误立场上去。有的论者在蒋介石研究中，坚持的正是这样一种立场，而“土匪史观”就成了“告别革命”论的最好注脚。
　　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
　　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但尽管是支流，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因为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但从政治上看，这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甚至导致严重后果，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重视的。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说明治史、懂史、用史的重要性。他又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24]这是对古往今来历史经验的深刻说明，指明能否正确对待历史是关系国家治乱兴亡的大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点。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大行其道，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1、历史虚无主义起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搞乱人们思想的恶劣作用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主要是：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就会从根本上搞乱了人们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
　　60多年前，毛泽东在评价鲁迅时曾满怀深情地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25] 这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不屈服的性格。正是这种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整体认同感，有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情怀，有无以为国，何以家为的先国后家、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行为准则。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铸造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崇高抱负和追求。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和中国历史发展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6] 中华民族从不屈服于国内黑暗势力的统治，也决不屈服于国外侵略势力的压迫。在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各族人民总是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保卫自己的家园，维护国家的统一，血染山河，宁死不屈，没有丝毫奴颜媚态，有的只是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这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都有鲜明表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让侵略者丧魂裂胆，感天动地的活剧。面对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要用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中国人决不言放弃，中华民族不会亡！千千万万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前仆后继。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仍然屹立于世界，并能在凤凰涅磐中获得再生的内在力量。
　　然而，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鼓吹者却丧失了起码的民族良知，他们不但渲染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而且公开走上称颂帝国主义侵略，称颂殖民统治的道路上去。在他们看来，像琦善、李鸿章这样主张妥协投降的人物，是实事求是的、明智的，是负责任的态度，是真正的爱国，而主张抵抗的林则徐等人则成了不负责任的蛮干。是非被颠倒到如此地步。而有的人竟然走到美化帝国主义、颂扬侵略的邪路上去，连起码的爱国之心，民族大义，都化为乌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言论，要在过去将会被看作是可耻的卖国言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今天却成为某些人的“思想解放”的时髦话语。试举数例说明之：
　　有人说，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终于打入了封建主义禁锢着的神圣天国”，是好事，应当“大恨其晚”，如果再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了”。还有文章说，“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
　　有人认为，无论是清王朝的抵抗，还是农民自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
　　有人认为,过去“只是更多地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这个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立场出发去审视，因此，见到的只是血与火的悲惨场面，想到了爱国保家，维护的是独立与尊严，表现的是愤怒与声讨，最终便是对‘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做出消极的、片面的、情绪化的彻底否定”。
　　还有人认为，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不平等条约应当遵守，因为“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
　　看了这些高论，真是“侵略有功，反抗有罪”了。从这里会使我们更深切理解邓小平的预言：如果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只能成为某个大国的附庸。有那么一些人就是要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附庸”，当“孙子”！这里还用得着一句老话：就是不能依了他们，若依了他们，就会亡党亡国。
　　这里还要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历史，而且对我们伟大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恣意抹煞。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安于现状、逃避现实，如此等等；而把中国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被说成是走向没落的“黄色文明”，要现代化只有乞灵于西方的“蓝色文明”。一个民族的精神被矮化、丑化，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被否定、抹煞，民族独立的历史被嘲弄、糟蹋，这个民族还能立得起来吗？！
　　我们知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这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性选择，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中国人民行进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6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极度贫弱的、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举世瞩目的新中国，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是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他们懂得珍惜这一历史的重大意义。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者那里，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成是“杀人食人”的历史，说什么：“文人的可恶之处还在于，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与研究者，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洗涤、抹杀历史的血腥气。我们读到众多的研究本世纪中国历史、共和国史的著作，但这百多年发生的无数杀人食人的事实都在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只剩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片‘光明’。”事实上他们要洗涤、抹杀的是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杀戮中国人民的血腥历史，以及和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中国反动势力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历史，而以阴暗、仇恨的心理看待人民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他们把党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加上“左”的罪名，使之变成一部不断“左”祸中国的历史；他们利用我们历史上所经历的曲折，把错误无限扩大、上纲，借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这一历史的主体。他们这样做，正如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大型电视片《河殇》所标榜的对“历史总体反思”，这种反思，就是该片总顾问金观涛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的两大遗产之一”。他们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动摇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毁近代中国所苦苦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陷国家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由上可见,历史虚无主义不但颠倒了历史,而且也搞乱了人们的历史观。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的根本观点，是对历史的理论认识，同时也是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历史观，因此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使他们对繁纷复杂的历史现象能够做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这对于他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关系极大。而对历史的颠倒，就必然会导致是非、美丑、荣辱标准的颠倒，那种所谓“躲避崇高”、“拒绝壮烈”、“告别革命”一类误导青年的低俗的、反历史的说法，就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极大的关系。事实证明，这种是非判断标准的颠倒，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而社会思想混乱进而就会造成政治上的动乱。1989年政治风波的前奏、序幕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2、历史虚无主义适应西方反共势力“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
　　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上诞生以来，一个世界，两种制度，就成为世界政治格局的一个主要特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不仅与国内的环境紧密联系，而且也同国际大气候息息相关。因而，在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共存与斗争的态势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抑制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战胜国际帝国主义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就成为一个十分尖锐和十分突出的问题。防止“和平演变”是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历史性任务。“和平演变”战略是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之后，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防止“和平演变”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何保持政权的问题。
　　早在1947年初,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报告中就提出，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他说：“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受到破坏的话，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它近年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他还指出，这种软化趋势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个与今天大不相同的俄国政府”，这个新的俄国政府，“将容许在俄国建立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凯南提出的这种软化和演变苏联的思想，得到美国决策者的关注和重视。1953年初，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后，继承和发展了凯南的思想，他在国会证词中说：必须用“和平的方法”，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出来。他在解释所谓“和平解放”战略时说：“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来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特别强调：“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上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野心。”这就露骨而又完整地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1956年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之后，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现在存在着一种获得胜利的高尚战略。”自此之后，美国历届政要人物，包括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布什和小布什等等，都一直奉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虽然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对“和平演变”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不论是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尼克松的“不战而胜” 战略，还是里根的“遏制战略”和布什的“超越遏制”的新战略，究其实质都是一样的。特别是苏东解体之后，他们的主要矛头就转向了社会主义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他们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杜勒斯语）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四代人的身上。毛泽东当年就指出：帝国主义又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他们之所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四代人的身上，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生代有可能对革命历史淡漠，对革命传统、理想信念淡忘，有可能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一方面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通过丑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通过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错误和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无限夸大，来实现他们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他们通过这些活动，企图搞乱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甚至不择手段地引导青年走向堕落，以达到他们瓦解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 

　　一向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方反共势力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和手段是直白的，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卑鄙性，是会让全人类感到羞耻的。当反法西斯战争行将结束、美苏两国还处在结盟关系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杜鲁门总统在场的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他说：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但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之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的，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27]
　　这种瓦解社会主义的目的、手段和话语，在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设定的《十条诫令》中，有了同样的或者更加露骨的表现。这个《诫令》，先是针对苏联的，苏联解体后，他们就主要是针对中国并为此进行了修改。这真是：罪恶的目的，决定了卑鄙的手段；罪恶的手段，服务于卑鄙的目的。从这里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所谓的“和平演变”并不和平，而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从这里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发生在我们这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他们的种种言论和所作所为，完全配合了西方敌对势力的需要，这种配合是如此的默契和一致。不管这些人的动机如何，这种里应外合，起到了敌对势力难以起到的“第五纵队”的作用，成为他们所希望的要找到的“我们的同盟军”。写到这里，会令我们想起反法西斯战士、捷克记者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的最后所写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就针对这种“和平演变”的战略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要和平转变，腐蚀我们。事实证明，这种转变，绝不是要让这些国家富起来，强起来，而是要使它“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5年10月25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会议上说：“最近十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利用苏联外交的失误，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的非同寻常的自以为是，其中还包括利用那些公开站在亲美立场上的人，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还附带获得了原料供应，而不是原子弹炸毁的国家。”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普京对苏联解体事件也做了沉痛的反思，他说：“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这就是演变的结果和现实。
　　3、历史虚无主义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
　　如前所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的主要方向，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而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产物，如果人民革命这个前提被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础。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
　　邓小平在新时期一再强调，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立国之本，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最可靠的保证。正如邓小平所说，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它“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终于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这些基本原则已为我国的宪法所确认，成为维系国家团结和奋进的政治制度和原则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将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这些原则第一次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并赋予特定的政治内涵和新的时代精神，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
　　同样，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新的伟大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强国之路。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证明，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究竟要遵循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关系到这一伟业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必须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有机地同一起来，而绝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四项基本原则之所以成为我国的立国之本，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回答和解决了如何保证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的正确方向及其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中国历史拉向倒退。这不但摧毁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而且也在实际上使强国之路归于破灭。邓小平一再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强调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种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他曾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29]
　　基于对中外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邓小平明确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30]在他看来，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会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亿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要求将社会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多数人要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以社会的两极分化为前提、为条件、为过程的。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将是一个十分悲惨的境遇，是已经获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许的，因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必导致国家四分五裂。而且在国际强权政治、资本垄断的情势下，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没有能力参与竞争的，其结果只能是依附、受制于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失去民族独立的地位。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其他错误思潮相配合，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将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乱史灭国的轨迹，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要认真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东弱西强的国际格局将会持续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西方反共势力的渗透活动一刻也不会停止,而且国内也还存在着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因此，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任务。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揭穿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和迷雾，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维护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5日。
　　[3]   《中国文化之出路》，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364页。
　　[4]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94、95、92页。
　　[5] [美]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69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页。
　　[9]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10] 《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15]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页。
　　[17]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18]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19] 《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0] 《近代史资料》1954〈2〉。
　　[2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22]《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册（内部资料），第509—510页。
　　[23]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363页。
　　[24] 《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 引自（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28]参看《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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