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反腐败的指导思想、根本途径和方法

中国当代腐败现象的理性思考之三

郝贵生

笔者在中国当代腐败现象的理性思考之一、之二分别揭示了中国腐败现象的实质是中国当今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其腐败的严重性说明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已经发生部分量变和局部的质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实质是带领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斗争。中国当今腐败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和原因时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既有国内也有国际的原因。国内方面即有经济的根源，也有思想文化和政治的根源。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和根源归结为一个方面。笔者也正是在对中国当代腐败实质和根源认识的基础上探讨反腐败的指导思想、根本途径和方法。

一、必须强化中国当代反腐败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国家宪法都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因此分析认识和解决中国任何社会问题都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和解决之。特别是反腐败这一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必须正视的是，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今中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的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被马克思主义早已批判过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论、自由化理论说明解释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问题，包括对腐败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他们认为，私有制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现象，私有观念是人的本性。任何人条件成熟都会搞腐败，制约腐败的唯一手段就是强化监督机制，完善制约制度。他们还把中国当今腐败现象的根源归结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似乎有了完善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加上完善的制约制度，社会腐败问题就会彻底解决。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来都是把腐败归结为皇帝之下的贪官污吏，而不包括皇帝本身，更不会从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寻找社会腐败的根源。同时封建社会把反腐败的希望总是寄托在开明的皇帝和清官身上。中国戏曲中“清官”戏之所以长盛不衰，原因也在于此，所以才有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式的农民起义。近些年，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电视剧收视率之所以比较高，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把反腐败的希望归结为再有一个清正廉洁的最高权力者和包公、海瑞式的清官，以一言九鼎的方式解决腐败和一切社会问题。上述两种文化的深层次的理论基础都是唯心史观、英雄史观。他们不可能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群众史观、无产阶级专政等唯物史观的观点认识社会腐败特别是中国当今腐败现象的实质、根源和克服的根本途径。因此，要真正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没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指导思想是绝对做不到的.。其结果就是越反越严重，恶性循环。中国当今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就是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实事求是观点、矛盾观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原理、阶级斗争原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原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观和群众史观原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两个决裂等分析、认识和解决中国的腐败现象。笔者最近阅读了一些官员和学者研究腐败问题的论文、专著、讲话。发现许多人也大段大段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反腐败的一系列的论述，但就是不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如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私有制是当今社会一切腐败、丑恶现象的最深层次的根源，但许多官员和学者却把中国腐败现象的根源归结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之一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但就是不会从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中国当今腐败现象的实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原理要求在承认矛盾普遍性的同时，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可是在许多谈论腐败问题的文章、书籍和讲话中，就总是把腐败看作古今中外的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总希望能够从其他国家反腐败的所谓成功经验中找到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不研究中国当代腐败现象的特殊性质和特殊根源。再如群众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解决腐败的最主要的力量应该是如何把人民群众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发挥和组织起来。但许多研究成果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少数权力者制定一个所谓至善至美的监督制约机制。这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只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也不可能找到中国当今反腐败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二、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共产党人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主张，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同时也阐述了共产主义的两个“决裂”思想，即同私有制决裂，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剥削阶级观念决裂。这是全部共产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核心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主张消灭私有制，不是如同空想社会主义那样，借助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即“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原则推导出来的。因为这种理性原则的哲学基础是否认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等原理出发，把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科学地评价了私有制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作用及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揭露了作为私有制发展顶端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建立在这种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极端盲目性和对自然资源的最大消耗和掠夺性。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的按资分配原则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最大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最大悬殊性。三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变成了物与物的金钱关系，使人变成了物的奴隶。当代人类的全部丑陋、邪恶、腐败现象的总根源就是私有制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观念。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学说简化为“两个决裂”。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任何事物的否定不是瞬间完成的，它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否定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私有制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中也包括了如何关于消灭私有制的一系列思想。如马克思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就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就必须经历社会主义阶段，而且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与共产主义相区别的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但马克思恩格斯毕竟没有直接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一是首先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二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是完全的国家或全民所有制，三是消灭了商品经济。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征做出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结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列宁也坚持消灭私有制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并没有建立完全的全民所有制，而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借鉴了俄国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也逐步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必须承认的是，党内有些人忽视了消灭私有制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总是企图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成，如1958年出现的“一大二公”现象、企图完全消灭商品经济的思想。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中国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强调公有制的发展规模和程度不能一蹴而就，将当时刚刚建立的人民公社的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变为以生产队或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同时强调不能取消商品经济。但由于我们党还毕竟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当时仍然出现许多“左”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正是从实事求是和消灭私有制是一个过程思想出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允许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一定发展，同时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改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的，而且在实践中确实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任何事物的改革必须有一个“度”的界限，如果借口中国的具体国情，把马克思恩格斯消灭私有制是一个过程的思想修正为否定消灭私有制，把社会主义改革修正为社会主义改制，把已经建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直接或间接改为私有制，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特征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改革”就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思想的背叛。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也存在腐败现象，但其主要根源是根据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原理，私有观念并没有随着公有制的建立而消灭，反过来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形成的官员腐败。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当前这种私有化改革和用市场经济体制完全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无助于对私有观念的决裂，反而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私有观念。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甚至是主要的或唯一的原则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政治权力，或者说离开权力的纯粹的经济活动是根本不存在的。私有企业主和市场主体为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必然利用其金钱的优势直接或间接行贿权力者。这些人相信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在金钱和资本面前人人平等。权力者禁不住金钱的诱惑，必然破坏制度方面的规则平等原则，把所谓“公平”的天平倾向于行贿者。这就是中国当今一切丑陋、邪恶现象的总根源，也是腐败愈演愈烈的总根源。社会主义改革是绝对必要的，可以允许部分私营企业存在。但大前提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否则，反腐败就完全是一句空话，反腐败口号喊的再震天响，也无济于事。吴邦国委员长在最近刚闭幕的两会上提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五个不搞”，最后一个不搞就是“不搞私有化”。笔者非常赞同这一观点，这也是中国反腐败的最主要的前提之一。

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工具职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职能

党的基本路线中所讲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两点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究竟什么叫“坚持党的领导”？什么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怎样才叫“坚持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和国家学说理论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其主要或根本的职能不是经济或文化活动，而是政治活动。而“一切政治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出现政党现象以来，从来没有过放弃阶级斗争的政党，否则就不是政党了。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如此。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政党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功能并没有改变。同理，国家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指出，国家是阶级斗争、阶级压迫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也是阶级斗争的国家，与剥削阶级国家的不同点是：它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工具，而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的工具，是对大多数人的最大的民主。

但马克思主义强调政党和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否定政党和国家的经济职能。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一个非常突出的任务和职能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讲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权力，把生产资料归为无产阶级手中之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也有许多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特别发展生产力有关论述。毛泽东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特别是他在进北京之前召开的关于指导全国胜利后的党的工作重点和方式转移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就特别提到，已经夺取政权的地方，“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学习研究经济工作，努力发展经济。从建国的第一天起，一直到他去世，他从来没有放松一天经济工作。建国后，有关经济发展包括两弹一星等国防事业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和成就，都浸透着他老人家的心血和贡献。1958年大跃进实践中尽管有许多失误，但至少表明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经济工作的，而实践中的许多失误也是他老人家最早发现和力图扭转的。包括文革中，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全党和各级政府要“抓革命，促生产”。

反过来，马克思主义在强调夺取政权之后，突出经济建设的任务，也并没有把它与政党和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的职能绝对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防止被推翻的反对统治阶级的复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大家所熟悉的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特别提醒全党，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仍然存在。1957年，又指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1963年5月，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泽东去世后，原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巨变，以及中国30多年来前赴后继的贪官污吏的出现的客观事实，证明了毛泽东预言的英明和伟大。由此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不是不抓生产力和经济活动，而是如何抓？是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抓经济建设，还是离开阶级斗争抓经济建设？毛泽东时代我们党正是坚持了前者，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教育和培养了大批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另一方面也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然而改革开放后，一再把党对经济的重视与抓阶级斗争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抓阶级斗争就会阻碍经济工作，而且竭力否定毛泽东时代经济工作的巨大成就，由此根本否定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任务和职能。笔者“理性思考之二”一文中，揭示腐败产生的政治根源之一就是放弃了领导行为的杨善抑恶及其组织功能，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党和国家权力不同程度地放弃了阶级斗争的职能，没有把反腐败问题提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还是任其资本主义复辟这些最根本的问题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阶级斗争性质。因此，坚持反腐败斗争，必须重申和坚持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职能。

四、必须深化和强化以具体落实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

笔者在本文思考之二中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政治根源中第1点就指出：“没有形成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发挥人民群众反腐败的政治制度”。其具体分析中强调，治理腐败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须形成一支超过腐败力量的社会的正义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就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因为，人民群众是腐败现象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最痛恨腐败现象，他们是反腐败的主力军、生力军。但问题在于如何把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这种正义力量挖掘出来，发挥出来，组织起来。毛泽东1945年对黄炎培的谈话的内容就具体指出了这一根本途径和方法。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是，理论和宪法上承认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一回事，现实生活中能否做到又是一回事，二者有一致性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现实生活中打击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党章和宪法规定了普通党员和普通群众许多基本权利，然而却具体落实不了。如党章和宪法上都规定普通党员和群众有建议和批评各级领导的权利。然而却没有具体的途径和方式具体落实。虽然部分基层党员和群众通过信件或上访等方式反映问题，得到的结果或者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或者受到层层拦截。即使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得到有关部门的反馈，大多是又回到被反映对象手中，不仅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受到进一步的威胁、压制和迫害。再如，宪法上规定，人民群众有游行、集合、结社的权利。固然这种权利也需要登记、批准。但实际生活中群众有上述要求之后，往往在“稳定”的口号下，一律不予批准。如前些年一些青年学生要求上街集合游行，反对日本入常，却遭到一些地方政府多方面的强行阻拦。再如每年各地在毛泽东诞辰日和逝世日，各地群众自发组织纪念活动，也大多受到权力者的极力压制。每一个有正义感有权利意识的普通中国人都能够从自己身边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实中感受到党章、宪法赋予自身的民主权利不同程度地被践踏、被剥夺的现状。这种状况怎么能够保障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的权利呢。

其实，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反腐败的根本途径是真正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而且在实践中也努力把人民群众的这种民主权利具体落实到实处。他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即四大形式就是落实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最好的途径和形式。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最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绝对不能害怕群众“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957年夏季形势》）怎样让群众监督领导干部呢？他说：“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同上）同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谈到“四大”问题。他说：“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他还说：“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1958年4月，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再次提到“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本质上就是在实践中如何具体落实人民群众的四大权利，通过人民群众的四大权利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揭露和批判权力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背离人民的各种错误和腐败行为。毛泽东还说过，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还要改造主观世界。这种四大形式同时也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形式。1975年宪法修改中，明确把“四大”写进新的宪法中，并指出，这“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实践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人民群众的这种四大权利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震撼力和制约力。当然，任何一种新生事物成长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不可避免会出现许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部分群众在使用这种权利时，不可避免地会有偏激情绪，在事实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偏离。也有个别的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权利给正派的领导干部有意造谣诬蔑、栽赃诬陷，导致许多混乱的问题。但笔者认为，这毕竟是事物的支流，而不是主流。要求人民群众行使这种权利时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这些支流问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步地解决和克服。但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人民群众的四大权利后来被彻底否定了。正是由于我们只是在理论上承认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不能够具体落实。造成现实生活中一些权力者根本不怕群众，他们只怕上级。如果他们吹捧和贿赂好上级之后，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和贪污腐败。如果真有个别群众揭发检举他们，他们就利用手中权力甚至动用国家专政权力，疯狂地打击、镇压敢于同他们斗争的人民群众。当人民群众以个体的力量同他们抗争时，必然是失败者。

当前从中央文件以及一些学者探讨反腐败的途径中都特别强调完善监督机制。这句话是对的。但完善监督机制除平行机构和上级机构的监督外，最主要的监督就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也就是人民群众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只有把这种监督具体落实为人民群众的各种具体权利以及行使这些权利的具体途径、手段、方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善监督机制。而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敢把人民群众的具体权利予以具体的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如何把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的权利最大限度地落实到实处。这是中国当前反腐败的最根本的途径和方法。

五、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深入批判形形色色的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以“金钱至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

任何腐败现象除其制度根源外，还有更深刻的思想根源。本文思考之二已经指出，中国当代腐败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就是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以“金钱至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的严重影响。因此克服腐败现象，必须深入批判和揭露这两种文化的错误实质及其危害性。

1、要批判和揭露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影响根深蒂固，渗透我们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建国后，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也特别注意批判封建文化。尤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一再强调对作为封建文化最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的批判。70年代的批林批孔就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固然当时的批判存在“左”的极端化倾向，但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本身和方向绝对是必要和正确的。但近30年来，我们放松了甚至完全放弃了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在所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口号下，把封建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切糟粕性内容当作“国学”、“国粹”大力宣扬。那个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红得发紫的某位女士不就是把《论语》当作“句句是真理”的方式灌输给现代人做“心灵的鸡汤”吗？前些年，以皇帝戏为题材的电视剧大多没有从批判的角度评价封建帝王，而是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剧中人物贩卖封建糟粕性内容。今年1月，某些人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竖起孔子塑像，更是对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挑战。中国当代社会形成的拜倒在权力面前的奴性意识、虚伪性意识、内耗性意识就是封建文化的糟粕性的现实表现。几乎所有的腐败官员都与他们扭曲的“权力至上”的封建文化有直接的联系。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贪官徐其耀在位时给其上大学的儿子的一封信中说：“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这些难道不都是封建文化的当代体现吗？他一方面赤裸裸地反映了其本人头脑中封建遗毒的深刻影响及其腐败的思想根源，同时也在通过他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地影响后代和其他人。尽管其他腐败者没有如此赤裸表述内心思想，但从思想根源上与徐其耀本人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可见封建文化的流毒之大、之深。对于这种现象，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时期，在经济、道德、精神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旧社会的痕迹。这些痕迹必然会反作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出现腐败现象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然而今天在私有制几乎要完全取代公有制的条件下，封建文化“权力之上”的这种“痕迹”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强化和发展起来。正是意识到封建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严重腐蚀和冲击作用，许多学者强烈要求把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带到21世纪。当然这种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用科学的辩证的方法对待封建文化，但绝不能以此为理由反对和拒绝对封建文化的批判。近几年，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批判“权力至上”的封建文化，就不可能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也不可能铲除中国当代腐败的思想根源。

2、要批判和揭露以“金钱至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

新中国建立之前，以“金钱至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虽然没有如封建文化影响之深，但其同封建文化本质上都是以人本质自私论为基础的。由于新中国之前仍然存在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金钱至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也存在于建国初期，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腐蚀作用也存在。但是由于我们党建国后，特别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计划经济的体制等其它原因，从整体上说，“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文化影响远远不如封建文化对社会主义的腐蚀和消极作用。客观地说，建国前30年，我们党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也存在否定一切的“左”的倾向，特别是在利益问题上，现实社会中往往不能严格区分正当的个人利益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界限。同时资本主义的整体文化也包含着人类的精华成果。马克思主义产生时批判继承了资本主义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也还要最大限度地继承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切积极成果。但过去我们确实继承少，批判否定多。改革开放以来，强调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其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成果我们没有真正继承多少，反而把资本主义腐朽糟粕性的内容拿来了，尤其把资本主义文化“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的内容简单照搬过来。新华社2010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人“拜金主义”思潮已占世界第一位：“据美国《世界日报》23日报道，根据路透与艾普索斯(Reuters/Ipsos)22日的最新民意调查指出，多数人心目中金钱的地位，现在比金融危机前更重要。报道说，特别是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更相信‘金钱万能’的说法，现金尤其重要。”“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普遍认为，金钱最能象征一个人的成功。在中国与韩国各有69%的受访者认为金钱代表成功，在印度与日本则分别有67%与63%的人持有同样看法。不过，欧洲国家人民却普遍认为，钱并没比过去重要，抱持最多这样想法的是荷兰人，高达50%的受访者持有这种看法，其次为墨西哥、德国、英国、比利时和加拿大人。调查结果指出，美国人位于中间，有62%的人认为如今金钱比过去重要。”笔者并不完全相信以上数字。但有一点必须肯定，中国当代社会拜金主义思潮确实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点。前些天，网络报道，北京师范大学一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上写到，他希望自己的学生40岁之后，要挣到4000万元钱，否则就不要来见他。以金钱为第一的如此扭曲的成功观绝不是个别现象，它已经严重渗透和侵蚀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渗透到知识分子和权力阶层。而且为数不少的学者极其卖力地直接或间接贩卖和兜售这种腐朽的文化内容，起劲地批判“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些理论家也竭力把早被马克思恩格斯批臭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腐朽内容改头换面，装扮成社会主义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竟然抹杀在利益问题上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胡说什么“承认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否定过个人的正当利益，从来没有否定过货币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只讲个人的利益，而是首先把人民的利益、他人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特别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今天还存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追求金钱本身也没有错误。但共产党人对金钱的追求首先是为人民追求金钱，其次是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追求金钱，同时把金钱用于人民群众之中。那种“金钱至上”的观念是只追求个人的金钱，是通过非法手段追求金钱，是以侵害和牺牲他人、社会的正当利益而追求金钱。这种对金钱的追求和贪婪就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理想、信念根本对立，格格不入。腐败分子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就是陷入到这种资本主义文化核心的“金钱至上”的泥沼中去。因此，必须对这种“金钱至上”及其变种的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金钱，这也是根治中国当代腐败现象的重要途径之一。

六、必须努力塑造一大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新人

许多人都非常熟悉《共产党宣言》里关于人的发展的一段著名论述即：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实际上阐述了唯物史观一个基本原理，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外在制度、形式、形态的发展，同时也表现为人本身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发展相辅相成，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毛泽东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他无论在民主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都特别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在民主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正是塑造了一大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有强烈社会主体意识、公仆意识的真正共产党人，才能使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具体贯彻执行，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他本人所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一大批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共产党人，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真正成功。建国以后，面临着党的新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任务，毛泽东预见到党内一些干部可能会走李自成的道路。早在正式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教导共产党人不要忘记不拿枪的敌人还存在，还会存在“糖衣炮弹”，还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后，在多次会议和讲话中都强调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改造，特别是60年代在总结和汲取原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后，提出和详细阐发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基本条件即：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必须是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五 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反复强调干部参加劳动、走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开展各种形式的批评自我批评活动。毛泽东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本质上绝不是整人的运动，而是教育人、挽救人、发展人的运动。正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及其行为使我们党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新人。它不仅是我们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障，也是最大限度地防止领导干部蜕化变质、走上腐败之路的根本途径。

但是不能不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批判和纠正文革期间“左”的错误倾向的同时，把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导致改革开放以来10多年，党不管党，党的几乎全部工作都放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由此导致干部队伍中各种错误思潮严重泛滥，一些权力者及其他们的后代利用改革开放实践中体制方面的许多不完善因素，疯狂地捞取各种私利。上世纪80年代末“官倒”盛行就是党内腐败的第一次高潮，也由此给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提供了借口。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党内腐败问题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严重起来。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开始意识到干部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和必要性，于是在党内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活动。十六大、十七大以后，党内又开展了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活动。但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是，这些教育活动效果甚微，基本上没有起到教育干部和遏制腐败现象的作用。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发展理念，笔者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的，它的提出和阐发，实际是对把社会发展单纯归结为经济建设的片面发展观倾向的批判和纠正。中央提出要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也完全正确。笔者最近从报纸或网络上读到许多谈反腐败的文章中都谈到了干部队伍思想建设和廉政教育问题。这些思想和观点是正确的。但为什么这些年来所进行的一系列思想教育活动收效甚微呢？笔者认为：一是在中央和地方的相当多的领导中并没有真正把人的发展、干部队伍建设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现实表现中就是把抓经济建设看作硬任务，抓思想建设看作软任务。即使是专门负责思想政治路线的各级党委部门其主要精力也是抓本行业的业务工作，而不抓思想政治工作，不抓人的工作。对于中央部署下来的各项教育活动停留在形式方面。“认认真真走过场”就是对上述教育活动的形象写照。二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这些所谓教育活动，就主要只是停留在对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字面解读上，基本上不联系本单位、本行业、本系统存在的大量非科学发展的事实和现象，不联系现实生活中大量错误思潮和歪风邪气现象，不敢也不愿意引导各级干部和群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分析、解剖这些问题及其深层次的根源，不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会上孔繁森，会下王宝森”是当时“三讲”活动的真实写照。这样的思想教育怎么能够不走过场呢？三是放弃了我们党的批评自我批评和走群众路线的作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概括了我们党取得巨大成功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大作风却逐步演变为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自我表扬的所谓新三大作风。而在这些教育活动中，老三大作风被抛弃了，新三大作风蔓延于干部队伍中。因此在教育活动中，主持教育活动的主要领导不敢发动群众进行揭露批判，不敢进行批评自我批评。即使有所批评，也是如鸡毛掸子一样，轻轻掠过。放弃积极的思想斗争，对各种错误思潮在党内的严重影响不揭露、不批判，不消灭各种腐败现象的萌芽，怎么能够起到教育干部的作用呢？四是不敢从世界观改造的角度分析干部和党员思想领域的问题。笔者已经指出，中国当代腐败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问题。那些被揭露揭露出来的已经被判刑的腐败分子性质已经转化为敌我矛盾。但这些腐败分子也存在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量变过程中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而为什么人的问题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尽管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是少数，但头脑中不同程度存在剥削阶级世界观的干部绝不是少数。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观改造”这一毛泽东时代教育人的主要词汇基本上从党的文件、从报纸上消失了。不讲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不承认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对干部队伍的严重影响，不强调干部和党员自觉改造世界观，自觉清除自身头脑中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只是抽象地空洞谈论所谓“廉政教育”。这种教育活动能够起到反腐败的作用吗？五是没有把对干部和党员的思想理论教育、廉政教育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学习结合起来。思想理论教育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要求思想教育过程中，必须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源、理论之本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世时，一再强调“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布置马、恩、列的六本基本著作号召全党学习。然而，我们当前的思想教育活动，根本不提学习马列著作，用学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取代马列著作的学习，这样就丢掉了社会主义的之本、之魂。怎么能够起到对干部和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呢？因此，笔者主张加大党内的思想理论教育。但这种教育必须努力克服上述存在的种种问题，才能真正起到对干部和党员的教育作用，也才能起到反腐败的作用。

笔者从以上六个方面阐述了反腐败的指导思想、途径和方法。这六个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离开了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使反腐败走过场。笔者看到许多谈论反腐败的文章。他们大多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特别是着重强调制度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甚至无限夸大制度建设的作用。笔者反对这种观点。制度建设绝对是必要的，目前的反腐制度需要完善和改进的方面有许多，但无限夸大制度建设的“制度万能论”思想是错误的。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放弃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职能，没有对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腐朽内容的深入批判，没有人的发展和思想政治觉悟的真正提高，任何的所谓制度建设都会流于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法律制度要比改革开放前充实了相当多的内容，然而腐败现象却前赴后继，甚至相当多的执法部门如纪委系统、公检法系统、国家各种质检局也出现大量腐败现象。这仅仅从制度不完善能够解释通吗？再有需要指出，反腐败斗争绝对不是简单地把几个腐败分子绳之以法，而是在经济、思想、政治领域里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中国当代存在的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一场极其尖锐、激烈、复杂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任何企图依靠几个制度的建立、几次思想教育活动、抓获几个腐败分子就可以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的企图是错误的。它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依靠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依靠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职能、依靠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具体落实，依靠对剥削阶级观念的持久的批判斗争，依靠经常的反复的思想教育活动，才能最终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实质也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之时。任何对反腐败斗争的丝毫放松，都可能会给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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