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是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许多人在批评权贵资本主义。其实，按照奠定了西方政治发展基础的孟德斯鸠的逻辑，西式民主从一开始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孟德斯鸠认为，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在财富相对平等的基础上。

 

　　少年时读过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不得要领。最近重读，发现其中不乏许多灼见。他在该书中指出，平等是民主的基本精神。他说：“热爱民主就是热爱平等”，“热爱民主政治就是热爱简朴”。同有些人只关注权利平等不一样，孟德斯鸠在这里谈论的平等主要是事实上的平等。他在《论法的精神》第五章中，列举了欧洲历史上的所谓共和政体限制财富集中的例子，包括平分土地(如古罗马)、限制遗产继承、限制财产的转赠等。他间接地指出，限制私有财产的集中是实现平等的手段，进而是实现民主的手段。他认识到，在私有制下要实现事实上的公平是一种空想。所以他变通地说道，尽管在民主政治之下，真正的平等是国家灵魂所在，然而，要建立真正的平等并非易事。因此，绝对的平等不一定总是合适的。

 

　　某种程度上，财富上的平等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按孟德斯鸠的逻辑，没有平等的基础就没有民主，实现平等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所以，均贫富、抑豪强是推动民主的基本前提。然而，当今西式民主，哪一个不是建立在财富高度集中、不平等基础上的?依照孟德斯鸠的逻辑，这种缺乏平等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民主的，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患不均”的基础上。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几千年以前中国的孔子与孟子，不谋而合。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不是指少数富有阶层，而是指大多数的普通人。如果大多数人被贫困化、边缘化，那肯定不是“民为贵”。比如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反复批评贫富悬殊。所谓“民为贵”说到底就是公平正义。《孟子》里有许多民主思想，而这些民主思想都是建立在事实公平之上的。

 

　　基于上述原因，建立在财富集中基础上的西式制度，实在不能称为民主的殿堂。这个西式制度如何称谓?按时下话说，应当叫权贵资本主义。

 

　　就民主政治发展而言，中国1949年以后建立的体制，其深刻的平等内涵是实现中国式民主的基础。如果中国能够在事实平等基础上完善一种参与民主，那将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为什么贫富悬殊、财富高度集中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在财富集中的基础上，社会物质资源大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富有阶层有一种利益冲动，要利用手中的资源控制政府和其他社会经济机构，包括新闻媒体等。而建立在贫富差距或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政治”，为富有阶层的这个动机提供了现实的渠道。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社会学系有一位教师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于1967年出版了《谁统治美国?》一书，并不断修订再版，该书现已出了六版。在书中，他问读者:谁在美国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谁统治美国?他没有从三权分立、言论自由这些表象出发，而是用历史和实证的事实说话。他的结论是:富有阶层统治美国。他认为，在西式政治程序里，富有阶层可以利用手中的财富，通过下面这些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制定游戏规则，提供政治捐款，利用游说集团，收买学者为自己做学术和政策论证，选择和传播信息或新闻，控制经济社会机构等。

　　西式民主浓烈的金钱味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说，你可以很容易原谅一个害怕黑暗的孩子，然而，生命中真正的悲剧是人们害怕光明的时刻。有些推崇“普世价值”的人不是害怕黑暗的孩子，他们是害怕光明的人。因为，实证之光将揭开他们罩在西式权贵资本主义身上的神秘面纱。下面我们要用历史的和实证的事实，来检视某些西式游戏的实质。

 

　　建立在财富不公平基础上的西式民主，一开始就是富人的游戏和富人的梦想。民主伴着富人经过无数场游戏无数场梦，一路走来，直到今天。如果西方政治是一部汽车的话，那么钱就是汽油。这个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几千年以前爱琴海畔的古希腊。古希腊是一群城邦国的统称，它们从来没有统一过。其中最强大的是古希腊文明圈里的两个超级大国——雅典和斯巴达，尤其是雅典，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摇篮。古希腊的民主实际上是少数特权阶层的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只有被称为“公民”的阶层，才享有民主权利。在雅典，只有年满20岁的男性土地拥有者享有选举权。他们人数不多，高居其他阶层之上。他们制定游戏规则、制定法律、垄断政治权力和其他所有的公共权力，独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奴隶、外邦人、妇女等被完全排斥在政治过程以外。古希腊的民主，并没有带来言论的自由。苏格拉底不合时宜的言论，给他带来了死刑的判决。

 

　　在罗马共和时期，民主同样是奴隶主的权利。贵族和长老垄断了全部的被选举权。与古希腊不同的是，即使是在所谓的公民之间也有了更加明显的阶级差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有了明确的阶级、财产、门第的限制。

 

　　诞生于1215年6月15日的英国《大宪章》，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起源。它是由英国贵族和国王在税收上的冲突引起的。最初的《大宪章》叫“Magna Carta”，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这部宪章限制了英王的权力，保证了“自由人”的权利。而当时的“自由人”就是贵族，不包括农奴。所以，《大宪章》固然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它依然是贵族的游戏。

 

　　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为了联合北美殖民地所有人包括下层人民，起来造大英帝国的反，在《独立宣言》中关于人的权利没有加入私有财产的限制。独立以后，精英阶层开始另行其事，在宪法里保护私有财产，而选举法则更把财产作为选举和被选举的资格。美国黑人、妇女和下层人民获得选举权是最近几十年才发生的事。

 

　　即使在今天，西方富人政治的这种历史传统的实质，依然可见。

 

　　(1)捐款——权钱交易。选举靠的是选票，选票靠的是广告，而广告靠的是钞票。一个政治家要选举，就必须有钱，必须有能力筹钱。美国两党在提名候选人时，候选人的筹款能力是首要条件。一个两手空空，不拿钱，不会拿钱，拿不到钱的政治家，在美国是没有政治前途的。虽然法律上没有财产规定，实际运作中却有筹款能力这一要求。在这一点上，是一票否决——没钱就没戏。为什么要政治捐款呢?捐款可不是做慈善事业，是需要回报的。当选者必须给予捐款者政策和职位上的酬谢。所以，用中国话说，美国的体制是公开的权钱交易。政治捐款是资本尤其是大资本控制政治的一种基本机制。美国从地方到联邦，各级参选官员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有一个共同模式:先拿钱(捐款)，再谋权，最后用权力酬谢支持者。没有不拿钱的官员，也很难找到不酬谢支持者的官员。中国也有权钱交易，但大概没人否认权钱交易是一种典型的腐败。然而在美国，权钱交易是合法化的。

 

　　在美国，有时候选举拼的就是钱。例如2010年中期选举，一开始就是一场没有悬念的选举，还没选大家都知道民主党输定了。为什么?共和党在政治捐款上把民主党远远甩掉了。 为什么共和党这次会有这么多钱?选前，大约在2010年1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意味深远的裁决：以5票对4票否决了以前对美国公司资助竞选广告的限制。美国公司的政治捐款从此可以没有上限，可以尽量把钱口袋打开，搞政治捐款。而且，这项裁决的法律依据是“言论自由”。言下之意，限制了公司政治捐款，就限制了言论自由。这项裁决将改变美国的选举生态和政治生态。高院几位法官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同法官本人的党派倾向一致。有人以为一纸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文件，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哪有没有政治倾向、没有政策倾向的个体?

 

　　在实际选举中，钱究竟有多重要?在西方这种政治游戏中，你要打赢一场选战，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要让选民知道你和你的主张。除了极个别案例，这是一个烧钱的游戏。没有钱，你打不了电视广告，上不了电视，也登不了其他广告。没有钱，你搞不了大型的造势活动，发不了传单。你搞选举，还需要许多人为你服务，必须有竞选团队为你策划，为你做政策研究，为你追踪对手，为你提出对策，为你包装，为你联系选民。没有钱，你想租个竞选办公室都难。而且，选举往往沦为选广告。大家都知道广告的特点，广告拼的就是钱。市场上畅销的产品，往往不一定是质量最好的产品，但极可能是广告费付得最多的产品。有时候，两个同类产品的竞争，最后沦为了广告的竞争和烧钱的竞争。“政治广告”的道理是同样的。在这场烧钱的游戏中，讲权利平等是没有意义的。富人和穷人，或富人的代理人和穷人的代理人，被选中的概率是极不一样的。富人及其代理人被选中的概率永远高于穷人们。稍稍懂点概率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社会在结果上或事实上，都是富人的统治。这就是为什么一般来讲，富人投票率比较高，穷人比较低。因为，后者知道这不是他们的游戏，投票与否没有多大差别。多年以来，有的国家投票率不到50%。所谓多数当选，也就是占投票人总数的25%或强一点。这是事实上的少数统治。在这种金钱控制选举结果的情况下，政府和富豪意见相左的局面，出现的概率其实很低。

 

　　(2)游说——权钱交换。在美国华盛顿，目前至少有17000多个游说团体和个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由州和地方政府、大公司、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以及游说团体雇用。类似的游说团体还遍布美国各个层次的政府所在地，像州和地方政府所在地等。每一个这样的个人和团体都受雇于特定的利益集团，代表他们的利益。成为游说集团骨干的往往是前政府官员，甚至包括前选举官员，如议会成员等，以及其他有大量人脉关系的人士。许多落选的官员被著名的游说公司雇用，领取比在政府里任职高出许多倍的薪水。这些游说公司反过来又向客户收取高额佣金。同时，许多私人部门的人士又被政府吸纳，成为政府官员。政商间的这种双向流动，就是美国政治中著名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现象。

　　许多大公司在华盛顿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并拨付大量的经费，其主要任务就是结交两党政客，推动符合公司利益的立法或政策，或阻止不符合公司利益的立法或政策。有些大公司实力非常庞大，几乎可以在任何时候见想见的任何人。

 

　　游说者两党都押注，被游说者则将一项政策的反对方和支持方通吃，颇有一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味道。政治游说其实是一种由金钱操控的幕后政治。没有钱、没有关系、没有精力、没有特定专业水平的中下层人民被排除在这种过程之外。游说内容包括立法、政府支出、政府政策等。就立法而言，立法的优先顺序、具体立法的精神、具体立法的内容等，都可能在这种幕后决定。

 

　　下面这个表列出了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公布的1998—2010年间13个行业的游说花费。其中12个行业的游说花费占总游说花费的97%以上，而有关劳工的游说花费，还不到2%。(见表格)

　　

 

　　许多人反复问我，美国为什么金融自由化这么严重?为什么金融监管和金融立法这么艰难? 为什么近年来每次中美对话中，中国金融开放都要成为话题?从表中可以看到，这个行业花费了高达40多亿美元的游说费用，拔了头筹。

 

　　美国有些政治学家认为，政府机构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公众利益，提供公共产品。但是，政治游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性质，公共机构因此成了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政策和立法的结果就偏向那些特殊利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这叫做“公器私用”，西方的政治学中这种现象叫“Political Capture”，中译可谓“政治攫取”，即少数利益集团控制公共机构。在这种游说政治下，那些缺乏金钱和人脉关系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广大选民，事实上被排斥在这种决策游戏之外。

 

　　(3)贫富悬殊和学术政策研究。在西方，富有阶层还兴办许多基金会，支持许多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左右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控制社会最有效的途径。

 

　　看来，孟德斯鸠讲的不错，没有平等没有公正就没有民主。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有人要引入钱权交易的西式民主体制，玩这个游戏，是不是就是为了实现金钱对政治程序或政府的控制?

 

　　公有制和民主是兼容的

 

　　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必然效益低下的论调，已经站不住脚。从提高效益的角度废除公有制已经没有实证的基础。但是，有些人基于洛克的观点，认为私有制是民主的基础。那么，公有制同民主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一种看法认为，公有制同民主不能兼容，他们认为公有制必然要开民主和法制的倒车，似乎私有制同民主和法制必然相连。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即使按西方启蒙主义者的看法，在现代代议制出现以前的私有制时期，也是不民主的。如果从历史长河中来看，私有制的大部分历史是不民主的。

 

　　从理论上来说，公有制可以是多数人民主的基础。比如国有企业，是全社会所有劳动者劳动创造的产物。保障其不受侵犯是每个社会成员不可分割的人权的一部分。而公共财产不受侵犯的根本标志是，公有财产全部被用来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福利和幸福。这一点，只有在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参与管理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所以，参与公共财产的管理和监督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天然权利。在公共财产被政府管理，即实施国有制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参与和监督政府管理，就成了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权利。在公共财产面前，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的，不管其私有财产的多寡，都享有平等地管理公共财产或政府的权利，都享有自由表达自己愿望的权利。

 

　　公有制的精神是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政治程序，必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必须是直接参与的民主。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即使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每个社会成员依然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在这一点上，过去做得不好，有些方面很不好。做得不好，就应当改革。公有制改革的目的，不是要私有化，而是如何让所有社会成员能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公有财产的管理，让国有财产为全社会及其每个成员服务。

 

　　(作者：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