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并开始被冠以百年不遇的名号。作为此前资本主义在全球迅猛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遭遇质疑和批判是理所当然。全球的人们的确应该静下心来，做一个深刻的理论反思，过去的几十年，甚至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近两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究竟做错了些什么？唯有如此，才能找到这场大危机的真正根源和正确的应对之策。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拒绝这样的反思，他们坚称新自由主义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偏离了它。这一论调的国内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国际代表人物则更有来头，不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还是目前唯一的亚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就是旅美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不久前张维迎发表题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文章称，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所以解决之道就是打破一切干扰因素，回归纯粹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奥地利学派；阿玛蒂亚·森则在名为《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资本主义》文章中写道，造成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失信和欺诈问题，《国富论》早已明确指出，我们只是没有读透亚当·斯密，没有按他说的做而已。　　

学习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在于弄清楚其基本假设　　

在西方经济理论史中，无论自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还是自1770年代以来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其内核都是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所以，无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古典自由主义，又都是亚当·斯密主义。张维迎和阿玛蒂亚·森是堪称当代亚当·斯密主义者的中美典型代表。　　

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任何一种伟大的经济理论都是为解释和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提出，其基本假设是以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基础的。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化，不再支持以前的一些基本假设，这套理论便会失效。要维持这一理论，必须对那些不成立的假设做出合乎现在环境的修改。但是如果环境的变化是根本性的，致使核心假设无法成立，那么这一理论大厦也就完全坍塌了。　　

为更容易说明问题，先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在《吕氏春秋·察今》有这样的论断，“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即是说从一个瓶子里的水结冰这一信息便可以推断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冬天，全世界的鱼鳖也必然会都躲起来过冬。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因为在同一时刻季节是随着地球纬度不同而不同的，南北半球的季节是相反的。这一理论要成立，必需加上“世界很小，仅局限在一定的纬度区间”的限制条件，该限制条件就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假设。在《吕氏春秋》的写作时代，社会环境完全支持这一假设，当时的交通技术非常落后，人们的出行、活动半径非常有限，他们终生也只能在一个跨度不大的纬度区间转悠，这就是他们世界的全部。而在当今时代，交通技术的进步已经可以使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周游全球，甚至可以到太空行走。现在的世界的概念远远突破地域的限制，而扩展至整个地球。也就是说，现在的社会环境已经不支持“世界仅局限在一定的纬度区间”这一假设了，所以这一理论也就是错了。　　

所以学习一种理论，尤其是经济理论，重要的事情恐怕不是学习这个理论本身，而是要弄明白它成立的局限，它的前提假设，弄明白这些假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存在。要牢牢记住，社会和自然环境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明白这一层，而机械照搬书本，对个人来说，会令学业误入歧途；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则会引致祸患。这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名声狼籍的原因，也是俄罗斯经济1990年代一度崩溃的原因，是中国改革问题重重的原因，甚至也是眼下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有两个核心支撑假设。一是，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二是，凭借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永远持续。前者在《国富论》里有明确指出，而对后者，斯密没有明说，但现在我们可以观察的到，是一种隐含假设，就像“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的提出者也没有说“世界仅局限在一定的纬度区间”一样。唯有在这两个假设都满足的前提下，自由放任的推行才具备合理性。如果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损于社会，那么，就不能放任个人的这些活动，应该加以管制。如果，单纯地凭借价格机制的调节，个人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导致种种社会问题，而无法持续，那么也不能自由放任，也应该管制。　　

然而，历经近两个半世纪的演变之后，如今我们所处的环境与亚当·斯密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这两个核心假设都已经失去成立基础。  　　

亚当·斯密主义第一个核心假设已不成立　　

实际上，在“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这一观念最终被西方社会接受之前，是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激烈争论的，这一过程也是一个对“个人私欲”的发现和认可过程。最先揭开这个盖子的人当属马基雅维利，他的《君主论》（1532年）打碎中世纪的基督教戒律枷锁，将个人私欲释放出来。而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却对此非常恐惧，他在《利维坦》（1651年）中写道，在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然状态下”，将发生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结果整个社会将“险恶、残酷而短促”，纵容私欲将使整个社会陷入灾难，所以他坚定地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以利维坦作喻，即巨大的猛兽）来压制私欲，对每个人的权力进行约束。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强大的王权的结果是统治者对普通百姓的奴役，无疑霍布斯的方案令大众难以接受。真正完成革命性突破的是荷兰医生曼德维尔，他于《蜜蜂的寓言》（1714年）中明确指出，个人恶德可以增加社会福利，放纵个人的私欲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尽管开始孟德维尔的离经叛道招致诸多嘲讽和批评，但他的“个人私利促进社会福利”的观点却引来了更多的思想精英的追捧，并逐渐形成社会的主流观点。包括：休莫、洛克以及亚当斯密。到亚当斯密这里，“个人私利促进社会福利”已经成了一个无须争辩的东西，他努力以此为逻辑基础，系统地构造出了一种社会秩序，这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一门崭新的学问也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经济学。　　

但是，如果“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这一假设成立，其环境须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弈能力基本均衡，二是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不产生不利影响。只有在双方博弈能力基本均衡的状态下，所达成的交易才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如果，一方太强，另一方太弱，交易将会在弱势一方利益受损的被迫状态下进行，可能不仅不增加整体社会福利，反而会降低。同时，只有在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不产生不利影响下，人们才不会随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环境污染之苦，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亚当·斯密时代依然是一个手工作坊时代，大规模的工业化尚未出现，上述两个要素完全具备。但是，随着机器化大生产的推进，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市场的半径逐渐扩大，直至现在覆盖整个世界，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能力开始并加速分化，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愈发明显，甚至开始危及人类的基本生存。　　

博弈能力的分化首先表现在劳资双方之间，这个早已为马克思所批判。后来生产者之间的分化也开始明显，出现了市场垄断操纵者，这也加剧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化，1890 年美国推出《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进行矫正。现在博弈能力的分化则又有新的表现形式，一是真正的全球垄断者开始形成，劳资分化、生产者分化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一个工厂从高工资的发达国家转移到工资低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工人受损，发展中国国家的工人获益，但后者的绝对获益一定小于前者的绝对受损，所以两方工人总体绝对收益受损。生产者间的分化更突出表现在全球化产业链的不同位置之间，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等级统治结构已经形成。二是，高管的博弈能力变得异常强大。在美国，公司高管和普通员工所获薪酬的差异几十年来不断稳步扩大,在2007年其平均值估计高达275倍。同时，金融危机当头，在业绩一塌糊涂的情况下，美国金融机构的高管居然可以将政府救助资金以奖金的名义占为己有。这一系列的博弈能力分化，都是斯密本人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国富论》的核心就在于对干预普通个人经济活动自由的强权、特权进行批判，只是在斯密时代，这些强权、特权更多地来自政府，所以他便将矛头指向了当时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但是历经200多年的发展后，干预普通个人经济活动自由的特权已经更多地不是来自政府了，而是来自市场本身，来自市场中拥有强权和特权的人。在美国这样的特权更多地源于资本同盟，在中国这样的特权更多地来自官僚同盟。假如亚当·斯密重新复活，他一定会修改自己理论批判对象，从政府特权而转向市场特权。　　

人类的生产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利用技术和工具，能够以满足自身欲望的方式改变自然的过程。亚当·斯密时代，由于依然处于手工作坊阶段，总体生产能力有限，对自然的改变也是有限的。事实上，在当时的人们的观念中，自然会永恒存在，人类无论如何都难以彻底改变她。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近期以来的信息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能力与斯密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自然早已屈服和抽搐于人类的产能扩张的冲动之下，现在的自然早不是斯密时代的那个自然。　　

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水、空气等的污染上，更重要的是使的整个生态系统都在发生改变，大气温度正在逐步升高。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系统正在接近一个临界点，一旦突破这一点，将无法恢复，而会一路恶化下去，这意味着人类失去控制的经济活动将会将地球变得不再适宜自己生存，这绝非在斯密这个拥有强烈人文关怀的伟大人物所愿意看到的。　　

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得“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已经失去了成立基础。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亚当·斯密之前的那些争论，恐怕就连曼德维尔本人，如果能够活到现在，他会愤怒将《蜜蜂的寓言》付之一炬。　　

亚当·斯密主义的第二个核心假设也已不成立　　

要使“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永远持续”成立，须保证经济活动免受两个制约，一是有效需求的制约，二是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在斯密时代，这二者均不存在，但是在当今时代这两个制约都已经非常突出。　　

经济活动无非卖和买，买大于或等于卖是其能够持续的基本前提。一旦买的规模小于卖了，经济活动也就中断了，很多卖方也就没有生意做了，没有收入了，形成经济危机。在亚当·斯密时代，是无需考虑这一问题的。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那时的总体生产能力很弱，尚处于短缺经济时代。二是那时候全世界尚处于市场化的起步阶段，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覆盖面很小，除西欧的极少部分区域外，整个世界的绝大部分依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这意味着已经市场化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卖到那些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区域，后者为前者提供近乎无限大的外部需求，而且是只买不卖。三是，由于处于手工作坊时代，大规模的企业在斯密时代尚不存在，作坊内的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是很小的。　　

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早在马克思以及后来的凯因斯所处的时代已经表现的很突出了，这两位也都对亚当·斯密主义进行了大规模修正。马克思将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归因于普通工人的绝对贫困，这是由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所致。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收入分配不均。但可能出于对马克思的刻意回避，凯因斯却认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和投资均出现不足的结果。而且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倾向会随收入而降低这一客观规律的结果，难以改变，只能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提高总需求，当然这个事只有政府来做。由于有意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凯因斯的理论大大逊色，这或许是罗斯福总统对凯因斯不太感冒的原因所在。实际上，罗斯福新政是马克思主义和凯因斯主义的结合，不仅扩大了政府的财政投资，而且也致力于压缩收入分配差距。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此大加赞赏，他甚至认为美国战后的30年黄金时期，可能与罗斯福新政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压缩”有关。收入分配不均实质上也是上文所阐述的经济行为主体博弈能力分化加剧的一个表现和结果。　　

然而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不仅远远超越斯密时代，而且相对于马克思和凯因斯时代，也更为严重。一是全球的绝对总体生产能力大大增加；二是市场经济已经覆盖全球，自然经济已经彻底消失，市场经济已经没有外部了，所以也就没有外部需求了；三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其剧烈程度已经超越任何时代。　　

关于资源和环境的制约，有人可能会说，资源永远都是有限的，有一种经济学的定义就是研究有限资源约束下的选择问题。这里所说的资源是指供生产所需的自然原材料资源。在亚当·斯密时代，固然当时的物质很匮乏，但是，并不能说当时的原材料资源匮乏。当时的约束不是资源，而是把资源转变为能为人所用的产品的技术。相对当时有限的生产能力，当时的资源供应能力是无限的。不仅空气是无限的，水也是无限的，森林、矿山等等都是无限的。　　

现在的人类的总体生产能力已经和斯密时代有了质的飞跃，人类总体面临的制约也由技术制约转为资源制约。由资源相对于生产能力是无限的转变为生产能力相对于资源是无限的。石油枯竭、水紧缺、连遥远的大气层中的臭氧层都开始紧缺了。此前石油价格的暴涨就是对石油未来严重短缺恐惧的反映，然而这些资源制约问题恐怕远非价格涨落所能解决的。　　

有效需求的制约产生于社会制度层面，是一种“软”约束；而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则源自自然因素，是一种“硬”约束。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中，软硬约束均已出现，亚当·斯密的经济可持续假设已经灰飞烟灭。　　

我们需要崭新理论　　

环境的变化已经粉碎了支撑亚当·斯密理论的两个支柱假设。然而诚如张维迎和阿玛蒂亚·森之流的当代亚当·斯密主义者，却无视200多年来世界经济环境的所发生的这些根本性的改变，而一味坚守亚当·斯密当年所提出的观点，这无异于刻舟求剑，也是一种新教条主义。　　

事实上，我们须要秉承亚当·斯密的人文情怀，继承其伟大的探索精神，重构假设，重建理论。

（共道战略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蔡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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