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犬吠日，无损于太阳的光辉

——驳刘泽华、陈定学等诋毁《矛盾论》的几篇谤文

奚兆永

《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发表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写的《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一文，文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为“《矛盾论》有抄袭之嫌”。这一部分立即引起了《凤凰网》和《人民网》的文史频道的极大兴趣，迅速加以转载。一些非毛反毛的专业户更是如获至宝，积极撰文跟进，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大肆污蔑和诋毁，闹得沸沸扬扬。当然，他们的这种行径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义愤，网上也登出了许多反驳的帖子。不过，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人们对于事实真相的掌握似乎还远没有到位，争论变成了各说各话而不能真正交锋，致使问题至今仍未能获得解决。鉴于这一争论的极端重要性，笔者也想在这方面作一点努力，希冀对问题的解决能够有所助益。

四、驳陈定学《“矛盾论”的理论根源》一文的谬说

陈定学反毛泽东的《矛盾论》可谓不遗余力，他还写了一篇《“矛盾论”的理论根源》，说什么，“‘斗争绝对论’的始作俑者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列宁。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矛盾学说的核心是对立面之间的统一、一致或同一，然而列宁却认为，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只是暂时的、相对的，而‘斗争’才是绝对的。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发展是对立面之间的“融合”、统一和转化，然而列宁却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解释，原本是研究‘对立面之间的统一、一致或同一’的矛盾学说，就变成了‘对立面之间斗争’的学说，矛盾学说发生了质的改变。”文章还说，“《矛盾论》的主要观点其实是来自于列宁，列宁版本的“矛盾论”才是《矛盾论》的理论根源。”

陈文的上述观点完全背离了辩证法大师们的有关论述，笔者在本文的上一部分已经有所批驳，此处无需加以重复。在这里，想再就列宁观点与此前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论根源问题再作一些进一步的阐述。

1.赫拉克利特、黑格尔、马克思、列宁对于辩证法的伟大贡献

前面已经指出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奠基人，并且引用过他的一些思想片段。这里想再从列宁的《哲学笔记》里引用一段拉萨尔著作引述的亚历山大•斐洛的一段介绍赫拉克利特对立统一思想的话:

“因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伟大而光荣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这个命题置于自己哲学的首位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自豪吗？……（第263页）

“下面这段话也引自斐洛：

“……宇宙中各个部分也正是如此分为两半并相互对立：地分为山岭和平原；水分为淡水河咸水……同样，气候分冬和夏，以及春和秋。这一切就成为赫拉克利特关于自然界的著作的材料；赫拉克利特从我们的神学家那里借用了对立面的格言，并给它添加了许多详细探讨过的实例（Belege）。”(第267页)99（转引自《列宁全集》帝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00页）

在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的这些思想无疑是非常卓越的，列宁通过它的《哲学笔记》表明，也从这里吸收了吸收了实现的营养。。

关于黑格尔，前面曾指出他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并且也引证过他的一些关于辩证法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对于黑格尔，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是充分肯定的。马克思年轻时曾经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也就是说，他曾经是黑格尔的门人或学生。后来，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巨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里即已认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儿子生父亲”，但是，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他们从来都是给予充分肯定的。这一点，从马克思在1847年上半年写的《哲学的贫困》里也可以看出来。在那里，马克思把蒲鲁东和黑格尔加以比较，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 ，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自愿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通过辩证法的生育过程生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为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145页）此处的译文与陈文引用的译文有所不同，可以看出，新译文既反映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蒲鲁东“儿子生父亲”的唯心主义的批判，也反映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两个方面、共存、斗争和融合的肯定以及对蒲鲁东不懂辩证法、提出清除范畴的坏的方面的错误的否定。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说明了对立统一包括“共存”、斗争”和“融合”，而不是陈文所说的没有斗争内容的所谓“融合”。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自己的辩证法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知道，当时德国学术界有一些人要把黑格尔作为“死狗”抛弃，马克思则公开声称，他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非常广泛地运用了辩证法。比如他在《资本论》里讲“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讲“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讲“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讲“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讲“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讲“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等等，可以说，这些无一不是在运用辩证法，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当然，他也运用了量质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比如他讲货币转化为资本、讲小业主转变为资本家，都强调资本必须达到一定的最低限，否则转化是不可能的。他在讲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时运用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但这绝不是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套用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段论“公式”，而是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这是否定的否定”的，杜林硬说马克思用否定的否定是“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恰如恩格斯所批评的，“这是对辩证法的本性的根本不了解”。（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477页）。实际上，不仅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对立统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它论著里也都是这样。在马恩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里，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也都充满着对辩证法和对立统一的运用：马恩把人类的文明史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看作是社会革命的动因，把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看作是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把统治阶级的思想看作是社会的统治的思想，把私有制的出现看作是从公有制内部产生出来的，而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消灭私有制。所有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不仅如此，在写作《资本论》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还曾想写一本阐述辩证法的书。他在1858年1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种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但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始终没有能够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十年后，他在1868年5月9日写给自学成才的工人哲学家约•狄慈根的信里又再次提到这件事，说“一旦我卸下经济的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页）这里的“一旦我卸下经济的负担”，经查德文原文为Wenn  lch  die  ökonomische  Last  abgeschüttel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74年版，第547页)  其中ökonomisch 有“经济学的”、“经济的”、“节俭的”诸义，Last 有“重量”、“负担”、“累赘”等义，根据马克思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的语言环境，我认为ökonomische  Last 应译为“经济学的重负”比较准确。因为马克思当时虽然仍然很穷困，但他真正缺少的是时间，他是因为要写《资本论》而没有功夫做别的事情，而他在10年前讲同一件事时也是说“如果我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要写《资本论》这本经济学著作而造成没有“功夫”的；他希望早日完成《资本论》这本经济学著作，也就是卸下写《资本论》的重负，他就能够“有功夫”写《辩证法》一书了。现在译为“卸下经济上的负担”看来是不准确的。事实也是这样。1867年虽然已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但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状况，因为稿费少得可怜。他自己曾说，《资本论》的稿费还不够他抽雪茄烟。而接着就忙于第二版的修订出版和法文版的译文的校译。再下来，他要修改第二卷毛和第三卷的手稿，而为了要写作《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农业和土地问题的部分，又多方搜求俄国和美国的有关材料。为此他还在晚年学习了俄语。这样，他要写《辩证法》一书的愿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直都没有能够实现。当然，对于杜林和施泰因“以黑格尔范畴作为外壳的死板的三分法，把各式各样的渣滓无意义地堆积起来”，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页》

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对于辩证法也给予了极大辩关注。为了研究自然辨证法，他离开了曼彻斯特的事务所，从1870年起又回到伦敦。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家用辩证法来考察自然现象的还“屈指可数”。所谓用辩证法考察自然现象，也就是从“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从它们的产生和消逝去考察”自然现象。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他说，“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经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他用了8年时间和很大精力来从事这一工作，但是，由于要写《反杜林论》和马克思去世后要整理《资本论》的遗稿，这一工作时断时续，直到他逝世，《自然辨证法》还是一个未完成稿。应该说，恩格斯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未最终完成也是令人遗憾的。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和《自然辨证法》过程中对于黑格尔和辩证法有许多论述，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马克思未能写作《辩证法》一书的不足，是弥足珍贵的。比如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他还说，“近代德国哲学贼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提奚兆，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部联系。”当然，“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363页）当然，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解决的。

至于列宁，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出生于1870年，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半个世纪，而且在列宁和马恩之间还横隔着一个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统治的时期。但是，列宁非常勤奋和刻苦，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不仅大大缩短了与马恩之间的距离，而且也大大缩短了与黑格尔之间的距离。早在青年时期，他对马克思和格式的基本著作就已经非常熟悉，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就以知识的渊博而闻名。列宁不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精深的研究，对黑格尔的著作也有精深的研究。这一点，从他写的《哲学笔记》等著述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列宁的《哲学笔记》，不仅有对马恩著作的笔记，而且有大量黑格尔著作的笔记，包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关于论述黑格尔“逻辑学”的各家著作的书评的札记》、《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等等。可以说，黑格尔著作的摘要在《哲学笔记》里处于中心的地位。可见，列宁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高度重视。正是在《哲学笔记》里，他说出了这一警句：“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同上，第151页）列宁当然不会做这样一个不理解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真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其实正是为了理解马克思，理解《资本论》，并且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当然从客观效果来看，他在《哲学笔记》中对辩证法和对立统一所作的一些阐述和发挥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贡献。在《哲学笔记》里，列宁还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99页）这个观点同样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大贡献。

我们从列宁的其他著述里同样也可以看到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视程度和评价之高。在《卡尔•马克思》一文的“马克思的学说”部分专门设有“辩证法”一节，其一开头就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他们认为，任何其他全归于发展的原理、进化的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只能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巨变、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

列宁对于辩证法的贡献，还在于他继承了前辈辩证法大师的思想，特别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他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页）他还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考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一书第3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为此绞尽脑汁，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56页）

可以说，列宁突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不仅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到根据（比如前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讲的那段话），而且可以从黑格尔那里找到根据，甚至可以从赫拉克利特那里找到根据（如前引斐洛的那些话），可以说，它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根源和极其充足的理论根据；这个根源或根据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赫拉克利特那里，怎么在陈文看来，列宁的观点竟然是没有理论根源或没有理论根据的呢？

 2.从毛泽东的读书经历和《矛盾论》的引文看它的理论根源

陈文说，“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苏联哲学家们关于矛盾的观点与黑格尔大相径庭，他们认为矛盾学说的核心是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你死我活的，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决不可能‘融合’、‘和解’或‘同一’。可以看出黑格尔的‘矛盾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苏联哲学家们关于矛盾的观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既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那么，《矛盾论》的理论根源决不可能是黑格尔。”

陈文如此武断地说毛泽东似乎只读过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和列宁的著作而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没有读过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的著作，这实在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在陈定学看来，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学历只是中师，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留过学，是个“土包子”，他对西方的学术思想是不了解的。其实，毛泽东的学问很渊博，不仅对于中国的文史哲有极其深刻的了解，对于国外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也有极其丰富的知识。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的好学习、好读书。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都酷爱读书。当然，幼年在韶山读私塾，先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一类开蒙的书，接着又了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虽然那都是带强制性读的，他并不喜欢，但也给他打下了一个进行读写的初步基础；而他在此间偷偷阅读的许多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也给他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以很大的帮助。后来到湘乡东山小学读高小，接触到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又使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的政治社会制度开始产生了兴趣。辛亥革命后他曾去当兵，他利用发的军饷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这样，又进一步增添了他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当时《湘江日报》讨论“社会主义”，毛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民国成立以后，他认为参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又退出军队，准备继续求学。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湖南省立一中，但对这所学校的管理却颇不满，读了半年，就决定退学自修。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如此自修了半年，读了许多中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名著。比如读了卢梭的 《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读了严复翻译的一系列名著，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毫无疑问，这些书使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读了许多历史、地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由于这样的自修遭到了其父的反对，他只好放弃。于是又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在那里，他遇到了恩师杨昌济。杨昌济曾留学日本和英国，他的伦理学课程成了毛泽东最爱听的课。毛泽东还常常到杨先生家去登门请教，而杨也把毛泽东视为最得意的门生，刻意加以培养。毛由是而确定了自己的“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这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一师毕业后，为组织湖南同学赴法勤工俭学，毛来到北京，并且成了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此时，他受《新青年》的影响，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在20年代后他阅读了马恩的《共产党宣言》、骄傲刺激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共产主义远东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且决心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但是，自从上井冈山以后，阅读书报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事。由于敌人的封锁，要得到书报变得极其困难。这一点，从毛泽东在1929年11月28日写给中央的信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在信中说，“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当时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红旗》[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列宁主义概论》[斯大林著《列宁主义基础》一书当时的译名]，《俄国革命运动史》[瞿秋白著]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   ’。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7页）同日 ，他还致函时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长的李立三，谓“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同上，第28页）。这种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渴求，在1932年4月打下漳州后，得到了相当大的程度的满足。原来红军在打下漳州后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战利品，——在漳州中学图书馆找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一些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当时装了一箩筐，其中就有吴黎平翻译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一些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毛泽东得到这些书书如获至宝，甚至在反围剿和长征过程中都将其带在身边，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刘英曾经回忆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吴黎平在回忆里也谈到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反杜林论》一事。（逄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载《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 22-23页）由于打下漳州的时间是1932年4月，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出版的一些论述辩证法的著作，如列宁写的《卡尔•马克思》，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概论》，河上肇辑录的《辩证法经典》（其中载有列宁的《关于辩证法问题》等文），毛泽东也是读过的。虽然毛泽东也很重视同时代人写的哲学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也确实从这些著述里吸取了营养，但是，他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学习社会科学名著，无疑放在更加优先的地位。至于在学习过程中注意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更是他的目的所在。应该说，这些才是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真正源头和动力。

在这方面，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介绍了毛泽东当时（1936年-1937年）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一些情况。他写道：“毛泽东是一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哥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年版，第67-68页）。

1965年斯诺再次问毛泽东，问他“1937年以前，你抽出时间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吗？”毛泽东回答说，“他读过黑格尔，在那以前还读过恩格斯。”（《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这里显然是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毛泽东读书的这些经历说明，《矛盾论》的理论根源，绝不像陈文所说的那样，只是来源于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和列宁的哲学著作。和列宁一样，毛泽东读书的范围极其广泛，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著作，该是西方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他都有广泛的接触和深入的了解。比如他读陈伯达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他就想到了“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是你的一大功劳”显然，在这之前他对赫拉克利特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

我们通过上面所说的毛泽东的读书经历，可以清楚地知道，《矛盾论》的理论根源，绝不仅是读了一些苏联的哲学教科书，页不仅是列宁的一些哲学著作。虽然这些哲学教科书的作者在苏联直接感受到列宁《哲学笔记》发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书中也引用了《哲学笔记》中的一些论述，但是，他们对于列宁所特别强调的“对立统一规律”却是认识不足的，这表现在他们没有将其放在突出的地位上。在《教程》论述辩证法的该书第三章，所用的标题竟然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不是把列宁所一再指出和强调的“对立统一的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根本规律，而是把“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作为“辩证法的根本法则”，这是非常让人费解的。不仅如此，在第三章具体论述中也是把与“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相关的第1-3节即“发展的量的规定性”、“发展的质的规定性”、“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法则”排到了前面的突出地位，而在第4-10节论述与对立统一规律有关的内容，最后在第11节论述“否定之否定的法则”。这样一个总标题和具体的排序，显然是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本质”、“基本特点或特征”的论述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按照这些哲学教科书的观点来写《矛盾论》，但是，他会按照列宁根据辩证法大师们的观点又有所创新的观点来撰写《矛盾论》，这又是顺理成章的。，

毛泽东写作《矛盾论》的理论根源，我们还可以从《矛盾论》所引述的著作里看出来。

《矛盾论》中引证的马列著作很多，当然，引用最多的是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共引了7次；其次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共引了4次；再次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共引了2次；此外还有列宁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在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等，各1次。可见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理论根源绝不仅限于列宁著作，当然还应包括马恩的著作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德国古典哲学在内以及西方和中国的古代哲学。

3.以“回到马克思”来否定列宁和毛泽东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

近几年来，不断有人提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 ，而是列宁主义。还有人提出，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去”陈文否定列宁对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与马恩观点的联系。这种动向，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最近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周为民在《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上撰文说，“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就是说，要把‘原版’、‘足本’的马克思主义与经过苏联人取舍、解释和发挥的，由斯大林概括并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区别开来。它与马克思主义有重大差别，与列宁的很多思想也有重大差别。脱离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体制，个人迷信盛行的现象等等，都与之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符合的，但长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长时期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问题，实际上真正的要害是对第三国际的、苏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论的教条化问题。”（周为民：《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8日）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人为地割裂开并且对立起来，摆出一副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让马克思主义更加纯洁的样子，其实，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想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先否定斯大林、接着否定列宁和毛泽东、再进而达到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包括周为民在内的这些现在主张“原版”、“足本”，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先生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人们并没有得健忘症。他们的言行可以帮助我们对他们现在的这一主张做一个很好的注脚。同样，周文所说的“长时期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问题，实际上真正的要害是对第三国际的、苏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论的教条化问题”也足以把他所谓的“回到马克思”，要搞“原版”、“足本”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的虚伪性暴露得清清楚楚。

人们要问，歪曲《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恩著作与“对第三国际的、苏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论的教条化”有关吗？借口“要管用”、“大本头”是专业人员读的，不提倡学习《资本论》，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是为了解决“对第三国际的、苏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论的教条化”问题吗？这个说法在逻辑上说得通吗？

周文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及其理论内容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具有深刻的、革命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它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恰恰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方法上的返本开新。”

看看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就知道它它究竟来自何处。弄清这个问题其实本不困难，只要看看今天的社会现实，并且把它和改革开放以前作一个对比就很清楚了。这里究竟有多少“原版”和“足本”的马克思主义呢？外国人是旁观者，他们老早就把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叫做“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了。你说他们是污蔑吗？看来不能。所幸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在，虽然现在自上而下读的人很少，但是总还有人曾经读过这些马恩著作，是不难进行这样的比较的；虽然在所谓主流报刊上已经很少见到认真研究马恩著作的文章，但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这样的文章总还没有绝迹，人们也不难作出自己的比较。

说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具有深刻的、革命性的历史进步意义”，其实，现在早已不是什么“对苏联模式的否定”了，连“列宁主义”也在扫除之列了。这一点，在周文一开始已经说得很清楚，何必还要遮遮掩掩？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成天想着要消灭苏联、否定列宁的。人们不会忘记历史：十月革命后，当十四个国家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时，英国保守党的政治家丘吉尔曾经声称，“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却把列宁亲自建立的苏联当做社会主义的“头生子”，对它倍加爱护，给以坚决的支持和援助。苏联先是在在列宁领导下，后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把本来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在二战中，它战胜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对于斯大林虽然也有不满和看法，但是他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是在革命事业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不知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对于苏联的道路和经验是那么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值得人们深思。顺便要说一说，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当年的苏联人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怀念他们曾经生活于其中的那段历史，你们用这样的语言来否定人家的历史，是不是文明？是不是友好？如果别人也用极不友好的语言来谈论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历史说三道四，你们的感觉又将如何？有人喜欢孔老二，他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些人也很喜欢说，这是不是也应该见之于行动呢？

周文和陈文都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看成是互不相容的，我们要问：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真的是互不相容的吗？在我看来来宣扬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起码也是无知。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末叶，第二国际和欧洲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中曾经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思潮，他们磨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把马克思主义“修正”成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东西，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恩格斯晚年曾与这种修正主义思潮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去世以后，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特别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与这种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捍卫马克思主义、保持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斗争，正是这个斗争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和革命精神。就此而言，所谓列宁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列宁主义也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有发展。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资本主义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垄断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结论。他还研究了资本主义在其最新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从而得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个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这两个结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在列宁的领导下，除了进行俄国的革命外，还恢复了马恩所肯定的“共产党”的名称，并且组织了与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根本不同的第三国际（亦称或共产国际），积极领导了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重新由低潮走向高潮。鉴于列宁的伟大功绩，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将列宁的伟大贡献加以升华，称它为“列宁主义”，并且给它下了一个定义，称它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很明显，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后来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

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说法。这个说法跟可能来自苏联，但是它究竟起于何时？据我的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最早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是在1938年5月5日，那天是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中共中央为培养党的干部而建立的“马列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的简称）在延安正式开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也正式开始使用。而从《毛泽东选集》使用该词的情况看，在1938年10月14日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报告之前，一般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而在做这个报告时开始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里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提法也写进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后历次修改对指导思想虽然有所增加，但这一提法本身都没有改变。现在周文要把其中的“列宁主义”去掉是不是太“无法无天”，太缺乏法律观念了？或许有人会说，《宪法》也可以修改呀。这是某些有权的人才会讲的话。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在这个问题上，万万不可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否则，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在这个问题上，陈、周都想丢掉列宁，跨过列宁这个阶段。但是历史是不能篡改的，也是不能割断的，我希望他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能够慎重行事，不要走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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