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兼评李登辉《台湾的主张》

发表在1999年第五期《战略与管理》

　 1．台湾出了问题    

   

1999年对远东地区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巴尔干科沃战事刚落下帷幕,台湾海峡上空就飘浮起战云。

    5月17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７月９日，李登辉又借《德国之声》采访之际，抛出“特殊的两国论”；７月14日, 台《联合报》报道：“相关部门已就李总统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外文翻译进入最后定稿，原则上是‘(special)state to state relatonship’, 但如提及‘two states in one nation’也将不译成‘一中两国’而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一时间，两岸关系骤然紧张。台湾当局无视大陆中央政府的再三警告，在台独的道路上愈陷愈深。７月２５日，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泰英公开表示：一旦大陆武力攻台，台将发导弹袭击香港和上海。８月11日，台“行政院”快速通过《海域及海岸巡防法》。8月18日，李登辉称建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更符合台湾的“长远利益”；并指示台“行政院”着手研究其间的军队转型、心理建设及经费等问题。８月，连战表示：“台湾必须保留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权利。”19日，台“行政院”开会通过一项有关台需要建立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报告，“行政院长”萧万长表示：行政院９月份将公布这项报告，并呈交“立法会”，“国防部”将可能从明年起为此筹资。法新社说，这是台“在李登辉以‘两国论’挑战中国（大陆）之际迈出的又一个关键步骤，那就是谋求美国的导弹盾牌。”８月29日，台国民党十五届全会正式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政策文件，决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

    至此，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已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中表达出来的个人认识，转变成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台湾当局的施政基调和具体政策，这表明台湾已经实际上从行政、疆界及军事上正式向大陆及国际社会打出“台独”牌（“修宪”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使得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已被逼到死角。８月1日，大陆《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指出：“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并不遥远。李登辉玩火进一步表明，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值得严重关注，祖国统一的斗争尖锐、复杂。”８月31日，中央中央对台办负责人表示：李登辉和国民党的作法，是将台湾人民推向战争的深渊。

    

2．李登辉还有更大的政治目标

    研究台湾历史，我们会发现台湾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这是因为台湾没有实现独立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一方面，台湾为中国东进太平洋、日本南下中太平洋、美国遏制中国和日本乃至东盟的重要的海上战略基地。正因如此，在近现代亚太发生的历次重大事变中，比如1895年甲午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及70年代苏联全球扩张和中美合作,台湾都是牺牲品。另一方面，台湾由于地理空间狭小、缺乏战略纵深的地缘政治条件所限，在历史上根本没有能力抵御大国的强力进入。作为政客，李登辉不可能不知道台湾地缘政治的上述特点。因此，李登辉在向大陆打出“台独”牌之前，考虑最多的并不是台湾如何独立的策略，而更多的是台湾独立后如何进一步坐大（所谓“发展”）的政治战略。关于这一点，李登辉于８月10日在台“行政院”的一次演讲中说得明确：“要了解国家策略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的定位、国家发展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要如何生存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坚定国家的定位、我们的生存及后续的发展。我们强调的是要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这也是中国统一的最重要的目标。” [1]

    李登辉很清楚，只要大陆存在着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就没有独立的任何可能。李登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后，通过《台湾的主张》一书向日本、美国及其国际反华势力兜售他关于“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和“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态势”的谋略。他写道：“我曾向某位美国政要坦率地说：‘你们倡议要对中共采行交往政策，但‘交往’(engagement)一词颇为不当。美国并不需要涉足中国大陆，而是要将中国大陆拉到文明世界来。’中共领导人对于戈巴契夫使得旧苏联崩溃的原因，了然于胸。中共绝不可能在‘交往’的引诱之下，毫无防备地踏进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舞台。但是，如果亚洲想要摆脱霸权主义的威胁，想要享有长远的和平安定，就必须设法使中国大陆破除“封闭”心态，加入国际社会，并接受现行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规范，才能使亚洲重现希望的曙光。因此，目前亚洲、甚至全世界的重要课题，是尽速改变中国大陆，使其霸权主义、专制政体及失衡的经济结构，转变成符合文明发展趋向的现代化体制。” [2]

    1999年9月5日，李登辉进一步用煽动的语气写道：“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仍然极具威胁性。俄罗斯或许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但印度则因深感威胁而与中国大陆对峙，其他国家也都对中国大陆多少存有恐惧之心。倘此情形继续存在，亚洲将永远不会有安定之日。” [3]

    按李登辉说法，“亚洲将不会有安定之日”的原因，是由于“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的存在，由此推出的必然结论当然就是：消灭“霸权主义”的关键就是瓦解统一的中华民族。具体怎么做呢？李登辉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4]

    李登辉明白，台湾政治独立面临的最大的历史难题，是中国大陆的地缘和政治优势。因此，李登辉选择了用否定中国和中华民族存在的办法来确定台湾和所谓“台湾人”的“存在”（实际就是“独立”的代词），用肢解中国版图的办法来解决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地缘障碍，用肢解中华民族的办法来消除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障碍。

    现在看来，李登辉的上述设计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只不过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方案的新翻版。李登辉在20世纪末给美国与日本的反华政客们提出新“奏折”的要义是：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肢解中国。与20年代不同的并令人费解的是，20世纪末再次打起这面破旗的不是当年的日本人，而是自已都说不清国藉的李登辉!李登辉深知，在地缘政治上没有战略纵深的地区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绝对扮演不了大国角色的（为此，日本曾以日本为核心，在30年代将整个东北亚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肢解为数个护卫日本的卫星“国”）。李登辉认为，台湾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5]，李登辉对日本早期政治家的战略思想表示赞赏，对当今日本没有“政治家的大局观”[6]提出批评，同时提出他的为台湾“营造国家发展的宏大格局”的主张：“我在1995年特别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主张：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辏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今天，正是我们走出历史悲情，携手同心，彻底融合族群，凝聚全民共识，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而开启新机运的空前良机。…… 这里所谓的‘新中原’是指所谓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绽放新文明之地。其中，和政治攸关的，应属民主文化。这是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人民，以‘我们都是台湾人’的认同为基础，共同参与、营造出来的成果。…… 不可讳言，目前台湾岛内存有本省人、外省人与原有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认同备增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而使台湾可以融合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个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新族群。这才是‘大台湾’与‘新中原’的意义所在。”[7]这就是说，未来不再需要被李登辉认为是“兼具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代之而起的是以“跃居为最先进的”“大台湾”（而不再是中国河南）为轴心、以中原为腹地的新的中原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已不再有“中华民族”，而只有“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州人”、“新香港人”等“彻底融合”出的新“族群”存在。如果再考虑到李登辉“七块论”的设计，那么，未来被肢解的中国将以“居为最先进的”台湾为“新文明之地”，联手日本，形成一个新的“大东亚共荣圈”：其政治，将是以美国政治为“最隹蓝本”[8]；其文化，将是没有中华民族而只有区域“新”人种的“新中原”文化；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

    可见，隐含在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背后的政治目标决非被动意义上的自限一隅，而是一种具有攻势的新战略，即用肢解中国和毁灭中华民族的方式，与中国共产党再次逐鹿中原。

    

  3．李登辉的赌注何在？

    

    李登辉之所以敢于与大陆中央政权进行如此冒险的政治较量，认为理由有四：１.自信台湾占具美国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缘和政治条件；２.自信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３.确信日台可以依托美国建立反华战略轴心；４.认为大陆政治经济未来走势具有不确定性。

    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首先从地理上分析，台湾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海峡的海路、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国际贸易航线，因此，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财产。即使美国和日本有部分亚洲专家及战略专家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但如果以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问题为代价，向中共作出让步，则美国与日本亚太事务的领导地位势将弱化，对攸关自身的重大利害与生存问题，也将失去发言权。这是中共为确立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图谋弱化美国、日本的策略。”[9]“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的存在如果出现危机，甚至为中共吞并，台湾周边海域将会陷入危险，使日本在经济与军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胁日本的‘存在’。因此，从战略上来看，台湾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多数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台湾对日本而言，并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岛屿，更不仅是出口产品的对象而已，它同时也是攸关日本生存命脉的重要屏障。”[10]继而，李登辉从政治上指出“台湾的存在”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的存在不只是台湾本身的问题而已，而且也对中国大陆、亚洲及全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台湾能建设自由、民主、繁荣且和平的社会，则中国大陆不可能永远维持不变。在台湾经验的启发之下，全中国将可能台湾化。而若台湾不存在，为大陆所制了，则中国将沦为霸权主义横行的地区，对亚洲及全世界造成严重的威胁。”[11]台湾与美国、日本关系的加深，对于亚洲有诸多的正面效益。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也有深远的影响。我一再重申，台湾的未来系于台湾的存在，而亚洲的未来亦系于台湾的存在。台湾的存在开展了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存在也支撑着亚洲的未来，这种说法并不为过。”[12]据此，李登辉表示：“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是具有信心的。美国不仅支持台湾的历任领导人，也把台湾的存在，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美国在1979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止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美国也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维持现状与增进安全之充分保障。《台湾关系法》中明文规定：台海一旦发生事端，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安全。”[13]“美国政府的各个部会，则基于立场的不同，各有考量。有的部会向来对台湾采取疏远的态度，台湾也很难与之提升关系。但另一方面，有的部会在全球战略的考量下，却很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大陆绝对不是个可以握手言欢的对象。”[14]李登辉强调：“考量全球的战略情势，绝不能忽视台湾的战略地位。例如美方提出的‘战区飞弹防御系统’（ＴＭＤ）构想，如果没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再加上南韩积极参与的话，此一建置终难成功。……我对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具有相当信心。只要美国内部不陷入混乱，政策不脱离现实，或是台湾的全球战略价值不急剧降低，相信美国仍然会继续支持台湾。” [15]

    当然，根据历史经验，特别是1949年和1972年的经验，李登辉自然十分清楚，不能把台独的赌注全压在美国的承诺上。为确保胜算，李登辉又设计一条背靠美国，鼓动日本右翼，建立依托美国的日－台反华轴心的战略。为此，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竭尽鼓动之能事。他在第一章“日本对我的思想影响”中写道：“唯心论深植日本人心中，后来也以各种型态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论。”[16]这种“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的“唯心论”，实际上就是本世纪初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李登辉明了，要想让日本恢复军国主义，首先是要帮助日本开脱历史责任。他写道：“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多。而台湾在发展的历程中，也自日本获益良多。……很多日本人对于台湾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表现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国为殖民地，绝非良策，就国际道义而言，更非光采之事。但若一直耿耿于怀，不愿向前看，对日本既无益处，对台湾也无帮助。……战前的日本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仍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东亚地区，日本是最早与西欧列强并驾其驱的国家。但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挫败之后，日本在对外政策上一直摆脱不了过度软弱的形象。”[17]“依我之见，日本人过于丧失信心，以致具有举世稀有的优越条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静地环顾周围环境，然后重新评估自己的实力，相信必将对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对亚洲、甚至世界各国也都有益。”[18]“日本在亚洲经济合作体制方面，也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果日本不积极争取领导地位，可能就会让中共有机可乘。虽然东协（即‘东盟’，笔者）各国绝不希望中共赢得领导权，但中共或许会利用此一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19] 李登辉埋怨日本政治家对细节问题过于在意，鼓励日本建立“政治家的‘大局观’”。那么，什么是日本政治家“大局观”呢？

首先，希望日本与台湾建立依托美国的反华战略轴心联盟。李登辉说：“展望21世纪的亚洲发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台湾与美国、日本的互动关系。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复如此。”[20]

其次，李登辉认为中国大陆的存在威胁亚洲和平，因而必须予以彻底肢解。他写道：“不可讳言的，中共的态度是各国考虑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要指出，中共的霸权主义心态如果持续不变，不但台湾会受影响，亚洲的和平恐怕也将遥不可及。遗憾的是，面对中国大陆，立场最软弱的，竟是日本。”[21]为此，李登辉道出“日本政治家需要的‘大局观’”的具体内容：“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更安定。”在李登辉的政治逻辑中，中国大陆解体是台湾“存在”和“发展”前提。中国解体后，台湾将与日本形成依托美国的轴心关系，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在21世纪重现新的以台日为轴心、以美国为依托的新的“大东亚共荣圈”！

    最后，李登辉自认可能胜算的是他对大陆内部所谓“高度的不确定性”局势的判断。他写道：“从海峡的此岸来看，中国大陆要产生质变似乎极为困难。美国估计要花20年，但若目前的情况不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日才能达成。况且，纵然有了转变，也不代表一切都能顺利开展，只要看这十多年来俄罗斯的例子，就不难明白。……今后的中国大陆，要完成结构性的转变（即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笔者），究竟会面临哪些难题？第一、目前中国大陆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加以消除，则不可能完成根本的变革。例如，有因为制度矛盾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有因为民主化迟迟未开展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有不由法治而由人治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等。这些不确定性，包括中共当局决策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超出中共当局能力之外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美国为防止此种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外的混乱发生，一再透过外交的途径与经济的援助，来提高大陆内外环境的安定性。美国的努力虽不至于徒劳无功，但效果也绝对有限。第二、当前中共所面临的结构性变化，就规模而论，是史所未见。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和社会极具多样性，使问题益加复杂。单就规模的宏大来看，中国大陆的结构性变化无疑需要长期的改革，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中共当局能够在短期内妥善处理的看法，显然不切实际。但是，由于外在环境的迅速变迁，改革的时间可以说极具紧迫性，一刻也不能迟疑。”[22]

    1999年７月９日，李登辉借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抛出“两国论”时，再次强调这一看法，他说：从大陆内部的发展看，也有很多问题存在，内部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接连发生，因此，未来整体发展仍具相当的不确定性。在李登辉看来，中国大陆变化为美国或台湾式的制度，“似乎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处理”好大陆内部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的”矛盾，因此大陆在不太长的时期里亦可能会有“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之外的混乱发生”。只要台湾当局“戒急用忍”[23]，台湾就会实现不战而“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24]的战略目标。

    由上可见，李登辉的“特殊的两国论”，并不是一个与中国大陆划海而治的消极策略，而是一个试图演变、肢解中国继而毁灭中华民族的攻势性战略。在这个战略中，中国的版图已被分裂为若干地区，“中国”概念将被改变为一个以台湾为轴心的“新中原”概念，中华文化则演变为“新中原文化”，中华民族则被肢解为诸如“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东人”“新上海人”等地区性的人群。在李登辉的未来蓝图中，代替中华民族的只是他推崇的“新台湾人”的不同版本。

    可以说，李登辉《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提出的战略毒辣无比，如早不警觉，我们将会自铸地覆天翻的历史性的政治错误。

    

  4．台湾问题所折射出的美国对华战略

    

    台湾问题的出现和升级，不只是与台湾相联系的孤立现象；台海军事冲突一旦发生，也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单向冲突。它是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亚太盟国对华遏制战略走向最后收缩阶段的前兆，是中国东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兆云系。

    我们知道，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就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世界资源的控制。90年代初，苏联突然解体打乱了美国及其盟国针对苏联建立的全球战略布署，世界暂时进入无序状态。但到90年代中期，美国及其盟国开始把中国作为遏制对象，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90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斯拉夫的胜利、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启动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目前这种合围进程并没有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正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椐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美国清楚，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知道，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20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会把目标指向即将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目前摆在我们眼前的这场国际政治斗争，实质是经济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南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应有的发展权，与北方国家限制和剥夺这些南方国家发展权之间的斗争。所谓“霸权”，其要害是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国家经济存在着生存性和发展性两种形态，前者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没有适当的将社会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机制，因而生存权是与这类国家安全问题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每当生产力发展超出生存的限界时，社会就会产生无效消费即腐化现象，接踵而至的便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社会动乱。一部中国古代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历史。后一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可以把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社会财富高度资本化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的发展权是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基本概念。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以及为保持发展速度所必需的海外市场和资源是其存在的“硬道理”。每当这种经济发展动力受到海内外市场及资源条件限制，并使其被迫减速或向生存形态的自然经济回归时，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站。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国家，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近代史上，英国资本深入欧洲大陆造成法国农业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资本全球化的最初结果），拿破仑深知这场革命产生的经济原因，他将英国资本用暴力挤出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将欧洲的封建堡垒摧毁。他强力将欧洲的农奴转变为自由农民，为脆弱的法国资本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市场条件。拿破仑之后，法国经济从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进入中心地区，成为资本全球化最初进程中继英国之后新的一极。法国之后，德、美、日等国家都通过强力最终挤入世界霸权行列。

    与历史上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之初面临的形势一样，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维护自身发展权的斗争。对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来说，发展权意味着对国际市场和资源储备与北方国家要有平等的自由贸易权；而保障这一权利的关键是平等地享用国际海空航线。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西方霸权国家才露出了早年海盗的面目，也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与大多数南方国家一样，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产生了矛盾。

    中国自80年代始，已实现了国家经济从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不管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但就其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需求上，都是一样的。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

    台湾和南沙地区是中国领土，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实现其制海权的关键领土。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从美国的亚太地缘政治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的斗争，不仅仅是中国为维护自身主权的斗争，同时它还是中国为维护自身发展权的斗争。发展，对当代中国来说，已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

    亦正因如此，美国才在中国东部地区拉起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意在封锁中国最低限度制海权的岛屿链条。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这条链锁各主要环节上的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关系，从去年起正迅速向准军事同盟方向全面推进。

    1999年4月27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５月24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日本认为周边“事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７月27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日本的自卫权，甚至包括先发制人的“自卫权”。８月３日，日本众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一致通过将到钓鱼岛考察，预定将在岛上升起太阳旗。这一行动不仅得到自民、自由两党的赞同，而且得到日本共产党等各在野党的原则同意。８月９日，参院正式通过国旗国歌法，把象征日本侵略亚洲历史的“日之丸”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和国歌。小渊首相就制定国旗国歌法的动机再三强调说, 这是对20世纪的“总决算”。８月15日，小渊内阁九名成员参拜靖国社社。目前日本正在竭力创造条件以实现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19999年２月，菲美两国政府签署《来访部队协议》,规定：一方遭到侵略，另一方有义务帮助抵抗侵略。11月５日，菲政府指责中国在美济礁“扩建军事设施”；29日，菲军方在南沙海域扣留中国20名渔民和六条渔船。今年５月３日，菲参院就是否批准《来访部队协议》进行辨论。17日，菲总统接受美联社专访时，敦促菲参院批准《来访部队协议》，并称美在菲驻军“对于遏制咄咄逼人的中国非常必要”。22日，菲海军巡逻艇追击并撞沉中国渔船。27日，菲律宾参议院批准了菲美两国签署的《来访部队协议》。曾担任过菲国防部长的参议员恩里莱声称中国“明确无误”地制定了一个针对菲律宾的“侵略步骤”，菲美军事联盟是菲在“需要时”能靠得住的“唯一现实的”选择。７月27日，也就在台湾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出台不久，菲海军再次撞沉中国渔船。８月21日，菲律宾政府扩大了拟议中的修宪计划，准备将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的要求纳入宪法。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反华政客还极力企图从战略上与日本右翼势力结成依靠美国的日－菲战略合作关系。去年菲律宾挑起美济礁事件后，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奥普莱即公开表示，在南沙问题上，日本应该支持菲律宾，因为菲“客观上是在保卫日本的生存机会”；“中国海军在米斯奇夫礁（即我美济礁）长期驻兵可能会对这条海上通道自由航行构成真正的威胁，而这条通道是日本的经济命脉，从中东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运往日本的石油、铁矿和其他战略各物资都需要经过这一水域。”为拉拢日本，他认为菲政府应“公开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进一步确保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

    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及日本、菲律宾针对中国主权的挑衅行动，得到了美国某些反华政客的默认和支持。今年３月，美国国防部提出《台湾安全形势》报告，称大陆威胁台湾安全。３月24日，美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和参议员托里切利提出《强化台湾安全法》。４月12日，美参议院通过两项支持台湾的决议案：主张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应有适当而有意义的参与”；在《台湾关系法》立法届满20周年之际重申美对台湾的安全承诺。5月８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18日，美众院共和党督导迪莱继参院之后也提出《强化台湾安全法》法案，该法案授权总统出售台湾希望采购的如战区导弹防御设备和相关器材、早期预警资讯和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先进战机、空中预警机以及防空设备及柴油动力潜艇、空中反潜系统、宙斯盾驱逐舰等海上反导弹系统及海防联系的通讯系统。在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后不久，美国众院特委会公布“考克斯报告”，掀起“妖魔化”中国的浪潮。７月，李登辉抛出“特殊的两国论”，向国际社会亮出“台独”底牌，美国总统克林顿７月18日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通话再次表示坚持“一个国”的立场。但克林顿始终没有明白说明他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是基于中国政府的解释还是台湾当局的解释。８月10日，以美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为首的美众院两党议员在结束访台前发表书面声明称：强烈支持李登辉表达台湾对于两岸关系看法；认为“两岸应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称美国“对中国大陆在‘两国论’之后的种种挑衅行为及这些行为对在本地区建立安全的信心产生的影响表示关切。”他要求中国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认为“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于台湾地位的任何改变，只有得到人民的许可才行。在中国成为民主制之前，李登辉不应觉得有与之谈判的压力，应到那时再谈统一。”８月18日，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利维就台湾要求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表示，美国将根椐《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如果中国大陆武力进攻台湾，美国将予以“严重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在谈及台湾加入美TMD系统时表示：“我们不排除将来售卖战区导弹系统给台湾的可能性。我们将继续协助台湾，在遵守《台湾关系法》与198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前提下，满足台湾合法的防卫需要。”

针对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在相当程度上也得到美国的军事庇护。1993年，美国国防部在其《防务全面审查报告》中正式提出研制TMD划，目的是防止某一地区遭受各类射程导弹的攻击。1998年20日，美日双方宣布联合研制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防部已要求1999年财政年度为TMD拨款40亿美元。日本1999年度财政预算中为ＴＭＤ拨款9.6亿日元，并表示在今后五－六年内日本防卫厅还将投资200-3000亿日元作为研究费用。８月16日，美日两国就有关研究TMD计划签署谅解备忘录。日本外务省声明说：“该联合研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将涉及进行所需的设计原型机试验，以为海军战区提供全面的导弹防御。”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和菲律宾合作日益加紧。1999年１月，菲开始挑起所谓“美济礁”问题。继菲国防部长对中国导弹护卫舰在美济礁附近活动进行指责之后，20日，菲总统发言人说：外国军舰、包括中国海军护卫舰，有权通过美济礁附近海域。２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米斯奇夫礁（即我南沙群岛美济礁）修建设施是“单方面挑衅行为”，并希望中国就此事与有关各方面继续直接谈判。根据《来访部队协议》，菲美可以恢复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军舰可以在菲港口停泊，军队可以上岸访问等。６月７日，菲总统秘书扎拉姆说：菲将不考虑中国警告，继续派海军在南中国海巡逻。中国驻菲大使表示：菲巡逻舰撞沉中国渔船事件之后，如菲继续派军舰在这一带巡逻，“等于是宣称他们有意强迫中国接受军事解决方案”。菲总统府当日表示，由于菲美《来访部队协议》已获通过，菲美可望在2000年２月恢复联合军事演习。

    如果将上述几乎是连锁出现的现象联系起来并作历史比较考察，就会发现，自冷战后，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华遏制战略在中国东部地区已进入收缩阶段，中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形势已近战争的底线。

    

5．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

    

    目前的形势已把中国的和平主义者逼到死角。现实迫使中国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象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制海权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用强力保卫和发展毛泽东、邓小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为实现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到下世纪叶“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伟大目标，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届时，李登辉所希望的让“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中国分裂成“七个区域”的前景，不是不可能发生。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美国的历史相似。美国南北战争后，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222%，精糖增加460%，煤炭增加800%，钢轨增加523%，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567%以上，原油从3000万桶增加到5500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万吨增到900万吨。1890-1938年间，美国钢铁产量、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亦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美国早期扩展海外市场的重要经验之一并不是经济优先，而是海军先行。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1887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1882-18883年开始。当时的切斯特·阿瑟总统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军。”1882年国会决定建造军舰两艘，至此开始了美国扩建海军的计划。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建造圆明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1889-1893年）已将海军军费从1886年的1700万美元增至1893提的3000万美元，军舰从3艘增加到12艘。美国海军由世界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从189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6.9%猛增至19%，至1894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三。与此同时，美国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1867-1889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接受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1895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转入市场经济轨道。一方面，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及经济发展速度要靠外贸维持；另一方面，近2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使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就在中国国企改革正在将就业包袱以几何速度甩向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的社会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在缺乏军事保护的情况下也持续向海外延伸。如果海外市场不保或国家经济受到美国的强力制裁，那么中国很可能因国内社会矛盾骤增而再次产生动乱，随之而来的则可能是国家分裂的乱局。届时，上世纪由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所遭遇的历史，极有可能再现。中国的历史将会再回到20世纪初的原点，与伊拉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毁灭一样，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成就（也可能连带中华民族本身），将会在内忧外患中灰飞烟灭。

    对当今中国而言，不保发展就无以生存。但发展权与生存权一样，是需要武力保卫的。如果说，昨天中国共产党人从蒋介石先生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那今天中国人应该从一百年前的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主权，不应仅只是一个涉及领土的静态概念。从动态的角度看，它同时还是一个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得以生存下去的“硬道理”，而今后中国的命运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实力。这种实力，在昨天的美国人那里主要表现为保卫自身发展权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海军的战斗力。国际斗争原则与大自然优生原则一样，大凡能留下的，并不是长的肥硕和漂亮的，而是牙齿和爪子锐利的。在本世纪将要结束的今天，国际上反华力量的利爪正在伸向我们的咽喉。历史从不支持那种仅凭农夫般的善良就能迎来盛世的观点。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目前东部地区出现的台海危机，是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对中国制海权及需由制海权捍卫的发展权的全面封压的开始。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在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批评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应尽快提出自己的“周边事态”概念及其相关法案。在主权安全方面，妥协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要求中国退让的底线是让中国交出西藏、台湾与南沙地区的（实质上的）主权，台湾李登辉和日本对我要求的底线是让大陆肢解，让中华民族在肢解中毁灭。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冲出霸权；与当年美国迫使英国、日本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之认真谈判的情形一样，中国人也应当以实力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互让中合作的意义。

    中国是否能作到这一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第一、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许多问题，但中国50年建设的成就，已使其拥有了相当的军事和国防实力。尽管这种力量总体上不如美国，但对美也有一定的威慑力。由于中美双方都是有远程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因此，目前看来中美直接宣战的可能性不大。与一百年前的英国一样，在实力面前，美国外交政策历来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本世纪初，日本用武力将俄国赶出东北亚后，美国就与日本签定《兰辛－石井协定》，在东北亚地区向日本作出让步，表示“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0年代初，美国不顾中国再三警告，出兵朝鲜，中国作出军事反应后，美国被迫在板门店向中国作出让步；70年代，苏联在全球范围发起咄咄攻势，美为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访华，向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泽东主席再次作出让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每次让步的直接受害者，并不是昨天的反美战士，而是那些昔日的追随者例如南越的吴庭艳、台湾的蒋介石及西藏的达赖等。世纪之交，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底谷，若中美矛盾进一步激化，极有可能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前台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从挑战的角度讲，未来中国与美国代理人的战争，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与上世纪末的中日战争一样，中国一旦战败，就会由此引发国内政治动乱、继而国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国家”进入中国进行所谓的“国际调停”；届时，中国政府还得象今日南斯拉夫一样，被迫以吸引“投资”的“文明”形式，向打击和肢解中国的强盗们进行变相“赔偿”。

    从机遇的角度看，我们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浮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面上的美国盟国，都是离中国很近的国家或地区。这使中国得以避免远洋作战(目前还不是中国海军的强项)，近海作战对目前中国而言已是可为之事；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最起码的本土纵深作战的地缘条件，因此，其最致命的弱点，同时也是他们军事作战必须绝对避免的，是使战场伸入到本国（地区）境内（本世纪初日本政治家对此认识得最清楚，正因此他们才先发制人，把战场直接引向中国境内），而这在海空运输力及导弹打击力已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没有特殊的抵抗力量，横在中国东部及东南一带与中国作对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避免战火在其本国（地区）境内燃烧的后果的。　　

    另外，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版图与中国比，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等量打击（包括核打击），对中国而言，只是部分地区的破坏，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那就是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毁灭。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动战争前的心理压力要比中国大得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参加，如果中国不向美国全面挑战，美国是不会单方面向中国宣战的，但如果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也不管在战时为与我作战的国家提供后勤还是前线“服务”，那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届时，这场战争，在中国方面看来，就应当是一场无边界的战争。如果日本依据所谓“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在战时为与中国作战的国家提供物资劳务，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行为，那么，届时的战场就不应再是中国的南京，而是日本的东京。只要将战场引入这些敢与中国宣战的小国境内，它们支撑战争的能力就会大为下降，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进行持久战的地理条件。

    1999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一年中，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日本在法律上正在打开通向军事强国的道路；台湾国民党已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十五全政策文件；菲律宾政府已扩大了拟议中的修宪计划，准备将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主权的无理要求纳入宪法。现实告诉我们：历史留给中国和平发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惊醒，还想以东郭先生的善良期盼李登辉及其盟友回心转意，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如果我们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学习早期美国，强行冲出霸权，如此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下世纪的国家发展目标就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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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中央社1999年8月10日报道。

[2]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3]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4]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5]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6]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7]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8]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9]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10]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11]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12]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页。

[13]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14]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15]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页。

[16]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17]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

[18]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19]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20]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21]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22]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23]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155页。

[24] 台中央社1999年8月10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