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1]

        距马克思写下这段话，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那种抓住活人的死人，那种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也就与时俱进地不再是欧洲古老的封建残余，而是替代它们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死，然而死人还要抓住活人，使我们受苦。

        就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就在历史已经表明连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也拯救不了资本主义之后，一位自称“老员外”的老干部却于2011年2月10日在中国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还在企图让资本主义这个死人紧紧抓住活着的中国人。

        为此，这位老员外大肆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甚至重复反动分子的谎言来诬蔑列宁是德国皇帝的间谍。他这是欺负许多人没有看过原著，也不了解像他这样的博学家们的卑鄙。

        例如，他说，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其依据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令他的追随者们目瞪口呆的话：“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在他看来，这是恩格斯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他认为，这93个字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都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但是，老员外在这里有意地断了章，掐头去尾，没有把这段话引用完全，事实上，恩格斯在这段话的后面紧接着是这样写的：“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2]而在老员外所引用的那段话的前面还有这样几个字和标点符号：“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3]。既然这是以冒号结尾，可见这个头是不能随便掐掉的。

        那么，恩格斯在老员外引用的那句话的头上所提到的本书是哪本书呢？它不是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书，而是恩格斯在他早年即1844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换句话说，如果恩格斯在1886年有所反思和否定的话，那么，他反思和否定的是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之前的东西，而决不是这三大名篇。恰恰相反，恩格斯在这位老员外所引用的同一个自然段中指出，“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4]

        实际上，恩格斯在早年的书中把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解成共产主义，并认为“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末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5]而到了1886年，恩格斯恰恰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这种踢开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单独革命难道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吗？恩格斯又怎么可能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后来被马克思科学化了的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呢？

        这位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要研究它的全本”的老员外，却捧着他本人掐头去尾的93个字，说什么“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一个连完整的自然段都没有看过或没有看懂的人，有资格谈弄通马克思主义吗？

        就在他所提到并肯定的恩格斯的那一个自然段的中，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把那些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的“老手”们称为“披着羊皮的豺狼”。而这位老员外显然不会说自己的是个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那么，他就只能是这样的“披着羊皮的豺狼”。这是因为，他恰恰鼓吹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并鼓吹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

        而这种“豺狼”手段，这位老员外自然是要一用再用的。例如，他说，恩格斯的理论遗嘱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但是，恩格斯所说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根本不是指的暴力革命，而是指的“少数人的革命”。就在老员外引用的那段话的下面，恩格斯写道，“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6]而在1848年过去20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就是要发动起多数人的革命。这就是，恩格斯所说“历史做的还要更多”的真正含义。至于1848年的斗争方法，恩格斯在1872年5月给泰奥多尔•库诺的信中曾有一个说明：“老贝克尔很久以来一直对组织问题抱着自己的1848年以前时代的老看法：建立一些小的联盟，为了使这些小联盟有一个总的共同的方针，它们的领导者相互间应保持一定程度的组织联系，有时还要搞点秘密活动，等等。这里还要加上一个也属于那个时代的想法，即德国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应设在德国境外。……但是，这位非常可爱的贝克尔只是忘记了一点：这些微不足道的手段和目的，对于整个庞大的国际组织来说，未免太不相称了。”[7]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1848年的斗争方法是什么，这种少数人革命的手段和目的在已经发动起多数人革命的国际工人协会面前自然显得微不足道和太不相称了。

        马克思曾经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位老员外看来，这就是表明马克思对自己前期学说的否定。然而，“全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马克思这句话是针对自那时以来一直存在着的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说的。恩格斯在1890年8月致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习惯性地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军衔甚至将军军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在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中找到了支持，而这些东西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8]而这里所提到的特有的柏林习气不都在老员外的讲话中体现出来了吗？

        这位老员外一方面怯懦地否定《共产党宣言》，另一方面却又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鼓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生产力比160多年以前的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说什么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但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在比《共产党宣言》晚了数十年的《资本论》中是这样看待已经走过青春期正在步入死亡的资本主义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10]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发作的经济危机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浪费。就连西方经济学家张五常也声称，“今天的香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收入应该是交易费用”[11]，这再好不过地反映出马克思所批评的那些多余的职能所造成的巨大浪费。而资产阶级又是如何担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职的呢？“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们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们对化学惊人地无知。”[12]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连一辆汽车也造不出来，反而在上海大搞投机倒把，哪有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影子？相反地，在以中国第一个先生级[13]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消除资产阶级的干扰之后，新中国反而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美国总统历史上首次来华访问，新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19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老员外企图以此说明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没有物质基础的。不过，资本主义毕竟是出了大问题的，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该怎么办呢？老员外向我们推荐福利资本主义即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硕果仅存的遗产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说什么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凭借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要灭亡了，为什么要去与社会主义制度“对接”呢？而老员外声称在1886年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的恩格斯，却在1894年写道，“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事实上，一方面，马克思在1867年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修订和发展了的著作《资本论》第1卷中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4]资本主义的任何“对接”都不能改变它和它的对接产物的灭亡命运。另一方面，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发现并于1884年寄出去发表的马克思写于1877年的信中，马克思写道，“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5]

        实际上，既然强调的是“决不会”，那么当“决不会”的情形在现实中已经出现时就恰恰说明“决不会”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新中国的建立，就已经表明在当年的旧俄国和旧中国，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了，并表明资本主义已死，它的丧钟已经响了。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在俄国重新复了辟，但它不等于资本主义重新获得了生命，正如封建王朝曾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复辟，并不说明封建王朝重新获得了生命一样。它只不过说明了死人会抓住活人，正如世界气候灾难与资本主义脱不了干系一样，近些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中遭遇的环境灾难和两极分化严重等严重妨碍社会稳定等问题都与中国现代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份的发展有关。

        我们决不能放弃历史提供给中华民族的最好的机会，不能让死人抓住活人，要坚持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