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种教条主义的进一步分析
            余斌
            
            刘国光同志最近在论及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时提到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两种教条主义。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迷信、崇扬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他认为，上述两种教条主义，第一种教条主义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当前不是主要的，其影响在下降。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正在不同程度地向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力求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即西方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上升。比如在经济学领域，一个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影响、危害很大。
            刘国光同志所提及的这两种教条主义，的确反映了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存在的问题，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教条主义的性质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应当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如立三路线和王明的左倾路线等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使我们在面对反动政权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严酷打击下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直到中国共产党形成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较好地克服了当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并以此指导革命斗争，中国人民才最终取得了站起来了的胜利。
            新中国建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残余仍然试图打击和压迫我们，但它已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时的主要矛盾是如何认识和遵循科学规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我们一方面较为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在新的情况和形势面前，没有很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犯了很多教条主义的错误，并引发了文化大革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上，自由的科学研究让位于对国家领导人甚至对地方和部门领导人制订的各种政策的阐释上。
            此后，在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克服前一阶段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强调与时俱进，但是，尚未形成如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的完整理论体系。
            正是因为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惨重的教训，所以对于这种教条主义，国内理论界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其影响的确如刘国光等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是在下降的。
            不过，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有与时俱进的教条主义。自从资本家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以来，有人就以为把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给资本家，也是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在他们看来，资本家能够搞好企业，而共产党在国有企业中的组织不能搞好企业，虽然反映出资本家比共产党能够更好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只要把这些资本家吸收入党，他们在党内就能够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现在国内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强行制定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的时间表，并且要以政策来扶持和大力发展私有企业，主张私有企业在当地经济中所占比重越高越好，并以此为荣。
            现在看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三种教条主义，按传统的划分方法，第一种可以称为左的，这是过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最主要的教条主义，它不经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随意地放之四海。这种教条主义虽然在当前不是主要的，但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这种教条主义还是妨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研究和传播。
            第二种可以称为右的，这种教条主义在当前略占上风。这种右的教条主义，是指那种因为左的教条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上的一定阶段内处于低潮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甚至拒绝在理论上接触马克思主义。其具体体现是，正如刘国光同志所听说的，不少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觉得好笑，以为马克思主义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
            第三种可以称为形左实右的，这种教条主义滥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名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局部性结论来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甚至要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质，仅仅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殊不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初级”二字，不仅仅是指生产力不够发达，而且指生产关系不够纯粹。倘若没有局部的剥削的存在，当前社会主义也就不是处于初级阶段了。
            通过细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我们认为，当前反对这种教条主义，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上面提到的右的教条主义和形左实右的教条主义，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苏东巨变以后出现的新的教条主义，尤其需要我们保持最为高度的警惕，最努力地加以克服。
            
            二、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
            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在形式上有盲目信从和不容许批评怀疑的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还是存在着不同的。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而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完全是错误的，不科学的。除了信息不对称等少量概念外，并无可取之处。这是我的《微观经济学批判》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这两本书所反复证明了的。对于错误的理论，仅仅在照搬照抄的形式上有些类似教条主义而已，而不具有教条主义的实质，我把这种教条主义称为邪教条主义，因为我曾经在《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论述过，与基督教相比，西方经济学更象是法轮功那样的邪教。实际上，对待西方经济理论这种错误的理论，除了否定和批判，别无其它的正确的对待方法，更惶论邪教条主义。
            为什么错误的西方经济理论和邪教条主义会在当今的大学校园和舆论媒体上盛行呢？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人们以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达与西方经济理论有关，希望通过学习和应用西方经济理论使中国走上发达的道路。二是，西方经济学中有不少数学模型，其结论经过一番数学推导，从而比较容易被视为科学的。三是，资本主义势力通过其在中国的代表，利用人们对那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反感兴风作浪，把持话语权和领导权，充分运用研究生入学考试、职称评审、课题经费等指挥棒左右教师和学生的思想造成的。
            首先，西方经济的发达与西方经济学毫无关系，其发达的原因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完全可以比西方经济理论解释得清楚得多。倘若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发达的原因，那么不仅所有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应当比中国发达，而且当年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可能从国民党手里夺得政权。尽管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有些人试图运用一些片面的资料说明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到拉美国家，每一个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经济都比当前的中国来得发达。但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家“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他自己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很好地考虑，但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知道的。”[1]
            可以说，西方经济理论并不懂资本家业务范围内的事。其表现之一，是其生产函数中居然不包括原材料这个生产要素，而且要求利润归企业经理人所有而不是资本家股东所有[2]。
            曾有一幅国外的漫画，画的是在核裁军问题上，美国要求别国，按他说的做而不要按他做的做。既然西方国家并没有践行西方经济理论，我们又为什么要学习和运用这些在逻辑上不成立的理论呢？
            要知道，西方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大部分都是不成立的。其原因就在于西方经济学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数学的，是以西方经济理论的偏见来歪曲和糟蹋数学的。象“两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差是一个常数”这样一个在数学上错误的观点，竟然使其导出的资本结论无关论成为西方现代金融学的奠基石，并使其提出者获得西方经济学最高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第十一届（200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论文《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其中的数学模型不仅是没有完成的，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获奖论文的水平尚且如此，其它西方经济理论的论文水平可想而知。这篇文章的获奖同时还表明了错误的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在国内经济学领域占据了领导地位，而这正是让刘国光同志忧虑的。
            
            三、结语
            显然，坚持西方经济学的那些国内学者的观点已经不是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顽固坚持错误的问题。
            过去我们吃教条主义的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走了很多弯路，才取得了今天的一些成绩，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现在我们为什么要主动去吃连教条主义都不如的错误理论和邪教条主义的苦？这种苦一定会让我们付出远为巨大的牺牲，使社会主义道路更为曲折。不能不对此保持清醒的警惕。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至第219页。
            [2] 更多的不通之处，参见余斌，《微观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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