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2010年12月6日印出后﹐比较重要的继续修改是71页﹐添加一段列宁语录。食物链最高端的极少数帝国主义﹐靠“剪息票”掠夺全世界﹐从巨额的“超额利润”中拿一部分﹐收买本国工人贵族。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早八辈子就回答清楚了。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无喱头《大话西游》﹖—“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三

（香港）桑尼研究公司  王小强[1]

改革开放30年以后说中国历史﹐比较中西历史﹐除非从来没读过﹐绕不开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著作等身﹐历史上﹐凡可以拿来跟欧洲比较的中国好处﹐统统戴好一顶“伪”帽子﹐量体裁衣﹐处处堪堪《丑陋的中国人》热衷专制暴政。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的。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2]

传统中国由于大共同体一元化组织倾向压抑下小共同体纽带之不发达﹐反呈现出若干“伪现代”特征﹐即表面上类型西方近代因个体权利上升导致的小共同体（村社﹑行会﹑采邑﹑家族公社等）解体后的现象﹐包括“伪私有”﹑“伪自由”﹑“伪市场化”乃至“伪文官制度”等。[3]

你说中国古代市场经济比欧洲更发达﹖那是官府变相赋税的“伪商品经济”﹐国有垄断﹐以权谋私﹐与民争利。

的确﹐我国封建社会比起西方典型中世纪时代“商人”与“商业”要活跃得多﹐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成分也比西方中世纪更发达或者我国封建时代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比西方中世纪社会更大。恰恰相反﹐我国以“天然首长”的权力为基础的官商乃至依附于官府的特许商﹑专利商为主体的“商业资本”实际上是以统治者的姿态对人民进行勒索的。这些权势者和他们的“关系户”“因权势以求利”﹑“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他们“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利用垄断地位在无竞争的“市场”上进行盘剥。当时的大宗商品﹐如盐﹑铁﹑茶﹑酒﹑矾等﹐乃至采矿﹑外贸行业﹐都经常处于官府垄断中﹐或组织徭役化生产﹐或进行赋税式征集﹐或实行强制性配售﹐完全不受价值规律调节。这种经济实际上是宗法自然经济性质的“命令经济”的一种形式﹐它所取得的并不是真正的商业利润﹐而是变相的赋税。[4]

你说中国小农比欧洲农奴更自由﹖那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5]

秦王朝开创了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共同体的法家传统。由小共同体消解导致的“私有制”似乎十分“现代”﹐但这只是“伪现代”。因为这里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所致﹐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所造成。而大共同体权力既然膨胀到连小共同体的存在都不容﹐就更无公民权利生长的余地了。所以这种“反宗法”的意义与现代性是相反的。[6]

你说中国科举政绩考核比欧洲分封贵族更公平﹖那是为了加强一元化领导的“伪现代性”。

近年来以科举制模拟现代文官制度之风甚盛﹐其实这就像村社传统欠缺时的“私有制”在大共同体本位条件下成为一种“伪现代化”一样﹐贵族统治传统欠缺时的科举制在大共同体本位下也是“伪现代”性的。正如识者所云﹕科举官僚制的发展与其归之为社会上公共事务增多和分工发展的结果﹐倒不如更直接地理解为专制统治越益过度或无谓地分割官僚权任﹐又要保证一种更为集中的一元化控制秩序的产物。[7]

秦晖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实证演绎逻辑﹐逻辑牵引实证﹐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口口声声“大共同体”﹐对应的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专制暴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8] 与国际惯例接轨﹐转轨必须变型。既然资本主义带来现代化﹐西方处处全真﹐中国样样皆伪。再说咱们过去如何如何﹐落后挨打了﹐鼻青脸肿了﹐求爷爷告奶奶割地赔款了﹐摧眉折腰俯首帖耳奴颜婢膝了﹐还不赶紧脱胎换骨浑身上下臭毛病﹖同样逻辑适用西方﹕现代化的很多东西﹐也是从四面八方﹐尤其从中国学来的。陈方正煌煌巨着现代科学溯本求源远古希腊﹐毕竟没把四大发明打成“伪”。[9] 秦晖不耐烦“世界体系”们发横炮﹐[10] 亨廷顿还承认“文明的冲突”哩。如果非说西边洋人天生丽质﹐那咱《丑陋的中国人》﹐无论怎样努力学习﹐鼻子长不起来﹐全靠挤眉弄眼﹐命中注定东施效颦﹐哪儿使得上教授那么高智商﹐帮忙甄别真伪﹖是故﹐中西比较﹐硬要辨真伪﹐必得论先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编户齐民人身自由﹑科举流官政绩考察﹐按发生顺序﹐中国先来﹐欧洲后到。历史研究抽象掉时间因素﹐属于清华大学文理两科结合的特色﹖

然而﹐不可小觑了这些独出心裁的“伪”比较﹐一旦勇气足够大﹐决心足够大﹐今佛世尊欲说大法﹐吹大法螺﹐击大法鼓﹐演大法义﹐照样编织逻辑完美的成套体系﹐表皮上严丝合缝﹐鸡蛋一样无懈可击﹐不仅“证伪”臭名昭彰的马克思主义﹐而且颠覆陈旧过时的中西历史。

一﹑既无地主亦无租佃

《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这段谣言以讹传讹两千多年﹐[11] 终于﹐“见税什五”说﹐让高王凌的实证研究拨乱反正了﹕因为太多杨白劳不按合同办事﹐躲债赖账﹐欠租抗租﹐不计高额催租成本 — 高薪礼聘穆仁智并诸位武功高手﹐以及建设收租院等基础设施﹐地主们真正能够拿到手的﹐仅仅仅30％左右。[12] 表彰这项科研成果﹐秦晖特赐封面烫金字﹕“过去是以为地主如何残酷剥削农民﹐地主阶级因此成为中国落后的根源﹐……这些看法在有了这本书后﹐恐怕都应重新考虑。”[13]

其实﹐没有这本书之前﹐秦晖早早“重新考虑”成熟了。不仅“见税什五”而且土地兼并﹐均不能过于当真。辛弃疾“千年田换八百主”﹐〈最高楼〉上诗情画意。“即使在土地确实相当集中的江南一带﹐像顾炎武所谓‘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之类的说法也未免夸大其辞﹑不能过于当真。……过去的‘天然首长’们出于‘抑兼并’的需要﹐往往大肆渲染‘商人兼并农人’﹐致使今人也往往对商业﹑高利贷资本在‘土地兼并’中的作用给予不适当的夸大。”[14] 1996年秦晖西狩关中﹐耙梳解密档案﹐罗列翔实史料﹐统计数据应有尽有﹐数学公式美轮美奂﹐基尼系数千姿百态﹐实证研究科学结论﹕关中地区自古以来﹐既无地主亦无租佃﹗

大略而言﹐称之为“无地主”﹑“无租佃”并不算十分夸张。……换句话说﹐该地区半数以上的人口属于占有土地与其人口比例几乎一致的中农﹐而中贫农总计人口与土地均占到80％以上。如果仅从土地占有来看﹐当地的“两级”分化实在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关中东部的渭南﹑西部的凤翔﹐土地租佃率都只有6％。[15]

《田园诗与狂想曲》面对面﹐大眼瞪小眼﹕“关中无地主”﹐[16] 穷棒子闹土改﹐老虎吃天 — 无处下嘴了。找不着地主斗﹐如何民主革命﹖于是﹐当地党组织右倾挨批﹐地主“占地的比例也就成了随政治形势而涨缩的‘海绵数字’。”[17] 土改左祸﹐祸及全国。

研究土改史的学者也许都知道﹐土改时我国许多地区都出现过“地方特殊论”。北方一些地区认为本地不如南方发达﹐情况特殊﹐故地主少﹔南方一些地区认为北方土地多﹐地主都在那里﹐本地地少情况特殊﹐故不能与北方并论﹔甘肃一些地区认为本地土地极贫瘠﹐故地主多占土地无益﹐是为特殊﹔浙江一些地区认为本地土地特肥沃﹐人多贵之而不愿卖﹐富人买地难﹐故地主奇少是为特殊﹐如此等等。土改时对这些“本地特殊论”大多是从政治上进行批评而不是从实证上予澄清﹐实际上并不能驳倒这些说法。而“特殊”者一多﹐便令人疑其多少带有某些普遍性了。[18]

据此﹐秦晖问得智能﹕“到底在广大的中国乡村﹐是‘特殊’的地方多还是‘一般’的地方多﹖”[19]“一般”只有一个﹐“特殊”处处特殊。当年土地革命《暴风骤雨》﹐气急败坏﹐“大多是从政治上进行批评”﹔如今改革开放雨过天晴﹐心平气和﹐请大学教授“从实证上予澄清”。有此智慧一问﹐“暴力土改”的根基 — 地主剥削农民﹐房倒屋塌了。[20]

根据我们现在计量研究的很多成果来看﹐人们普遍认为改革时代以前关于“地主占地率”的说法有相当程度的夸大。几乎所有的近期研究都认为﹐以前的那种地主占有70％的土地﹐农民只占3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类似的研究很多﹐笔者分析的关中地区﹐大概是当时全国土地分散的典型地区之一。按土改时的调查﹐关中东部渭南地区和西部宝鸡地区土改前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分别仅有5.93％和7.58％。当时有“关中无地主”之说。[21]

总之﹐“关中模式”的经验意义不可忽视。……这正如你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就足以证明“天鹅也有黑的”﹐亦即证伪“凡天鹅皆白”这一命题一样。笔者以为﹐“关中模式”对封建社会理论研究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经验方面﹐而在于逻辑方面。即它可以证伪“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或“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占有土地收取地租以剥削佃农的关系”这类举足轻重的传统论点﹐从而为我们重新认识封建社会﹑重新认识封建主义的本质规定﹑进行封建社会形态学的理性重构打开了逻辑思路。[22]

一只黑天鹅﹐足以推翻“天鹅皆白”的传说﹔而且举足轻重﹐足以推导“本质规定”﹕共产党的赤化土改﹐天下乌鸦一般黑了。这只“打开了逻辑思路”的黑天鹅﹐又是如何养成的呢﹖秦晖兴致勃勃告诉我们﹐喂的是极其廉价的“麦客”。

尤其是关中以西陇中一带黄土干旱贫困地区﹐自明代以来就有大批到关中打工渡荒的传统﹐这种因人口过剩与极度贫困化而产生的“季节性移民”﹐造成了极廉价的劳力源泉﹐使得关中人在他们面前几乎全民俨为雇主﹐形成了独特的“麦客”现象。西府之民不分贫富皆雇“客”收麦﹐已相沿成习。……民国年间关中西部请“麦客”收麦的现象更为普遍﹐而且往往是由村子出面﹐集体雇请。由于这种做法几乎遍及各阶层﹐土改时地方党委曾专门规定﹐雇“麦客”不算剥削。[23]

事实上﹐这些“雇工”与主人间多有依附关系﹐有被主人称为亲戚或“朋友”﹐只给吃饭不付工资达八年者﹔有为权势者利用恶势力迫使无代价干活者﹔如此等等。[24]

干活＝要饭。秦晖举报的“关中模式”黑天鹅﹐原来是让别处地主剥削农民（或地不够种﹐或地租太高﹐种了不够吃）的“麦客”染黑的。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外地民工经常相当本地居民人口的3~5倍。市场调节劳动力最优配置﹐商店﹑旅店﹑饭馆﹑警察等第三产业﹐多为本地居民的营生。[25] 春节期间﹐工厂歇工﹐“常驻流动人口”人去楼空﹐这时候赶来实证研究﹐访贫问苦﹐资本家剥削工人不在话下﹐当代智叟的人文关怀﹐凸出醒目少数权贵近水楼台先得月﹐多吃多占。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奔赴四川﹑贵州等劳力输出大省实证研究﹐民工一年四季不着家﹐平日村里剩下些老人儿童﹐阶级斗争越发熄灭了。

有产（生产资料﹑主要指土地）者与无产者的对立模糊﹐而有权（身份性特权与政治权力）者与无权者的对立突出。主佃冲突几乎不存在﹐主雇冲突也并不激烈﹐而官（豪）与平民的冲突则异常紧张。

建基于生产数据所有制（尤其是土地所有制）的阶级分化模糊﹐而建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统治~服从关系）的等级分化极为鲜明。“按资产（包括地产）分配”的两级分化很不发达﹐而“按权分配”﹑“按身份分配”的两级分化则异常尖锐。[26]

东莞模式特殊吗﹖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祖国大中城市概莫能外。民工来来往往﹐春去冬藏﹐“主雇冲突也并不激烈”。工人阶级两头不照面农民学教授﹐实证研究哪只天鹅不黑﹖正因为红色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改革＝分家。姓资姓社（分不分家）不成问题以后﹐核心问题是要分得公平。[27] 关中既无地主亦无租佃﹐“关中有封建”﹗与东莞村镇干部出卖集体土地一样﹐不是靠产权﹐而是靠权力营私﹐巧取豪夺﹐鱼肉乡里。[28] 既然改革开放＝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变型资本主义＝现代化＝靠产权合法谋利﹐官方贵冑（及其家属）以权谋私﹐与民争利﹐政治专制当然人民公敌。

改革开放30年﹐所谓“农民工”早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在建筑﹑制造﹑出口加工﹑交通运输﹑清洁卫生等行业﹐承担了大部分蓝领工作。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装修﹑搬家﹑倒垃圾﹑掏大粪﹑烧锅炉﹑邮件快递﹑洗衣服作饭﹑医院伺候病人﹐哪一样﹑哪一天离得开“农民工”﹖更别提大街小巷的商店﹑旅店﹑饭馆﹑书店﹑报摊﹐数千万搓背﹑揉脚﹑洗浴﹑按摩﹑发廊以及扫过来打过去的性服务。明明妓女在城里（不是在乡下）当街羞辱示众﹐贴一张“三农”标签则全属另类﹐归慈善机构 — 农民学了。在这个意义上﹐顶戴“三农”桂冠的中国农民学﹐不过类似香港菲佣学﹑沙特外劳学﹐大部分人口边缘到家了﹐有什么值得按捺不住的自豪呢﹖与“关中模式”家家雇“麦客”一样﹐诸位教授家中役使小保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中产阶级﹐想都不敢想。“不算剥削”可以﹐也不算GDP﹖汤因比说得好﹕“熟悉是麻醉想象力的鸦片。”[29] 何必争论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基尼系数﹐单说脸对脸揉脚按摩等肌肤相亲的PPP —“平价购买力”﹐祖国教授人上人的“幸福指数”﹐已然远远超过令人崇拜的发达国家了﹐还嫌“尊严”得不够﹖国有企业穷庙富方丈“减员增效”﹐全靠多少钱算工龄“一脚踢”﹐长期下岗﹑提前退休﹑失业救济﹑“大病统筹”﹑住房改革﹑不干活按月白拿最低生活费等等﹐多种到位或不那么到位的福利和保障。实证研究哪一家工厂﹑哪一座城市﹐从哪里看得出来﹐日益难以和谐的“田园诗”﹐与上岗民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有什么直接联系﹖

秦晖撰文〈不要民粹主义﹐但不能不要“人民”〉[30]— 熟视所以无睹﹐所以加引号。说的是“关中模式”~“东莞模式”千万不要无中生有斗地主﹐但不能不要实证研究不在现场的“麦客”~民工﹖

二﹑“也不是什么土地兼并”

从“关中模式”一只黑天鹅到天下乌鸦一般黑﹐鼓舞实证研究振奋精神﹐以小搏大 —“证伪”﹐以少胜多 — 史料不够逻辑凑﹐以假乱真 — 事实不符推理顺。顺理﹐自然﹑必然﹑笃定成章。从批判土改顺藤摸瓜从来权贵欺辱平民地主﹐从计划经济溯本求源大一统专制﹐越说越顺舌头越软嘴越滑﹐打源头上﹐压根儿没有土地私有（买卖）。

中国的大一统始于秦﹐而关于奠定了强秦之基的商鞅变法﹐过去史学界有个标准的论点﹐即商鞅坏井田﹑开阡陌而推行了“土地私有制”﹐如今史学界仍坚持此种说法的人怕已不多﹐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从睡地虎出土秦简与青川出土的秦牍中已明确知道秦朝实行的是严格的国家授地制而不是什么“土地自由买卖”﹔而人们从《商君书》﹑《韩非子》一类文献中也不难发现秦代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利出一孔”的国家垄断﹐而不是民间竞争。[31]

睡虎地秦简展现《秦律》婆婆妈妈﹐事无巨细﹐包括及时报告墑情﹑灾情﹐有田不种照缴赋税﹐禁止砍伐山林（除非死了人做棺材）﹐禁止捕猎幼兽﹑幼鸟和鸟卵﹐不许堵塞水道﹐农村居民不得卖酒（浪费粮食）﹐修栅栏挡牲口啃庄稼按田亩多少出人工﹐养鸡远离仓库﹐吃狗肉上缴狗皮等等﹐[32] 还有青川木牍规定耕地（田）与休耕地（莱田）分开等等。[33] 国家授田﹐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行政指令无所不包﹐事事规定﹐时时干预。

从世代井田诞生人类第一次全国分田单干到家庭农户﹐奴隶集体劳动的胎衣﹑脐带﹐剪不断﹐理还乱﹐拖泥带水管理山林﹑草场﹑池塘﹑矿山的各项规定﹐断骨连筋使用公家耕牛﹑农具的有关奖惩﹐尤其哼哼教导过去毫无劳动积极性也从未独立经营操过心的文盲奴隶何时怎样播种﹑何时怎样耕耘﹑何时怎样仓储﹐相信参加过80年代包产到户改革的﹐不仅容易理解﹐而且颇感亲切﹐甚至由衷钦佩﹗一句话没说完﹐怎么就“如今史学界仍坚持此种说法的人怕已不多”了呢﹖

譬如秦晖知道得比谁都清楚﹐自己盛情礼赞的恩师赵俪生﹐抗战投笔从戎﹐反右“阳谋”中招﹐劳改九死一生﹐从农民战争转攻《中国土地制度史》﹐[34] 秦简出土以后﹐坚持高度评价商鞅变法对土地私有（买卖）的里程碑意义﹐超前在1984年﹐批驳秦晖博士学位到手以后﹐肆意夸大政府干预﹕

私有制由浅化向深化发展。浅化﹐浅化到什么程度﹖深化﹐深化到什么程度﹖这里所谓的浅化﹐就是说私有制从一开始就遭遇障碍﹐遭遇公有制残余的障碍﹐使它不能爽利地进入私有制﹐而是要携带着许多公有制残余的泥沙﹐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落﹐才转化为私有制。

在商鞅之前﹐这种私有权已经有所萌芽﹔在商鞅变法之时﹐它得到了法权的支持而巩固﹔在商鞅变法之后﹐它仍会受到以后政权的干预。对于这个干预我们要抱双重认识﹐干预不容否认﹐但干预总是干预﹐干预一阵之后仍要减褪﹐而土地私有权的含义则伴随私有制社会的向前发展而逐渐深化﹐……

直到商鞅当政的秦﹐才大力破除旧的框框﹐使土地买卖得以普遍化﹑合法化﹐这样土地所有权才具有了崭新的意义。从此以后﹐所谓“公田”指的是国家私有的土地﹐所谓“私田”是私人私有的土地﹐这跟公社后期的“公田”﹑“私田”﹐已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我们说﹐“坏井田﹑开阡陌﹐民得卖买”不是一条随随便便的界限﹐而是一条严重意义的界限。[35]

譬如杨宽献身古史研究﹐一本《战国史》﹐随出土文物与时俱进﹐1955年280页修订到2003年738页﹐[36] 特意专门把睡虎地秦简和青川秦牍当成土地私有﹑土地买卖﹑政府保护私有产权和贫富分化的有力证明。[37] 譬如林剑鸣着《秦汉史》﹐[38] 栗劲着《秦律通论》﹐孙皓辉着《大秦帝国》﹐高敏着《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39] 陈守实着《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李零着《自选集》﹐[40] 李文治﹑江太新着《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等等﹐讨论的问题﹑侧重的角度不同﹐不同程度涉及睡虎地秦简。有关秦简的论文专著汗牛充栋﹐有一点足以肯定﹐能像秦晖那样脱口大话史学界“人怕已不多”者﹐极为罕见。

其实﹐只要把时间因素加回进来﹐统一六国的动态过程中﹐土地私有（买卖）自然而然。栗劲看得清楚﹕商鞅变法用分田奖励耕战﹐“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41] 到赢政即位前109年时间中﹐仅《秦本纪》记载﹐“秦除了同若干残存的小诸侯国和西戎﹑巴﹑蜀少数民族作战以外﹐同六国共作战65次﹐……斩首129万﹐拔城47座﹐攻占的领土共建立了14个郡。”[42]“战国中期秦国已有五个‘方千里’的广袤土地﹐占当时整个中国的三四分之一”。[43] 蔡泽额手称庆以耕促战﹐以战促耕﹐“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44]

由于战争的胜利和受爵者的增加﹐因拜爵而分得的土地不断膨胀﹐而且又允许子孙继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土地买卖的事实。……只要政府默认了土地买卖的事实﹐就会在事实上承认有爵者的土地私有权﹐土地私有制就会随之得到发展﹐如董仲舒所见到的那种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45]

不说“公田”里干活出工不出力﹐抑或干脆逃徙荒芜垦殖等诸多封建瓦解因素﹐单说一项﹐征服他人土地﹐奖赏臣民军功﹐普世普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三皇五帝﹐哪朝哪代﹐不是从一隅之地开疆扩土打天下﹖[46]“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着万国”。“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地﹐越拓越广﹔王﹐越打越少。到了春秋战国﹐越发弱肉强食﹐“亡国相望﹐囚主相及。[47]

《荀子‧仲尼》说齐桓公“并国35”。《韩非子‧难二》说晋献公“并国17﹐服国38”。《史记‧秦本纪》说秦穆公“益国12”。《韩非子‧有度》说荆庄王“并国26”。《吕氏春秋‧贵直论》则说“后荆国兼国39。”[48]

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是旧世袭贵族和新兴官僚军功两种政权互相交替时期﹐也是两类地主互相转化时期。

各诸侯国为了加强战斗力争夺霸权﹐对人民参军及在战场上作出贡献者实行鼓励政策﹐按战功大小授予土地。这种关系每反映于当时人的论说。如《管子‧八观》所记﹕“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就是说要想富国强兵就得授战士以土地。如《韩非子‧诡使》所说﹕“陈益田利宅﹐所以励战士也。”即利用授田法鼓励战士。这时很多国家实行了这种政策措施。如魏国﹐把从军授田定为制度。据《荀子‧议兵》﹕魏国对武卒进行考察﹐“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如晋国﹐据《孙子兵法‧吴问》载该国六卿“制田”法﹐把土地分授给服兵役的民户。各诸侯国的这种政策措施﹐扩大了由军兵出身的自耕农队伍。

这时庶民以军功起家者尤众﹐各诸侯国为从事战争进行兼并并皆大奖军功。以赵国而论﹐据《左传》哀公二年记﹐赵简子伐郑誓师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受县”“受郡”指授予土地﹐“遂”指分封官爵。按此规定﹐打胜仗建立功绩的多变成大小军功地主。[49]

所以高尚志置疑﹕〈董仲舒关于商鞅改革的议论符合历史实际吗﹖〉土地私有（买卖）﹐决非公孙鞅首创。[50] 商鞅变法不过是管仲﹑范蠡﹑李悝﹑吴起﹑赵雍﹑申不害﹑屈原等等变法潮流中最深彻的一个。杀敌受奖﹐退役分田﹐这不新鲜。同期欧洲“西班牙的罗马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那里安置了大批退伍军人﹐这些人办起农业庄园”。[51] 新鲜的是﹐秦晖最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高尚贵族再高贵﹐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切割不下血淋淋的人头邀功请赏﹐断不能永远高高在上﹐养尊处优了。[52] 这才是最令秦晖生熟不可忍的专制暴政。古今智叟津津乐道“徙木百金”﹐略施小儿科把戏﹐足以取信愚民。何必画蛇添足﹐刻薄竣急﹐寡情少义﹐王储级百战功勋的太子太傅﹐犯错按律割鼻子﹐一辈子没脸见人﹐生不如死﹖—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知易行难﹐非“极身无贰虑﹑尽公不顾私”的大英雄﹐无以取信于民也。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数不清的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王成~蒋庆泉﹐傻气冒到“向我开炮”﹐令人想起毛岸英。从那以后﹐日本战俘被“中日友好”洗了脑。

实话实说﹐偌大中国数千年文明﹐林子大了﹐别说黑天鹅了﹐什么鸟没有﹖官修正史典籍档案奏章敕令浩如烟海﹐更有谁也看不过来的稗官野史札记家书﹑州郡府县方志族谱﹑竹简木牍断碑残契﹐……鲜为人知﹐俯拾皆是。盲人摸象﹐全能举一反三﹑反十﹑反百。偏赶上秦晖致力“伪”字号新范式﹐“我相信与潮流相吻合”﹐揭发专制迫害民营经济﹐时不我待﹐哪有闲功夫以“博学鸿儒”的姿态寻章摘句﹖[53] 一只黑天鹅“证伪”打响﹐再瞄准什么﹐都是华南虎一般的野生动物﹐正所谓有恃则无恐。急煎煎快马加鞭﹐只顾得惬心餍理﹐胡子眉毛一把抓﹐萝卜快了不洗泥了。

因缺乏村社传统似乎更为“私有”化的中国农民﹐反而更易受制于国家的土地统制﹐如曹魏屯田﹑西晋占田﹑北朝隋唐均田﹑北宋的“西城刮田”与南宋“公田”。明初“籍诸豪民田以为官田”以致“苏州一府无虑皆官田﹐民田不过15分之一”﹐直到清初的圈占旗地等等。[54]

曹魏屯田﹐发生在汉末动乱。天翻地覆﹐十室九空。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桑葚﹑蒲蠃﹑蓬实﹑“人脯”充军粮。司马朗建言﹕“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55] 曹操学秦皇汉武军垦民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359旅“大生产”南泥湾﹐且耕且守﹐“民以食为天”最终胜吴﹑蜀。[56] 被秦晖当成专制政权肆意侵犯“白骨露于野”私有产权的罪证。[57] 西晋占田﹐不过朝廷一厢情愿﹐劝戒土地兼并的空头支票。[58] 图~1截自梁方仲的历代人口统计﹐北朝隋唐均田﹐皆因长期战乱兵燹﹐生灵涂炭﹐大片无主土地撂荒﹐总人口一直没有恢复到董仲舒造谣“富者田连阡陌”的前汉。

图~1﹕中国历代人口比较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4~6页。

秦晖刻意把普遍的土地私有（买卖）﹐和始终存在的国有土地﹑饮鸩止渴的临时措施﹑昏君奸相霸占京畿良田混为一谈﹐如北宋“西城刮田”﹑[59] 南宋“官田”﹑[60] 明朝皇庄﹑清朝圈地﹐就差把政府修路挖河改善交通﹑建宫殿陵寝发展旅游﹑慈禧造人民公园也算进来了。囫囵吞枣的逻辑﹐严密得无懈可击﹕西方没有官府深度搀和的“伪商品经济”﹐因为封建庄园自给自足自然经济﹔[61] 西方没有皇亲国戚侵夺民田﹐因为所有土地全归皇亲国戚。偏有国际惯例不识相﹐痛斥英国直到19世纪﹐封建贵族世袭领地“几乎不可能被出售。”东西比较﹐“中国各地绝大多数的土地或多或少都可以自由转让。……清代皇室自身拥有约70万英亩的地产。但即使在纸面上﹐这类土地的总数也从来没有达到过350万英亩以上﹐即全国可耕地的3％。”[62] 90年代末﹐秦晖教授我们说﹐明初“籍诸豪民田以为官田”以致“苏州一府无虑皆官田﹐民田不过15分之一”。80年代中﹐赵俪生教授秦晖说﹐此举如同抗战胜利没收汉奸“逆产”﹐“主要是朱元璋对其顽固政敌之一张士诚原属下一些大地主的惩罚。所以这些收高额租赋的‘官田’﹐主要在苏﹑松﹑嘉﹑湖﹑杭一带。”[63]

如曾惟诚《帝乡纪略》中所收明太祖朱元璋为其祖父所设陵户的田粮清册﹐就将315户人家所占土地的详细数字都加载册内﹐从其中立刻可以看到无土地户165户﹐占全户数的52.4％﹔占田五百亩以上的四户﹐共占田2782.95亩。对明代土地集中现象﹐这些数据的说明性就很高了。苏州﹑无锡﹑杭州一带的一些学田碑文﹐往往也载有与此类似的说明问题的数据。

以两宋为例﹐专制主义不可谓不强化﹐军权和财权向中央集中的很厉害﹔但他们对土地私有权凌驾﹑干预的劲头﹐却明显地减弱了。这恐怕是人们财产私有制进一步深化的反映。……总起来看﹐“贵者有势可以占田”的趋势﹐到宋朝有明显的减弱。……主流现象是“富者有赀可以买田。”[64]

秦晖反师道而行之﹐立论根据风飘水浮﹐逻辑推演径情直遂。从“一条鞭”到“摊丁入亩”﹐专制财政敲骨吸髓“计亩而征”。赚了钱买地﹐岂不是脑子进水了﹖

例如明末大乱﹐本因“天灾﹑加派﹑裁驿﹑逃军”而起。这四项本与租佃关系无涉﹐除“天灾”外就是官民矛盾。而其中最致命的“加派”按官方的意图甚至主要是针对富民（不是富官﹐也非穷民）的﹕“计亩而征”﹐“弗以累贫不能自存者﹐素封是诛”﹑“殷实者不胜诛求之苛”。于是社会上出现的也不是什么土地兼并﹐而是“村野愚懦之民以田为祸”﹐“至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二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65]

明末如此﹐秦末更甚﹐西汉末王莽新朝亦如此。无论因为土地兼并过盛﹐地主盘剥过重﹐还是政府赋税﹑摊派过重﹐历朝历代多有人口逃亡﹑土地撂荒的记载﹐确属王朝末期或局部﹐反复出现的现象。让人感觉别扭的是﹐“社会上出现的也不是什么土地兼并﹐而是……以田为祸”﹐这样造作的常规状态表述。据此勉强一句﹐秦晖再次发出特殊“证伪”一般的智慧提问﹕都“以田为祸”了﹐何来土地兼并﹖“反倒是对民无‘兼并’之志的担心屡屡见之于文献”。[66] 只是智商低了整不明白﹐在以田为生的古代农业社会﹐耕地白给没人要﹐年复一年“以田为祸”﹐“村野愚懦之民”全不种地了﹐一日三餐改吃肉糜了﹐餐前冇蔬菜色拉﹐餐后冇果盘﹐也不便秘﹖

更令人难以置信﹐秦晖写到汉代繁荣﹐照样引经据典﹐特别反复引用自己全力﹑坚决﹑彻底否定的董仲舒谣言﹐中国既有地主又有租佃﹐在一篇文章里（更别提多厚一本书了）﹐自己反对自己﹐直截了当﹐大张旗鼓。譬如〈古典租佃制初探〉长篇大论中国专制“恰恰不存在自由租佃制。”[67] 相隔七页纸﹐长篇大论汉代“这种租佃制只能是自由租佃制”。

中国自秦以后﹐罗马自布匿战争以后﹐土地关系已从“份地永占”发展到自由私有制﹐西汉田地“人卖买由己﹐是专地也。”……汉代“商人并兼农人”﹐形成了“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的局面。

上述经济条件下﹐汉代也出现了一个自由租佃制相对活跃的局面。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可见﹐这种租佃制只能是自由租佃制﹐……两汉地租支付手段与罗马一样可以以劳务﹑产品与货币支付。前者如宁成“赀贷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中者如“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后者如《九章算术》卷六第24题﹕“今有假田﹐初假之年三亩一钱﹐明年四亩一钱﹐后年五亩一钱﹐凡三岁得一百﹐问田几何﹖”但无论支付形式如何﹐都是以交换的形式实现的经济地租。……汉代租佃关系中还始终存在着不受社会平均利率法则制约的实物分成制成分。如董仲舒所说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以及东汉马援“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

我们都知道租佃关系得以发展的历史前提是地权与经营相分离﹐或者地权集中而经营分散或者地权分散而经营集中。罗马与汉代都存在着古典商品经济自由分化条件下的土地集中问题。汉代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说。……由于豪强富人占田逾侈﹐以至提供田赋总数三分之二的土地都集中于他们之手﹐而这些田赋也为其所吞。[68]

匪夷所思。秦简出土以后﹐到底是董仲舒胡说八道还是有理有据﹖到底是“史学界仍坚持此种说法的人怕已不多”还是秦晖要把“此种说法”坚持到底﹖太离谱了﹐不是妖怪﹐必是神仙。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 莫搞错﹐不是化学系呦﹐前言如此不搭后语﹐上一句正话﹐下一句反话﹐均属大言﹐俨然不惭。笔者照抄时反复核对﹐生怕万一抄错了。人家秦晖“我相信与潮流相吻合”﹐什么“伪”范式搭建不起来﹖

三﹑官逼民反派生贫富冲突

似乎预见日后必有秦晖揣歪捏怪﹐赵俪生时光倒流十几年﹐批评秦晖走偏锋﹐针针见血﹐语语成谶﹕

从此以后﹐土地私有制确立起来﹐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破产了﹐剩下的只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从维护并巩固其统治出发﹐所做出来的对土地私有权的种种干预。抹煞这些干预自然是不对的﹔但夸大这些干预﹐把这些干预视为什么国有土地制占主导地位等等﹐也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看法上的不同﹐会导致对整个阶级形势看法的差异。把问题看作是干预﹐那么﹐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仅仅属于统治剥削阶级内部矛盾的范围﹐而社会根本矛盾仍然是土地所有者（即地租剥削者）跟农民间的矛盾。但假如把问题看作是国有制占主导地位﹐那么社会根本矛盾的双方便是国家和在国家统治下包括地主在内的所有被统治者（“全民”）﹐这样﹐最根本的阶级对立便会被模糊或者被转移了。[69]

虽然孙中山政纲“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虽然蒋经国在赣南奋力土改未成功﹔[70] 虽然台湾土改成为老蒋逃亡站住脚的根据﹔虽然秦晖引证数据说“北宋初太宗年间总户口中‘客户’占41.7％﹐……从定义讲﹐所谓客户就是无地农民﹐……江南苏州府的两个图康熙时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0.8左右”﹗[71]“伪”范式依然毅然决然﹐推陈出新天大结论﹐一惊一诈﹐连欧洲池鱼全捎上了﹕

过去以租佃制（包括所谓“劳役地租”即农奴制）来概括“封建关系”的理论肯定已经过时。[72]

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是没有根据的。[73]

什么才是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呢﹖极权专制只有官逼民反。

说土地买卖会导致“土地兼并”﹐激化社会矛盾﹐甚至酿成“农民战争”。这是我国历史学中最值得反思的成说“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理论造成的谬见。这一理论的各个层面现在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我国历史上如果说存在着“土地兼并”的话﹐那主要是由封赐﹑圈地﹑投献﹑有赋役优免特权的权贵吞并不堪赋役负担的民地等政治原因造成的﹐与平民间的土地流转﹑甚至与民间商业资本（如果不是官商的话）的土地购买没有太大的关系。“小农经济~土地买卖~两极分化”造成土地兼并之说纯属想象。

其次﹐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主要是因官民矛盾而非主佃矛盾的激化所致。一些土地集中﹑租佃率高的地区历史上是有所谓的“佃变”﹑抗租等现象﹐但那都是小区内或地方性冲突﹐由主佃冲突发展为官民冲突已很少见﹐由“佃变”蔓延发展为“农民战争”的事更从未有过。[74]

过去人们基于某种理论往往乐于设想﹕地主与农民发生租佃或土地纠纷﹐而官府出面支持地主镇压农民﹐使民间的贫富矛盾膨胀为官民矛盾﹐于是引发大乱。这种事例当然不是没有。但中国历史上更习为常见的却是相反﹕因国家权力的横征暴敛﹑取民无度﹐或滥兴事业﹑役民无时﹐或垄断利源﹑夺民生计﹐或吏治败坏﹑虐民无休而引发官民冲突﹐故俗语历来有“官逼民反”而从无“主逼民反”之说。

官民矛盾一旦激化﹐民间贫富态度因之生异﹕一般民间有声望者多富﹐出头抗官者亦多富民﹔但就从者而言﹐则贫苦者穷则思变﹐有身家者厌乱思安﹐于是官民冲突扩及民间而引发贫富对立。……并非民间贫富冲突而使官府卷入﹐而是官逼民反导致民间贫富冲突。[75]

重复秦晖最后一段﹕经常发生的官民冲突﹐在民营经济与权贵“垄断利源”之间﹐“一般民间有声望者多富﹐出头抗官者亦多富民”。官逼富民先反﹐贫民穷则思变﹐趁乱变成暴民。“换言之﹐不是‘阶级冲突’激化成农民抗官﹐而是官民冲突派生出贫富斗争。”[76] 换言之﹐专制政府弄权敛财﹐贵冑子女贪得无厌﹐摧抑﹑欺凌﹑揉搓赖昌兴﹑热比娅﹑黄光裕﹐必须适可而止。否则官逼富民反﹐“穷则思变”趁势起来﹐搂不住人仰马翻﹐谁家好日子也过不成。这期间发生的﹐不是大春斗地主﹐而是“像《水浒》中描写的那种庄主率领庄客（即‘地主’率领‘佃农’）造国家的反”。[77] 杨白劳﹑喜儿和黄世仁﹑穆仁智并肩战斗﹐同仇敌忾﹗

这个论断一立﹐别管成立不成立﹐一口气不让喘﹐逻辑推理马不停蹄﹕历代政府抑制土地兼并﹐其实不过找理由挤兑民营经济﹐趁机为专制谋利益。

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梁启超称王安石是以“国家自为兼并”来代替民间的兼并﹐是很有道理的。[78]

这里﹐不得不插进来指出﹐秦晖把自己发明的知识产权﹐一趟两趟﹐五趟六趟﹐八趟十趟﹐谦让给任公﹐是很没有道理的。[79] 任公敬佩荆公改革超前社会主义﹐惨遭秦晖等诋毁数百年﹐特意撰写“高大全”的《王荆公传》﹐方方面面铺展开18万字 — 梁氏平生最长传﹐[80] 推崇备至真完人“千古而无两也”。传首开篇明志﹐笔下充满感情﹕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倾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

而流俗之诋諆荆公﹑诬蔑荆公者﹐益无以异于斥鷃之笑鹏﹑蚍蜉之撼树也。[81]

梁启超在传中述及经济政策﹐每每感慨王安石先知先觉﹐比西方更高明﹐且提早几百年。以“募役法”为例﹐周详构思方案﹐广泛征求意见﹐稳步试点先行﹐然后全面推开……。欧洲血流成河做不下来的事情﹐“公之此举﹐取尧舜三代以来之弊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也。”[82] 这般无以复加的热烈气氛中﹐讨论到“抑兼并”﹐梁启超充分肯定“国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者﹐由豪富之兼并也。”不过犹豫实行中“为国家分掌此理财机关之人﹐甚难其选﹐……万一行之不善﹐而国家反为兼并之魁﹐则民何诉焉﹖”[83] 分析到“市易法”﹐梁启超充分肯定“荆公之尽心于民事﹐亦可谓至矣。然则其法果可行乎﹖……盖其初意本欲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84] 毋庸讳言﹐1908年尚未苏联﹐参照古代专制管理经验﹐梁启超怀疑计划经济是否可行。谁又能料到﹐前句一个“万一”﹐后句一个“势必”﹐让改革开放的秦晖拿来﹐掐头去尾成片言只语﹐翻手笼罩“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的悠久历史﹐即便任公后人不告诬陷罪﹐数学公式﹑几何图表﹑基尼系数﹑问卷调查﹑残碑断简﹑文献目录英文﹑法文﹑德文﹑俄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希腊文﹑波斯文﹑梵文（you name it）……﹐大费周张“伪”范式博大精深的不敢不信度﹐“万一”且“势必”大打折扣﹖[85]

话说回来“抑兼并”﹐中国专制几千年﹐好皇帝没几位﹐王安石只一个。犯不上拉梁启超垫背﹐有的是荒淫无耻的故事。最典型的“国家自为兼并”﹐莫过于众星捧月的台湾和平土改﹐没收辜氏等汉奸“逆产”﹐用这些企业的股票﹐低价强购地主田地。不仅如此﹐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历代政府自己屯田﹑均田﹐百般刁难民间土地买卖。先富起来买地的少了﹐地价必然大跌﹐卖地农民卖不出好价钱﹐白给都没人要﹐如何脱贫致富﹐吃上肉糜不便秘﹖是故﹐旦有专制政府在上﹐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每时每刻﹐天怒人怨。

东方专制主义下的私人中并不存在平等的自由竞争﹐……“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膨胀﹐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膨胀﹐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管死放乱”的怪圈﹐直至危机日重而终于崩溃。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然而历代的“抑兼并”却都是有权势者﹐尤其是最高皇权的代表所为﹐他们眼中的“兼并”﹐主要是“商人并兼农人”（西汉晁错语）﹑“阡陌闾巷之贱人与人主争黔首”（王安石语）。倒是历代“不抑兼并”者所反对抑制的﹐才是真正主流的“兼并”﹕“官品形势之家”对“齐民”的兼并。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如下趋势﹕“抑兼并”者的国家统制严厉地束缚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经济发展﹐而“不抑兼并”者的自由放任则使“官品形势之家”得以肆行聚敛。“抑兼并”则朝廷禁网遍地﹐民无所措其手足﹐“不抑兼并”则贪官污吏横行﹐民无所逃其削刻。不言而喻﹐真正自由竞争的民间经济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难有出头之日﹐而这两种政策走到后来都可能加剧由治而乱的王朝危机。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因为在专制政治统治下无论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受制约也不讲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只能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法儒”中出不了凯恩斯﹐正如“道儒”中出不了亚当‧斯密﹔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不成“自由市场”﹐也就成了千年不变之局。

一言以蔽之﹕“抑”与“不抑”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个政治问题（正如古汉语中的“经济”实际上是政治一样）。政治专制不变﹐经济怪圈就跳不出去。[86]

“一言以蔽之”﹐切中时弊。忧国忧（富）民之心﹐跃然纸上。走出计划经济一统就死﹑改革开放一放就乱的怪圈﹐唯一的出路“不言而喻”得一清二楚。

四﹑“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

为了今天赶紧走出怪圈﹐秦晖大声疾呼〈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87] 苦口婆心先富起来﹐别烧包似的忙着大办贵族学校。历史教授历史经验﹐焕发贵族精神﹐构建公民社会﹐争取民主宪政﹐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才能像英法德日美等八国联军的国际惯例一样﹐子孙相传﹐长治久安。

与承认父子异财﹑夫妻异产的秦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罗马法直到帝制时代一直认为家长对子弟的权利等值于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利﹐并把子女与奴隶及其它家资一样视为家长的财产。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罗马形成了那个时代的世界上最发达的古典公民社会﹐如所周知﹐近代公民社会的许多权利规范都是从它起源的。[88]

直到拜占庭时代﹐罗马父权与家长制家族的法律地位才趋于崩溃﹐拜占庭法律与秦律一样具有“反宗法”的色彩。然而也与秦朝类似﹐拜占庭的公民权利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政教（东正教）合一的专制极权之下﹐把罗马公民社会的基础完全消解了。

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于那种全能的﹑至上的﹑不容任何自发组织形式存在的“大共同体”对公民个性的压抑﹐比“小共同体”更为严重。在罗马时代真正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只是少数人（自由公民中的父家长）﹐但至少对这一部分人而言他们的个人权利﹑人格尊严与行为能力是受到尊重的﹐在此基础上就可以通过契约整合而产生自治的公民小区和更大的公民社会。而拜占庭帝国那全能的“大共同体”则“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它不仅抑制了“小共同体”的发展﹐更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89]

秦晖的逻辑很清楚﹐现代化从西方村社﹑行会﹑采邑﹑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脱颖而出﹐“近代化过程是他们摆脱对小共同体的依赖而取得独立人格﹑个性自由与个人权利的过程。”[90] 用大一统反宗法﹐“与其说是提高了家属的人格不如说是压低了家长的人格﹐与其说是使家属成为了公民﹐不如说是使家长从公民沦为了臣民。”因为“大共同体本位条件下摧毁小共同体并不意味着个性的解放﹐反而意味着一元化控制的强化并最终导致个性的更严重的萎缩﹐……就家（族）内而言拜占庭的家（族）成员比古典罗马更‘自由’﹐就国民而言拜占庭臣民却比罗马公民更受奴役﹐只不过这一趋势在古代中国要更突出得多了。……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地成了奴才”。[91]

无怪乎在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人们越是“重农”﹐农民越倒霉。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致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也是秦。[92]

南怀瑾热烈推荐的《大秦帝国》不以为然。西周井田﹐公私有别﹐“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秦晖云“如《诗经》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公田并非公益田﹐而是公众劳役所耕﹑收获归统治者所有﹐类似西方中古时的‘领主自营地’。”[93] 可想而知﹐欧洲中古时﹐农民干活的积极性﹐比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大锅饭更低。商鞅变法﹐“弃灰于道者黥”。随便乱倒点垃圾＝及时雨屠宰阎婆惜﹐托人走后门﹐脸蛋上免费“刺青”﹐居然恬不知耻﹐故作多情﹐痴心妄想用这等优惠政策“徕民”— 吸引招来三晋人民﹐投奔暴秦消费严刑峻法。[94] 古今智叟异口同声﹕“秦人不觉无鼻之丑”。不说“秦人劓鼻黥面者﹐恰恰是王公贵冑居多﹐而庶民极少。……秦法行之百年﹐劓鼻黥面者统共1303人﹐因弃灰而黥面者不过36人。”[95] 换来大街小巷一尘不染的公德心。正因为商鞅改革开放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令贫者富﹐富者贫”≠“全上来﹐都下去”≠杀富济贫﹐脱了裤子放屁﹐而是南怀瑾憧憬的中国传统理想 —“均富”﹐[96] 韩﹑赵﹑魏等国劳苦大众拖家带口﹐不辞而别“小共同体”的温情呵护﹐逃奔“苛政猛于虎”﹐争先恐后“人人平等”当奴才。富民不来穷民来﹐吕不韦不来蓼毐来﹗严刑竣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用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97] 由此不禁联想王树增撰《朝鲜战争》﹐穷则思变的痞子奋勇争先﹐杀敌立功。[98] 到战国中期﹐原本贫瘠落后的边陲暴秦“已经有几近两千万人口﹐占整个古中国人口的一小半。举国却只有一座云阳国狱﹐可见犯罪率之低。”[99] 从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到公元前206年秦亡汉兴﹐前后153年时间﹐秦国从濒临灭亡走向富强﹐大国崛起﹐天下归一。不仅如此﹐在汤因比眼里﹐“秦始皇帝通过革命式的措施所缔造的帝国由于刘邦的机敏手段而被拯救”。[100] 汉随秦制一往无前﹐毛泽东讲话“百代都行秦政制”。不仅如此﹐欧洲资本主义革命﹐亚非拉民族独立﹐全球政治一体化废分封领主﹐设郡县流官﹐编户齐民﹐奖励耕战﹐邓英淘讲话“世界都行秦政制”。

秦晖也插过队﹐亲身经历“出工像条虫﹐收工像条龙﹐下田一窝风﹐干活磨洋工。”[101] 一个包产到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第二次解放”﹐焕发出难以想象的劳动积极性。农村改革的亲身经历﹐使笔者相信﹐孙皓辉的文学小说比秦晖的实证研究更可信。当然﹐没有免费的午餐。商鞅被赢虔等真正高尚的贵族五马分尸﹐死得惨烈。更无可挽回的巨大代价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传统加上改革前大共同体一元化体制对人的个性与公民权利的压抑使现代化受阻”。[102]

阻就阻在了摧毁罗马家长~公民社会。众所周知﹐罗马竞技场与长城并列世界七大古迹。[103] 众所周知凭什么吗﹖罗马帝国境内“上千个城市”﹐城城兴建竞技场。[104] 工程总量和社会参与的文明代表性﹐火爆得远远超过同期长城。怨不得秦晖恨透了秦始皇﹐强征40万民工修长城﹐极权专制专令百姓当苦力。西方罗马人家也是皇帝﹐元老共和费尽心机﹐为人民免费提供“能够打破单调日常生活的令人激动的娱乐。”[105]“观众的人数有时多达40万”。[106] 40万哭干眼泪的孟姜女﹐[107] 40万“令人激动的娱乐”﹐中西比较﹐文化不同﹐制度好坏﹐黑白两道﹐鲜明得刺眼。

在罗马﹐两天就有一天是假日。人们都是成群结队地欣赏戏剧或竞技场表演。其中罗马的大竞技场一次可以容纳25万人。众所周知﹐竞技场的“表演”十分血腥残忍﹐表演者手持各种武器相互砍杀。虽然依照规定胜利者可以饶了失败者的性命﹐可是他们也经常顺应观众要求将失败者杀害。更残忍的场面是命令战俘或死刑犯与猛兽搏斗。[108]

今天动物园里“野生”老虎﹐陡见牛犊吓得腿软。为了避免公民扫兴﹐罪犯﹑敌酋﹑犯错奴隶﹑基督教徒﹐成群结队欢送竞技场﹐烦请豺狼虎豹公开行刑﹐光天化日﹐众目睽睽﹐生吞﹑活剥﹑咬断﹑撕裂﹑挣扎﹑抽搐﹑……哀号震天﹐喜闻乐见。惨绝人寰﹐赏心悦目。喂活人培训出专业杀人的技能猛兽﹐才有角斗士学校高材生倾情献艺﹐观众席上地动山摇﹐万众沸腾。[109] 秦晖慷慨激昂得没错﹕

贵族是高贵的 — 因为他们是幸运者﹐他们没有受到社会不公正的侵害。贵族的确是高尚的 — 因为他们心系不幸者﹐他们抗议并纠正社会不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维护社会正义﹐而后者只谋一己之私。[110]

罗马公民绝非个个爱看猛兽行刑﹐肠子肚子流一地﹐肯定有人瞅见恶心﹐倒胃口﹐回家影响正常食欲。更有多少大家闺秀小家碧玉联袂“剧场”﹐花枝招展﹐活色生香﹐情真意切孔武英俊的角斗士命悬一线﹗直嫉妒得连皇帝都坐不住﹐亲自下场客串。[111] 不仅如此﹐不断有高尚贵族不断呼吁适可而止（不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不﹐公元后325年﹐皈依了基督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旨叫停﹐公民社会民主不答应﹗[112]

竞技场表演的节目备受欢迎。统治者们发现﹐安排和资助这样的演出以及虚心听一听人民的呼声是可行的﹐因为饱食终日的罗马观众通常利用这种机会表达他们的不满和要求。角斗士的法律地位和尊严受到极端的蔑视﹐但许多随意涂写的粗糙的铭文证明﹐角斗士在公众心中﹐特别是在妇女的心中﹐仍然激起了赞美之情。[113]

不难想象﹐反正一死的奴隶时常爆发起义。侥幸胜利﹐“奴隶和奴隶主都无法想象没有奴隶制存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114] 结果仍旧奴隶制﹐区别只是更没文化﹐[115] 等同中国“打倒皇帝做皇帝”更专制。实践证明“痞子革命”徒劳无功﹐有害无益。为了避免扰乱公民社会民主进步的正常进程﹐耐心等候高尚贵族恩赏这一点点“社会正义”﹐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后403年﹐斯巴达克斯一等等了七百年﹐从战国等过了秦﹑前汉﹑后汉﹑三国﹑西晋﹑东晋﹐直到现代化埋怨罗马人欠缺环保意识﹐把北非狮（比非洲狮个子还大）﹑北非虎全逮绝种了﹐[116] 退而求其次﹐多用子女家属﹐斗兽场改斗人场﹐兴高采烈接着玩﹗[117]

高尚贵族“社会正义”得太迟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串连长城挡匈奴﹔汉武帝罢黜百家﹐越过长城撵匈奴﹔大国崛起“蝴蝶效应”﹕中国打匈奴﹐匈奴打哥特﹐哥特灭罗马﹐“大漠无王庭”的多米诺骨牌往西倒过去几百年。[118] 终于一天﹐蛮族旄纛成了奴隶避难所的标识﹐“他们砸碎锁链﹐在他们的伟大解救者的命令鼓舞下﹐决心为他们过去被奴役时所受的伤害与侮辱报仇。”[119] 不管秦晖多心疼﹐476年﹐蛮族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和罗马文明的灭亡。”[120] 高尚贵族~公民社会的历史终结。[121]

他们的粗野的热情爆发出一句可贵的谚语或格言﹐在八世纪时被收入尊贵的比德的残篇中﹕“只要圆形大剧场还存在﹐罗马也必将存在﹐一旦圆形大剧场倒塌﹐罗马也将倒下﹔而一旦罗马倒下﹐那世界也便不复存在了。[122]

好一个精确严谨的科学表述﹕“罗马法直到帝制时代一直认为家长对子弟的权利等值于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利﹐并把子女与奴隶及其它家资一样视为家长的财产。”设身处地公民社会﹐有幸投胎成家长﹐无论贫富﹐尤其拥有奴隶不多的一般公民﹐自然乐得公共浴池泡过澡﹐浑身舒坦“吃着面包﹐看着竞技比赛”﹐欣赏他人子女家属与猛兽搏斗﹐与他人子女家属拼命。[123] 公元79年﹐罗马大剧场落成“开光”﹐一口气﹐“在这里让4.5万名观众观看了一百天血腥角斗。”[124] 福居天堂俯瞰地狱﹐超级享受迭加绝顶刺激﹗万般不幸罗马灭亡﹐秦晖高尚贵族精神﹐只能面壁寺庙宣传画﹐心驰神往西方极乐世界了。

可万一不慎﹐投错了胎﹐打了败仗﹐还不上债﹐变身“等值于”子女的家属﹐[125] 无望乞求狼心狗肺不如的家长高抬贵手﹐留条活路﹐一代一代又一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遽然升起“东方红”说一不二﹐蛮横取缔“人格尊严”的娱乐项目﹐又怎能不从心底里（从而盲目）热烈欢呼﹖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过去不久的那个“批儒崇法”的年代里﹐会泛起一股“亲不亲﹑政治分”﹑“爹亲娘亲不如权势亲”的潮流。[126]

这就是“穷则思变”不识好歹了。“正是在这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反宗法气氛下﹐大共同体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胀得漫无边际。”[127] 大旱盼云霓﹐来的是分不清高尚不高尚的《暴风骤雨》。角斗士失去“圆形剧场”的工作岗位﹐唐吉诃德流离失所﹐从此﹐再无缘牵动怀春母公民的芳心了。“秦汉的‘非宗法化’不是公民个人权利消解了家族权利﹐而是专制国家权力压垮了家族权利﹐当然就更压制了个人权利。这与拜占庭专制皇权对罗马父权制家族的解构是类似的﹐……显得十分现代化﹐……反而更加远离了公民社会”。[128] 这以后﹐大一统变本加厉﹐现代化和专制绝缘﹐不仅中国而且拜占庭。

“大共同体”不仅抑制个性﹐甚至也抑制“小共同体”﹐不仅压抑了市场导向的个人进取精神﹐甚至也抑制了市场导向的集体进取精神﹐不仅抑制了个人资本主义﹐甚至也抑制了“家族资本主义”﹑“小区资本主义”或者“合作资本主义”。[129]

看看看﹐个人资本主义﹐家族资本主义﹐小区资本主义﹐合作资本主义……﹐如许多“条条大路通罗马”﹐歧路亡羊﹐什么资本主义也发展不起来。“专制极权之下﹐把罗马公民社会的基础完全消解了。”剩下的只有长期停滞﹐坐等着落后挨打了。

无疑﹐与其它前近代文明相比﹐中国人（中国“小农”）对小区（而不是对国家）而言的“自由”极为可观的。然而中国人（中国“编氓”）对国家（而不是对小区）的隶属就更为可观。……就小共同体范围而言中国的“小农”的确比外国的村社社员“自由”﹕哪个村社能允许传统中国这样的自由租佃﹑自由经商﹖而就大共同体尺度看﹐中国的“编氓”又的确比外国的“前国家”居民更受制于强权﹕哪个“前国家”能像传统中国那样逼得国民一次次走投无路而形成周期性的社会爆炸﹖[130]

注意了﹐这里东西比较的科学规范﹐抽象掉的时间因素又回来了。第一﹐是“外国的村社社员”对比中国小农﹐不是圆形剧场待命等死的奴隶﹐不是贵族庄园人身依附的农奴﹐也不是 ≈ 奴隶的隶农。[131] 第二﹐是欧洲自然经济“前国家”对比中国市场经济大一统﹐全球爆炸的世界大战﹐不在实证比较的学术范畴。接下来﹐给愚昧无知的中国小农﹐出一道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的超级理性问答题。为了实现四﹑五个现代化﹐竞技场上欢欣鼓舞的家长们﹐至少“他们的个人权利﹑人格尊严与行为能力是受到尊重的﹐在此基础上就可以通过契约整合而产生自治的公民小区和更大的公民社会。”且孝且顺的鼠目寸光面前﹐特设两个按钮抢答﹕

A﹒修长城 — 有助家人安全种地﹐等着将来落后挨打﹖

B﹒修剧场 — 以便家长血腥狂欢﹐日后先进满世界打人﹖

五﹑暴民＋暴君＝暴政仇富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阡陌闾巷之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正如王安石所说﹕“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这是绝不能容许的﹔……（王安石〈兼并〉诗﹐笔者略）这样的思想其来久远﹐我国早期“抑兼并”的思想家就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在于“贫富之不齐”﹐因此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132]

暴民＋暴君＝仇富仇到“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由于说的次数太多了﹐害得笔者查阅了十个版本。[133]《商君书‧说民》确有“令贫者富﹐富者贫”﹔[134]《商君书‧弱民》确没有“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历史系教授重大命题﹐十几年如一日﹐愤笔疾书﹐口若悬河﹐n＋1专著﹑文章﹑论集﹑授课﹑演说﹑辩论﹑感言﹑心路历程﹐n＋1处n＋1次重复自己这段语录﹐言之凿凿﹐次次不忘学术规范﹐注明出自《商君书》。[135]〈弱民〉篇总共836字﹐不见一个“杀”字﹐毋庸哪位弟子多余核对一次。难道说水木清华﹐独家破土而出新竹笋了﹖应当不必要。齐桓公确实红口白牙请问管仲﹕“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136] 致富引来杀身之祸﹐白纸黑字﹐彪炳了史册。由此可见公元前六百多年﹐杀富济贫的中国共产党﹗— 可惜差一点﹐中文“杀商”≠秦晖“杀富”。

桓公曰﹕“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金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137]

“杀富”→“杀商”﹐实证研究辛苦得走了眼﹖肯定不是。“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商的姜小白和管仲商量过“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138] 用政策软刀“杀富”﹐杀人不见血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秦始皇修阿房宫＋始皇陵﹐汉武帝盐铁官营﹐明末崇祯“三饷加派”﹐王莽新朝“五筠六管”猛嘬民脂民膏﹐灭亡时宫中存金70万斤﹐与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宫中藏银达七千万两﹐而据黄宗羲说﹐当时全国‘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试问当今天下有几个国家‘中央财政所占比重’能达到如此程度﹖”[139]

中国专制﹐一头一尾﹐先有班固胡说西汉文景“令民半出田租﹐30而税一也。”[140] 细查农民学教授著作等身﹐中国历史绝无此事。后有国际惯例隔靴搔痒﹐胡说“甚至将海关收入包括在内以后﹐19世纪末中央政府的年收入不足GDP的6％﹐这个数字在那时是非同寻常的低。”[141] 数千年历史长河﹐古今中外﹐粉饰﹑美化﹑赞扬﹑歌颂专制的文字﹐前浪推后浪﹐无穷无尽。

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功莫大焉。2010年初﹐《中国新闻周刊》推选秦晖“十年影响力之知识界人物”。[142] 无论评选标准怎样公开透明﹐敢打赌﹕衮衮评委诸公﹐没读过秦晖成名的箭靶﹐被射成了刺猬的《管子》和《商君书》。这两本小册子﹐秦晖冠名“法家式命令经济”﹐先后提倡的﹐并非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面对东周列国封建井田礼崩乐坏﹐满目疮痍﹐信仰危机﹐人心浇薄﹐商鞅苦劝当局“利出一孔”＝“令民归心于农”﹐别陶醉浮华奢靡﹐别着急攻城略地﹐一心一意发展农业﹐自然富国强兵﹐守战自如﹔[143] 废分封以后各级流官﹐由朝廷统一发放俸禄（政府得有收入）﹐自然令行禁止﹐一致贯彻重农方针。[144] 特别公然声称要“杀商”的《管子》﹐极其看重“利出一孔”﹐展开讨论驾驭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 — 政府平粜“数目字管理”和货币发行权衡轻重。“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145] 稳定物价波动﹐保护农业生产﹐怎么扯﹐也扯不上杀富济贫。为了不让家家开张美联储﹐管子一口咬定不能平等自由﹕“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146] 翻译一下﹕人民币﹑新台币﹐利出二孔﹐祖国分裂﹔港币回归十多年﹐天天折腾直选港督﹐“不可以举兵”﹔倘若再添一张“雪山狮子元”﹐“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从事历史教学﹐慎终追远﹐为人师表﹐至少在小学语文层面﹐应当多少残留起码的诚实。秦晖硬说“杀富”→“杀商”＝平白无故屠戮先富起来﹐“利出一孔”＝国有垄断聚敛财政﹐“损有余而补不足”＝杀富济贫﹐[147] 和先人的原文原意距离太远﹐和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距离太远。譬如﹐不上清华大学历史系亦能知道﹐偏居海滨弹丸之地﹐“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外患内乱纷扰﹐“当是时也﹐齐国之去存亡仅一发”。[148] 管仲相齐﹐起死回生。“杀富”→“杀商”＋“利出一孔”＝齐桓公九合诸侯﹐成就春秋第一霸主。以至于苏秦访齐﹐类似日后马可‧波罗来中国﹐目瞪口呆﹐赞叹不已﹕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也。临淄之途﹐车毂击﹐人摩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气高扬。[149]

六﹑“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

“美国例外论的双刃剑”[150]＝不仅过去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而且如今转轨国家心向美国﹐堪称秦晖用实证颠倒黑白的利器。[151] 虽然社会主义运动发源欧洲﹐曾几何时﹐欧文领头﹐各国社会主义者纷纷前往美国﹐试验各种社会主义。[152] 偏偏收入差距巨大的美国﹐相比工党在英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最不景气。[153]“那些在美国传播社会主义的人是一些无人追随的潦倒的德国佬。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社会党前身）甚至往往到德国召开它的会议。”[154]

实证研究智慧发问﹕最资本主义的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

实证研究据实应答﹕因为欧洲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美国没有经历封建主义﹐开局就是资本主义的平等竞争﹐自由民主。

欧洲19世纪的市场经济竞争基本上在专制政治下进行﹐如恩格斯所说﹕整个19世纪的欧洲“政治秩序仍然是封建主义的”。而熊彼特则指出﹐在许多欧洲国家﹐贵族仍然“作为统治阶级行使职能”﹐“直到自由资本主义末期﹐贵族才不再当家作主”。而这时早已没有什么“机会”留给平民大众了﹐他们凭什么喜欢“竞争”﹖

民主滞后导致“起点”不公平﹐“机会”被垄断﹐因而产生了反竞争运动。……于是美国人可以要求公平而不反对竞争﹐而欧洲人由于受封建遗产影响﹐多数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过公正的竞争机会﹐因此他们的公平要求是与反对竞争的主张相联系的。……1974年在“桑巴特问题”的讨论中由W‧伯纳姆提出的命题﹕“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在1980~90年代﹐由S‧M‧李普塞特发展为“美国例外论”的主流解释模式。[155]

于是“社会主义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会主义”的奇特反差似乎可以这样解释﹕欧洲社会主义者看好美国﹐是因为美国比他们那半封建的本国更“公平”﹐而正因为有了这种“公平”﹐美国也就“用不着”社会主义了。……换言之﹐与原先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成熟后的假定相反﹐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几乎不可能生长出社会主义运动﹐而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越“保守”﹐保留的封建遗产越多﹐其所产生的运动就越“激进”。[156]

“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又来一个颠覆性的天大结论﹗社会主义并非资本主义的未来﹐和封建主义一枚硬币的两面﹐同生同死共存亡。尤其阶级斗争﹐专属封建遗产。[157] 资本主义规范之时﹐姓封﹑姓社﹐同归于尽。不是历史教授非罗马家长~高尚贵族﹐不能构建公民社会吗﹖这你就不明白了。实证研究根据事实说话﹐欧洲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来﹐完成时态在新大陆的美丽尖。够胆面对这个现实﹐文化无优劣﹐制度有好坏。[158]“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先问你从哪里来﹖从西方到东方﹐到俄国﹑中国﹑朝鲜﹑柬埔寨﹐为什么越落后﹑越封建﹐社会主义革命越玩命﹑越极端﹖实证研究靠逻辑推演﹐穿凿历史经验﹐理论创新范式﹕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哥俩儿好﹐兄弟阋墙﹐窝里斗得再凶﹐跳不出“不公平的伪竞争”和“反竞争的伪公平”恶性循环﹕

一种竞争若起点不平等﹐规则不公允﹐机会被垄断﹐那就是“伪竞争”。伪竞争最容易激起社会上的反竞争思潮。……更严重的是﹐“不公平的伪竞争”会刺激起“反竞争的伪公平”情绪﹐使社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159]

不公正的“竞争”导致了反竞争的“公正”。然而正如机会垄断下的“竞争”实际上只是“伪竞争”一样﹐那种否定了个人自由发展权利而由大家长所赐予的“公平”实际上只是“伪公平”﹐因为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总是以共同体的人格化体现者（大家长）与其保护（束缚）下的共同体成员间的极端不平等为依归。……尤其在这种社会再次转向市场竞争之时﹐权钱结合导致高度的机会垄断﹐有可能重现不公正的“伪竞争”﹐激起反竞争的“伪公正”的一幕﹐造成“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的“怪圈”式循环。[160]

步步紧跟至此﹐秦晖创新的思想体系贯通一气了。在既无地主亦无佃农的田园诗﹐“抑兼并”对应计划经济一抓就死﹐“法家式命令经济”＋盐铁官营＝“利出一孔”﹐政府横征暴敛﹐国家自为兼并﹔“不抑兼并”对应改革开放一放就乱﹐国有电力﹑电信﹑铁路﹑航空垄断利源﹐贪官污吏和贵冑子女以权谋私。“不公平的伪竞争”＝封建遗产的“权贵资本主义”﹐“反竞争的伪公平”＝“人民专制”的社会主义。放也罢﹐抓也罢﹐收发皆自专制政府。发展也罢﹐停滞也罢﹐富的不是政府官方就是权势子女。[161] 赖昌星﹑热比娅﹑黄光裕等“阡陌闾巷之贱人”总是打压对象﹐“自由竞争的民间经济”永无出头之日。专制统治下﹐发展不发展﹐都不是硬道理。不发展45﹐发展64。真正的硬道理是﹐迟早捂不住群体事件愈演愈烈成社会动乱。[162] 官逼（富）民反派生贫富冲突﹐“穷则思变”一发则不可收拾﹐“仇富”暴民乱喊爹亲娘亲﹐盲目拥护“杀富”专制。历史上王安石“抑兼并”和司马光“不抑兼并”的两条路线斗争﹐不过“儒表法里”骗人把戏中的“法儒”与“道儒”之争﹐官场上你死我活﹐社会进步徒劳无功﹐宿命晚难逃王朝灭顶之灾。四人帮推崇法家经济一统就死﹐早已批倒批臭﹐如今特别要重新复习﹐反复多说﹐因为四人帮“最仇恨的‘传统’便是民权﹑民主﹑民营经济。强化极权﹑专制与统制经济便是他们讲的‘改革’。”[163] 因为邓小平﹑江泽民“道儒”改革开放﹐放任自流腐败蔓延﹐“四个坚持”一党专政﹐“三个代表”笼络先富起来﹐国家垄断﹐权贵暴富﹐民怨沸腾。“因此我以为﹐从总体上看在传统形式的‘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之间强分伯仲﹐褒此贬彼是没有多少理由的”。[164] 政治专制不去﹐左法右道全没戏﹔继续今天这样“和谐”下去﹐〈极左极右都危险〉。极左“法儒”有穷途﹕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右“道儒”至末路﹕邓小平亲自发动和江泽民继续领导的改革开放﹐“权贵腐败不仅对弱势群体剥削压榨﹐也严重损害没有权势的中间阶层（专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家等）的利益。”过去有国民党﹐中正又介石﹐北伐极右权贵途中﹐镇压极左“痞子革命”﹐迎来1927~37年的黄金时代。现如今﹐按逻辑﹐按理论﹐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国际惯例﹐特别按中国专制暴民暴君往复循环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唯一的希望﹐在于越来越多（非权贵）先富起来 — 英文名“中等阶层”﹐既害怕暴民趁着官逼（富）民反“穷则思变”﹐更担心民粹主义煽动“痞子革命”往回迎暴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当下的中国﹐”民营＋外资的GDP和员工队伍已占压倒优势多年﹐统计富翁世界第二。可惜﹐大型国企尚未真正私有化﹐国计民生垄断行业﹐专制骨架犹存﹐眼看再有一推即倒﹐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唬得众多中产嫩芽﹐四处请托“结交官府”﹐靠腐败发财﹐尚不够自觉﹐团结起来挑战一党专政﹐“把国家的体制搞好”。[165] 怎么办﹖天降大任“社会的头脑”＋“社会的良心”﹐全仗几位高尚贵族舍身饲虎﹐普渡众生﹐双手合什“俺把你哄”﹐时代潮流西风压倒东风﹐极乐世界菩萨如来﹐顺风顺水里应外合﹐好歹接轨美丽尖“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

是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公平的规则﹐以便在自由的发展中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还是陷于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恶性循环之中﹐经受“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的反复折腾﹖[166]

除非心怀叵测﹐谁会愿意“反复折腾”﹖秦晖教授我们﹐罗斯福新政之前﹐西方不用实证研究已经实证明白了﹕传播平等主义﹐否定等级社会的“美国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美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167] 9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转轨国家的权贵资本主义污泥浊水泛起“新美国例外论”。“这与当年唐恩所谓‘社会主义形式的美国化’﹑萨姆松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是一脉相承的﹐韦伦兹甚至认为美国是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的发祥地。”于是呼呀﹐“双刃剑”不期然而然﹐锦上还添出花了﹕

于是也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全球性退潮的时代﹐美国会“例外”地成为社会主义的未来所寄吗﹖[168]

这还是问题吗﹖不用秦晖反复教授“从欧文﹑卡贝到列宁﹑托洛茨基的几代欧洲社会主义者也都特别看好美国﹐”[169] 对头脑里装不下许多《问题与主义》的普通百姓来说﹐申请绿卡去美国﹐个人家庭现代化一步到位。所以闹出闹剧﹕一张南斯拉夫旧地图﹐害得愤青变暴民砸美国大使馆﹐第二天返回碎玻璃的同一建筑﹐排长队申请学习现代化的赴美签证。市场经济﹐用脚投票。世界各国成百上千万“非法移民”奔流不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用身家性命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根本不用教授实证的血肉答案。对个人﹑家庭如此﹐对“反复折腾”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太折腾但封建遗产多多的欧洲国家亦如此。社会主义实践失败﹐共产主义理想幻灭﹐无论比什么﹐怎么比﹐除了没有新中产使唤小保姆﹐美国都是现代化的最高境界﹐确确﹐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去得了的人间天堂。[170]

既然如此﹐实现现代化的坦途﹐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优先渴望摆脱数千年专制的中国人民﹐公投加盟美国﹐敬献960万平方公里新地图﹐七块﹑八块﹐怎么切都行。[171] 一定﹐人家会嫌咱太多《丑陋的中国人》﹐一时招呼不过来﹐最好先申请当殖民地。二等公民也是公民哪﹗照发美国护照（海外）﹐法轮功在香港成功的know-how（诀窍）恰在这里。[172] 刘晓波凭什么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实在比秦晖更高明。1988年﹐秦晖尚未开始实证“主义”之前﹐晓波已经实证结论了。

问﹕那甚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晓波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173]

需要殖民多长时间﹐可以不争论。核心的关键的要害是﹐让奥巴马的弟弟当总督﹐一切事情﹐按美国的民主法制办。试想﹐根据香港的成功经验﹐如果二战以后﹐菲律宾继续当殖民地﹐回归祖国的香港先富起来﹐就算祖上积了八辈子功德﹐也轮不上颐指气使讲英语﹑信天主的美国护照（海外）菲佣呀﹗一点儿不开玩笑。香港好些“主人”布置工作的几句英语说不囫囵﹐勉强吩咐下去﹐语法错误﹐发音不准﹐更别提有关上帝的厚重文化了。过去都是殖民地﹐论崇洋媚外﹐菲律宾压根不说广东话。咱英语不好沟通不深入﹐你知道人家菲佣（许多摩登女大学生）心里真那么不爱美﹖

全民公投﹐简便易行。除了个别先富起来活得比美国权贵还滋润﹐除了义和团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方振武﹑吉鸿昌等动机不纯的“爱国贼”﹐绝大多数黔首编氓没头没脑﹐哪个不想从“漫漫长夜”一觉醒来﹐早九点赶去华尔街上班﹖替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千万恳请国际监督﹐把公投这一件事做得近似公平公正﹐少数服从多数﹐百年期盼的现代化一蹴而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谁反对公投﹐责令他灭亡。明确了这条目的地明确的康庄大道﹐操作简单﹐不就一次公投嘛﹐比人口普查还容易﹐毫不触动错综复杂的既得利益﹐从此再不必东施效颦﹐想学也学不到点上﹐甚至心口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民族﹑文化﹑历史﹑制度等等恼人心烦的这问题﹑那主义统统成“伪”﹐何乐而不为呢﹖下定决心﹐殚精竭虑﹐克服加入美国的可能障碍﹐这才真是〈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哩。[174]

不仅如此﹐这个解决难题的简捷办法﹐普世普适。即使信了伊斯兰﹐伊拉克﹑阿富汗﹑伊朗﹑索马里﹐笃定照样适用﹐何必战火连绵﹑恐怖袭击﹑核危机﹑当海盗﹑抓人质﹐花样百出﹐没完没了﹐惊扰世界和平呢。[175] 不仅如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所有饥寒交迫的穷乡僻壤﹐都看过好莱坞大片﹐都知道美国衣食不愁。咱都是插队过来的﹐还不了解农民那点小九九﹖除了个别酋长创造众多小保姆就业﹐谁会反对不费吹灰之力﹐在“赞成”栏里悄悄划个钩﹐转眼过上美国公民的好日子﹖托商鞅＋秦始皇的福﹐再不用等几百年时间﹐基本建设圆形剧场﹐找野生动物繁殖公民了。当今世界﹐犄角旮旯﹐甭管欠钱不欠钱﹐高尚不高尚﹐斯巴达克斯和孟姜女一样编户齐民﹐年满二九﹐统统有权投上改变自己命运的庄严一票﹗人人平等﹐一人一票﹐公平公正一次公投﹐全体实现四﹑五个现代化﹗玉宇澄清万里埃﹐何需劳动千钧棒﹖举手之劳﹐指日可待。

普世价值当然普适﹐自由民主谁不想﹖可惜﹐美国不“普世”﹐美国人民选举美国总统为美国谋利益。不仅美国不“普世”﹐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所有民主法制的发达国家都不“普世”。和商鞅犯傻拿严刑竣法“徕民”的东方专制正好相反﹐西方的公平公正反其道而行之﹐特别最最美丽的美丽尖﹐高墙﹑铁丝网﹑瞭望塔﹑警察﹑军队﹑狼犬﹑乘直升机﹑打探照灯﹑射照明弹﹐严防死守“移民倾向”﹐合众国不合众了。舍生忘死偷渡过来﹐抓住了﹐关一段﹐送回去给专制迫害﹗普世价值的世道是﹐说美国话﹐鼓励﹔起英文名﹐酷也﹗申请绿卡﹐没门儿。头发染黄﹐刺字纹身﹐肚脐眼穿金项链﹐任凭你崇洋媚外刨心沥胆﹐恨专制恨得捶胸顿足﹐人家不为所动 — 或许暗自同情﹖反正愣不允咱弃暗投明。“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只照美丽尖。— 当然﹐少数替美国立功的例外。

实事求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头脑”＋“社会的良心”﹐智商﹑心力双欠缺﹐寡廉鲜耻傍大款﹐“结交官府”趋之若鹜﹐受宠若惊﹐丝毫没有申包胥哭秦廷的精神头。这不﹐刘晓波提出正确方案﹐没等颁奖就泄气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176] 放着明明白白的快捷方式坦途不走﹐迂回曲折的《问题与主义》接踵而来﹐弯弯绕的怪圈“反复折腾”。

反复到何等严重程度﹖秦晖教授俄国斯托雷平“政治专政下的经济改革”成功失败的沉痛教训﹐开放市场﹐解放农奴﹐GDP猛增﹐经济改革成功﹐“以至于70多年之后﹐现在的俄国人还不得不回头来﹐发誓要完成‘新的斯托雷平改革’﹗”[177] 失败在政治改革滞后﹐权贵资本主义风起云涌﹐带动民粹主义沉渣泛起﹐替年过不惑“已作终老他乡打算的列宁”创造了可乘之机。[178]“穷则思变”不煽自动﹐“让长于谋略的列宁抢占了潮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出奇制胜的一幕﹐……‘肮脏的进步’导致了‘干净的反动’﹐……‘人民专制’中更严厉的铁腕诞生了。”学术论文〈从不公正的“改革”到反改革的“革命”〉﹐“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却以最极端的形式结合为一并把俄国带入了漫漫长夜之中。”[179] 同样的折腾﹐圣火传递到中国反复。要不是蒋介石十里洋场生来惧内﹐娇惯四大家族乌烟瘴气﹐又“让长于谋略”的马克思＋秦始皇“抢占了潮头”﹐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以更“最极端的形式结合为一”﹐和老毛子手拉手﹐“滑向‘人民专制’的死胡同。”[180] 我们怎么会迟到1980年﹐才重新开始学习台湾经验﹖

如今﹐眼瞅着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再次来到“反复折腾”的悬崖边﹐秦晖悲天悯人﹐教授忧心如焚﹕“为不公正的分家所激怒的人们会不会又去寻找一个新的大家长﹐在混乱中重建旧式大家庭﹐从而造成又一轮痛苦的历史循环﹖”[181]—“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左右普适﹐正反咸宜。秦晖纺织连串“伪”绕口令﹐千言万语口不应心﹐归根结蒂一句话﹐实在害怕识字不多的董存瑞﹑黄继光重来“痞子革命”。

在知识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学理价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为﹐只要知识分子“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

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社会的头脑﹐更应当是社会的良心﹐平时是如此﹐在大变动时期更是这样。“良心”膨胀到企图充当宗教裁判官﹐固然是可怕的﹐但“良心”萎缩到无视公正时﹐“痞子革命”恐怕也就不远了。[182]

七﹑《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83]

与“关中模式”一样﹐“美国例外论”这只硕大无朋的黑天鹅﹐也是剥削他处劳动人民染黑的。

的确﹐无论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产权明确﹑机会均等﹐还是法治国家﹑三权分立﹑代议民主﹑多党政治﹑言论自由﹑宗教宽容﹑文化开放等等人们在逻辑上认为“资本主义”应该有的特征﹐美国都堪称典型。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在美国却相对缓和。[184]

欧洲社会主义者看好美国﹐是因为美国比其祖国更接近于他们的价值理性﹐而正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在美国不像欧洲那样严重﹐因而社会主义也就兴不起来。或者更通俗地讲﹕美国存在着相对而言的“干净资本主义”﹐它因其“干净”而为社会主义者看好﹐但也因其“干净”而“用不着”社会主义了。[185]

美丽尖又是怎样“干净”的呢﹖对比南美和北美的巨大差异﹐归根结蒂﹐还是印第安人专制传统的后遗症。

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言﹐拉美本来的条件远比北美优越得多。北美不产贵金属﹐拉美则是个“金银大陆”﹐……拉美生产欧洲没有的高附加值热带农产品（咖啡等）﹐而北美﹑尤其是美国立国之基的北美东北部则只产粮食等低值作物﹐……拉美印第安人在前殖民时代的三大古代土著文明（玛雅﹑阿兹特克与印加）中已习惯于统一~服从关系﹐殖民后很快变成了供征服者残酷奴役的劳动力资源﹐而北美印第安人都是自由的史前部落﹐白人可以侵占其土地（其过程之残暴不仁也是无可讳言的）却难以奴役其人。[186]

南北美对比﹐南美的经济条件好﹐人文条件差。南美土著专制传统根深蒂固﹐“已习惯于统一~服从关系”﹐连累西班牙贵族串了秧﹐想干净也干净不了了。北美该感谢土著桀骜不驯了﹖不会。秦晖最最崇拜的“五月花”绽开了﹕和南美的封建贵族不同﹐人家乃人人平等之清教徒﹐不忍奴役土著﹐尤其不爽性奴役（希特勒亦然）。北美黑天鹅与“关中模式”原理相同﹐括号里半句“无可讳言”﹐当时人口的绝大多数﹐愚昧得连受奴役都不会﹐活该把自己纳入拓荒必须清除的荆棘榛莽了。可怜几个“欧洲人别无其它选择﹐只能把印第安人视作魔鬼同谋。”越发虔诚自由平等﹐越发“只能认为印第安人根本就是地狱一族。”[187] 于是乎悲矣﹐壮哉﹗实证研究现场﹐剩下孤苦伶仃一船人﹐艰难困苦之中﹐举目无亲之际﹐从“清教共产主义”改革开放﹐如何平等立约﹐打破大锅饭﹐如何公平竞争﹐酷爱劳动……[188]

正是这种社会价值﹐使北美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后来居上﹐而且在市场竞争的规则建设上也跃居首席。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陷入不公平竞争（“权贵资本主义”）与反竞争的“公平”（“社会主义”）反馈震荡不已的困境﹐北美却幸而得以避免。我想这恐怕才是“社会主义者看好美国”与“在美国碰壁的社会主义”两种现象存在的基本原因。

“不患寡而患不公（不公平竞争）﹐不患不均（公平竞争后的结果差别）而患不自由”﹐这就是同为移民社会的南﹑北美发展道路给人的启示。[189]

秦晖教授历史启示﹐醍醐灌顶。文人墨客手舞足蹈﹐把“五月花”呼悠得越美丽﹑越芬芳﹑越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越让幼儿园小朋友脑筋急转弯不过来﹕这船人﹐没来的志同道合更多﹐干嘛不好好呆在家里盟誓立约﹐或火枪或病毒﹐各人自扫门前雪﹐把家乡的封建残余打扫干净﹐何苦远渡重洋﹐离乡背井﹐人生地不熟﹐又打又杀又劳动﹐遭罪这份残酷＋辛苦﹖

平等自由的美国﹐奠基成功的种族灭绝。三千万（多说上亿）印第安人﹐到1970年代末还剩不到80万﹐[190] 比希特勒收拾犹太人干净太多了。当然﹐此乃历史过去时。穷乡僻壤“保留地”生态保护孑遗的几个土著﹐不都一视同仁了吗﹖既往不该咎﹐立国宪法人人平等。“五月花”赶尽杀绝北美红人空前绝后﹐接着﹐派轮渡（不用买船票）迎接非洲黑人（会受奴役）来做美国梦﹐“更人道”的奴隶制空前绝后。[191] 当然﹐二乃历史过去时。奥巴马都当总统了﹐还能抱怨林肯晚学秦始皇﹐大一统杀人如麻 — 美国人所有战争伤亡之最﹖接着﹐北上解放加拿大﹐被英皇封建遗产阻﹔调头南下收拾串秧贵族﹐解放大半墨西哥﹔乘胜越洋拯救菲律宾天主教﹔顺道黑船和平访日﹐对外开放﹔维护中国主权完整﹐利益均沾﹔一战力挽狂澜﹐保健公民社会﹔二战挺身而出﹐健全自由世界﹔韩战挡住邪恶的金正日﹔越战帮忙南北统一再改革开放﹔冷战拖垮苏修铁幕“漫漫长夜”﹔一次海湾战争打捞科威特酋长﹔二次海湾战争窒息萨达姆专制﹔十年阿富汗持久战﹐压制恐怖袭击滥伤无辜……如此这般打着﹐赢着﹐“越碰越巧地终于成为近代化过程的先行者。”[192] 美丽尖自己更美丽﹕释放全体黑奴﹐取缔种族歧视﹐妇女参加选举﹐新闻言论自由﹐两党竞争﹐三权分立﹐反垄断立法﹐反腐败立法﹐……要不是“金融海啸”马多夫再破世界纪录﹐真可以说﹐经济﹑政治﹑社会﹐越来越“干净”。

不由自主重温秦晖质疑土改的智慧一问﹕到底在当今世界两百多个国家中﹐“美国例外论”特殊多﹐还是发展中国家一般多﹖现学现卖反问回来﹐曝光出学术与常识之间﹐智能深浅悬殊﹗天鹅有大有小。《天鹅湖》里四只小天鹅﹐发展中国家再多又能怎么着﹖“关中模式”土产黑天鹅﹐顶多“证伪”《丑陋的中国人》不该斗地主。人家B2版妖魔化隐型战略黑天鹅﹐一只就遮云蔽日了。全球密布八百个军事基地普世价值﹕哪位乖宝宝不听话﹐天鹅拉屎下蛋﹐把侬“炸回石器时代”。[193] 秦晖〈告别强制〉[194] 的目的地﹐普世“强制”＋“垄断利源”＝世界5％的人口消费世界20％的能源。中国血汗工厂的廉价产品倾销美国﹐山姆大叔不辞劳苦﹐印刷厂连轴转彩色绿纸﹐帮忙一党专政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或美元贬值）20％﹐20％美债不翼而飞。丑陋的中国“人民专制币”操控汇率﹐顽固拖延“市场调节”可兑换金融危机﹐婉言谢绝大摩﹑高盛﹑索罗斯挤进来兴风作浪﹐抛空卷钱。[195] 那好﹐民主国会立法制裁﹐东海﹑南海离太近了军事演习﹐地图新﹑眼镜旧﹐擦枪走火别赖我……

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曾经望眼欲穿德国革命的列宁﹐早八辈子就整明白了﹕

从1865~1898年﹐英国的国民收入大约增加了一倍﹐而这一时期“来自国外”的收入却增加了八倍。……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很明显﹐从这样巨量的超额利润（因为这种利润超出了资本家从“自己”国家的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中﹐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各“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正是在收买他们﹐用千百种方法﹐用直接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方法收买他们。[196]

苏联解体≠列宁过时。不信﹖推荐秦晖拜读梁晓大作〈谁来养活美国〉。[197] 固然﹐最高学府顶级教授﹐不会拜读梁晓大作。别说梁晓了﹐大国崛起以后﹐不屑一顾鼎鼎大名的汤因比﹐把拯救人类的希望拜托中国文明﹐并非“应当说是明摆着的”美国。[198] 老汤和“世界体系”们一丘之貉﹐全体人类都来研究现场﹐从头到尾贯彻“一个出色的关于分化的准则是把整个社会分成三个部分﹕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一点儿不恭维“社会的头脑”＋“社会的良心”﹐肯定西方“这儿存在着一个内部无产阶级﹐以及存在着一个从无产者中得到补充的作为少数统治者的代理人的‘知识界’。”[199] 把“穷则思变”囊括进来﹐汤因比名著《历史研究》﹐尤其施宾格勒名著《西方的没落》﹐“是多么不切实际以至荒谬”。[200] 后者“充满着专业史学家嗤之以鼻的大量知识性错误”﹐前者“历来专业史学家从实证角度挑出他的毛病绝不比施宾格勒的书少”。[201] 可是﹐伊拉克﹑阿富汗的穷人大多数﹐万一真的被实证研究得隐身不见了﹐美国青年一去不归﹐流血牺牲﹐劳民伤财﹐没完没了﹐一人一票的“五月花精神”怎么肯答应﹖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一种经典性的批判﹐说是它的“形式平等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于是﹐“形式平等”便有了“虚伪”之名﹐甚至为了消除“实质的不平等”﹐便要限制以至取消“虚伪的”形式平等（即竞争的公平）。[202]

马克思呀马克思﹐你可真太傻了﹗康德﹑费希特﹑叔本华﹑尼采﹑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德国思辩群星璀璨﹐接力棒擩到您这儿﹐苦煎苦熬一辈子﹐端出“一种经典性的批判”﹐竟把“形式”跟“实质”混淆了﹐难怪穷得没饭吃。马恩两口口口声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在哪儿﹖实证研究从来不到现场﹐家里外头找不着人﹐不到煤矿爆炸不现身﹖

八﹑马克思＋秦始皇＝﹖

“文革”时期的“批儒弘法”与“马克思加秦始皇”之论虽然充满了附会﹑影射及“古为今用”的曲解﹐却决不能仅仅视之为一大历史玩笑。[203]

旧中国传统农业占GDP的90％﹐农民占人口的90％。中国共产党28年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主力军是农民。可以说﹐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国革命﹐＝要实现现代化的农民革命﹐肯定继承过去农民战争的诸多传统﹐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糟泊。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笔者撰写系列激扬文字﹐深揭狠批革命队伍中农民成份的农业社会主义﹑封建专制主义﹐为改革开放摇旗吶喊。[204] 30年时间过去﹐改革开放不争论﹐实证研究大踏步前进：《告别革命》[205] →〈告别强制〉→〈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206]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07]＋《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平反四人帮冤假错案《人民公敌蒋介石》﹖[208] 宜将剩勇追穷寇﹐现代化开汽车追﹐剎车失灵不招回﹐科学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力穷追猛打挖祖坟﹕〈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209] →〈孙中山爱国不爱国？〉[210] 慈禧老佛爷才是真心实意民主宪政之正宗。[211]……“美国人都羞于启齿的右翼言论﹐却是中国菁英的时髦话题。”[212]

谁不知道真理多走一步则成谬误﹖立场不同﹐追求不同的真理。改革开放3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站在“等值于”子女或家属的大多数一边﹐美中不足﹐缺乏保障﹐工会不会﹐拖欠工资家常便饭﹐童工﹑奴工﹑卖淫﹑卖血﹑卖妇女﹑卖儿童﹐贫困失学﹐没钱看病﹐大国崛起似曾相识旧社会。站在家长贵族~公民社会一边﹐国有垄断行业暴利﹐权贵谋私贪污腐败﹐与自由竞争的民营经济争利﹐改革开放的真理﹐吴敬琏用黑体字编者按﹕“行百里者半90。”[213] 先富起来百尺竿头﹐还差“人民专制”还政于民（非权贵富民）最后一步﹗

秦晖的深刻非同凡响。多数人永远不到研究现场﹐因此﹐一身轻松﹐思想彻底解放。海阔天空﹐鹰飞倒仰﹐纷呈迷人学术状。逻辑推导穿梭古今﹐一环扣一环﹔理论联系实际﹐一扣紧一扣﹔大翻盘的结论﹐由远及近﹐由博返约﹐由暧昧变直白﹐环环相扣令党窒息的系列“伪”范式﹕“马克思加秦始皇”发动穷则思变的痞子革命﹐“滑向‘人民专制’的死胡同。”[214] 社会进步得倒退﹐改革成功得失败﹐暴民拥戴暴君﹐推翻现代化三座大山﹐复活远古中世纪﹐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历史决定论旧模式（如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弊端并不在以上这些﹐而在于﹕1﹒它对“前近代”的事实描述与理论概括（如“租佃决定论”）不尽正确﹐由此导致它在对“前近代”的否定中抛弃了一些不该抛弃的﹐而弘扬了一些不该弘扬的。— 这是一个实证问题﹐此不详谈。2﹒它把“进步”与“落后”这种价值判断变成了关于“必然规律”的事实判断﹐而这是不能成立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混淆导致了基于价值的人文精神与基于事实的科学主义二者的“伪结合”。从而既为借人文之名的反科学蛮干﹑也为借科学为名的反人道暴行造就了口实。结果是﹕在反抗中世纪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市民社会”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这种“伪结合”反而导致了二者同归于尽﹐出现了既不人道又无科学的“中世纪复活”现象。[215]

这段诘屈聱牙的拽文﹐终极抽象出“人道反科学”（大跃进）和“科学反人道”（计划管制）的“伪结合”﹐实证研究升华历史哲学﹐最高境界极目天舒﹐一览众山小﹐全看清楚了﹐无休无止的折腾﹐无可挽回的损失﹐无法无天的罪过﹐无边无际的灾难﹐从头到“伪”﹐轻信了马克思一手杜撰的资本主义“进步”到社会主义的“必然规律”。历史研究与现实选择﹐激进与保守﹐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一切纠缠难解的《问题与主义》﹐终于在认识论的基础层面统一起来﹐从而得以连贯总结中国共产党人﹐从善良的愿望﹑理想出发﹐亦步亦趋﹐走火入魔的心路历程﹐义正辞严﹑铿锵有力而又宽宏大量﹑“优待俘虏”地正面回答为什么

早期具有极端个性解放或激进自由主义色彩的“五四”极左翼（陈独秀﹑李大钊等）后来会发展出一种比“传统”更压迫个性更敌视自由的整体性极权倾向﹐并在其发展至极端的“文革”时期忽然迸发了向古代“法家”（商鞅﹑秦始皇等）认祖归宗的热情。[216]

评价秦晖这类似是而非的“伪”学问﹐张木生一语中的﹕逻辑推理头头是道﹐可惜﹐前提不存在。普世价值当然普适。说一千道一万﹐世上谁不爱“干净”﹖“右派”要民主﹐“左派”也要民主﹔“右派”反专制﹐“左派”也反专制。人人要民主﹐个个反专制。可见﹐普世价值不是真问题。〈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真问题是先富起来〈告别强制〉﹐真学问是先富起来组建公民社会。罗马家长也行﹐俄国“公社主”也行﹐[217] 高尚贵族更是“社会的头脑”＋“社会的良心”﹐至少这部分人﹐酒足饭饱﹐穿金戴玉﹐“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218] 固然﹐许多奴隶尚在“剧院”拼命﹐许多农奴﹑隶农和“村社社员”尚在田间劳动﹐千万别让这些“穷则思变”搀和进来。希特勒就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大民主﹖所以亟需“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实现了民主宪政﹐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始有健全的制度保证﹐真正避免均富＝共同富裕＝杀富济贫。真民主理应属于少数人﹐正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人富而仁义附焉。”[219] 脑满必先肠肥﹐智叟只为肉食谋。

我们喜欢民主﹑人权并不是因为洋人宣传还是抵制它们﹐也不取决于他们的宣传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乃至别有用心﹐而是因为我们从自身的经历认识到﹕若有民主就不至于因为老爷们好大喜功哗上取宠而导致数千万人活活饿死的三年“人祸”﹐若有人权就不会发生疯狂暴虐摧残人性的十年“浩劫”﹐若有自由就不会出现引蛇出洞大举坑儒的五七“阳谋”。[220]

“左派复兴”不是总爱拿GDP对比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与苏联﹑东欧推翻共产党的转轨变型吗﹖

在经济常识层面上与这种言论进行争辩其实再容易不过﹕如果仅以成败论是非的话﹐那么恐怕对东欧转轨结果最悲观的估计也不会比饿殍遍野的“大跃进”与遍地狼烟﹑冤魂塞路的“文革”更糟﹐…… [221]

“新左派”孔丘谒老聘﹐“口张而不能嗋”了吧﹖临了﹐又是智慧的一问。说破天﹐不也是“交学费”吗﹖既然横竖得交学费﹐悔不当初早打正经主意﹐招商引资﹐把大跃进的饿殍圈养起来﹐聘罗马教练来鸟巢重开竞技场。数以千万计的“穷则思变”﹐用不着逮捕野兽破坏生态﹐让他们不高尚的自相残杀﹐让咱们高尚的夜夜狂欢﹐大国崛起公民社会﹐万寿无疆也消耗不完哪﹗疾首不提1927~37年的黄金时代﹐就算是贵族精神打60年代发扬光大起来﹐家家小保姆不算剥削的公民们﹐“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跟权贵争公平﹐朝专制要民主﹐先富起来何等尊严﹐哪儿至于今天小日本扣中国船﹖

在阶级社会里﹐则是剥削与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役使与被役使的关系。在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中﹐这才是贯穿在人类社会身体中的一条脊椎骨﹐只有把它弄清楚﹐对一切意识形态或精神活动的根由﹐才能看的更透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它是古往今来若干哲学体系中最过硬的体系﹐拿它跟实践结合在一起﹐它是最经得起考验的真理。[222]

张木生说得好﹐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惟一的批判资本主义最彻底的理性学说。”[223] 自古以来﹐少数人奴役﹑压迫多数人﹐阶级种姓﹐君臣父子﹐天经地义﹐不容置疑。资本主义推动全球现代化﹐科技进步﹐文化普及﹐自由平等博爱﹐第一次成为劳苦大众耳熟能详的现实憧憬﹐为人类社会进步﹐带来探索众生均富的可能性。生产能力突飞猛进﹐直观比较“50衣帛70食肉”的旧社会﹐“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物质极大丰富﹐共同富裕﹐触手可及。[224]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运而生﹐成为多数人探索新社会的理论武器﹐中国革命与旧式改朝换代的本质区别﹐农民起义与现代化使命的连接纽带。东欧易帜﹐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一旦阶级斗争熄灭了﹐远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非法）和继续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历史必然性﹐与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一样﹐顷刻荡然无存。[225] 人类历史和社会矛盾﹐必然蜕变成少数富民与更少数权贵争权夺利。暴民＋暴君（秦始皇）或“打倒皇帝做皇帝”（朱元璋）＝暴政仇富→“杀富”﹐必然成为中国未能发展资本主义﹑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无中生有斗地主﹐饿殍遍野大跃进﹐不得不改革开放30年以后﹐十年磨一剑的“伪”范式再豆腐渣﹐秦晖“我相信与潮流相吻合”﹕共产党领导资本主义﹐文不对题。一党专政先富起来﹐驴唇不对马嘴。转轨不变型﹐猪八戒照镜子 — 里外不是人。

无论过去吃过夸大阶级斗争多么大亏﹐无论当前腐败蔓延多么严重﹐无论方向迷失到什么程度﹐历史无法篡改。中国共产党革命与传统农民起义的本质不同在于﹕无数革命烈士奋不顾身﹐英勇牺牲﹐决非为了“彼可取而代之”﹐让自己或子女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很多共产党员﹐不少高级干部﹐彭湃一样大地主﹑大资本家﹑高官显贵﹑书香门第的家庭出身。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追求没有人剥削人﹑压迫人的社会理想﹐绝非智叟眼里的乌托邦﹑狂想曲﹐是数千万革命烈士的生命和鲜血（包括王佐﹑袁文才﹑许继慎﹑曾中山﹑彭德怀﹑刘少奇﹑张志新等在党内斗争中壮烈牺牲）﹐错误﹑挫折中无数被冤屈人们的不幸和血泪（许多赵俪生一样丈夫气慨﹐无怨无悔）﹐[226] 特别是亿万百姓多次承受的巨大苦难﹐滋润﹑浇铸﹑凝聚﹑锤炼﹑传承﹑激励﹑发扬成顽强生命的物质运动。几只秃笔自作聪明﹐轻佻一句“上当受骗”﹐几千万烈士﹑亿万人民﹐全成傻X了﹖

以往不断重犯过“左”的错误﹐必须防止重演大跃进和文革的悲剧。然而﹐坚决反腐败﹐严惩贪官污吏≠坚决反共﹑反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工农大众的权益﹐向美国﹑日本学习﹐与国际惯例接轨维护“弱势群体”的工会﹑农协﹐特别是帮忙四处流动的民工党团员找到党﹐过上正常的组织生活。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无论革命还是执政﹐只有和广大群众水乳交融﹐才有生命﹐才有力量﹐才能理直气壮。坚决要民主﹐开放言论自由≠资产阶级宪政﹐必须倾听﹑张扬大多数未富起来的呼声﹐包括婴儿不再成千上万肾结石……。改革开放30年﹐祖国富翁仅次美国﹐实现了（如果不说超额）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在继续鼓励先富起来合法（而非腐败）致富积极性的同时﹐更多侧重如何更好﹑更快地实现多数人共同富裕﹐本来就是改革开放的初衷﹐继续前进的第二步﹐民族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就是“左派复兴”﹐替文革翻案﹐民粹主义杀富济贫﹐重来痞子革命＋极权专制＝暴政仇富→“杀富”﹐就是“从语言暴力到实际的暴力﹐都跃跃欲试。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227] 有多危险﹖南怀瑾提倡的“均富”＝共同富裕﹐不仅共产党﹐而且是中华文明持续向往几千年的理想境界。这还了得﹖几个高尚贵族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熬到第三代﹑第四代﹐苏联东欧完蛋了20年﹐中共眼看就差最后一脚踏空了﹗内战﹑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改革开放在共产党领导下（对比台湾改革开放在国民党领导下）闹成“四个坚持”＋“三个代表”＝权贵资本主义﹐付出多大代价﹐兜了多大一圈﹐《往事并不如烟》﹐现行历历在目﹐终于一部分先富起来越富越富﹐为山九仞﹐岂能功亏一篑﹖所以必须顶级教授理论创新“伪”范式﹐从头改写中西历史﹐勇于担当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关键时刻﹐决心比什么都重要。人有多大胆﹐历史变啥脸﹗理顺肚肠﹐喉咙通畅﹐顺西风﹐山雨欲来黑云压城﹐民主宪政歌声嘹亮﹐更有华盛顿总统亲莅门口帮腔吆喝﹐兴许真能“咕咚”开来﹐震翻了老弱病残﹑奄奄一息的专制一党﹖

1962年﹐毛泽东思想草木皆兵﹕“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228] 40年过去﹐全球一体妖魔化共产党整整一代人时间了﹐硕果仅存最后一个共产党领导的13亿人口大国﹐树欲静而风不止﹐值得小心东欧﹑苏联的教训﹐重演蔡元培首倡“护党救国运动”﹐上窜下跳﹐奔走呼号﹐敦促蒋介石用黑社会屠杀共产党﹐宁可错杀多少﹐不可错放一个的悲剧﹗[229] 固然﹐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夏葛冬裘﹐气数有时。运去英雄不自由。纵使悲剧不可避免﹐“痞子革命”惨遭失败﹐苏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共产党人还是杀不完的。不是蒋介石﹑蔡元培心不够狠﹐刀不够快﹐因为高尚贵族永远无法摆平自己﹐在中国﹐劝不住四大家族欲壑难填﹔在美国﹐又公平又民主又社会保障﹐还要医疗改革﹐人人怀揣“美国梦”﹐既无封建传统﹐亦无“穷则思变”﹐照样捂不住马多夫﹑雷曼兄弟﹑两房﹑AIG﹑高盛﹑大摩﹑……吃得比谁都好﹐挣钱比谁都多﹐没招没惹 — 谁敢哪﹖智商太高脑太满﹐占便宜太多肠太肥﹐一个饱嗝翻不上来﹐活生生自家撑破了肚皮﹐金融海啸﹐浊浪滔天。[230]

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秦晖对王安石恨之入骨﹐n＋1次“公然声称要杀富”﹐统统借老王〈兼并〉诗引蛇出洞。20世纪末﹐秦晖强调指出﹕“直到前些年不也仍然延续着‘开放’与‘管制’的论争吗﹖因此我们这一千年初始体现在《临川集》与《司马温公集》中的这‘两条路线斗争’实具有极大的反思意义。”对应改革开放30年﹐“王安石的‘统制经济’观点应当是‘保守的’﹐而司马光﹑温国司马文正公老先生倒似乎应当算是‘改革派’了。”[231] 针对秦晖这种论调﹐20世纪初（清华大学挂牌前）﹐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和不识字的赵光腚穿连档裤﹐跳脚痛骂“社会的头脑”＋“社会的良心”＝豺狼饮人血﹗

实在不忍割爱﹐大段照抄如下﹕

试一观当时诸人所述旧社会颠沛杌陧之情形﹐又考欧洲中世近世之历史﹐见其封建时代右族僧侣朘削平民之事实﹐两两相印证﹐则夫对于荆公﹐宜如何尸祝而膜拜者。而乃数百年来﹐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至今犹曰迂阔也﹑执拗也﹑苛酷也﹐甚者曰营私也﹑佥壬也。呜呼﹗我国民之薄于报恩﹐可以慨矣﹗

当时立法者之言曰﹕今所宽优皆村乡朴愿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世宦兼并并能致人言之豪右﹐知新法之行﹐不便彼辈﹐而挠之者必众矣。果也当时所谓士君子者交起而攻之﹐而其所持之理由﹐则不外出于自利。今略举一二﹕

苏辙之言曰﹕“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苏轼之言曰﹕“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又曰﹕“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神宗尝与近臣论免役之利﹐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呜呼﹗当时之攻新法者﹐其肺肝如见矣。如二苏言﹐认乡民之服役﹐为天经地义而不可拔﹐此陷溺于阶级制度之陋俗﹐以为天之生民生而有贵贱也。法国大革命时之贵族﹐俄国现今之贵族﹐皆持此论以自拥护其不正之权利﹐而不意吾国所谓贤者乃若此也。……夫以少数官吏取乐之故﹐而使多数人民离析﹑冻馁﹑祈死惟恐不远﹐是直饮人之血以为乐耳﹐是豺狼之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诸口﹖不意号称贤士大夫者﹐腼然言之﹐而数百年之贤士大夫且附和焉﹐以集矢于为民请命之谊辟哲相﹐吾有以见中国之无公论也久矣。……吾请正告天下后世读史者曰﹕荆公当时之新法﹐无一事焉非以利民﹐亦无一事焉非不利于士大夫﹔彼士大夫之利害与人民之利害固相冲突者也。今吾辈所能考见者﹐则当时士大夫之言也﹔其人民之言﹐则无一而可考见者也。而欲摭一面之词以成信谳﹐则其冤岂直莫须有云尔哉﹖[232]

愚民文盲﹐“其人民之言﹐则无一而可考见者也。”故有名人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婢女。每逢历史转折关头﹐总要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舞文弄墨﹐摇唇鼓舌﹐颠过来倒过去﹐历朝历代﹐家常便饭。众所周知马克思讲话﹕头回生 — 悲剧﹐二回熟 — 喜剧。有黄埔军校跟北洋军阀真刀真枪浴血奋战﹐蒋介石堪称乱世奸雄。这次螺旋上升不同寻常（从而意味深长）﹐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国际惯例接轨﹐泰国“人妖”也开牙﹐学白骨精馋唐僧肉。想入非非﹐如醉如痴。秦晖从批判文革﹑批判大跃进﹑批判反右﹑批判土改﹐刨根问底到秦皇统一﹑商鞅变法﹐把中国共产党的《苦难辉煌》﹐[233] 大叫大嚷成暴民＋暴君＝人民专制的死胡同﹐强行构筑“家长贵族~公民社会”的逻辑体系﹐整个颠覆中西历史﹐旁征博引﹑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无中生有﹑重复一千遍﹐[234] 是时间隧道间不容发﹐是学术纵深源远流长﹐还是无喱头《大话西游》﹐异想天开“两暴怪圈”一道紧箍咒﹐[235] 上嘴皮碰下嘴皮﹐念念有词﹖

打破“两暴怪圈”

极右方面的权贵腐败不仅对弱势群体剥削压榨﹐也严重损害没有权势的中间阶层（专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家等）的利益。然而﹐“极左是对极右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极左力量又力图利用大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极力宣传回到毛泽东晚年的道路﹔要求重搞“文化大革命”﹐实现“全面专政”﹐从语言暴力到实际的暴力﹐都跃跃欲试。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也有人说﹐中国人几千年就这样。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说﹐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叫做“彼可取而代也”。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出现新的暴君”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 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起来。……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快捷方式﹐个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容易办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饭中分一杯羹。……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现在有许多进入中等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236]

引用及参考书目﹕

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古代人的私生活》﹐三环出版社2007~2008。

北京电子管厂﹑广播学院《商君书评注》小组﹕《商君书评注》﹐中华书局1976。

杰里‧本内特﹑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 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朱迪斯‧M. 本内特﹑C. 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Gregor Benton﹑林春编﹕《传记还是杜撰﹖— 海外学者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

J. H. 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人民出版社1962。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 —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2009。

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陈启天校释﹕《商君书校释》﹐商务印书馆1935。

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新星出版社2006。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崔志海﹕《蔡元培传》﹐红旗出版社2009。

（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格温‧戴尔：《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商务印书馆2008。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2。

高亨﹕《商君书注释》﹐中华书局1974。

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1987。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 — 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

顾潮编﹕《大家国学‧顾颉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

韩国盘﹕《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

贺凌虚注译﹕《商君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何龄修﹑刘重日﹑郭松义﹑胡一雅﹑钟尊先﹑张兆麟：《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 — 孔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二辑﹐三联书店2006。

爱德华‧吉本（D. M. 洛节编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

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

江南：《蒋经国传》﹐（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

金庸﹕《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

金一南：《苦难辉煌》﹐华夏出版社2009。

金雁﹑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唐纳德‧卡根﹑史蒂文‧奥兹门特﹑弗兰克‧M.特纳﹕《西方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 — 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孔经纬﹕《中国封建经济史述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李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 — 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

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2003。

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商务印书馆2006。

梁晓﹕《世界是平的吗﹖》﹐（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梁启超﹕《名人传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8。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5。

刘小枫﹑林立伟编﹕《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

M. 罗斯托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5。

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马立诚﹕《历史的拐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法）马雷﹕《西方大历史》﹐海南出版社200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佩尔韦兹‧穆色拉夫﹕《在火在线﹕穆色拉夫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06。

彼得‧诺兰﹑王小强﹕《战略重组﹕全球产业强强连手宏观透视》﹐文汇出版社1999。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秦晖﹕《传统十论 — 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秦晖﹕《思无涯﹐行有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秦晖﹕《耕耘者言》﹐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秦晖﹕《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

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 —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秦晖﹕《天平集》﹐新华出版社1998。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 — 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商子译注》﹐齐鲁书社1982。

《商君书》﹐改革出版社1998。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25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

孙皓辉﹕《大秦帝国》﹐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

王树增﹕《朝鲜战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

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 — 读美国近来战略研究》﹐（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

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 — 解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

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王雷鸣编注﹕《历代食货志注释》﹐农业出版社1984。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讲述中国历史》﹐东方出版社2008。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历史与意志 —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

许倬云﹕《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

杨奎松﹕《开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 蒋介石日记解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严万里校﹕《商君书》﹐商务印书馆1936。

严万里校﹕《商君书笺正》﹐（台湾）广文书局1975。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2003。

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香港）Roundtable publishing 2006。

粤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香港青文书屋2000。

翟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张海涛﹕《美国走马观花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 我读李零》﹐（香港）大风出版社2010。

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

张勇﹑陈玉田：《香港居民的国籍问题》﹐法律出版社2001。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

郑学檬﹑蒋兆成﹑张文绮﹕《简明中国经济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编辑委员会﹕《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四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4。

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

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

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91。

　

[1] 推荐参阅王小强﹕〈问题提出：历史哲学超历史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一〉﹐《香港传真》No.2010~3﹔〈最发达的市场经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二〉﹐《香港传真》No.2010~36。

[2]“像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秦晖﹕《问题与主义》411页）

[3] 秦晖﹕《思无涯﹐行有制》75页。在《传统十论》中秦晖重复﹕“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它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为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亢进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联系﹐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63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问题与主义》350~351页﹐再照抄在同书458页﹐等等）

[4]“的确﹐这种本质上是自然经济的‘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似乎有些相似。它们都排斥自由商品经济”（原文黑体﹔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172~173﹑116页）。关于这个问题的展开讨论﹐推荐参阅王小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香港传真》No.2010~36。

[5]“与拜占庭民法的非宗法化或‘伪现代化’相似﹐秦汉以来中国臣民的‘伪个人主义化’也十分突出。”（秦晖﹕《传统十论》90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70页﹐等等）

[6] 同一本书里﹐秦晖不断重复照抄﹕“秦开创了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共同体的法家传统﹐从小共同体解体导致的‘私有制’看来似乎十分‘现代’﹐但这只是‘伪现代’。因为这里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体的膨胀所致。而大共同体的膨胀既然连小共同体的存在都不容﹐就更无公民权利生长的余地了。……实际上‘伪个人主义’与大一统朝廷的强控制恰恰是互为因果的﹐小农的‘一盘散砂’正是其得以为官府‘编户’的条件。若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到处是村社﹑采邑或者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盛行‘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王朝的‘闾里什伍’之制也就无法维持了。（秦晖﹕《传统十论》317﹑81﹑146﹑317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问题与主义》364页﹐再照抄在同书412页﹐等等）

[7]“识者”是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序言里的一句总结（3页）。“正如在技术层面科举制容易与现代文官制鱼目混珠一样。从本质上说﹐这是因‘大共同体本位’价值与‘个体本位’价值都要排斥小共同体的亲情逻辑而形成的一种‘伪相似’。”（秦晖﹕《传统十论》83~84﹑239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问题与主义》366页﹐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64页﹐等等）

[8]“中国接受的是从俄国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即‘俄国化’之后的列宁主义。……中国由于原来的法家式‘命令经济’具有更多的农业文明色彩﹐比苏东的‘计划经济’效益更低。……其建立的体制更多的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主要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金雁﹑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261~263页）“的确﹐这种本质上是自然经济的‘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似乎有些相似。它们都排斥自由商品经济﹐……前苏联恢复了村社制度﹐我国虽然有几年执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正确方针﹐但不久就走上了‘社会主义自然经济’和大锅饭共同体的道路。”（原文黑体﹔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116﹑341页）“‘大共同体本位说’实际上是把农民进入公社体制的过程看作是‘国家化’而非‘集体化’的过程。……而‘公社’这一名称据刘少奇回忆﹐则是同年4月他与其它三位领导人在南行列车上兴之所至‘吹’出来的。……简而言之﹐改革前中国的农村体制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特征的﹑有束缚而无保护的共同体﹐它比苏东那种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相协调的﹑甚至有保护而无束缚的农业体制更不公平﹔改革前中国的工业体制是一种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或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它比苏东式的科学主义计划更无效率。”中国“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秦晖﹕《思无涯﹐行有制》76~77﹑101﹑104页﹔104页的同样文字照抄在同书217页﹔再用黑体字照抄在秦晖﹕《问题与主义》39页﹐等等）

[9] 陈方正巨着《继承与叛逆 —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从科学“内史”证明﹐“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那也就是说﹐公元前5~4世纪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628页）智商低的自然疑惑﹕既然那么早就各奔东西了﹐何苦两千多年以后﹐纡尊降贵﹐从不尚科学的中国引进四大发明﹖有关讨论推荐参阅王小强﹕〈问题提出：历史哲学超历史〉﹐《香港传真》No.2010~3。

[10]“从经济史专业角度讲﹐……从考证的角度讲﹐专业汉学家之外谈论中国的西方人﹐包括从马克思﹑韦伯到布罗代尔这些大家﹐都不免粗疏的。像布罗代尔的书﹐谈欧洲自然很有功力﹐一涉及中国﹐常识性问题一大堆﹐……正是在这点上﹐弗兰克岂止是激情有余而论证不足﹐他几乎是只有激情而无论证的。”（秦晖在《传统十论》263~269页）

[11] 譬如害得王莽以讹传讹﹕“汉氏减轻田租﹐30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阙名30﹐实什税五也。”（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77﹑85页）

[12] 学术专著＝哥伦布磕鸡蛋﹐容易﹕“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50％﹐而大约只有40％左右﹔这样算下来（70~80％乘以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177页）

[13]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封面。

[14]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174﹑75页（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一期）﹔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耕耘者言》248页﹐等等。

[15] 原文黑体加重﹔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49﹑69~71页。“总之﹐无论从史料上看﹐还是从保存至今的地籍数据看﹐‘关中无地主’— 自然是相对而言 — 并不是土改前与民国时期才有的现象﹐它至少已存在了二三百年了。”（秦晖﹕《耕耘者言》256页）

[16] 原文黑体小标题﹔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48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耕耘者言》223页﹐等等。

[17]“而笔者访问过的许多参加过土改工作的老同志都记得﹐当时各地都有所谓‘当地特殊论’﹕北方‘特殊论’认为我们这里地广人稀而且贫瘠﹐土地不值钱﹐地主不屑于兼并﹐所以多自耕农﹐要说地主﹐那典型的都在南边呢﹗而南方‘特殊论’认为我们这里地狭人稠﹐农民惜地如金﹐地主难以兼并﹐所以出不了几个象样的地主﹐那大地主都在北方呢﹗即使同在一省之内﹐那时的人们也常以本地为‘特殊’而认为地主都在其它地方。……有些‘地方特殊论’曾经招致严重的党内斗争﹐但在改革时期的反思中﹐这些‘特殊论’大都得到了重新评价﹐被认为是有道理的。而这些‘特殊论’之多﹐则足以使我们反思﹕到底在广大的中国乡村﹐是‘特殊’的地方多还是‘一般’的地方多﹖实际上总体来讲﹐在中国传统农村中﹐自耕农所占的比重要比我们以往所讲的要大得多。我们将传统农村理解为佃农的农村恐怕是很成问题的。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地主’这个概念在中国具有很大的‘政策弹性’。面对同一现实﹐根据不同的标准圈定的‘地主’群体规模可以区别很大﹐其占有土地的比例也就成了随政治形势而涨缩的‘海绵数字’。”（秦晖﹕〈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侯建新﹕《经济~社会史评论》二辑59~60页）

[18]“民国时期除官方或有政治背景的非官方调查外﹐还有一些学者为学术目的进行的实证分析﹐其中也有不少关中式或准关中式的实例。如‘乡村建设派’一些学者在山东邹平等地的调查﹐以及李景汉先生的定县社会调查等等。据李先生的调查﹐二三十年代定县地权分配的不均度并不高﹐自耕农在农户中占绝大多数﹐佃﹑雇农都很少﹐而且据说自耕农仍在增加而佃﹑雇农仍在减少中。这些学者的基本理论及他们根据这些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中国非封建社会﹑无需民主革命等等）﹐是本书作者不能同意的。但对这些调查资料本身﹐对这些受过近代实证社会学严格训练的学者们提供的统计﹐人们不能置之不理。”（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102~103页）

[19] 秦晖﹕〈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侯建新﹕《经济~社会史评论》二辑60页。

[20]“暴力土改”是对应台湾和平土改成功经验的当代学术名称﹐突出表现共产党极左与国民党实事求是的根本区别。譬如﹐杨奎松特意考察了共产党的头号“走资派”— 刘少奇﹐进城能够大讲“剥削有功”﹐到农村领导土改﹐照样滥杀无辜﹐酿成“1947年的暴力土改”﹐由此可见穷则思变的“痞子革命”不可救药（杨奎松﹕〈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 — 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杨奎松﹕《开卷有疑》290~356页）。

[21]“1980年国家统计局曾经以当年的各地土改档案综合推算﹐认为全国土改前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为38.26％。中央党校郭宏德教授则根据几百份统计汇总平均﹐算得20世纪20~40年代地主占有的土地全国平均约为41％﹐而到解放前夕更降为32.16％。换言之﹐民国时期中国土地总量中地主拥有的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农民的土地应该占一半以上。”（秦晖﹕〈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侯建新﹕《经济~社会史评论》二辑59页）

[22]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104~105页。“我们无意﹑也不可能证明封建社会都像﹑或大部分都像关中那样﹐但只要证明封建社会也可以像关中那样﹐则我们就在逻辑上面临一个封建社会再认识的过程。从科学哲学的严格逻辑来说﹐有限个数的事例不可能证实﹑只可能证伪一个全称判断命题。这正如看到了一万只白天鹅﹐也不足以在逻辑上严格地证明‘凡天鹅皆白’﹐但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凡天鹅皆白’的命题一样。”（原文黑体﹔秦晖﹕《耕耘者言》240页﹐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一期）

[23]“直到今天﹐“麦客”仍然在金秋的关中田野里显身手﹐同时带来若干社会问题。”（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54~55页﹐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一期﹔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耕耘者言》225~226页﹐等等）

[24]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56页﹐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一期﹔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耕耘者言》228页﹐等等。

[25] 推荐参阅广东外来农民工联合调查组﹕〈精英移民与新兴大城市战略 — 广东省外来民工调查报告〉﹐《战略与管理》1995年五期112~120页。

[26] 秦晖﹕《耕耘者言》233页﹐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一期。

[27] 把改革理解成分家﹐是秦晖思想的核心概念。“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交易权利’高度集中的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交易权利高度分散的经济﹐因此从前者向后者的转轨类似于一种‘分家’过程（无论是否存在对资产的有形分配）。在这里﹐分不分家是一回事﹐分家分得公平不公平又是一回事。”（秦晖﹕《思无涯﹐行有制》111~112页）“我曾把新旧体制转换的改革比喻为旧式大家庭的‘分家’。在这之前﹐要不要分家是个重要问题﹐而在分家完成后﹐新的小家庭面临的冷清﹑孤立﹑风险等等也是重要问题。但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分家﹑怎样公平地分家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在今日的中国﹐‘改革’与‘保守’之别乃至‘激进’与‘渐进’之别并不是很重要。这有一比﹕当一个宗法式大家庭难乎为继时﹐可能发生的最具爆炸性的矛盾往往不是要不要‘分家’之争﹐而是怎样分配‘家产’之争。这也就是公正问题。”（秦晖﹕《问题与主义》2﹑426页）

[28] 原文黑体小标题﹔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57~65页（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一期）﹔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耕耘者言》229~238页﹐等等。

[29] 汤因比﹕《文明经受考验》53页。

[30] 秦晖﹕《天平集》94~99页。文章核心强调的是“不要寡头主义﹐但不能扼杀菁英。”

[31] 笔者黑体加重﹔秦晖﹕《传统十论》79页﹐同样文字照抄在同书314~315页﹔再抄在秦晖﹕《思无涯﹐行有制》74页﹐秦晖《问题与主义》363页﹐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60页﹐等等。

[32]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

[33]“1979年春﹐四川省博物馆在青川县54号战国秦墓中﹐发现木牍两件﹐内容是秦国政府对于土地上设立‘封沟’的规定。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将现耕地（‘田’）与休耕地（‘莱田’）区别开来。以法令的形式保障爰田制形式的存在﹐同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反映出的政府对土地耕作﹑经营等各个方面均有详细规定一样﹐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这虽然是对土地私有权的干预﹐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私有的性质。”（林剑鸣﹕《秦汉史》112页）

[34]“我的研究生导师赵俪生先生是老一代清华菁英。他30年代就读清华外语系﹐‘12‧9’时代是北平左联与北平学联同仁﹐编辑过著名的《清华周刊》﹐曾与郑天翔﹑姚依林﹑王瑶四人抬棺游行﹐在学潮中十分突出。抗战爆发后他与不少清华学子投笔从戎﹐到山西投身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后来转到大后方从事文化事业﹐成为40年代知名的左派史学家。学术界公认他是中国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这两门左派色彩浓厚的‘新史学’学科的开创者。我也就是跟他学习这两门学问而踏入农民学研究这一行的。但在后来‘左’的年代里赵先生这个真诚的左派学者遭遇却非常坎坷。他在‘反右’中身陷‘阳谋’﹐差点死在西北荒漠中的劳改场﹐爱女身亡﹐自己一度没了公职﹐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尽管如此﹐他的信仰仍然如故。我们都感叹于他的执着。”（秦晖﹕《思无涯﹐行有制》213页）

[35] 原文黑体﹔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9﹑241﹑219﹑381页。

[36] 推荐参阅杨宽﹕《战国史》1955年版和2003年版。

[37] 譬如〈云梦秦简所反映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说﹕《徭律》“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多少出人”一条﹐“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朝廷的禁苑和官家的马牛苑旁边﹐也存在‘有田者’﹐不论贵贱﹐可以占有多少农田。这有力地说明当时土地私有制的广泛存在。……说明当时贵贱等级和占田多少已经很不一致﹐只能按有田多少出人而不论贵贱了。……秦律把私自移动农田的疆界看作‘盗’的行为﹐要判处耐刑（剃去鬓发）﹐但允许出钱赎刑﹐战国﹑秦﹑汉之际﹐法律条文所说的‘盗’和‘贼’﹐含义和后世不同。‘盗’是指侵犯财产所有权而言﹐‘贼’是指伤害别人的人身而言。……秦律防止侵犯土地所有权﹐这样从百亩田的周围开始﹐说明秦的统治者十分重视保护小块的土地所有权。”譬如〈释青川秦牍的田亩制度〉说﹕“青川秦牍所载田律﹐规定以‘百亩为顷’为单位而修筑‘封’和‘埒’﹐就是用作土地所有权的标志﹐”在占田多少与身份贵贱已经不一致的情况下﹐每年按时“整修田地的封疆﹐十分清楚﹐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土地所有权。”（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24~26﹐38~39页）

[38]“秦始皇31年（前216年）秦王朝政府‘使黔首自实田’﹐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障碍﹐促进封建土地私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国史学界有人认为‘它标志着在战国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统一的全国范围内确认了封建土地私有权’（郭沫若﹕《中国史稿》二册121页）。……‘使黔首自实田’的意义在于﹕令全国百姓（黔首）将自己所有的土地 — 包括田地与休耕地（即‘田’与‘莱田’）如实上报。这表示﹐今后国家不再干预私有土地使用情况﹐不再规定必须有‘田’及‘莱田’的明确划分。这就无异于宣布‘爰田’制的彻底废除。翌年﹐秦始皇在碣石刻石中曾记下这样几句话﹕‘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按‘产’即指农业生产﹐来田即莱田。‘久并来田’者﹐谓政府将以前强行规定分开之‘莱田’与‘田’合并起来﹐不加干涉。由于取消了这种‘爰田’制的残余﹐减少了政府对私有土地的干预﹐于是‘男乐其畴﹐女修其业’﹐‘莫不安所’而欢欣鼓舞了。从秦简和其它文献数据中也可以看出﹕自秦始皇31年以后﹐政府对土地私有权的干预明显地减弱。”（林剑鸣﹕《秦汉史》113~114页）

[39]“至于秦简所反映的秦国国有土地制的事实﹐则尤其多。……因此﹐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确是‘民得卖买’的私有土地制度和国有土地制度并存的格局。后来﹐私有土地制度﹐虽然通过赐爵制度中的土地赏赐与社会上的土地买卖而日益发展﹐并使封建的国有土地的数量日益下降﹔但是﹐直到秦王朝时期﹐这种封建的国有土地制是依然存在的﹐以致秦王朝的统治者﹐可以大讲什么‘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这类夸耀之辞﹔国家手里仍有土地可以赏赐给立有军功的将士﹔也可以无限制地扩大封建帝王的园池苑囿﹐如上林苑便有大量的空弃地﹔还可以专设‘少府’之类的官吏﹐‘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其养’。”（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2~3页）

[40] 参见〈论秦田阡陌制度的复原及其形成线索〉和〈《商君书》中的土地人口政策与爵制〉两篇专论﹐169~194页。

[41]《商君书‧境内》﹐高亨﹕《商君书注释》152页。

[42] 栗劲﹕《秦律通论》46~47页。

[43] 孙皓辉﹕《大秦帝国》四部下卷574页。

[44] 蔡泽说﹕秦孝公用商鞅“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秦国之功业已成矣。”（《史记‧卷79列传19‧范雎﹑蔡泽》﹐《25史》274页）

[45] 栗劲﹕《秦律通论》38﹑39页。当然﹐也有在程度上保留的说法﹕“实际上秦国决没有按‘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的比例﹐实行赏军功。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直到统一之前﹐有记载可考的斩首数就达160余万。如果真按前述规定赐田﹐将有多少大地主﹖但事实上并没有太多大地主﹐还是中小地主占地主阶级的大多数。”（林剑鸣﹕《秦史稿》209页）

[46] 当然也有通过开荒扩张的。早在殷商﹐有甲骨文记载﹐在封建疆域旁边增加垦殖﹐发生产权争议。“农夫裒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食粮﹔统治者下令裒田却是为了掠夺劳动果实和扩大土地所有权。”不过﹐蚕食到他国领土﹐最后还是要打起来的。《孟子‧滕文公下》说汤灭葛﹐就是开荒﹑纠纷﹑灭国的三部曲。（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问题〉﹐《张政烺文史论集》402~437页）

[47]《吕氏春秋‧观世》﹐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下册400页。

[48] 各诸侯国不仅相互抢占土地乃至吞并﹐而且纷纷向外围开疆拓土。“《史记‧秦本纪》上说﹕‘穆公37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12﹐开地千里﹐遂霸西戎。’齐国当时在东南和西北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国语‧齐语》上说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率服31国’。……大约百年之后齐灭莱夷﹐国土更扩大了一倍以上。晋在中原北部﹐长期与戎狄杂处﹐献公‘并国17﹐服国38”﹐多为戎狄之地。至于楚国﹐东﹑西﹑南三面概无强敌﹐‘兼国39’而成为地方数千里的南方大国。”（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11~12页。正文楷体引用的最后一句﹐为笔者据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下册626~627页擅改）

[49]“如宋﹑郑两国之间的闲荒﹐经农民开垦成熟之后﹐郑﹑宋两国为争夺农民土地而发生战争。”（推荐参阅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二章）赵军誓师悬赏“士田十万”﹐说的应是按“步”丈量的土地（张政烺﹕〈“士田十万”新解〉﹐《张政烺文史论集》745~752页）。

[50] 高尚志认为“开阡陌”并非商鞅发其端﹐“用商鞅改革来划条土地买卖的界限﹐是根本不符合战国时期的历史实际的。”因为《商君书‧徕民》盯着三晋“彼土狭而民众”﹐许多人“上无通名﹐下无田宅”。当时秦国经济﹐尤其市场经济﹐远远落后山东六国。“三晋民为什么失去土地呢﹖只能说是因为那里土地买卖已很盛行所造成的结果。”故有记载赵括持币待购﹐“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136~145页）

[51] 古罗马“军队在名义上也归皇帝统辖。为赢得士兵支持﹐皇帝向退伍军人发放退休金还分给一份土地。”（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上册62页）

[52] 李守实总结得结实﹕“商鞅变法中最突出的两项﹕（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二）为田开阡陌封疆﹐平赋税。其主要点在以土地作等级的分配﹐奖励农耕﹐以土地收益为爵禄的报酬。此办法不是首先开始于秦﹐而是按照各个不同地区人口增长﹑生产发展后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制定。”（李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37页）

[53]“我自知才智平常﹐以‘博学鸿儒’的姿态到处发言非我所能为。……我治学20年来经历了不少事变﹐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也就是对我们国家影响最大的那件事。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心路﹐也改变了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后一改变我相信与潮流相吻合﹐……于是在人由‘主义’转向‘问题’之时﹐我却由‘问题’转向‘主义’了。……于是建立一种既非租佃关系决定论又非乡村和谐论的农民研究新范式﹐便成为吸引我的目标。”（秦晖﹕《问题与主义》431﹑463﹑449页）

[54] 秦晖﹕《传统十论》78~79页（原载《21世纪》1998年总48期）﹔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思无涯﹐行有制》75页﹐秦晖《问题与主义》362~363页﹐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59页﹐等等。

[55]《三国志‧魏志15卷‧刘馥﹑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25史》1123页。

[56] 陈寿描述得生动﹕“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魏志一卷‧武帝操》﹐《25史》1070页）陈守实总结得恳切﹕“民食问题是迫切的问题。曹操大量收编农民起义军﹐依据客观条件﹐用屯田政策来解决民食﹐……晋以后南北朝隋唐﹐各家历史记载对于曹操的屯田都一致推崇﹐略无贬辞。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一政策在它的开始阶段﹐解决了这个时代的最迫切的中心问题 — 即民食问题。……曹操收编农民军屯田﹐调整土地关系﹐解决民食问题﹐这点是吴蜀所不及的。州郡领兵屯田﹐曹魏统治区设置比较普遍﹐收效也比吴蜀大。”（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78~83页）郑学檬等赞同﹕“曹魏屯田的剥削率相当于汉代假税税率与私家地主的地租率﹐不能说是轻的﹐但从当时历史环境看﹐则有利于流离人户土著﹐有利于大批士兵及其家属转入农业生产﹐增加了军储﹐又解决广大流民的饥寒问题。屯田兵民因国家提供土地﹑耕牛﹑种子等生产数据﹐有一定生产积极性。曹魏能统一北方﹐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的统治政权﹐与屯田的成功有关。吴和蜀的屯田规模比曹魏小得多。”（郑学檬等﹕《简明中国经济通史》117页）而且“当时的水利事业﹐主要是作为屯田事业的辅助手段而搞起来的。……曹魏之地多有修陂塘灌溉稻田者。”（孔经纬﹕《中国封建经济史述略》21~22页）韩国盘直接肯定﹕“曹魏的屯田﹐在三国中最为普遍﹐屯田的效果也最为突出﹐对于恢复中原的农用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韩国盘﹕《魏晋南北朝史纲》47页）

[57] 曹操荡平黄巾起义﹐俘获男女百余万口﹐30万“青州兵”后成曹军主力﹐家属为质屯田﹐准军事化管理。一方面﹐士兵逃亡拿家属问罪﹔一方面﹐上缴军粮正是给前方奋战的父子兵吃。民屯收成对半开﹐用公家牛者六四分成﹐剥削率很高。一旦兵荒马乱过去﹐外围﹑尤其家乡﹐有的是无主荒地﹐自然逃亡甚多。把屯田当成土地制度﹐无法望文景30税一的项背。“可救一时之急﹐不可以持久﹔……粗略计来﹐自建安元年（196）至咸熙元年（264）﹐不及70年就终结了。”（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94﹑90页）

[58] 梁方仲说：“占田是一种限田的制度﹐它只规定了私人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并非政府授田。”（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471~472页）唐长孺说﹕“占田只是一种空洞的准许人民有权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法令上已经规定贵族﹑官僚的占田数字﹐那末也得规定一下平民的占田数字。至于占得到占不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49~50页）高敏说﹕占田法令“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西晋的土地占有关系而已﹐晋武帝及其大臣们并没有凭空制造出一种新的所有制关系来。”（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107页）韩国盘看好占田鼓励垦殖荒芜的愿望﹐也承认﹕“占田制下虽然规定了官僚地主按品占田的数额﹐但限制地主阶级广占的作用甚微﹔虽然规定了农民占田的数额﹐但农民占田多不足”（韩国盘﹕《魏晋南北朝史纲》133页）。傅筑夫说得更肯定﹕晋初占田令＝西汉末年限田令。“在西晋时期﹐通过买卖程序﹐还是形成私人地产的主要途径。当时土地兼并进行得如此迅猛﹐不能不引起西晋统治者的严重关切﹐因为西晋王朝是乘大混乱之机夺取到政权的﹐它对不久之前才被镇压下去的黄巾起义记忆犹新﹐这次起义是什么原因所造成﹐司马氏更是十分了然﹐对此种种仍不免心有余悸。面对这个日益表面化的潜在威胁﹐实不能等闲视之﹐不能不采取一些防患未然的措施。尽管根本解决的办法是没有的﹐但却不妨采取一些扬汤止沸的治标办法﹐暂时遏制一下土地兼并的狂热势头。”占田令“既不是要计口授田﹐也不是要平均土地﹐只是规定一个占田的最高限额而已。不要求改变现有的土地制度﹐也不要求改变实际的占有情况﹐这就是说它对各人的既得利益完全不触动﹐实际的占田数如已超过法令规定的限额﹐政府并不没收其超过部分﹐实行夺此予彼﹔如占田不足限额﹐政府也没有予以不足限额的义务。……总之﹐占田令事实上是一个无补实际的纸上谈兵﹐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效果﹐而且根本也没有给予这个法令从容实施的时间﹐因为这个法令颁布之后不久﹐大乱即起﹐从此兵连祸结﹐干戈扰攘﹐大半个中国遭受到毁灭性破坏﹐成为‘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在这样一种兵荒马乱﹑人不聊生的情况下﹐不仅土地兼并的浪潮会自然终止﹐而一切土地问题﹐这时都提不上日程了。”（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三卷200~202页）

[59] 北宋末年﹐宋徽宗蔡京当权﹐成立“西城所”﹐“立法索民田契﹐由甲之乙﹐乙之丙﹐辗转究寻﹐至无可证”﹐然后就说是“官田”。“一个花石纲﹐一个免天钱﹐再加上一个以公开掠夺土地来扩大国有土地的西城所﹐促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如果没有女真铁骑南下﹐也必然会点燃农民暴动的烈火。”（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297~299页）

[60] 宋朝为了应付庞大军费﹐不择手段敛财﹐包括倒腾土地。“一方面‘广置营田’﹐另一方面‘尽鬻官田’。”前者是在与辽﹑金的边境和拉锯区的无主土地募民屯田﹐或者转手承包出去﹔后者“所谓‘官田’﹐指市易﹑抵当﹑折纳﹑籍没﹑常平﹑户绝﹑天荒﹑省庄﹑沙田﹑退滩﹑荻坊﹑圩田之类。”自北宋开始陆续出卖变现﹐直卖到南宋灭亡。故﹐“‘官田的私田化和官租的私租化’是两宋土地关系中重要的特点之一。”（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125~128﹑121页）

[61] 有关讨论推荐参阅王小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香港传真》No.2010~36。

[62]“甚至在19世纪﹐英格兰全部土地中仍有约50％由聚居的家族占有﹐这使土地几乎不可能被出售。”彭慕兰﹕《大分流》第66页。

[63]“其实广义地说﹐‘官田’所包甚广﹐‘没官田’外﹐还有入官田﹑还官田﹑学田﹑草场﹑牲地﹑苜蓿地﹑陵园坟地﹑公占隙地很多名色﹐连贵族的庄园和百官的职田﹐统统都算‘官田’﹐也就是国有土地。”（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159~160页）

[64]“试看历代限制勋贵富室占田数额﹐西晋的最高品限额才50顷﹐隋唐为一百顷﹐只北齐为120顷﹐北宋仁宗时限额才30顷﹐而到徽宗就一下子提高到一百顷﹐但又何尝限得住﹖”（原文黑体﹔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15~16﹑122~124页）

[65] 秦晖﹕《传统十论》70~71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问题与主义》355~356页﹐再抄在同书441页﹐再抄在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50~51页﹐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169~170页﹐等等。秦晖的引文出处注明﹕“村野愚懦之民以田为祸”引自张萱的《西园闻见录》卷32﹐赋役前﹐袁表语。— 笔者核对﹐没找着。引文出处注明﹕“至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二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引自《三水县志》卷四。— 笔者核对﹐没找着。前者有文接近﹕“袁表曰﹕今日有急则曰照田差派也。明日有事亦曰照田出办也。力耕者以耕为悔﹐受田者与田为仇﹐是徙驱民弃本逐末耳。”（周骏富﹕《明代传记丛刊》119辑﹐465~466页）后者卷四为〈坛庙寺观墓七〉﹐城隍庙﹑关帝庙﹑墓碑等等﹐文不对题。卷六〈地丁钱粮九〉虽找不到秦晖所引之文﹐多有地方官恳请减免摊派军需的困苦申诉﹐诸如“山僻小邑﹐崖峻沟险﹐车载不通﹐”偏偏“迫近贼境﹐屡被扰攘﹐人畜既遭荼毒”﹐“地荒丁逃不得耕种者十有七八”﹐“至有食谷皮以充饥﹐典子女以糊口者”等等。

[66] 秦晖﹕《耕耘者言》248~250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75页﹐等等。

[67] 秦晖先写﹕“在封建中国‘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下﹐恰恰不存在自由租佃制。晋唐之间那种贵族等级占田制下的农奴制自不待言﹐就是宋元以后﹐在‘土地买卖’的表象背后也根本不是商品交换关系﹐而是统治与服从关系﹐土地不是按资分配的﹐而是按权分配的。”（笔者黑体加重）

[68] 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134~135﹐140~141﹐154~155﹑149﹑146页。

[69]“我们之所以不同意国有制学说﹐其主要理由在此。”（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242~243页）

[70] 蒋经国曾经公布〈新赣南土地政策〉﹐“规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是一种温和的土改政策。……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他办得到吗﹖垄断土地的土豪劣绅﹐封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办法才能彻底施行。使大地主破产﹐国民党的根基﹐即会动摇﹐而由‘银行照价收买’﹐银行固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换成银钱﹐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江南：《蒋经国传》103页）

[71] 秦晖﹕〈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侯建新﹕《经济~社会史评论》二辑71页。

[72] 这句大话注明的出处是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53~56页﹐“关中无租佃”一节。括号里半句话就把欧洲农奴制历史“过时”了（笔者黑体加重﹔秦晖﹕《问题与主义》338~339页﹐原载《学问中国》1998年）。

[73]“传统中国土地并不那么集中﹐租佃制并不那么发达”（笔者黑体加重﹔秦晖﹕〈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侯建新﹕《经济~社会史评论》二辑64页）。

[74] 秦晖﹕《思无涯﹐行有制》28~29页。秦晖﹕《传统十论》79页。

[75] 明末横征暴敛导致农民战争﹐“早期是一种‘流寇’（破产自耕农汇聚的流民武装）与‘土寇’（聚‘庄佃’而抗官的富民庄主）一起造朝廷的反的‘土流并起’之局。”明亡﹐“而‘流寇’与庄主的冲突便开始激化了 —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流土冲突’虽可以说是贫富冲突﹐却依然难以说是主佃冲突﹐因为流土之间并无主佃关系﹐‘流寇’并不是起源于佃农﹐而此时的‘庄佃’随庄主对抗‘流寇’﹐与此前他们随庄主抗官本无二致。……而‘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的反这样一种景观﹐更是对‘大共同体保护’的一大讽刺。”（笔者黑体加重﹔秦晖﹕《传统十论》68~70﹑149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问题与主义》355~356页﹐再抄在同书420页和441页﹐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50~51页﹐等等）

[76]“过去把‘官民冲突’说成是民间‘阶级冲突’的体现﹐往往要强调地主与农民发生租佃或土地纠纷﹐而官府出面支持地主镇压农民。但史实却常常相反﹕是专制国家及权贵层压迫民间（包括贫富庶民）致乱﹐而在乱起时贫富民的态度可能有异﹕贫者穷则思变﹐富者厌乱思安﹐从而在民间内部生成次生矛盾。换言之﹐不是‘阶级冲突’激化成农民抗官﹐而是官民冲突派生出贫富斗争。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分野是主要的﹐有产（或多产）者与无产（或少产）者的分野是次要的。”（笔者黑体加重﹔秦晖﹕《问题与主义》441页）

[77]“以地主与佃农的矛盾来解释‘农民战争’本已十分牵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租佃关系的发达与否与‘农民战争’有关。而历代‘农民战争’不仅极少提出土地要求﹐甚至连抗租减租都没有提出﹐却经常出现‘不当差﹐不纳粮’﹑‘三年免征’﹑‘无向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之类反抗‘国家能力’的宣传﹐以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当死﹐黄天当立’﹑‘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这类改朝换代的号召。而像《水浒》中描写的那种庄主率领庄客（即‘地主’率领‘佃农’）造国家的反的场面﹐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更何况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爆炸通常根本不是在小区内发生然后蔓延扩散到小区外﹐而是一开始就在‘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爆发﹐然后再向小区渗透的。汉之黄巾‘36方同日而起’至为典型。”（秦晖﹕《传统十论》79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问题与主义》354页﹐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49页﹐等等）

[78] 秦晖﹕《思无涯﹐行有制》172页。

[79] 秦晖在《传统十论》52页重复﹕“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梁启超称之是以“国家自为兼并”来代替民间的兼并﹐是很有道理的。”在同书221页又说“梁启超在王安石的‘抑兼并’中看到了‘国家自为兼并’﹐自为不易之论。”在同书58页再说“梁启超等人在王安石的‘抑兼并’中看到了‘国家自为兼并’﹐”发明权已经不止任公一人了。秦晖在《问题与主义》重复﹕“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梁启超称这是以国家自为兼并来代替民间的兼并﹐是很有道理的。”（420页）秦晖在《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187页说﹐“标榜‘右贫抑富’的‘抑兼并’政策成了借国家垄断而搜刮民财的‘国家自为兼并’之举。”引号注明是梁启超语。在同书9页则干脆说﹐“那时国家的‘抑兼并’固然会导致‘国家自为兼并’的后果”。在《耕耘者言》又干脆说﹐“实际上﹐具有‘国家自为兼并’之悠久传统的我国﹐……”（248页﹐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一期）。一笔一划﹐写着写着≠说着说着﹐逐渐成为有根有据（有引号）的公理﹐公认得自己都不容置疑了。

[80] 梁启超做《管子传》七万字﹐《袁崇焕传 — 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不到两万字﹐恩师《南海先生传》2.4万字﹐戊戌变法《殉难六烈士传》1.2万字（梁启超﹕《名人传记》）﹐《李鸿章传》八万字﹐《张博望班定远合传》1.2万字﹐《黄帝以后第一伟人 — 赵武灵王传》5.5千字﹐《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3.4千字﹐《郑和传》8.3千字﹐《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1.8万字﹐《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四万字﹐《罗兰夫人传》不到一万字﹐《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1.4万字（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六册）。

[81] 笔者黑体加重﹔梁启超﹕《名人传记》100~102页。

[82] 任公的文字真漂亮﹗难怪青年“马克思＋秦始皇”都感动。“豪族僧侣﹐不供赋役﹐而国家一切负担﹐尽责诸弱而无力之平民﹐此欧洲中世以来之弊政﹐而法国之大革命﹐与夫近百年来欧洲诸国之革命﹐其动机之泰半﹐皆坐是也。荆公痛心疾首于此等不平之政﹐不惮得罪于巨室﹐而毅然课彼辈以助役钱﹐此欧洲诸国流亿万人之血乃得之者﹐而公纾筹于庙堂﹐顷刻而指挥若定也。夫其立法之完善而周备﹐既若是矣﹐犹不敢自信﹐乃揭示一月﹐民无异辞﹐然后着为令。而其行之也﹐又不敢急激﹐先施诸一两州﹐候其成就﹐乃推之各州军﹐所谓劳谦君子有终吉者非耶﹖自此法既行﹐后此屡有变迁﹐而卒不能废﹐直至今日。而人民不复知有徭役之事﹐即语其名亦往往不能解﹐伊谁之赐﹖荆公之赐也。”（梁启超﹕《名人传记》194~195页）

[83]“荆公之意﹐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也。国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者﹐由豪富之兼并也。……于是殚精竭虑求所以拯救﹐其道莫急于摧抑兼并。而能摧抑兼并者谁乎﹖则国家而已。荆公欲举财权悉集于国家﹐然后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彼都学者﹐往往梦想之以为大同天平之极轨﹐而识者又以为兹事体大﹐非易数世后未或能致也。夫以欧美今日犹未能致者﹐而荆公乃欲于数百年前之中国致之﹐其何能淑﹖……荆公之所蔽﹐惟在于是。若其学识之卓﹐规模之宏远﹐宅心之慈仁﹐则真只千古而无两也﹐温公安足知之﹖”（笔者黑体加重﹔梁启超﹕《名人传记》174~175页）

[84]“故当时诸法中﹐惟此最为厉民﹐而国库之食其利也亦甚薄﹐则荆公之意虽善﹐而行之未得其道故也。”（笔者黑体加重﹔梁启超﹕《名人传记》188~189页）

[85] 敢肯定秦晖的语文水平﹐不难识别“万一”和“势必”。有文为证﹕中国古代租佃制“若与希腊罗马世界相比﹐则我们应当承认还是不甚发达的。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也只是说‘或’然有之而已。”（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144页）更有恩师提前多年批改作业﹕“有人在‘或耕豪民之田’的‘或’字上大做文章﹐不是连一丁点的道理也没有的。”（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383页）

[86] 笔者黑体加重﹔秦晖﹕《思无涯﹐行有制》174~176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传统十论》57~60﹑221页﹐秦晖﹕《天平集》69~72页﹐秦晖﹕《问题与主义》422~425页﹐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188~189页﹐等等）

[87] 秦晖﹕《天平集》100~102页。

[88] 秦晖﹕《天平集》210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传统十论》87页﹐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292~293页﹐等等。

[89] 笔者黑体加重﹔秦晖﹕《天平集》210~211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传统十论》89~90页﹐秦晖﹕《问题与主义》369~370页﹐再抄在同书412页﹐再抄在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67~69页﹐等等。

[90] 秦晖﹕《传统十论》73页。

[91] 笔者黑体加重﹔秦晖﹕《传统十论》89﹑238﹑92﹑168页。

[92]“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们却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并使洪武一朝成为历代王朝创建第一代里农民起义最频繁的一朝。1950~60年代我国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然而这同时对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咄咄逼人﹐农民的手脚越捆越死﹐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穷。倒是改革以后﹐‘主力军’的调子不唱了﹐‘上管改’的荣耀没有了﹐农民的处境反而大大改善。”（秦晖﹕《问题与主义》20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思无涯﹐行有制》23~25页﹐等等）

[93] 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169页。

[94] 推荐参阅《商君书‧徕民》。

[95] 孙皓辉﹕《大秦帝国》五部上卷23页。

[96] 关于南怀瑾特立独行﹐调侃语气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均贫”的论述﹐详见王小强﹕〈问题提出：历史哲学超历史〉﹐《香港传真》No.2010~3。

[97]《史记‧卷68列传八‧商君鞅》﹐《25史》255页。

[98] 推荐参阅王树增﹕《朝鲜战争》。

[99] 孙皓辉﹕《大秦帝国》四部下卷574页。

[100] 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73页。

[101] 秦晖﹕《思无涯﹐行有制》24页。

[102] 秦晖﹕《问题与主义》23页。

[103]“罗马的椭圆形竞技场﹐是罗马最为辉煌的大理石体育馆和体育竞技场﹐开放于公元80年﹐内有五万个座位。整个建筑还有五彩的凉篷为观众遮日避雨﹐而且它的建设精确到可以灌水淹没竞技场﹐然后在水中为观众表演海上作战。”（本内特﹑齐格勒﹕《新全球史》293~294页）“现在﹐这座大剧场虽然大部分已残破不堪﹐但仍可称得上是世界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454页）

[104]“几乎帝国全部城市﹐特别是希腊化东方的城市﹐全都有一套非常科学的排水系统﹔……城内到处都有漂亮的大浴室﹐使每个市民能天天洗澡而所费无几﹔有规模宏大﹑设备精良的游艺运动场所 — 竞技所和角斗演习所。……此外则是一些供公众娱乐和教育事业用的建筑﹕如剧场﹑竞技场﹑竞走场﹑圆型剧场﹑公共图书馆﹑供辩论和公众讲演用的讲堂和图片陈列馆。”（罗斯托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204﹑208页）“在整个罗马世界的其它大大小小的圆形剧场里﹐大圆形竞技场的格局也屡见不鲜。”（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243页）

[105]“圆形竞技场在罗马非常流行﹐……罗马的马克西姆竞技场可容纳25万名观众。露天运动场里的娱乐在今天看起来是一种粗俗和残暴的活动 — 角斗士之间﹑人和野兽之间进行殊死的搏斗﹐但是城里的人蜂拥去观看这种活动﹐并将其视为能够打破单调日常生活的令人激动的娱乐。”（本内特﹑齐格勒﹕《新全球史》293页）。

[106]“首都和其它各地以及帝国的各省也全都以同样的慷慨的精神以各种宏伟的公共建筑加以美化﹐到处都充满了圆形剧场﹑剧院﹑神庙﹑柱廊﹑凯旋门﹑浴场和水渠﹐”直到帝国眼看灭亡了﹐“使这些游手好闲的群众真正感到激动和欢乐的﹐仍然是频繁举行的公众竞技活动和各种节目。基督教君主们的同情心使他们禁止了惨无人道的格斗士的打斗﹔但罗马人仍把竞技场视为他们的家﹑他们的庙宇和共和国中心。他们迫不及待地在天刚破晓时候就赶去占地方﹐还有很多人就在近处的柱廊里度过焦急的不眠之夜。观众的人数有时多达40万”（笔者黑体加重﹔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46页﹐下册19~20页）。

[107] 推荐顾颉刚考证〈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原来还是焚书坑儒的后遗症。文人墨客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用来诅咒秦始皇的（顾潮﹕《大家国学‧顾颉刚》184~203页）。

[108] 笔者黑体加重﹔马雷﹕《西方大历史》48~49页。

[109]“人兽相斗可分成两类﹐一类纯粹是为了执行极刑﹐在这种情况下﹐被判极刑者手无寸铁地与饥饿的狮子﹑豹子等猛兽搏斗﹐直到被咬死吃掉为止﹔另一类则被称作‘狩猎’﹐‘猎手’可手执武器﹐但没有护身之物﹐如果‘猎手’吉星高照﹐可以生还﹐也可以获重奖﹐就像获胜的角斗士一样。”（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393页）

[110] 秦晖﹕《天平集》101页。

[111]“但是﹐群众看到他们的君主竟然自愿加入格斗士的行列﹐并以在一种被罗马的法律和习俗公正地斥为最可鄙的职业中一显身手为荣﹐连他们中地位最低下的一些人也感到羞辱和愤怒。”终于﹐犯公民众怒的康茂德遭暗杀了。“这位皇帝总共进行过七百三十五六次这种战斗。”（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93页）

[112] 君士坦丁曾经俘虏众多高卢叛酋﹐带回游街示众后﹐送“剧场”喂猛兽。君士坦丁爱护人权﹐著名的司法改革﹐强奸死刑“或者活活烧死﹐或者在竞技场上让野兽撕成碎片。”由于奴隶动辄得咎送“剧场”﹐所以“奴隶﹐不论男女﹐如确犯有强奸或诱奸罪﹐一律活活烧死﹐或用另一种奇巧的﹐由口中灌入若干熔铅的酷刑处死。”（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230页）

[113] 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243页。

[114]“由斯巴达克斯和他的追随者发动的奴隶起义却有别的原因。他们并没有想要为废除奴隶制这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而战。为了逃离恶劣的环境﹐他们像马姆鲁克或是海盗一样开始了海上冒险﹐想在远离罗马的地方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度。斯巴达克斯的前辈在西西里岛发起了叛乱。他们建立了首都安那﹐尊其中一员为王﹐甚至还有了自己的货币。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样一个奴隶建立的国家里﹐竟然允许奴隶制存在。为什么会这样﹖”（阿利埃斯﹑杜比﹕《古代人的私生活》I卷67页）

[115]“罗马共和国盛期﹐奴隶起义时常发生。公元前137年爆发了大规模的西西里奴隶起义。……这次起义过程中﹐挣脱了锁链的奴隶们推举了叙利亚籍奴隶优努斯为国王﹐并仿照叙利亚人故土塞琉古王国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国家。塞琉古王国也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所以在优努斯领导下﹐西西里奴隶建立的国家仍然保留着奴隶制﹐只有参加起义的奴隶才获得人身自由。……公元前132年﹐罗马军队以优势兵力包围了起义军﹐并对起义军实行分化﹐结果优努斯被俘﹐死于狱中﹐起义失败。”（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66~67页）

[116] 其实﹐现代化与罗马保护野生动物的严厉措施一脉相承。“非洲的狮子迫于饥饿常跑到没有遮拦的村庄和开垦过的土地上来﹔它们可以横行无忌地到处祸害。这些兽王是专为皇帝和首都人民取乐之用的﹔不幸的农民﹐即使是为了自卫杀死一头﹐也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这一‘狩猎法’到霍诺里乌斯时代才有所改变﹐最后被查士丁尼完全取消。”原因很简单﹐到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西罗马灭亡（476年）近百年了。

[117] 譬如皇帝康茂德（180~192年）平常一场游戏﹐“剧场的狮房的门被打开﹐立即有一百头狮子同时跑了出来﹔”到奥勒良皇帝（270~275年）盛大凯旋﹐“排在庆祝队伍最前面的是20头大象﹑四头虎王和来自北部﹑东部和南部不同地域的两百多种珍奇动物。在它们后面跟着1600个专门在竞技场上进行残酷的娱乐活动的格斗士。”（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92页脚注1﹑93﹑194页）

[118]“到了东汉﹐匈奴为中国击溃﹐其残余西迁﹐一步一步吸收所经之处的土著群体﹐终于成为欧洲的大威胁。匈奴王阿提拉（Attila﹐406﹖~453）兵临罗马帝国﹐已是匈奴离开蒙古故地四百年之久了。这一族群移徙﹐后波逐前浪﹐牵动整个欧亚大陆的族群分布图。欧洲史上的蛮族入侵﹐即是这一串连锁反应的后果。”（许倬云﹕《万古江河》116页）“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西走﹐一部分到了法国﹐一部分到了西班牙﹐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西方历史中的匈人是否匈奴人﹖史家意见不一致﹐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金庸﹕《金庸散文集》319页）。“造成蛮族入侵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他们受到来自亚洲蒙古的匈奴民族的压迫。匈奴在被中国的汉王朝击溃之后便举族西迁。他们具有游牧民族的剽悍与残忍﹐令日耳曼部落闻风丧胆。大约在公元370年间﹐匈奴占据了东哥特人的土地﹐同时不断西迁。于是日耳曼部落便相继入侵罗马帝国。他们的原始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找到一处避难所。”（马雷﹕《西方大历史》60页）“至于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历史上的匈人 — 西匈奴的后裔 — 离开咸海北部草原进入欧洲的呢﹖我们还不知道。大约374年﹐他们渡过伏尔加河下游以后﹐在约丹勒斯称之为巴拉米尔﹐或者是巴拉贝尔的首领的率领下奋力向前﹐渡过顿河﹐打败并臣服了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的阿兰人﹐进攻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人﹐打败东哥特人年迈的国王亥耳曼纳奇﹐亥耳曼纳奇在失望中自杀。其继承人维塞米尔也被匈人打败和杀死。大多数东哥特人屈服于匈人的统治﹐而西哥特人逃避了匈人的入侵﹐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376年）。”（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67﹑108页）阿米阿努斯˙马赛里努斯的著作称匈奴人为“Huns”。“匈奴人的入侵﹐也带来了西欧各民族的迁徙。……哥特人在匈奴人压力下﹐进入罗马帝国境内﹐最后征服了帝国西部最富庶的地区。”（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上册78﹑103~104页）“在欧洲西部﹐侵略者是真正的野蛮人。……他们的人民都是温饱型农民﹐且来自罗马帝国国境之外的中欧和东欧﹔他们一方面受人口增长的压力﹐受对其他民族进行大肆掠夺的吸引﹐另一方面又在逃避像来自大草原的匈奴人这样的真正游牧民族的袭击。”（格温‧戴尔：《战争》122页）“公元四世纪后期﹐当匈奴人从他们的家乡中亚一带大举西侵时﹐西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匈奴人讲突厥语﹐他们可能与生活在中国西部中亚大草原上的匈奴人是同族。……匈奴人已经给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和其它日耳曼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大批地涌进罗马帝国内寻求庇护。进入帝国边境后﹐他们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几乎可以任意行动。……西哥特人甚至在公元410年掳掠了罗马城。到公元五世纪中期﹐西罗马帝国已经步履蹒跚。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领袖奥多亚克废黜了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斯‧奥古斯都乌斯﹐帝国的统治在屈辱中走到了尽头。”（本内特﹑齐格勒﹕《新全球史》329页）

[119]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26页。

[120]“史学家将公元476年当做罗马历史的句点以及中世纪的开始。中世纪一直到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才告结束。”（马雷﹕《西方大历史》60~61页）

[121] 顺便留给秦晖一道弱智思考题﹕匈奴从东往西来﹐途经东罗马﹐为什么染上东方专制从而必然落后挨打的拜占庭﹐不仅没按顺序先完蛋﹐反而多活了上千年﹖请注意﹐“历史学家们对帝国灭亡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 — 根据最新的统计﹐已经超过210种。”（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48页）

[122]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700页。

[123] 卡根等﹕《西方的遗产》上册170页。“帝国当局从来没有推行一种真正的城市政策﹐相反﹐他们只是想尽办法对谷物和观赏公共娱乐给予补贴﹐让大众满足于‘面包和竞技场’。”（本内特﹑齐格勒﹕《新全球史》295页）“下层罗马人首先走向堕落﹐他们总在期盼那些公共活动（有时会持续几天）的举行﹐因为他们在那些日子里可以分享罗马在征服中掠夺来的财物。这些人不事生产﹐只靠富人无偿提供给他们的食品生活﹐后来﹐仅靠私人捐赠显然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了﹐因此养活他们成了国家的责任﹐由国家定期发给他们谷物。”（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402页）

[124] 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454页。该工程持续十多年。赶工“开光”以后﹐一边狂欢﹐一边不断往上扩建﹐增加普通公民在更高处的座位数量。

[125]“罗马人不是以种族来定义奴隶的﹔如果一个人不幸在战斗中被俘﹐或被遗弃﹐或被卖给别人以偿还债务﹐他就有可能沦为奴隶。”（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12页）

[126]“因此旧体制下那种‘亲不亲﹐政治分’﹑‘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的状况也未必是那么‘反传统’的。”（秦晖﹕《天平集》209~210﹑39页）“在近古时期的中国﹐由于长期‘家国一体’﹑忠孝互补﹑宗法关系政治化﹑‘君父’与‘臣子’间的‘拟血缘’宗法依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反而比真正的家（族）长与家（族）属间的血缘宗法关系更摧残人性﹑束缚人的自由发展﹐……直到‘文革’时期那种怂恿子造父反﹑六亲不认﹑‘划清界限’以至‘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的宣传﹐可谓史不绝书。……也许我们真正难以摆脱的‘传统’并非家族主义﹐而是那种‘天大地大不如皇恩大﹐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的大共同体一元化 —‘大一统’主义﹐……当年高唱‘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的那些城里人并不比孝敬爹娘的农民更像‘市民’（citizen﹐即近代都市文明中的公民）”（秦晖﹕《问题与主义》321﹑17页）。

[127] 秦晖﹕《问题与主义》364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61页﹐秦晖﹕《传统十论》316页﹐等等。

[128]“由此形成的拜占庭罗马法虽然消除了罗马时代﹑尤其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宗法色彩而显得十分‘现代’化﹐但拜占庭社会反而比罗马社会更加远离了‘公民社会’而向东方帝国发展。”（秦晖﹕《问题与主义》446页）

[129]“近古中国政治中枢所在的北方地区宗族关系远不如南方尤其东南一带发达﹐但公民个性的成长与市场关系的发育却比南方更为艰难﹐这无疑为重要原因之一。”（秦晖﹕《天平集》211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293页﹐等等）

[130] 秦晖﹕《传统十论》91~92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问题与主义》371~372页﹐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71页﹐等等。

[131]“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146页）

[132] 秦晖﹕《天平集》63~64页。

[133] 严万里校﹕《商君书》和《商君书笺正》﹐陈启天校释﹕《商君书校释》﹐高亨﹕《商君书注释》﹐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蒋礼鸿﹕《商君书锥指》﹐贺凌虚注译﹕《商君书今注今译》﹐北京电子管厂﹑广播学院《商君书评注》小组﹕《商君书评注》﹐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商子译注》﹐改革出版社1998年出《商君书》。

[134]《商君书‧说民》道﹕“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高亨﹕《商君书注释》56页）

[135] 譬如在秦晖﹕《传统十论》49页重复﹕（引王安石〈兼并〉诗）“这样的思想其来久远﹐我国早朝‘抑兼并’的思想家就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在于‘贫富之不齐’﹐因此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在同书122~123页重复﹕（引王安石〈兼并〉诗）“由此产生了统制经济下的‘抑兼并’思想﹐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是‘贫富之不齐’。因而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在秦晖﹕《问题与主义》397页重复﹕（引王安石〈兼并〉诗）“由此产生了统制经济下的‘抑兼并’思想﹐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是‘贫富之不齐’（《管子‧国蓄》）。因而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商君书‧说民﹑弱民》）﹗”在同书418页重复﹕（引王安石〈兼并〉诗）“这样的思想其来久远﹐我国早朝‘抑兼并’的思想家就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在于‘贫富之不齐’﹐因此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在秦晖﹕《思无涯﹐行有制》重复﹕（引王安石〈兼并〉诗）“这样的思想其来久远﹐我国早期‘抑兼并’的思想家就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在于‘贫富之不齐’﹐因此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170~171页）在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重复﹕（引王安石〈兼并〉诗）“由此产生了统制经济下的‘抑兼并’思想﹐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是‘贫富之不齐’。因而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98页）在秦晖﹕〈“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全球化中的两种景观〉重复﹕（引王安石〈兼并〉诗）“由此产生了统制经济下的‘抑兼并’思想﹐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是‘贫富之不齐’。因而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世纪中国》2002年4月25日﹐http://www.confuchina.com/08%20xiandaihua/zhidu%20wenhua.htm）在秦晖﹕〈“业佃”关系与官民关系 — 传统社会与租佃制再认识之二〉重复﹕“《商君书》说治国者要‘令贫者富﹐富者贫’（〈说民〉篇）﹐甚至要‘杀富’（〈弱民〉篇）”（《学术月刊》2007年一期﹐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2154）。在秦晖﹑苏文二人合着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也重复﹕“我国早期‘抑兼并’的思想家就认为﹐‘万民不治’的原因在于‘贫富之不齐’﹐因此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赤裸裸地声称要‘杀富’﹗”（186页）等等﹐等等……。每一次都注明出自《商君书‧弱民》。各类媒体﹑网站﹑博客﹑视频有根有据地重复转载《商君书》“杀富”说﹐更是不计其数﹗

[136]《管子‧轻重丁》﹐姜涛﹕《管子新注》567页。

[137]《管子‧轻重乙》﹐姜涛﹕《管子新注》557页。

[138]“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正如我国汉以后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儒表法里’的一样﹐在‘抑兼并’方面通常也是说的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秦晖﹕《传统十论》51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问题与主义》419~420页﹐秦晖﹕《思无涯﹐行有制》172页﹐秦晖﹕《天平集》65页﹐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187页﹐等等）

[139] 秦晖﹕《传统十论》52~53﹑97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问题与主义》73页﹐秦晖﹕《天平集》66页﹐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77页﹐等等。

[140]《汉书‧食货志》上﹐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76页。

[141]“Albert Feuerker估计政府在1908年的收入占全国收入的5~8％”（Frederic Wakeman﹕《讲述中国历史》上卷54页）。

[142] 参见《十年影响力之知识界人物秦晖发表感言》﹐http://video.sina.com.cn/p/news/%20c/v/2010-01-09/145560464114.html。

[143]《商君书‧农战》通篇说“利出一孔”＝“令民归心于农”。“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空﹐窍也﹐孔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则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高亨﹕《商君书注释》31~40页）

[144]《商君书‧弱民》说﹕“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高亨译文﹕“朝廷的利禄出于一个孔穴﹐国家的物资就多﹔出于十个孔穴﹐国家的物资就少。国君守着一个孔穴﹐国家就治﹔守着十个孔穴﹐国家就乱。”（高亨﹕《商君书注释》158页）所谓“弱民”﹐着力要弱的是氏族豪强领导的私斗（热烈推荐参阅孙皓辉的《大秦帝国》）。这也是两千多年以后﹐路易14大言“朕即国家”的道理。为了削弱封建氏族﹐建立民族国家﹐在严禁贵族决斗﹑统一征税﹑扩张政府机构和王室军队﹑大修宫殿﹑树立君主威仪的同时﹐“路易14强调﹐所有的奖赏均出自于他﹐而不是出自那些接受奖赏人的功德”（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37页）。明显区别在于﹐商鞅公元前725~645年﹐路易14公元后1638~1715年。

[145]《汉书‧食货志上》﹐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68页。

[146]《管子‧国蓄》﹐姜涛﹕《管子新注》479页。商鞅亦说﹕“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孔者﹐其国不守。”高亨注﹕“空读为孔。”（高亨﹕《商君书注释》108页）

[147] 譬如在秦晖的《天平集》里﹐连“台湾式的土改和印度独立后对各土邦王豪酋的削弱政策”也纳入所谓“温和的‘损有余补不足’之举”（21页）。《老子‧77章》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损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弗有﹐功成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其中“损有余而补不足”一句为“天之道”﹐中﹐中庸﹐中则正﹐公乃平﹐一碗水端平﹐为中国文化之核心价值观﹐广泛应用在中医辨症﹑阴阳调和﹑生态伦理等诸多方面。

[148]“齐之不绝﹐盖如缕耳。……呜呼﹗时势造英雄﹐岂不然哉﹗天之为一世产大人物﹐往往产之于最腐败之时代﹐最危乱之国土﹗盖非是则不足以磨练其人格﹐而发表其光芒也。当是时也﹐齐国之去存亡仅一发﹐虽然﹐非是安足以见管子。”梁启超﹕《管子传》﹐《名人传记》7~8页）

[149]《战国策‧齐策》。

[150] 原文黑体小标题“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与“美国例外论的双刃剑”﹐秦晖﹕《问题与主义》202页。

[151] 推荐参阅秦晖﹕〈起点平等与公平竞争 — 从“桑巴特问题”看美国案例〉﹐〈寓平等于自由之中 — 评李普塞新着《美国例外论》〉﹐秦晖﹕《问题与主义》191~236页。

[152]“很久以来﹐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者’都对美国怀有远胜于他们祖国的好感﹐乐于在美国寻找其价值理性的经验依托﹐当他们在祖国碰了钉子时﹐往往便寄希望于美国﹐企图在那里实现其人文关怀与社会理想。当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欧文在本国未遂其志﹐便跑到美国去建立他的‘新协和村’理想国。法国人卡贝在本国发表了他的乌托邦设想后﹐也来到美国去实践他的‘伊加利亚之旅’﹐而且据说‘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俄国的一批民粹派志士在‘民意党密谋’失败后在祖国无处容身﹐便跑到美国建立了著名的堪萨斯州‘雪松谷公社’﹐维持了十余年的‘大同’实验。”（秦晖﹕《问题与主义》193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268页﹐等等）

[153]“我们都知道有个麦卡锡时代。但相对而言﹐应当说在历史上美国的政治自由空间一般比欧陆还是大得多﹐如果这点镇压就足以扼杀社会主义﹐那也太小瞧这种人类理想的生命力了。”（秦晖﹕《问题与主义》194页）

[154] 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205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问题与主义》201页﹐等等。

[155] 秦晖﹕《问题与主义》205﹑202~203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天平集》92~93页﹐等等。

[156] 笔者黑体加重﹔秦晖﹕《天平集》92~93页。“总而言之﹐与关于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或自由竞争的固有弊病的假定相反﹐‘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几乎不可能生长出社会主义运动。而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越‘保守’﹐保留的封建遗产越多﹐其所产生的运动就越‘激进’。”（秦晖﹕《问题与主义》205页）

[157]“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成为‘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总是与‘以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联系的﹐它必然要产生普列汉诺夫形容的那种‘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这也就是李普塞特讲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的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阶级”’。有趣的是﹕与封建时代一样﹐这种不平等比公平竞争更能促进‘阶级意识’的成长。于是﹐正当‘发达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因政治上的相对消极而导致人们对其丧失信心’之时﹐东欧工人却表现了强烈的阶级意识与政治积极性﹕从1953年东德的‘起义’到80年代波兰工潮。”（秦晖﹕《问题与主义》206页）

[158] 秦晖问盛洪问得智慧﹕“文明不可比﹐制度可比吗﹖”（原文黑体小标题﹔秦晖﹕《天平集》168页）秦晖答﹕“‘文化’不可比﹐但‘制度’有优劣。”（秦晖﹕《传统十论》279页）“可以分优劣的是制度﹐而优劣的标准是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不能分优劣的是文化”（秦晖﹕《问题与主义》336页）。

[159] 秦晖﹕《思无涯﹐行有制》109页。

[160]“如今国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说远高于“文革”时期﹐但国企的困境却远甚于那时﹐同时权钱结合的原始积累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一切都表明改革进程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陷入“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或者由起点平等﹐公平竞争的而走上规范化的现代公民社会之路﹐或者在不公正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中经受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的反复折腾。”（原文黑体﹔秦晖﹕《问题与主义》206﹑40﹑455页）

[161]“用明朝人的话说﹐它使得‘国家与民今日俱贫﹐而官独富’。”（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8页）“于是﹐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的话﹐‘不抑兼并’的结果则通常是‘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秦晖﹕《问题与主义》422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传统十论》221页﹐等等）

[162] 推荐参阅夏小林﹕〈改革30年﹕61％职工可能参与全体事件﹖〉《香港传真》No.2004~84。

[163]“‘文革’中曾经大捧‘法家’的‘上农除末’﹑唯重‘耕战’﹑‘盐铁官营’﹑‘利出一孔’的经济统制政策﹐以配合现实中的关闭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秦晖﹕《问题与主义》73~75页）

[164] 秦晖﹕《传统十论》58页。

[165] 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中国改革》1010年11期42页。

[166] 秦晖﹕《问题与主义》214~215页。

[167]“这里必须指出﹐萨姆松讲的‘美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都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它显然不是指常被人称为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政﹐不是指那种以国家干预限制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结果平等’（或限制结果不平等）的意义上的公平﹐而是古典自由主义‘公平竞争’意义上的公正。”（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203~204页）

[168] 秦晖﹕《问题与主义》207~208页。

[169] 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205页。

[170] 推荐参阅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

[171]“七块八块﹐分裂中国﹐不是李登辉的发明﹐而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既定方针﹐这样看西方对中国的台湾问题﹐东突问题﹐藏独问题的理想境界﹐顺理成章就一点不奇怪了。”（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291~292页﹔推荐参阅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附录﹕哀莫大于分裂）

[172] 英国殖民地原发“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后改“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British Nationals（Overseas）﹐简称BNO。（参见张勇﹑陈玉田﹕《香港居民的国籍问题》）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英国女王的告别文告〉郑重宣告﹕“英国国旗会降落﹐英国的管理责任也会结束。但是英国不会对香港说再见。有350多万香港居民是英国国民。”（笔者黑体加重﹔《参考消息》1997年7月3日8页）何来如此庄严承诺﹖344万香港居民持有BNO＋几万英国人＝350万﹐女王的算术没错﹗

[173] 金钟﹕〈文坛“黑马”刘晓波〉﹐（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64页（《开放》2010年11月号原文照登）。2007年﹐刘晓波衷心感谢实话实说﹕“我不会用接受采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犯众怒的言论作辩解﹐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占据话语制高点的今日中国﹐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这句话﹐不过是我至今无改的信念的极端表达而已﹐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因此﹐官方的批判也罢﹐爱国愤青的口水也好﹐每每想起﹐我都怀着感激﹐让我有机会即兴发挥。”（笔者黑体加重﹔刘晓波﹕〈我与《开放》结缘19年〉﹐（香港）《开放杂志》2007年1月号26页）

[174] 秦晖文章标题﹐秦晖﹕《问题与主义》134页。

[175] 推荐参阅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 — 解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

[176] 金钟﹕〈文坛“黑马”刘晓波〉﹐（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59~64页。

[177] 秦晖﹕《天平集》19页。“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1907~1914）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多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资由九亿增至19亿多卢布﹐都翻了一番。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22.35％﹐而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总收入增长78.8％﹐制造业国民收入增长83％﹐农业国民收入增长88.6％﹐这些都是沙俄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秦晖﹕《问题与主义》267页）

[178] 秦晖一再教授我们﹕“身居瑞士以40多岁之年已作终老他乡打算的列宁﹐……就在这年的1月﹐身居瑞士的列宁还无不悲凉地写道﹕‘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的革命了’。看来此时年仅40多岁的列宁已在作终老他乡的打算。”（秦晖﹕《问题与主义》249﹑278页）

[179] 原文标题﹐秦晖﹕《问题与主义》237~258﹑5页。

[180]“事实上﹐当时的确有许多原先曾积极投身于1905年革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人士在新形势下发生了‘路标’转向﹐认为现在是支持政府搞资本主义的时候了﹐而仍然搞‘革命’就会滑向民粹派﹑滑向‘人民专制’的死胡同。”（秦晖﹕《传统十论》351页）

[181]“如果说80年代以前的讨论中人们心中的主要背景是前者﹐那么80~90年代随着‘前计划经济国家’大规模地‘转向市场’﹐一场空前快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席卷而来﹐‘反竞争的公正’固然在退潮﹐‘反公正的竞争’却再度成为严重问题。尤其是在国库看守者没有受到正常监督的情况下﹐‘权贵私有化’的机会垄断现象远远超过19世纪的欧洲。而严重的不公正又使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潜流在积聚﹐它是否又将导致一场‘反公正的竞争’引发‘反竞争的公正’的循环﹖”（秦晖﹕《问题与主义》2﹑207页）

[182] 秦晖﹕《问题与主义》281页。

[183] 推荐参阅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184] 秦晖﹕《问题与主义》209页。

[185] 秦晖﹕《问题与主义》208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天平集》93页﹐等等。

[186] 秦晖﹕《问题与主义》210页。

[187]“若依照古代与中世纪对人类与人类行为的看法﹐欧洲人别无其它选择﹐只能把印第安人视作魔鬼同谋。比方说﹐基督徒奉行一夫一妻异性婚姻﹐认定这是解决人类性关系的唯一手段。印第安人却乱交﹑一夫多妻﹑乱伦﹑鸡奸﹐行事之放纵无忌﹐简直连最坦白的旧约章节也瞠乎其后。欧洲人只能回以两种反应﹕一是凭空想象出所谓世间文化天生多元说﹐并发明出对异文化的容忍﹔要不然就只能认为印第安人根本就是地狱一族。多数人选择了第二种反应。”（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6~7页）

[188]“17世纪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移民也都生活在比欧洲更为严格的农村公社中﹐其中最早的移民群体（如订立了著名的‘五月花公约’的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开拓者）甚至曾过着一种‘清教共产主义’生活。……南美早期移民的主体是追逐金银而来的海盗冒险家﹐他们的首领持有拉丁国家专制君主的特许状﹐全体内部有着军营式的等级制﹐唯利是图的价值观盛行而平等竞争的风气却很淡薄。而北美东北部的移民却以在欧洲受迫害的清教徒农民为主体﹐著名的《五月花公约》体现了这类移民小区的创建原则﹕……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公平竞争精神正是以此为‘起点’而发展起来的﹐而竞争中的规则公平也正是由这种‘起点平等’所奠定的。”（秦晖﹕《问题与主义》320﹑210~212页）。

[189] 笔者黑体加重﹔秦晖﹕《问题与主义》212~213页。

[190]“失业率高达40％。有五万户住在破烂的房子里﹐许多人住在茅棚或别人扔掉的破汽车里﹐发病率很高。”（张海涛﹕《美国走马观花记》154页）

[191] 秦晖赞扬美国好处多多﹐“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尽管如其批评者所言只有‘形式自由’而不能令人满意﹐但由于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强制﹐因此它不仅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而且也更人道。经济是如此﹐政治﹑文化等其它领域亦然。”（笔者黑体加重﹔秦晖﹕《问题与主义》112~113页）

[192] 秦晖﹕《问题与主义》341页。秦晖反对历史决定论﹐都是公民社会公平竞争推动历史前进。

[193] 美国准备出兵阿富汗﹐国务卿鲍威尔对巴基斯坦总统穆色拉夫说﹕“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边﹐要么成为我们的敌人。”副国务卿理查德德‧阿米蒂齐“还在其丝毫没有外交辞令的讲话中说﹐如果巴基斯坦选择与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那么巴基斯坦就准备好被炸回石器时代吧。”（穆色拉夫﹕《在火在线》197页）

[194] 秦晖﹕《思无涯﹐行有制》中的文章标题（85页）。“我们以往浪费在伪问题上的时间太多了﹐比如关于“姓社”与“姓资”的问题。在学理上那种‘姓公姓私’之争应该说早就是个伪问题了﹕市场经济中的所谓‘私有权’本质上是公民自由产权﹔这一产权原则理所当然地既意味着每个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单干’﹐也意味着若干公民乃至许多公民只要基于各人的意愿也可以自由地（即不是被迫地）把自己的资产加以合并﹑自由地组织经济联合体。因此毫不奇怪﹕世界上只有命令经济国家立法禁止私有制﹐但从无市场经济国家立法禁止公有制的。……因此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姓公’还是‘姓私’﹐而在于强制还是不强制。”（笔者黑体加重﹔秦晖﹕《问题与主义》134~135页）

[195] 推荐参阅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和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96] 原文黑体加重﹔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95﹑9页。

[197] 梁晓﹕《世界是平的吗﹖》七章。

[198] 秦晖认为﹐汤因比认为﹐人类应当“建立万能的世界性国家和超越各‘文明’的世界性宗教。这种‘世界大同’式的前景是人类在核战争威胁下得以生存延续的惟一机会。那么谁能带领人类找到这一机会﹑建立这种大同世界呢﹖这里汤因比陷入了最后的迷惘﹕他既认为这种大同前景只有在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创造的条件下﹐而且只有在人们自由选择这个方向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 在那个时代﹐这两个前提在地球上哪一部分最具现实性﹐应当说是明摆着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可能的救世力量将来自中国 — 1975年汤因比去世前恰处在‘文革’混乱中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在汤因比看来（在如今许多中国人看来大概也如此）与‘中国文明’的传统时代一样以‘停滞’为特征﹐这种‘停滞’在《历史研究》中是被看作阴影和体现‘中国文明’‘垂死’状态的东西﹐而在汤因比辞世前的这个时候它却被看作光明”（笔者黑体加重﹔秦晖﹕《思无涯﹐行有制》163页）。“可见对汤因比而言﹐中国是否真的不能‘如先进诸国那样’发展出工业文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应这样做﹗无怪乎有人评论‘他的出发点也是情绪化的﹐至少不是从事实出发的’。从这种‘中世纪的敌人之敌人’的情绪出发﹐汤因比对当时在‘四人帮’专制下处于中世纪停滞中的中国寄予厚望。”（原文黑体﹔秦晖﹕《问题与主义》312页）

[199] 笔者黑体加重﹔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317~318页。“在现代西方世界中出现着具有特点的一分为三的清楚的迹象﹐这就是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无产者对于少数统治者的反抗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从中世纪的农民战争到法国革命时代激进民主主义的反抗﹐都有激烈的表现。在20世纪中叶﹐它的表现更是空前有力的﹐而且这种表现循着两条道路发展。凡是疾苦主要属于经济的﹐它的道路是共产主义﹔凡是疾苦属于政治的或种族的﹐它的道路是民族主义对于殖民主义的反抗。……而无产者之中﹐有一部分就居住在美国﹔因此﹐某些反共的美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力量﹐并不掩饰其焦虑﹐甚至在某些表现上还是歇斯底里的。”（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384~385﹑413页）

[200]“文化形态史观以德国哲学家施宾格勒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理论为代表。他们二人的著作﹑尤其是前者的名著《西方的没落》在实证上远谈不上严谨﹐并因而在专业历史学家中声誉不高﹐……应该承认﹐无论从事实判断的角度我们能够指出他们的多少错误﹐也无论他们理论中‘立’的部分（施宾格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汤因比的‘东方救世’论）是多么不切实际以至荒谬﹐但他们理论的‘破’的部分﹐即他们对近现代文明的价值批判﹐还是有许多真知灼见的。不过他们面临的问题与我们全然不同﹐这一点是切不可忘记的。”（秦晖﹕《问题与主义》309~313页）

[201]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看起来“似乎十分合乎‘学术规范’的巨着﹐与这种文化类型史观的前驱施宾格勒所写的《西方的没落》充满着专业史学家嗤之以鼻的大量知识性错误不可同日而语﹐但这部书本质上与施宾格勒之书一样属于‘刺猬’之作。历来专业史学家从实证角度挑出他的毛病绝不比施宾格勒的书少”（秦晖﹕《思无涯﹐行有制》164页）。

[202] 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220页。

[203] 秦晖﹕《传统十论》122页。

[204] 参阅王小强﹕〈农民与反封建〉﹐《历史研究》1979年十期3~12页。王小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未定稿》1979年49期﹔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后记232~258页。王小强﹕〈中国农民的阶级属性刍议 — 近代中国有一个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吗？〉《学习与探索》1980年五期4~14页。王小强：〈两种小生产者的两种不同的平等观〉﹐《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四辑310~331页。

[205]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206] 推荐参阅辛子陵﹕〈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香港传真》No.2008~21。

[207] 推荐参阅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和Gregor Benton﹑林春﹕《传记还是杜撰﹖— 海外学者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208] 杨天石讲得中正﹑结实﹕“在部分人口中﹑笔下﹐他被神话﹑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功业和道德都彪炳万代﹔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话﹑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两种情况 — 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做序自诩胡乔木亲自拜托﹐从老蒋的日记本里《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要出续集﹑三集﹐一本初集大大大超额足以证明﹐陈伯达着《人民公敌蒋介石》是骂人﹐是背离实际﹐是迷失本相﹐是把人家“鬼话﹑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了。

[209] 孙中山“与袁世凯竞相向日本政府争宠。……出卖满蒙。……在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际﹐却肆意建立非法政府。……号称‘护法’﹐却明目张胆践踏法治。”（原文黑体小标题（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111~191页）

[210] 杨奎松﹕《开卷有疑》首篇文章标题（1页）。

[211] 马立诚﹕《历史的拐点》第242~243页。有关详情推荐参阅王小强﹕〈问题提出：历史哲学超历史〉﹐《香港传真》No.2010~3。

[212]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317页。

[213] 原文黑体﹔吴敬琏﹕〈改革不言止步﹐中国还需努力﹕中国经济60年〉﹐《财经》2009年9月28日﹐74~103页。有关详情推荐参阅王小强﹕〈问题提出：历史哲学超历史〉﹐《香港传真》No.2010~3。

[214] 秦晖﹕《传统十论》351页。

[215] 秦晖﹕《问题与主义》339~341页。

[216] 秦晖﹕《问题与主义》350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传统十论》62页﹐等等。

[217]“在19世纪农奴制改革前﹐俄国贵族基本上不是‘地主’而是‘公社主’﹐主要通过具有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双重职能的即‘政社合一’的米尔（农村公社）管束其农奴 — 米尔成员。米尔除‘土地公有﹐份地平均﹐定期重分’的基本职能外﹐还具有劳动组合﹑共耕地﹑强制轮种﹑强制聚居﹑连环保﹑赋税统征（即征赋对社不对户﹐贫户所欠富户补）﹑份地~身份合一乃至公仓﹑公匠﹑公牧等传统。这一体制对其成员具有强烈的束缚~保护作用﹐它既保证了传统权贵能从统治~服从关系中得到各种等级的待遇﹐并造成森严的等级~身份壁垒﹐又可以在农民中‘抑强扶弱’﹐防止竞争和分化。”（秦晖﹕《天平集》17~18页）

[218] 原文黑体小标题﹔秦晖﹕《问题与主义》208页﹔同样文字照抄在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213页﹐等等。

[219]《史记˙货殖列传》﹐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38页。

[220] 秦晖﹕《问题与主义》7页。

[221]“如果说不久前许多‘保守主义’者强调的是变革的速度问题﹐基调是主张渐进而反对剧变的话﹐那么‘新左派’强调的似乎是方向问题﹐它不但反对东欧式的剧变﹐而且反对东欧路线的‘渐进主义版本’﹐尤其反对把今日中国的许多现状视为‘过渡的现象’。‘保守主义’教人学慈禧新政而勿学康梁维新（当然更勿学孙黄革命）﹐而‘新左派’则教人勿学东欧﹐勿学西方﹐甚至勿学亚洲‘小龙’﹐专学……改革前旧体制﹐且不是学它较‘温和’的时期（比方说50年代初）﹐而是集中在‘大跃进’﹑‘学大寨’﹑‘文革’等最为今人诟病之处去寻找‘合理因素’﹐并力促其‘在新的条件下重组而再现’﹗”（秦晖﹕《问题与主义》157页）

[222] 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11﹑19页。

[223]“我们要回答的是至今仍能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是什么﹖因过时而需要扬弃的又是什么﹖”（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66~67页）

[224] 正如诺贝尔和平奖敏锐指出﹕“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说这理想明天就会实现﹕资本主义准备好一切物质条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金钟﹕〈文坛“黑马”刘晓波〉﹐（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64页）

[225] 推荐参阅王小强﹕〈问题提出：历史哲学超历史〉﹐《香港传真》No.2010~3。

[226] 秦晖的导师赵俪生令人钦佩﹗在〈作者自传〉中﹐打成右派劳改的冤屈苦难只字未提﹕“从此以后﹐祖国解放﹐人民共和国建立﹐我个人的经历也就正常﹑平淡得多了﹕一直当教师。由东北师大而山大﹐由山大而兰州大学。朋友们在读到这里时﹐提意见说﹐此后就缺乏了‘生活的足迹’。可是我想﹐譬如胳膊上生过一个疮﹐现在统统好了﹐再提如何发烧﹐如何流脓﹐对己对人﹐都无好处和必要。故此处用了省笔。”（原文黑体﹔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409页）— 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

[227] 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中国改革》1010年11期42页。

[228]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Frederic Wakeman﹕《历史与意志》6页。

[229] 因为海纳百川﹐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立铜像流芳千古。为了扑灭“痞子革命”﹐1927年3月28日﹐刚刚回国的蔡元培在上海﹐住蒋介石总部行营﹐与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诬蔑“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推举蔡元培当主席。“4月2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八人﹐召开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监察委员20人﹐仅到八人﹐不过半数）﹐蔡元培任主席。”会上﹐吴稚晖提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周天度﹕《蔡元培传》258~259页）“蔡元培又一旁附和﹐拿出〈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让委员传观。会议在他的主持下﹐还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看管的共产党人名单﹐共计179人。”（崔志海﹕《蔡元培传》154~155页）“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弹劾文告﹐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共产党员由军警加以逮捕。4月3~5日﹐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与汪精卫在上海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反共清党﹐取得了一些协议﹐蔡元培也参与了会议。……4月9日﹐蔡元培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联名发表了‘护党救国’的通电﹐攻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种种革命行动。”412大屠杀﹐“1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黄绍竑﹑邓泽如﹑古应芬﹑蔡元培均与会﹐作出了否认武汉政府﹐国民政府即迁移南京﹐取缔‘反革命分子’等项决议。4月18日﹐蒋介石操纵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由蔡元培授印并发表演说﹐指责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是‘受共产党妨害’和俄国人操纵的‘破坏政府’﹐提出要消灭这个政府。”（周天度﹕《蔡元培传》259~260页）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工农群众尸积如山﹐蔡元培意犹未尽﹐再接再励斩草除根。“12月10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第四次预备会议通过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蔡元培立即发表拥蒋言论。12月13日﹐他在南京向记者发表谈话说﹕蒋介石‘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巨﹐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以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现在武装同志大家都应觉悟﹐同心努力﹐一致为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工作。此外种种皆不足置虑也。’1928年1月4日﹐蒋介石由上海返扺南京复职﹐蔡元培与张静江﹑陈果夫﹑吴稚晖﹑何应钦﹑李宗仁等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前往车站迎接。当晚﹐蔡元培又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2月初﹐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蔡元培又领衔提出〈为防范共党扰乱阴谋之提案〉﹐称‘中国国民党虽经实行反共﹑分共数月如兹﹐但现在共党扰乱中国之计划行为﹐仍甚猖獗﹐证据确凿﹐不得不加以制止’。蔡元培在清党中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态度﹐是无庸讳言的。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柳亚子在1941年所作的〈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清党的态度曾给他极大的震动。”（崔志海﹕《蔡元培传》156~158页）

是一时认识胡涂吗﹖宁汉分裂﹐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国演义﹐不可开交﹐蔡元培的党内地位趁势蹿升。蒋介石被迫下野以后﹐9月15日﹐国民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使分裂为三的国民党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并推举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三人当常务委员。五天以后﹐新的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为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未设主席﹐由常委轮流主持。”接下来发生“广州事变”﹐长袖善舞“张静江﹑李宗仁﹑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以中央检察委员身份联名致函国民党中执会﹐检举陈公博﹑顾孟余﹑汪精卫三人反党事实”。12月16日﹐汪精卫通电引退﹐出国（《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349~364页）。蔡元培“也因他参与1927年的反共清党活动而被奉为党国元老﹐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崔志海﹕《蔡元培传》157~158页）若非生不逢时﹐赶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阀混战﹐遵循民主法制原则﹐凭学术声望和政治手腕玩宪政﹐当今铜像高高耸立﹐何止区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哩。

[230] 推荐参阅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和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31] 秦晖﹕《思无涯﹐行有制》170页。

[232] 笔者黑体加重﹔梁启超﹕《名人传记》195~197页。

[233] 推荐参阅金一南﹕《苦难的辉煌》。

[234] 固然﹐重复一千遍﹐尚有待时日。秦晖的所有文章均以不同标题分别重复发表在不同学术刊物和报章﹐一稿多投﹐不新鲜。有特色的是﹐不仅在不同文章﹑专著﹐在同一本书中﹐大段大段多次重复照抄自己的文字﹐而且出版众多论文集﹐多次重复收入已经收入自己署名文集的文章。譬如〈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原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二期﹐收入刘小枫﹑林立伟编的《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158~169页）﹐再收入秦晖﹕《问题与主义》（416~428页）﹐再收入秦晖﹕《传统十论》（45~60页）﹐再收入秦晖﹕《天平集》﹐改名〈关于“抑兼并”与“不抑兼并”〉（61~72页）。〈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一文原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五期和1999年三期﹑四期﹐改名〈从大共同体本位走向公民社会 — 传统中国社会及其现代演进的再认识〉再收入《五四新论》（文集）﹐在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成〈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西社会之比较〉一章（43~99页）﹐在秦晖﹕《传统十论》中叫〈“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 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61~125页）﹐在秦晖﹕《传统十论》中叫〈“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 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61~125页）﹐在秦晖﹕《问题与主义》中叫〈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 — 传统中国社会及其现代演进的再认识〉（350~428页）。一篇桑巴特的书评﹐在秦晖﹕《问题与主义》叫〈起点平等与公平竞争 — 从“桑巴特问题”看美国案例〉（191~219页）﹐在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叫〈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 —“桑巴特问题”引发的讨论〉（193~222页）﹐在秦晖﹕《天平集》叫〈价值替代还是物质替代﹖— 关于桑巴特~哈林顿之争的断想〉（86~93页）。〈“农民”与“农业者〉分别重复收入秦晖﹕《思无涯﹐行有制》（52~57页）和秦晖﹕《耕耘者云》（328~334页）。〈淮橘为枳﹐出局者迷 — 中国式的“新左派”理论及辨析〉原载《21世纪》1996年2月号﹐分别重复收入秦晖﹕《问题与主义》（156~176页）和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279~302页）。〈寓平等于自由之中 — 评李普塞特新着《美国例外论》〉原载《中国书评》1998年2月号﹐分别重复收入秦晖﹕《问题与主义》（220~236页）和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223~240页）。一篇何清涟书评﹐原载《读书》1998年六期﹐在秦晖﹕《问题与主义》叫〈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143~155页）﹐在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叫〈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 — 从何清涟着《现代化的陷阱》说开去〉（320~329页）。一个农产品蛛网效应﹐原载《21世纪》1994年6月号﹐在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叫〈历史与现实中农业市场的价格~供给反应 — 关于“农民理性”的经济史考察〉（171~192页）﹐在秦晖﹕《耕耘者云》叫〈市场﹑“后市场”与现代农业〉（296~311页）。〈拒绝“原始积累”〉分别重复收入秦晖﹕《天平集》（45~50页）和金雁﹑秦晖﹕《经济转型与社会公正》（249~256页）﹐在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改名〈“原始积累”与转型期政治经济学〉（306~319页）﹐等等﹐等等﹐……一篇文章重复收入三﹑四本论文集﹐一段文字重复照抄八次﹑十次。90年代﹐笔者的《产业重组时不我待》被朋友拿去添油加醋﹐改头换面《战略重组》﹐网上看到有买书读者抗议﹐至今悔恨不已。想开了﹐13亿人口想赚钱的出版社有的是。汪晖﹑朱学勤剽窃案闹的沸沸扬扬﹐自己剽窃自己没人抱怨﹐著作等身何不快哉﹗

[235]“尽管毛泽东把孙大圣当成了革命的试金石﹐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用于隐喻的形象还是能力有限的﹐革命者也会受到压抑。……尽管他诚心表示要听话﹐西行的路上他还得戴着那金箍。作为一个典型的暴民﹐猴王最终被佛门师傅所降伏。这实际上暗示着﹐在中国﹐菁英阶层应该在思想意识上对具有潜在反叛意识的农民加以控制。”（Frederic Wakeman﹕《讲述中国历史》下册881~883页）

[236] 原文黑体小标题﹔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 — 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中国改革》2010年11期42页。